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贝尔作为理论家实在精明，他自然不会完全不顾总体化这个问题。他假装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只限于经济社会结构这一层面，这就免得他归纳“社会总构型”的特性。⑤然而就在这段文字的下一页，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论述：后工业社会是“现实”中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赋予社会世界以优先权，而使自然和物质从属于它。语域（register）则从社会分析转向本体论，而理论家的分析范畴也就变成了现实自身的指数。事实上，说到底，问题并非贝尔是否将他的分析限定在社会结构上：自始至终，贝尔的论著都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统统网罗在后工业社会的一元化定义之中。真正的问题是，总体化修辞是他可能命题的必要成分。他界定了社会新现象的界限，但是在他的话语行为得以实现的语域中，对新现象的界定变成了对整个社会的界定。

贝尔并没有尽量限制其分析的范围，因而他免不了要给人造成一种新的总体化的印象。他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是大逻辑(macrological)层面上的，他对后工业社会特性的断言也只是一般事实的平板陈述。例如，他将其所描述的社会“下层建筑”的历史一分为三，从交通系统到能源系统至大众传播系统呈循序发展。第三发展阶段中，产生了大众媒介与电脑的融合，这个变化标志着我们迈入了后工业社会。⑦于是，社会世界转型的标志是界限模糊的一般过程。所有这一切之中最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贝尔想避开“技术决定论”，®他还是将后工业社会的起因归结为技术革新（电脑+大众媒介=后工业社会)，因而也就自相矛盾了。即便人们对贝尔滑入技术决定论宽宥对待，但由于他把社会现实的整个领域描述为受到电脑化大众媒介同质均匀的影响，他对总体化这一问题也就难辞其咎。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35

贝尔的总体化话语另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使用了社会科学语言来使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有效、合法。他论证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主要“变量”已经从资本及劳动的变量变成信息及知识的变量。在此，贝尔使用了“变量”这一术语，从而将他阐述公式中的含糊性掩盖起来，使他的陈述含有一种精确的科学味。他断言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中独立的变量，它决定着其他隶属变量，如资本与劳动等。这些陈述作为一种猜想提出来算是给将来的研究做一个指导似无不可，但贝尔却以修辞的魔法5把臆想转化为发现，将它当作一个结论呈现给读者。事实上，这种断言所假定的正是需要经验研究予以证实的。

贝尔宣称知识与信息如今已是“决定性变量”，这已经不仅仅是违背科学方法的秩序了。这种阐述公式实在是太过总体化，在经验社会科学中并不具有多少用途。术语全都不对，资本、劳动知识和信息并不是分析中的可比单位。它们不像年龄、性别、种族、收入这些范畴可以在研究中“操作”。即便有人作出研究，证实了贝尔的命题，他们也会因为其研究所涉及的通用层面，使许多观察者难以信服。我们再回到总体化这个问题：要想得出知识与信息是主要变量这一结论，就必须找出社会的所有变量，并证实相互间的所有可能联系。简言之，贝尔声称“知识与信息是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变量”只是一个理论论点，披着已证实事实的外衣而已。

36

信息方式

贝尔也可能是在隐喻意义上使用“变量”这一术语，指重要的或最主要的现象。若是这样，他立论的难处，便刚好落在他的判断所依据的认识论权威性这个问题上。他的陈述是行事性的（performative译按，又译“完成行为式的”）而非记述式的(constative)。知识与信息是社会最主要的变量，这种说法并不是贝尔宣明或证实的，而是他断言的。作者将这一断言套上科学的外衣，他便对读者有所行事(doingthings)，便控制读者对社会领域的感知，使他们对其中事物的重要性的秩序进行重组。他绝非仅仅是传输知识。而且这种秩序重组是在社会总体性层面上，而不是在特定现象层面上展开的。当贝尔论及总体性时，他的论证便诉诸于行事性陈述，这绝非偶然。由于总体性不可能是处于既定位置的个体所能知道的，因此它必须被“赋型（figured)”，其手段通常是采用行事性的话语策略，正像贝尔所用的那样。

语言的压抑

若说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的形成因为总体化修辞而有缺陷，那么当它将某些现象标识为新现象时，因为压抑了这些现象的语言层面，从而使它在理论上显得先天不足。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所构建的社会领域层面上，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有忽视语言问题这个倾向。尽管他们优先考虑诸如知识、信息和交流等现象，但他们没有将这些现象当作语言问题来对待，而且他们也不注重自己的话语的语言素质。这种缺失很严重，有损于他们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提出一种连贯的论点所作的努力。这个问题所针对的是一门不愿与语言理论有所瓜葛的社会科学的界限问题，因此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难题：如何在不同学科和它们本质上的非统一性（non-unity）之间划定界线。 2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1 37

像马克思和韦伯一样，贝尔假定社会领域由种种行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后工业社会的特性看作服务经济（serviceeconomy)，其中大部分人已不再从事原材料的采掘或商品的制造，而是从事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或“游戏”。贝尔坚持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是知识和信息在经济中所扮的新角色。为新的社会转型作辩护的作者们，一般说来也确实都集中在信息上，把信息看作是探讨正在出现的经济新世界的重要主题。他们把信息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新模式膜拜为新时代的首要属性。他们全都把信息当作一组经济事实对待，而贝尔尤其如此，因此他们便是在资本主义的(在有些情形中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旧范畴内消化这些社会新现象。

贝尔敏锐地注意到信息的异常性质：信息不像物质商品，它不因消费而耗竭。一个人从数据库中获取信息并不降低另一个人获得同样信息的能力。实际上，甚至每个人都可能在同时“拥有”同样的信息。物质资源的限量（scarcity）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首要原则(theprime axiom)，但它对信息并不适用。资本主义大厦似乎受到了信息的不可耗竭性、信息对商品形式的抵制的威胁。超出限量商品界限的经济是否可能，贝尔并没有提出这一理论问题，而是匆匆忙忙地就调和了新事物和旧事物。但贝尔争辩说，虽说信息并不适用于限量的空间形式，但信息却肇始了一种新的限量形式，即时间限量。信息变成商品，从信息再生产所需的时间来看，仍然可以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原理加以解释。总的说来，贝尔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已发现，信息可以像汽车一样卖出去，因而也就没有超越市场体系。在他们看来，决定信息价格的法则，仍是支配物质商品分配的供需法则。

38

信息方式

因而，贝尔使得新的信息王国具有了商品延伸形式所具有的合法性，从而逆转了这个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原则，即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总的来说，知识与信息必须是可以自由获取的。18世纪的自由思想者丹尼·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包罗了主要手工艺生产工序的详细信息资料；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希望能摧毁知识保密这种原则，这一原则是旧行会体系的核心。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财富有赖于科技信息畅通无阻的流通。而像贝尔这样的20世纪重要的自由思想家，竟然会想逆转这个原则，这多少有点不像话。大众传播与电脑的融合，使得信息的全球化快捷分配成为可能，因而从理论上讲，极大地扩展了知识的民主化，也许因此会使社会民主化进一步深化。而正当此时，贝尔看到的却是将信息限制权授予付得起账单的人的最佳时机。于是，对那些没有获得授权便进行知识再生产以及不付费便获得知识的人来说，是资本主义为他们拓展了犯罪领域。如果贝尔固执己见，那么，个体与群体间的信息交换就会呈现为商品形式，而按马克思和卢卡契的看法，这种交换进而会使社会关系的另一侧面异化并物化。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39

电子信息有一个特征起着反商品化的作用。新技术使信息的再生产能力大大向前迈进。氧化膜塑料磁带的录制技术与电子编码技术的组合，使许多种形式的信息能得以快速准确地复制，如词语、数字、音乐或视觉图像等。信息处理及再生产的技术与信息的空间传递技术（远程传播系统）相结合，便为交流新模式展现出种种远景，这些远景很可能要引起社会秩序的重大变化。信息能够很便捷地被复制或传输，这已经严重破坏了声称要保护物质商品私有权的法律体系。版权法所假设的是，复制行为是一个困难而昂贵的过程，电子新技术则使这些考虑毫无意义。有关隐私权的法律所假设的是，人们侵犯他人空间便威胁到个人隐私，这也反映不了信息采集技术的现状了。同理，这种现状从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播撒信息的能力总是比保护和限制个人财产的机制更胜一筹。

电子技术打开了新型交流播撒信息的种种可能，而后工业社会理论把信息当作经济事实而非语言事实处理，也就将这一问题隐匿不见了。虽说资本主义肯定无疑会在市场法则这张网中尽量多地侵吞信息，但当新的信息结构被当作语言现象处理时，这些新结构便会在社会中引起交流形式的变化，并使该社会中主体的位置失去稳定性。为了回避交流新模式这个论题，贝尔所采用的一个策略是，仅以定量方式处理这些模式，从而以归纳法延伸了他的经济学隐喻，而同时又否认其经济学分析具有任何意义的隐喻色彩。他认识到，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人们所知道的人（或地）的数目，以极高的指数率递增”。⑦于是，后工业社会的传播系统从量上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

40

信息方式

为了佐证他对信息的量化分析的论点，贝尔引用了诸如香农(Shannon)和维纳(Wiener)等控制论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把交流当作信息与噪音之间物理的和统计上的关系对待。信息是指交流在其传输过程中没有“失去”的那部分。而失去的那部分，即噪音，则被类比成能量转化过程中散发出的热量。控制论理论家多少有些抵制那种把信息完全还原为一个物理主义模式的诱惑。有些理论家简单地把信息定义为物质与能量的组织形态，这一定义严格说来是避免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但却使信息状态与物理学关系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无论怎么说，这种物理主义模式仍然是一个量化模式，信息在其中与物质及能量保持一种含糊不定，多少有点神秘的关系。

除了使语言学现象量化之外，控制论理论家明确地要对通信进行中心化控制。例如：诺伯特·维纳对控制论的定义便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信息传输的电子工程理论”和“把信息研究看作是控制机器及社会的手段”。大体上，控制论是一种精英理论。它是一种工具，为技术官僚而设计，使他们能更好地管理被认为是无序的社会。控制论产生于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抗争的时期，它沾染上了军事导向及敏感性。维纳所定的策略如下：“控制论的目的[是]要开发一种语言和一些技法，使我们确实能够从总体上对控制与交流这个问题发动攻击。”控制论是为全副武装的兵营做背水一战而提供的理论。但是，维纳的著作写于50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正被麦卡锡分子的狂热所紧紧控制，因此他的文本中弥漫着的一种政治-军事气氛。这种气氛从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抗衡，转向与自然进行竞争。维纳又写道：“自然具有一种贬低损毁有组织有意义事物的倾向，我们一直在与自然的这一倾向作斗争……”②熵“法则”使得技术官僚对语言的支配以及政府官僚把意义还原成“电子工程”的正当理由（justcause）合法化了。

1 41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贝尔基于控制论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后工业社会中，信息可说是增加了，因而传播也就是更好了。这种多即好(more-is-better）的传播理论有效地抑制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后工业社会理论限制在一个经济学隐喻上，而这一隐喻只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最简单的描述上才有价值，因为社会理论新阶段的起点正是贝尔半途而废的地方。他争论说，知识/信息的某种描述是当代社会的中心“轴”；如果他的这一论点正确，我认为他确实正确，那么，这论题便不是信息经济学的论题，而是社会关系的质变这方面的论题了，而这种质变则是社会关系渗透到新的传播形式的历史场中才会发生。贝尔以这两种方法有效地把交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拆散了：(1）把交往缩约成一个经济学隐喻；(2)使文化这一论题游离于社会，把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轴心原则”下。

社会新现象中语言转型的性质这一问题躲过了后工业社会报信员的耳目。由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所配戴的眼镜片是为辨认社会经济目标而设计的，所以他们对最近的这些转型仍然视而不见。贝尔和其他人注意到，经济领域里有种种新的发展，这些发展当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们声称这些变化已引起了社会秩序根本上的重构，即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这恐怕就不会无懈可击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宣称，这些变化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这种观点可能会坚持，服务及信息工人像工厂的工人一样，仍是拿工资的雇员，受劳资关系约束。而经济中的服务及信息部门，很大一部分确实还是以工厂作为样板。快餐馆用流水线生产汉堡包；许多工程师还得分工，其分工程度堪比电影《摩登时代》中所描绘的流水线工人的分工。虽说信息部门的有些工作确实能鼓励工作民主和创造性，但是这些工作在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23绝大多数信息工人执行着单调沉闷的重复性任务，工资低，社会地位低，在管制严密的条件下工作。对他们来说，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所预示的只会是更加沉闷的千篇一律。

42

信息方式

当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们正确地指出了这些趋势：科学对经济大规模渗透，劳动力成分变化，生产国际化，以及复杂而相互依存的先进技术越发脆弱。从我所使用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术语的角度看，对于理解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言，这些变化还没有交往经验的结构中的变化来得重要。

对马克思和韦伯的期望的限度

我可以举例说明，马克思和韦伯在其理论框架内预见到并解释了被我称为信息方式的那些社会现象。起码可以坚持这种立场：

第一章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1 43

人们没有必要全盘抛弃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才能批判性地理解信息方式；人们只需对他们的立场进行增补便可覆盖历史的诸多新发展。虽说这种立场有一定价值，但我以为，马克思和韦伯基于行动的(action-based)理论，对于把握作为信息方式核心的语言学机制来说，其能力有限。马克思和韦伯的话语对将要发生的事物的方向具有一种很强的预见力，这表明他们的理论所具有的洞察力非同一般。然而，即便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也不能完全超越其历史环境。他们的精神世界受某些文化假定所局限，这些文化假定使得交流结构的概念难以充分成形。起码这将是我在下文中所要论证的。

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著述《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Grundrisse）时，他非常清楚地看出，自动化过程，亦即机器代替人工劳动以及因此出现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中的变化，31正逐渐削弱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劳动力价值论这个原则。由于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位批判者(critic)，他只是在需要用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时，他的观点才会依赖劳动力价值论。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契约并非一种平等的交换，而是一种剥削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人的付出并未得到完全回报。马克思能够完全面对这一前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可能会把劳动完全变成生产过程的附庸。他明明白白地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马克思预言，机器代替人的这一过程将进一步发展，直到生产毋需工人的参与也可以进行的程度。马克思继续分析道：“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机器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于是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44 1

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