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在我看来，对以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应采取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感到社会场景越来越由电子媒介交流所组成，而电子媒介交流例示并放大了语言的自指层面。新的语言结构并没有将语言视为理性自律主体控制客体世界的工具，并没有把主体执著

导论 无物之词

25

地控制客体世界的目的看成是对更高度自由的追求，它们反而回过头来指涉自己，颠倒了指涉性，因而作用于主体，使得构建主体的这些新方式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同样，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文本也对这个艰深新奇的领域有所开拓。虽说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显得与重建后的社会批判理论尤为一致，但它们也严重制约着这一18规划的开展。如果说，人们所说的理论是指一套概念，这套概念能通过某种策略打开一个研究领域，而这种策略则又绘制出该领地的种种话语之图，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所质疑的便正是理论自身，这一点倒是奇怪得很。因而，我转向后结构主义便预示了信息方式理论的发展，即该理论在映照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置换这一理论。

我在本书中所采用及制定的策略所依赖的是一种双重规则。此策略将电子媒介交流划成几个部分，并援引后结构主义观点对每个部分所例示的自指性语言机制进行集中考察。后结构主义观点阐明了电子媒介交流对主体的去中心效应，而相应地，电子媒介交流则迫使社会语境变成使理论去中心化的基础，从而颠覆了后结构主义观点的权威效应。于是，我将电视广告与波德里亚，数据库与福柯，电子书写与德里达，科学与利奥塔两两结合。预期的结果是能使大家的注意力转向当代社会空间结构上的某些新特点，完成这一承前启后的工作，也想进一步激发大家对更具启发性的诸多理论发生兴趣。当然，并非仅仅我所述及的才是可以探讨的论题：在语言包装这一论题中，我下文未加论述的，随便举几个例子便有，电话、摄影、电影等。在信息方式这一主题下，它们是完全恰当甚至是很必要的论题。

26

信息方式

本书当然也不是第一部用后结构主义策略作为写史大方向的著作。随便提出几个名字便有：妇女史研究的琼·司各特（JoanScott)，文化史中的林恩·亨特(Lynn Hunt)和让-克里斯托夫·阿格纽（Jean-ChristopheAgnew)，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欧内斯托·拉克洛（Ernesto Laclau)，尚塔尔·莫菲(ChantalMouff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阿伦·麦吉尔(AlanMegill)。他们都已先行一步，用后结构理论考察有关的历史、社会诸问题。我力图集中于新的交流现象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交叉点，把这种交叉作为我向更具普遍意义的话语创见所迈进的一步，以此探讨该交叉所衍生的结果。话语创见一直被冠以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特称话语、局部知识等形形色色的名目，而我则把这些倾向看作是向人类科学现存的学科进行挑战的一部分而提出的新式问题；这些倾向的出发点是自我反思的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为了探讨“后现代”立场而抛弃了“现代”立场。我这话的意思是指，自18、19世纪以来关于解放的政治元叙事一直是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规定的构架及参照点，而如今似乎正在丧失其贯通力，正在丧失其给种种假定提供基础的能力。这就使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要去问某些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界定真理问题的界限及范围。我所指的问题有如下等等：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地点，工人阶级的条件（曾）是什么?政治机构（曾）如何保证天赋人权并推翻专制权?一个特定的国家（曾）如何保证其荣耀与权力?一个经济体（曾）如何工业化并保证持续的发展？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问题一直是人类科学中的一些最主要且很有活力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是质疑它们的话语霸权的时候了，是提出一些新问题的时候了，这些新问题一直从属于旧问题，或被旧问题忘记或压抑。这些新问题所激发的政治创见可能还不容易归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式的自由形象的文化框架中，可能会走向“边缘”，走回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运动。然而在目前阶段，这一可能命题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远不能在支配的诸多形式与自由的种种可能性之间规定什么坚实的关联。而这种自由一方面用信息方式理论加以昭示，另一方面则用女性主义的进展、少数群体话语及生态批判加以昭示。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会偶尔努力将我的发现与有关性别、种族及阶级的讨论联系起来。

导论无物之词

27

我将信息方式的理论及社会的起源置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中，并设想它会威胁到既成观点的主导地位。但我并非主张老问题已经不再相关或应当抛开不谈，而只是认为它们必须与新问题相互对应起来处理。反其道而行之，就等于是给排他性思维（exclusivereason)维护一个借口，而不是维护话语的竞争。这种主张正是后结构理论从一开始就予以否定的，而我从后结构理论中受益颇多。然而，我也确实承认某种“新事物”的兴起，并肯定这种“新事物”与现代有着断裂，与目前的范式并不连贯。而且在我如是断言时，我也深知作为“新事物”的电子媒介交流或信息方式在很多方面根本不可谓新，而且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来的社会发展和理论创见对此早有预示。电子媒介的信息系统可追溯到19世纪

28

信息方式

的电报及照相术中。

但我的问题并不是为了例示过去缓慢连续地向现在进行演变的这个过程，借此造成一种熟悉效应，造成一种伪认识的意识形态迷雾。这种伪认识断言我们从来便已处于信息方式之中；它所赞美的是我们所论述的现象，并将这些现象的实质夸大。与上述断言相反，我把这一论题看作是对某些现象进行的一种理论构型，以便使这些现象的破坏性潜能被人们所认识，并在适当时机或许还能让这种潜能发挥作用。我之所以选择不连贯性而不选择连贯性，选择新事物的新颖性而不选择其陈旧性，是出于政治的而非认识论的原因。我相信马克思在处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时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可能会进一步开拓理论前景，以便界定支配的诸种结构，并对可能瓦解这些前景的过程有所裨益。当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工业资本主义既是一个少数现象又是长期的历史流变的结果；而今信息方式所浮现出来的特点也许可说是与之相同。

1 29

导论 无物之词

20

第一章

21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贝尔与修辞问题

人的力量已经与信息技术的力量以及它们的第三代机器相互联系，共同创造出某种并不是人，而是“人机”难分的系统。时至今日还这样说，岂不陈腐?这种融合岂非以硅代碳?

—引自吉尔斯·德勒兹，《福柯》

近来，想生成当代社会世界领域的新理论的诸多努力遇到了很大阻力。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发达资本主义的概念，而对韦伯主义者而言，现代化的观念，仍然支配着各自的社会理论及经验研究的传统。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秩序发生了变化，总的说来，对这些变化进行的解释仍然局限在旧有模式内。虽然考虑过选用其他醒目标题，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原子、核或电子时代，但大体都被摈弃了。

然而，社会机制正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极其新异，局限于成规见解便不能对此予以充分解说。可以这样说，社会研究者面对着一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只不过知识异态情形，亦即抵制旧有框架的因素，还没有达到临界质量或者仍未构成足够大的量，还不能使观察者相信有必要抛弃传统立场，支持新立场。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最近的社会变化在现存框架内还可以理解。

另一种可能便是，此理论并非以一个总体化框架代替另一框架，而只是一种能解说新现象的局部理论的展开而已。这便是我在下文中将要维护的立场。这种新的历史成分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根本变化，要对此进行研究，必然需要一些条件，我想证明这一研究的可能性，并将这些条件理论化。再者，要分析该历史成分就必须具备一些理论条件，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要反驳总体化理论。这是界限分明但又互为联系的两个理论议题。我所要论证的是，社会上的新事物只是一套基于语言学的支配结构，这些结构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对话语的总体化形式的依赖。因而，批判理论的一个难题就是要发展出一种话语形式，且这种话语形式不能重复它所要分析和驳倒的种种话语的总体化性质。于是，诸如“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首要缺陷便是，它们只是以一种总体化立场代替另一种总体化立场。

在对后工业理论提出批判之前，我首先要表明我对总体化理论的批判。通用理论（general theories）与总体化理论（totalizingtheories）必须加以区别。通用理论在一个具体的分析层面上或者为经验中某个限定了的部分指定一个范围，覆盖社会绝大部分。人口统计学便是通用理论的一个例子。当通用理论声称它已将该领域内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本质”尽数囊括之时，概而言之，当它使该理论范围外的观点和经验被边缘化了的时候，这一通用理论就变成总体化的了。我所使用的这一术语是指，总体化理论将敌对观点排挤出局，并声称它已经将整个社会领域的意义研究透彻；或者没这么极端，它只是声称已经将作为其理论上的研究对象的那部分社会领域研究透彻。总体化理论的立场都建立在自然辩证法、理性、统计运算等领域，从而具有将社会领域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的倾向。在理论形成过程中，总会有某个时刻，总体化过程不可避免，也不该避免。因为当理论家面对各种可能的研究主题，从中选择其研究领域或主题时，其选择过程就暗含了某种总体化行为。仅从这个意义讲，总体化过程是使得任何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的一个条件。

32

信息方式

22

总体化的诡计

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的话语效果是，它能够否认那些源于对工业社会所进行的分析的观点的有效性。后工业社会理论导致了一种比较彻底的断裂，这种断裂缩减了该断裂之前的那些社会层面的意义，使得那些社会层面无足轻重。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出现后，社会理论家便再也不可能声称工业社会时期所具有的社会特征还有分析意义。于是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便重新界定社会现实，重新构建分析场，使得那些不具有新模式典型特征的经验领域变得无效。这一注销（cancellation）过程便是总体化术语的权效(powereffect)。总体化带来了理论的零总和博弈游戏(zero-sum game)，这种游戏在社会理论史中一玩再玩，各种理论相互争斗，像春季的两头公牛为了控制一群母牛而争斗不止。且不说后工业理论这一概念的论点的有效性如何，其总体化特性带来的那种修辞姿态，也引发了同等程度的总体化回应。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33

丹尼尔·贝尔的著作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他犯下的总体化错误最为严重。①他把后工业社会界定成与以往所有社会的形成方式截然相反，以一个只是区分了新与旧的图式（schema）覆盖整个人文史。贝尔援引马克·波洛特（MarcPorat)对美国经济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来自信息商品及信息服务的生产、加工和分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信息经济。”②早期社会则与此相反，其收入主要来自“采掘”或“制造”。贝尔认为，除了基于收入来源的区别以外，后工业社会的独特还在于，如今已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由信息工人组成，这是史无前例的。③贝尔衡量后工业社会的第三条标准，是对收入和劳动的有关标准的衍生和进一步的发展：如今，知识与信息是社会的轴心原则(axialprinciples)。用他的话说，“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centrality）………”④虽说他已意识到，所有社会都在生产中利用知识，他所提出的命题是，只是到了最近，经济才具有“科学与工程技术相融合……”的特点。在贝尔看来，收入、劳动及知识的指数证明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这就是后工业社会。

34

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