信息方式

又会发生什么呢?

利奥塔设想，今天的科学处于多重语言游戏这种后现代状况下：“科学只能玩自己的游戏；它不能使其他语言游戏合法化。”（第40页）由于科学没有其自己的合法化叙事，因此它便退守到自身中。这一情境为“种种新语言”的扩散开辟了话语领域，而这些新语言中没有一种是被宏大叙事所合法化了的，也没有一种语言要求被如此合法化：“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意味着的一切。大多数人对消失了的叙事已经丧失了怀旧感。但这绝不能表明他们就得回到野蛮状态。拯救他们免遭此难的，是他们知道合法化只能产生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第41页）因此，利奥塔以他自己的方式使非合法化的状态合法化了，这种非合法化的状况也就是指语言游戏无限扩散的后现代状况。

利奥塔使人注意到，在后现代状况下，科学中的合法化状态有两种倾向，它们似乎在相互矛盾的不同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有些科学逐步产生了性质的诸多形象和自我证实，它们进一步验证了后现代状况。其次，科学拓展了它与科学的关系，拓展了它与社会的行事性（performativity）或工具性的关系。

科学研究中的，往往是物理学研究中的，某些新趋势的理论意蕴让利奥塔非常着迷。起码自维纳·海森伯(WernerHeisenberg）提出测不准原理(indeterminacythesis)以来，把客观真理的进步作为科学的元叙事已经受到质疑。人们不再能够认为以主体资格出现的（quasubject）科学家与被研究的客体有着认识论上的迥然不同。科学实验生成的知识所具有的地位也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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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场语言游戏，一种真理形式，这种真理被该游戏中的言说者群体所证实，但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客观的普遍真理。利奥塔援引科学内部的最近发展，进一步使科学的元叙事，尤其是实证型科学的元叙事失去稳定性。曼德尔布罗(Mandelbrot)的“散碎物”（fractals）和勒内·汤姆（ReneThom）的灾变理论(catastrophetheory)正在“使知识这个词的意义发生变化，而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变化如何发生。[它们]正在生产未知，而不是已知。”（第60页）这种后现代科学产生了合法化的一种新叙事，有关“谬论”（paralogy）的“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也就是产5生了一种科学工作。这种科学工作并不要求人们注意它的指称陈述，而是关注它对规则的要求，亦即对“规定性表达”（prescriptiveutterances）的要求。对科学而言，这些表达是必要的，但它们自己并非科学。

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也质疑了科学的纯指称状态以及科学元叙事的有效性，而令人吃惊且令人遗憾的是，利奥塔并没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到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凯勒（Keller）等人已经证明了科学与主/客体二元论之间的关系，这种主/客体二元论则把知识看成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根据。女性主义者提出要新创一门科学，它与自然应具有一种新的非支配性的关系；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是多重叙事。因此女性主义的这个提议与利奥塔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当构成他的批判的一部分。令人痛惜的是，利奥塔与本书所论的其他理论家一样，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所探讨的具体论题上，都没有充分论述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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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著作与观点。

利奥塔探讨了后现代科学，我则对信息方式进行研究。我们之间的主要联系在于以下这两个方面，即科学的电脑化这个问题以及这种电脑化在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电脑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的自始至终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确实是该书的一个首要主题。然而，他对这种作用的看法非常矛盾。有时候，他把电脑构型为现代元叙事和社会实践的顶点，而另外一些时候他又认为电脑化促进了后现代主义。例如，利奥塔讨论了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指明科学是如何确认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并依赖其社会关系的形式，而又因为它对自律的要求而始终否定着这些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电脑在这种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电脑就好像弥补装置一样，延伸了体系的行事性(第44页)。但是，利奥塔以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态度提醒我们，电脑技术只有在行事性已然是一般社会语境中的主代码（master code）时才会起作用。电脑加强了“语境控制”，即现存权力对偶然性所进行的奥威尔式清除(译按，指英国现代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

社会的普遍电脑化有可能带来的正是这种语境控制。一个表述无论是指称性的还是规定性的，其行事性都与人们所拥有的、可自由支配的、有关该表述的指涉对象的信息量成正比例增加。因此，权力的增长以及其自我合法化如今正走上数据存取和信息操作性这条道路。(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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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奥塔看来，以电脑武装起来的现代科学给自由带来了极具危险的威胁。

电脑化理论—控制论为系统控制提供了一个模型，它把偶发事件等同于噪音，等同于信息丧失。控制论的社会理想就是消除偶发性，最大限度地加强系统的控制能力。利奥塔争论说，电脑在促进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中起双重作用：一是作为理论，一是作为机器实践。在这两种情形中，他都没有系统地或详细地分析电脑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到了电脑化对科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这种作用的性质又没有加以说明。《后现代状况》作为一部有关知识状态的主题论文，我们也许不能对它有更多要求。然而电脑化与社会这一问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人们对此论题作进一步考察。利奥塔已经阐明，控制论是一种新的语言游戏，对科学具有很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问，它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控制论所调控的是科学中的哪些话语领域?它们对当代社会中科学的总体命运具有何等重要性?控制论的理论与科学家们使用电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理论的成功是否会影响到电脑技术的传播?或者是否刚好相反?这种技术对这种理论的影响是什么?

电脑科学与后现代主义

为了探讨电脑与科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我对电脑科学(ComputerScience)这一学科进行了简短的研究。我查看了针对电脑科学的定义这个问题的文章。我特别查阅了过去二十年来登载在《计算机协会情报检索》中的图灵奖论文。这些奖项荣誉最高，授予在电脑科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人。获奖者提交一篇讨论学科现状的论文。我翻阅了这些论文，它们力图界定电脑科学领域中知识的类型，提供该学科的奠基陈述，并对电脑科学生成特定知识的能力加以确定。虽说大多数论文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并没有深入下去，但也确实表明了一般性的奠基主题：电脑科学领域的特点可归纳为一台机器，即电脑，这一特点无疑是很独特的。在1966年寄给该刊的信中，杰克·卡尔森(JackCarlson)表露他对该领域的这一侧面感到窘迫：“创立电脑科学……就类似于新设铁路、汽车、无线电、飞机或电视技术系一样。”对一台机器的集中探讨也能建立成一个科学领域，并且该学科也把自己界定为这种集中探讨，唯一的例子无疑是电脑科学。其他科学研究自然或人类，而使电脑科学的语言游戏合法化的，却是电脑这个机器性的叙事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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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就是电脑科学话语的指涉对象。于是乎，它便处于想象界的位置，这个想象界是指这门科学的虚假认识之镜，并且它还被赋予了极大的意指权力，具有了超验的地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电脑科学之依赖电脑犹如小孩依赖其母亲。电脑科学家不可能逃避与电脑的关系；他或她的身份与电脑绑在一起了。随着电脑科学领域的发展，通过学科实践构建电脑科学家的方式可能更加新颖，而电脑科学与电脑的关系却仍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tion)。由于电脑科学是通过它与电脑的关系才找到其首要身份的，因此这种身份便是该领域的学科约定（protocol）之一部分；即便该学科的这一实际客体，即电脑，在多少年的时间中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这种身份仍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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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脑是工业和政府的有用之“物”，电脑“科学家们”便对其学科的认识论纯洁性这一问题特别敏感。路易·费恩（LouisFein）一再致函《计算机协会通讯》，表达他对该领域的含糊地位感到恼丧：“我们的这门科学应当像其他科学一样，保持其推进真理与知识这个唯一的纯理论目的。一个机构竟能同时扮演一种职业、一项工业和一门科学这三个角色，这一点我百思不解。”因此，电脑科学所要求的便是一个稳定的身份。这一点，正如图灵奖获得者莫里斯·威尔克斯(MauriceWilkes）所争论的那样，只能通过机器才能维持：“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论……而是我们每日都要打交道的实实在在的硬件。”又如另一位获奖者R. W.哈明（R. W. Hamming）坦言，“电脑科学的心脏是一个技术装置，即计算机。”

如果电脑科学的核心是一台机器，那么这门科学与这方面的科学家之间的界线又该如何划定并保持呢?另有一封彼特·丹宁(PeterDenning)的信，他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对机器与电脑科学家之间界线丧失的焦虑：“由于不了解电脑科学的抽象作用，于是我们就冒着这样的巨大危险，即我们把工具创造为我们的主体，而我们却认识不到何时我们将变成这些工具的主体。”1976年图灵奖得主艾伦·纽厄尔（Allen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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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on）正是试图把电脑科学界定为人与机器的统一：“机器——不仅仅是硬件，而且还有被编程了的活机器——便是我们所研究的有机体。”然而，在他们看来，语言具有字面意义上的物质性：“智力存在于物理符号系统中。”对“语言”的解释也是算法式的：只是“执行”了程序所设计的步骤。换言之，语言是公式化的，最多也不过是封闭而无歧义的。

于是，电脑科学便是一种处于词与物的界线上的话语，是一门危险的学科，因为它建立在对科学家与其客体的混淆上。科学家的身份与电脑是如此接近，以致镜映作用（mirroreffect）很容易就能得到发挥：科学家将智力主观性投射到电脑上，而电脑接着竟变成界定智力、判断科学家、描述人性本质的标准。确有一位图灵奖得主做如此暗示。1987年，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E. Hopcroft)写道：

如果电脑科学的潜力得以充分探索和开发，它将会把我们的世界知识提高到另一个层次。电脑科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智力过程，它将会加强我们有关学习过程、思维过程、推理过程的知识。电脑科学将会为认识科学提供模型和概念工具。在本世纪中，随着研究人员对物质本质和宇宙起源的探究，物理科学已经支配了人类的智力举措；同样，我们如今正在开始探索种种观念的、知识结构的和语言的这个思想领域。

在此，为电脑科学想象出来的基础竟然找到了牢固的位置，并被本质化成一种占据精神领域的封闭话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都是活人的鬼魂(doppelgangers),彼此亦步亦趋地模仿，人们几乎不能区别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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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电脑科学领域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硬件与软件，或指涉中心是机器的人与关注焦点是人工智能的人，或工程师与数学家。但是这种对立虽然在某个层次上很重要，却掩盖了对人/机关系的某种共识。科学的电子化呈现为电脑形式，这便在精神与物质的边界上生成了一种话语，如此一来便使这两者间的区别非稳定化。有一种极易变化的话语情境总是侵扰电脑科学领域所以，虽然有人站在机器一边，另一些人在“智能”一边，但双方都得有所让步，都不能很好地守住那种差异。工程师围绕机器这个符号划定该领域的界线，而数学家则围绕人脑这个符号。霍普克罗夫特在上文所引段落中表明了后一种选择，他把人工智能这种语言游戏等同于人类智能。他争论说，当我们开发电脑语言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发明新话语，而且也是把人类精神客观化。电脑科学的话语明显不是利奥塔意义上的后现代式的，而是确凿无疑的逻各斯中心的。

在一个更平淡陈腐但绝非不重要的层次上，电脑如今对工业和军队很重要，利奥塔已指出这一点，而且对科学本身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没有电脑，曼德尔布罗的著作便是难以设想的。无论是与行事性紧紧相连的科学，还是有关“小叙事”和“谬论”的后现代科学，都得依赖电脑发挥它们的作用。我们需要充分考察这种依赖性，考察电脑对研究进行构型的方式，考察它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实践的权力效用，考察它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的合法化效用；人们还需要重构它的中心化和本质化的文本性所产生的边缘化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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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见与社区

最终，《后现代状况》还是以一种直觉为基础，这种“弱”主张困扰利奥塔的程度似乎本不该有这么严重。利奥塔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第xxv页)，把自己归附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该传统的覆盖范围始自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时期。种种直觉、明显招致争议的判断以及超越自身的陈述等都不能以推论佐证自身的主张，该传统可不那么容易就会接受它们。利奥塔时常流露出对哲学学科感到不适，例如他抱怨柏拉图式的论辩具有某种强制性质。 38然而他仍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界定在哲学的学科内。

在《歧见》中，利奥塔更坚决地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哲学家。他收回早期作品中某些可能被认为是过分的地方，并且所进行的论辩也很像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表述。例如“习语”（phrase）已变成任何话语逻辑上不可缩约的基础，它从话语中自然流出，其方式有明显可辩的“哲学味”。但是如果当代话语受着元叙事危机的条件制约(conditioned)，哲学家的位置是否也必须受到质疑?起码从马克思和尼采以来就已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样做了。有一种含混不清很麻烦，它颠覆了利奥塔的文本：他想被承认为一个哲学家，但他的论辩却拒绝通常给予哲学家的那种认识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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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见》临近结束之时，某种不安已侵扰读者。利奥塔站在所有致力于共识和总体化的一统观念的论点（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论点）的对立面，因为这些一统观念降低人们以不同立场进行阐述的可能；他声称要促成语言游戏的多重性，促成接受这种多重性的公正性。然而，要求后现代中差异应该喷泻不羁这个要求本身就不是这些语言游戏之一，而是凌驾于其他陈述之上的一种元陈述，使话语的扩散合法化。利奥塔注意到了这种两难，而尤其因为他披上了哲学家的外衣，这种两难更使他的话语失去稳定性。我认为，这种两难是一个白人男性理论家的两难，他支持异质性喷发而出，但却缺少坚实的立足点使他能坚持到底。异质性(heterogeneity)亦即对他者的证实，这是女性主义者和特称话语的典型特点。在《歧见》中，利奥塔的内部张力变得很强烈，他的阐述主张越来越像哲学家，而他的论点却坚持要越发有系统地将歧见的不相容性合法化。这是一种根本无法减少的张力，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它也许是不能决定的。

事实上，利奥塔也注意到了哲学与父权制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在《异教主义基础》(Rudimentspaiens)一书中，他集中整整一章笔墨探讨父权制这一问题，并引用埃莱娜·西苏（Helene151 Cixous)和露丝·伊里加雷（LuceIrigaray）来佐证自已的观点。他使哲学担负起区别男性/女性的责任，并证明哲学话语何以与父权制密不可分。对他而言，哲学是元陈述的话语，与普通言说迥异，而元陈述则假定了男性的位置，即男人自由交往的社会根据，这在早如古希腊时就已存在。在这一语境下，女人代表的是一种差异观点，这一差异必须受到哲学的压抑。因此，利奥塔写道，“如果女人的差异被中性化了，她们也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于是女人便处于利奥塔后来定义为“歧见”的位置上。然而，在其80年代的著作中，女性主义批判这一主题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合乎利奥塔的涉猎范围，但却没有明白显示在其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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