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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见》呼吁人们回归哲学：利奥塔宣告，“该是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了。”这种回归是针对他的前一部著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前一本书(译按，《后现代状况》）是一篇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并从总体上反对后结构主义把哲学传统看作问题而非可以援用的手段。利奥塔对哲学家的定义多少有些不循常规，他把哲学家定义为一个不“预先假定他[原文如此]自己的话语法则”的人(第xiv页),他还明确区分了哲学家与可能会做出如此预先假定的理论家。该书的主要主题便是对“歧见”进行哲学探讨。利奥塔把“歧见”定义为互不相容的差异，是“矛盾的一种情形……因为缺少能适用于双方论点的判断准则，所以它不可能得到解决”。(第xi页)《后现代状况》中以语言游戏面目呈现出来的，如今又被利奥塔更为准确地归纳为歧见这一主题。

有一个歧见的例子贯穿全书始终，那便是犹太人在奥斯威辛所遭受的磨难。利奥塔有关奥斯威辛的讨论很容易受到误解，并且他选择这一话题也许并不明智。但是奥斯威辛对他阐述歧见的某些特征很重要；“[以色列]建国以前在奥斯威辛所蒙受的冤屈的现实一直就是有待证实的，而且仍然有待证实；因为这种冤屈的性质并非共识所能证实的，所以它是证实不了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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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页）在歧见中，差异的现实从本质上讲是“非可裁决的（non-adjudicable)”，对利奥塔而言，在这点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奥斯威辛更说明问题了；“有了奥斯威辛，历史便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也就是如下的一切都被极大地摧毁了：诸多事实、带有此地和此时的痕迹的种种证词、表明这些现实的某种意义或种种意义的诸多文献、诸多名字，以及各种不同种类的习语的可能性等，这些2习语的联合构成了现实。”（第57页）于是，奥斯威辛便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冤屈之名：“习语的认知体制（cognitiveregimen)被赋予了一种对历史的垄断权，历史学家必须结束这种垄断，必须大胆向前，倾听知识法则下不能呈现之事。”(第57页)

于是，犹太人对利奥塔说来便很重要，是现代（themodern)的边界个案(boundarycase)。他们在政治理论中界定了现代的界限，因为他们所受的不公不可能被包容在理论范围内。这一论点在他最近出版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人”》(Heidegger et“lesjuifs”)一书中得以展开。在该书中，利奥塔争论说，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恐怖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压制任何暗示它缺乏根据的言说，从而一直否认它自身缺乏根据。现代主义“根除”一切使之相对化的行为，因而赢得了合法性。犹太人在这场语言游戏中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西方的精神’是为其自身确立基础，就此而言，犹太人’则抵制这种精神……沉迷于支配则不可能将他们驯化……”犹太人以现代缺乏根基而威胁西方，这令人想起一种不足，一种不可能被整合或压抑的不足。要想颠覆现代，侵越其可怕的边界，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解除其压抑，找到一种途径表现其话语约束内不能呈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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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后面部分，利奥塔使哲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呈现不能呈现之事。“面对思想，我们的责任在于……发现歧见，并找到描述它们的（不可能的）惯用语（idiom)。这才是一个哲学家所要做的。一个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帮助人们忘记歧见的人。”（第142页）确实，80年代巴黎的知识分子与哲学界都特别迷恋于表现一个不能呈现的话题：德国法西斯主义。德里达在《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De I’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1987)中，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PhilippeLacoue-Labarthe)在《政治的虚构》(Lafiction du politique)(1987)中，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L'On-tolgoiepolitiquedeMartinHeidegger)(1988)中，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挖掘法西斯主义这一论题，探究那场大浩劫的意义，探讨海德格尔（因此也就是哲学）对纳粹主义的潜含意义这一问题。这种非同一般的兴趣汇合本身就已是不能呈现的事实之一例，或者也许可说是巴黎的小小神秘的一个例子。发现保罗·德·曼(Paul DeMan)早期写给比利时通敌期刊的文章纯属偶然，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这出戏更加起伏跌宕。最终，利奥塔把不能呈现之事的领域的领土问题搁置一边，留给哲学与历史学在将来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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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奥塔在《歧见》中避开了后现代主义的话题，早期著作中的有些主题还是再次出现了。在《歧见》中，认知知识仍然是“极权的”。在这两本书中，实证主义的知识观都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托真理之名调控现实并减少或消除存在的诸形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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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识，无论是在为了国家监督服务的电脑化数据库中还是作为科学的元叙事，都把存在的界限划在它所能理解的范围。因此，利奥塔把政治定义为歧见，定义为抵制“知识”内部合并的努力“政治……是歧见的威胁”（第138页）—于是也就产生了这一特别引人注目的观点：奥斯威辛是一个不可能“被人认识的”冤屈。如果知识具有某种连贯性，那么自由是对多样性、异质性和差异的认可这一主题也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歧见》中的新焦点是异质的存在与习语之间的关联这一论题。

关联这一问题为本书提出最后一个论题：信息方式下的社区问题。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一直提倡消除社会领域中的支配性，着眼于推进一种透明的社区，在这种社区内，人类能够调节自己的关系，尽量不受社会造成的等级制或失称（asymmetries）的干扰。支配性在个人与团体之间设置了层层障碍，把社会划分成阶层，产生了矛盾与对抗。社会批判理论家们最近讨论了社区这一主题，讨论让人强烈地感到，人们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社区之梦，因为它只是时过境迁的怀旧残余；马克思主义所梦想的社区，是一个由生产者组成的自我调节的社团，或者更广义地说，是任何一种乌托邦形象，即个人可以通过组织紧密的面对面的社区达到自我实现。 45

利奥塔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区观念，其理由用康德的术语便是，社区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误以为他能够在理论上建立一种能够通过社会行动实现的社区模式。然而“社区”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伦理一政治的。它要求的是规范性(normative）陈述，而非描述性陈述。利奥塔指责道，“革命性政治所依赖的是政治王国中的超验幻象：它把可呈现之事混淆为思辨习语和/或伦理习语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把图式（schemata)或范例（exampla）与类比（analoga）相混淆了……”④对于后现代的批评家而言，社区仍然是一种非可呈现的规范(nonpresentablenorm),这种规范只能以话语内部的政治手段进行维护，而不可能被理性地合法化。但是，对社区的这种批判所依据的，是对认知陈述与伦理陈述的区别，这种康德式的区别仍有疑问；对此，利奥塔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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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还一反公有社会的传统，争论说，和睦与共识的努力是支配的一种形式，而分野和对抗才会容许对立的话语群体自由发展。70和80年代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抗议中心；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利奥塔倾向于多样性的观点值得注意。除此以外，信息方式也对多重的、去中心的、被消散的主体进行话语构建，因而就支持了歧见的反总体化层面。然而，准自律的（quasiautonomous)话语立场或歧见之间的矛盾这一政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利奥塔朝着后现代政治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拒绝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现代性的一统化倾向的一步。但下一步仍不明确。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结束时开出的药方是“让公众自由进入存储器和数据库”(第67页)，尽管这是一副有益的良方，但并没有朝着后现代正义方向行进多远。

要想对后现代政治这一论题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就不得不面对信息方式的种种分裂冲动这一问题。为多样性社区进行辩论是一回事，而要面对这种多样性的不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批判理论所假定的社区基础是面对面的互动交际(interactions),假定着一种口语交流的最小网络。社区在1789年的雅各宾人俱乐部中是可感可触的（男性的？）社会力量，而在此之前则存在于“文艺圈子和社团中、共济会馆中、种种学会中，以及爱国者和文化俱乐部中………”，存在于1917年的工人议会中、存在于过去两个世纪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咖啡屋和酒馆中。电子媒介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增补社交的现存形式，但在另一角度又替代着这些形式。新的社区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中，尚难以辨认，还很难看出这些模式到底会如何促进或毁损后现代政治。从1789年的巴士底狱，到1968年的索邦大学，人民走上街头，形成动乱，这种形象可能不会在21世纪以及以后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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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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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1980年版；以及海伦·西苏(Hélène Cixous)和凯瑟琳·克莱门特(CatherineClement)著，BestyWing译，《新出生的女人》(The NewlyBornWoma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年版；露丝·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著，Catherine Porter 译，《这种不算一种性别的性别》(This SexWhichIs Not On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年版。在这方面还有一篇有趣的论述，参看LeslieRabine的论文《女性主义的无身份政治》(A Feminist Politics of Non-Identit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Studies)，第14卷，第1期，1988年春季号，第11—31页。

②这种策略进一步发展了DavidCarroll和SuzanneGearhart的模式，他们结合了理论和经验材料相互攻击。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①据我所知，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是在AlainTouraine所著的《后工业社会：一种新社会的诞生》(La Societe post-industrielle: Naissance d'une societe),Paris: Denoel,1969年版。他用这一术语来界定社会的种种新力量，而非分析社会结构本身。因此，可说是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来界定这场争论。参看他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几点说明》(Notes o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刊载于《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第6、7期，1967年冬季号及春季号，第24—35页和第102—118页。对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理论的有趣分析，可参看DavidLyon著，《信息社会：问题及幻象》(The Information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Cambridge: Polity,1988年版;以及Boris Frankel 著，《后工业乌托邦》(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Madison; Universityof Wisconsin Press,1987年版。

②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信息社会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Informational Society),收入 Tom Forester 编，《微电子学革命》(The MicroelectronicsRevolution)，Oxford:Blackwell,1980年版，第521页。另可参看的《高科技社会：信息技术革命的故事》(High-Tech Society:The 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Revolution),Boston:MITPress，1987年版。对于衡量“知识”增加的尝试，可参看FritzMachlup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Distribution ofKnowledge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2 年版。

③对贝尔经济观点的批判，以及对信息社会的前景较不乐观的评价，可参看JonathanGershunny著，《工业社会之后?》(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New York: Macmillan，1978年版；以及和I. D. Miles著，《新的服务经济》(TheNewServic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 London: Pinter,1983年版。

④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社会框架》一文，第501页；并可参看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Basic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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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1973年版，第343页。

⑤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487页。

⑥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续编《资本主义文化矛盾》(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6年版)中，贝尔指明了当今社会的动态冲突是中轴原则之间的断裂（文化享乐主义相对于民主政治和后工业社会结构)。在其早期著作中，社会结构（后工业社会)同化了其他的中轴原则，现在的这一观点与那种简化的论辩方法成截然对立。

⑦贝尔，《社会框架》一文，第532页。

⑧同上，第507页。

⑨同上，第506页。

①“行事性的”(performative，译按，又译，“完成行为式的”、“述行的”)这个术语借用自约翰·奥斯汀(J.L.Austin)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WithWord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2年版。行事性表述可以定义为以言词伪装着的行动。意义的惯例定义是词与物的对应，在奥斯汀的书中，行事性表述是指语言效果与意义的惯例定义不相一致的词语。

①1对社会理论中的形象化想象的作用所作的重要阐述，可参看CorneliusCastoriadis著，《社会的想象制度》(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la societe),Paris:Editionsdu seuil,1975年版。贝尔话语的问题不是他使用了造型，而是他把这些造型呈现了理性的、科学的决定因素，因此就混淆了他的话语域而引人完成行为式表述。

当然，并非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是如此。许多人在我之前就已首先提出这些问题，我在本书中始终都受益匪浅。在政治科学领域，例如MicaelJ.Shapiro，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研究，如《表征的政治：自传、摄影与政策分析中的书写实践》(ThePoliticsof Representation: Writing Practices in Biography, Photography and Policy Analysis) , 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 Press，1988年版；在组织理论领域，可参看 Robert Cooper和Gibson Burrell的论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组织分析》(Modernism，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见《组织学研究》(Organizational Studies)，第9卷第1期，1988年，第91—112页；在社会学领域，参看Norman Denzin的论文《后现代社会理论》(Postmodern SocialTheory)，见《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第4卷，1986年秋季号，第194—204页；在地理学领域，参看E.W.Soja著，《后现代地理》(PostmodernGeographies:TheReassertionofSpace inCriticalSocialTheory),London:Verso, 1989年版。感谢 PaulineVaillancourt-Rosenau为我提供部分书目。

13例如，可以参看DallasW.Smythe的论文《交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of Western Marxism),见《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Canadian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Theory),第1卷第(3)期，1977年秋季号。他呼吁马克思主义者注意交流问题，但却又暗示使用经济简化论的方法。同样采取这类方法的有 Phil Blackburn，KenGreen和 Sonia Liff的论文《再结构中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inRestructuring),见《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Class)，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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