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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的介入使得语言的传播复杂化，并颠覆了总想把语言的作用限制为一种简单的表达媒介的语言主体。录音发烧友这种情形表明，这种想原封不动地复制音乐的努力很快便超越了听者的意图。录音发烧友力求从乙烯基唱片的槽纹中汲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很快便发现他或她比听原始演出的人所听到的还要多。录音发烧友声称能分辨出每一件乐器周围的空间，能从乐队所奏的复杂音乐中分辨出每组乐器的声音（例如中提琴声部或第二小提琴声部)，从合唱中听出个别演唱者等等。例如，虽说合唱的目的是为了将众多人声混成统一的声波，而发烧友声称，他们借助昂贵的声响器材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音部，便能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由于电子介入，他们听到的“信息”就比听原始演出的人所听到的多了。原来只是沉迷于重现过去的音乐语言，如今这种沉迷不知不觉地演变成制作信息的新复本了。在信息方式中，复制原件就意味着创造仿像。

对许多发烧友来说，开始时只不过是为了在家里追求音乐享受，很快就变成全方位多角度地追求音响系统的完美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心思和金钱投入到复制声音的媒介上；在控制听音环境上所耗费的心血也越来越大。甚至还怀疑通进屋子的电流也可能造成失真：于是必须安装一个“线路调节器”给电流“除污”，输电公司认为已经不必再调整的电压被调整得更为精确。听音室要尽可能地与外部世界隔绝，以减少周边街道噪音的分贝量。有些情形下，房间的地基要加强，墙壁也要改变，要安装反射和减震的组合材科，以便达到完美的声学性能。发烧友的身体端坐在与两只扬声器等距离位置上，也就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微观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听觉乌托邦中，主体与客体、听者与房间融入了至美之音的同一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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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发烧友的美梦。而实际上，他们的欲望总是得不到满足，不断地考虑着改进，朋友与家人的闯入又会打扰听音佳境，11而音响系统的不完美之处总要被认识到。电子对音乐信息的介人颠覆了理性的自律主体。对他们而言，语言本是现实的直译，而它如今所例示的则是镜映成像（mirrorreflections）的一场无穷游戏，一个深渊，主客体在其中彼此进行着不确定的交换。其中的符码、语言和交流的意义暖昧不清，而现实与虚构、外与内、真与伪则在这种暖昧意义的波光中摇摆不定。在这个世界上，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当福柯在《物的秩序》中写道“人”已死去时， 12他表达的便是信息方式中主体的迷茫。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the occasion）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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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的研究中借用了后结构主义者的这一主题，即主体是在交往行动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我探讨了交往模式(patterns)的变化是如何引起主体的变化的。语言构型中的变化，或说是语言包装中的变化，改变着主体将意符转化为意义的方式，这是文化生产中极为敏感的一点。因而，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被重新构型。如果我要成功论证电子媒介交流对主体的影响，那么显然还必须在社会领域建立理论，对社会批判理论最根本的立论假设，甚至对更普遍的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立论假设提出质疑。

我在本书中还希望引入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它能更针对电子交流中的诸多现象，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建有所贡献。我希望能论证语言包装的新形式给社会领域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论证后结构主义理论能针对这些新现象提供独特而合适的阐述策略。反过来说，我也希望能说明电子媒介交流是如何变成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社会语境的；并希望能说明，用后结构主义者的眼光审视这些现象，也会为该理论带来一种反馈效应，从而迫使人们在一些重要方面对该理论的阐释习惯进行重新校正修改。

信息方式这一领域的构建首先遇到的障碍便是理论方面的。我参照了社会理论家的这种倾向性做法：将意义客观化，将词语限制在单一意义上，把语言看作是行动的透明工具。作为一名思想史家，我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社会理论产生于将主客体截然分开的笛卡尔文化，产生于将心物概念推而广之的二元论形而上学。在这种理论语境中，社会科学家被构建成一个与其研究客体分离的认知主体(knowingsubject)，以单一意义的词语界定着一个与他/她自身截然分开的客观社会领域。社会理论的话语被结构成社会理论家心智的直接表征(representation)。与此相对的是，在已经构成的社会领域内，语言被假定为存在于与理论不同的层面上，但又保持其意义单一性。日常的语言世界(观点、态度、观念及意识形态）也与行动的世界截然分开，变成一个可能与行动语域(register）并不同步的独立语域。然而，社会科学家仍然认为话语的社会层面，如理论话语，是个体心智的表征。在这一理论语境中，语言只不过是一种透明的中介，是以书写或言语对意识进行的明确表征。在这种理论系统中，电子交流缩减了时空对意义的远距化作用，也只不过是增加了语言的表征力（representational power)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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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天，语言的表征特性尤其脆弱，且漏洞百出。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词与物的关系因指涉对象(referent）的丧失而复杂化。这里以作为表征意符的货币(money）为例，对此稍作思考。它曾经指稀有贵重金属，政府把它们铸成硬币，因而具有合法偿付手段的作用。例如，黄金既起着交换中介物的作用，其自身又被认为具有价值。其指涉对象便是该词稳固不变的基础。黄金作为交换中介的这种表征功能与它作为稀有商品的独有特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货币”这一意符代表着“黄金”这一事物，这几乎没有歧义。接着，货币开始指纸币。纸币代表着储存在坚不可破的国库中珍贵的金属硬币，由于纸币可以大量印制，其本身并不珍贵。词与物之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关系更可取，而它们之间的那种对应关系（correpondence）便被舍弃。后来，代表纸币储存量的支票又被开始用作货币。由于它们比纸币更容易印刷，就其自身而言便更不珍贵。现在，信用卡取代了支票。信用卡代表的不是纸币的储存量，而是数据库中的电子信息，数据库则又是纸币储存量的代表。“货币”这一词语如今则是指银行电脑部门所藏磁带上的氧化物的构型。氧化物与其所起的交换中介的作用之间的关联是任意的，这便揭示了这种关联的社会构成特性。“货币”的表征面由语言及语言的构型所维持，其指涉对象则离它甚远，难以分辨。“货币”这个例子说明，表征语言的弹性极大，即词语既能指涉与之遥遥相隔之物，但又能指出这种弹性的局限。语言变化的下一步便是仿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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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词丧失了与物的关联并逐渐取代物的位置时，简言之，当语言表征其自身时，表征的功能也就处境可悲了。无论媒体纷繁复杂的语言世界，还是电脑以及它可以进入的数据库，无论政府与公司的监视能力，还是科学的诸多话语，它们都各自构成独立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不同的交流模式已使语言的表征功能受到质疑，而每一交流模式都将语言自我指涉这个层面推到最前沿。本书下文将对以上四种新“语言”的每一种都单辟一章文字进行专论。在每种情形中，所论及的语言都被构建为一个具有独特包装模式的智力理解领域(intelligiblefield)，它的力量与其说是出自对其他事物的表征，还不如说是来自其内在的语言学结构。虽说在使用时，语言总会呈现这一特征，但在今天，意义越来越靠自我指涉的种种机制来维持，非语言的（non-linguistic）物，亦即指涉对象则黯然隐退，它在维持文化意义这一微妙过程中所扮的角色越来越无足轻重。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客观主义社会科学的诸多范畴迫使知识过早封闭，把信息方式的矛盾复杂性缩约为行动工具语言的“合理性（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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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评论家抱怨，在诸如媒体、科学、电脑以及政府与公司的监视中，信息语言的增加本身便瓦解着表征功能的根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识到了非表征语言传布范围如此之广，自有其新奇之处，这位重要的理论家哀叹：“不幸的是，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像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被如此神秘化，且神秘化方式又是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充斥着音讯与信息，而它们正是神秘化的14载体…”⑤杰姆逊所暗示的是，当语言的滥用导致荒诞不经的混乱时，语言便不是行动的工具了。对他而言，音讯倍增从根本上损害了大脑对意义与噪音进行有选择地辨别的能力。另一位批评家对最近的信息爆炸所作论述给人印象之深，使他能够以此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新基础。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写道：“在一个话语饱和的世界，语言本身已变为各方争夺的领地。我将论证这种饱和是一种文化种差（differentiaspecifica)，区分了现代时期与早期形态”。⑩要对信息方式这一概念进行全面研究，就必须对每个个体所面对的全部自指信息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这种探讨可能会为理性个体或中心化主体（centered subject）的不稳定性提供一个衡量尺度，而该个体或主体所假想的自律性所联系的则是把意符与指涉、词与物结合起来的能力，简言之，这种自律性联系着语言表征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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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表征危机不仅源自信息爆炸，杰姆逊与特迪曼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源自信息流通其间的新型交流结构。一旦超越某个特定点，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便允许对传输者与接受者、音讯与它的语境、接受者/主体与他/她的表征等关系进行重构。这些重构，亦即我所谓的语言包装，转而将一种新的关系强加到科学与权力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原作者性）权威（authority）与法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总而言之，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种种坚固的制度性常规虽已存在两百年左右，而今却正被电子媒介交流这场地震所动摇，并被重新组构成新的常规，其轮廓迄今为止仍一点也不清晰。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意向（intentional）行动的工具，按说也必须在信息方式理论范围内对它加以论述，但语言还有另一种极为不同的能力：它是一种描绘性的（figurative）结构化权力，它构建言说主体，同时也构建作为言说对象的主体。在语言的这一层面上，电子媒介交流具有非常强有力的功效。电子媒介交流使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变远，并且摆脱了阅读者或书写者与印刷或手写文本的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它搅乱了主体与主体所传送或接收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以极其新的形式对这一关系重新构建。对置身电子媒介交流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the flow of signifiers)本身，而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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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能指流“背后”的“真实”存在已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结果是，社会生活已部分地变成一种操作，将主体的目的定位成接收并阐释信息。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虽指明了信息方式这一方向，但走得还不够远。他着重探讨接收者主体的“感觉中枢（sensorium)”，从而认定主体是一个感知的而非阐释的存在。他继续着洛克式的认识论传统，把人当作有感觉的动物。但是有一点例外，他强调这些动物所面对的感觉作用构型中的变化，尤其是电视带来的变化。然而，信息方式所质疑的不仅仅是主体性的感觉器官，而是其具体形式：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它对该世界的看法，它在该世界中的位置。若说我们面临着由“热（hot)”交流媒介到“冷（cool)”交流媒介的变化，或说面临着麦克卢汉认为的感觉中枢的整改，还不如说我们面临着主体普遍性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视广告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物质化。按照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视点来看，我们正在从扎根于时空的“树居型（arborial)”生物变为“根居型（rhizomic)”游牧民，每日随意（随何人之意尚存疑问）漫游地球，因为有了通信卫星，我们连身体都无须移动一下，漫游范围便可超越地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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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身体已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或者这样说也许更好些，通信设备使整个地球上的神经系统延伸到这样的程度，使它能将我们的这一星球笼罩在，借用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的术语便是，语言的意识域(noosphere)内。®如果我坐在加利福尼亚便能与巴黎的一个朋友直接或通过电子邮件交谈；如果我不必走出家门便能目睹全球各地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如果遥远的某地有一个数据库，它包含着我的个人资料，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政府机构提供了这些资料，使它们做出了有损我的生活的决定；如果我通过电视或电脑就可以在家购物；那么我在哪里?我又是谁呢?在这些情形下，我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占据着我理性的、自律的主体性的中心，也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被一个界定明晰的自我（ego）所限定着，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分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

信息方式的研究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交叉。下文论及的电视广告和电脑购物也是研读大众文化的学生所熟悉的话题。80年代，大众文化的研究终于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有关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操纵这一论题的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源于他们对高雅文化的推崇，把它看成是解放性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和“文化研究”大纲在大众人群中寻找抵制支配形式的出发点。与此相反，我研究信息方式更关注主体对文化经验的构建方式和形式，而不关注已经构成的主体群是如何抵制或趋同于大众文化的“外部”要求的。我的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这一倾向更密切相关：探讨通俗文化是以何种方式将大众构型为“女性的”、被动低劣的、接受型的。②我们还会看到，信息方式的某些部分还将主体构型为“他者”，成为与自律理性的文化理想不同的“他者”。我将在下文中着重讨论与这一理想之间的断裂，并探讨随这种断裂产生的解放性的以及压抑性的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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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一个更宽泛的目的是要探讨要有怎样的理论条件，才能理解主体新的构型方式。因此必须明确说明该研究的一些重要界限。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术语，并不是把它作为控制或铭写现时代的某个图型（figure）的总体化或本质化的范畴。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它是多重性的：信息有许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历史特殊性，它们之间有连贯亦有断裂。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并不打算生成一套信息方式领域的正式理论。马克思论述生产方式以及韦伯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时，都勾勒出诸多概念，而我却没有这样做；但在所论述的每一点上，我都限定并控制所论及的经验研究领域，或提供解释性模式以说明一种信息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变，或提出用来进行历史分期的分类法。我之所以在理论上采取这种谦卑态度，乃是因为我所采用的理论策略迫使我应该谨慎。这些理论策略是大家所熟知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在我看来对我的研究尤为恰当并很有启迪。因而本书只是初步的研究权作当今情境下信息方式方面的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这部实验之作能促进更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及经验研究。

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检讨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模式（actioncenteredmodels）来考察当代社会。其原因有二。首先，在最近的抗议运动中采取主动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人群体(minorities)，已被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铭写为“他者(other)”。这些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诉诸于被认为有能力从主导性中解放自身的理性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不满。妇女和少数人群体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或至少是处于中心化的政治戏剧的边缘。因此。70年代妇女和少数人群体占据政治对抗的中心舞台时，移位（dislocation）——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特别着力谈到的移位，便被强加给解放理论的早期传统。为了将“他者”政治纳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进行认识论上的彻底检讨，在此检讨过程中，理性主体的图型不应再起着基础或框架作用。由此我们才能得以重构正常/异常、多数/少数、男性/女性的对立。除了女性主义及特称（subaltern）理论以外，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以及波德里亚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也正朝这个方向转移。②有些解放性元叙事（metanarratives)已不再起批判作用，而他们则矫正了向这些元叙事的伪回归做法。他们还告诫我们，不要把理论家，尤其是男性理论家，定位成理性主体，或定位成解放运动中的中心特权位置；为此他们还建立了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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