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不用说，在这些情形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被翻了个里朝外。机器“干活”，人类监工。在这样史无前例的条件下，工人造反的前景及社会变革的希望显然也会有很大变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后果肯定很有意义，他不会注意不到。可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相反，他只不过说，这些条件意味着“社会个人”的出现，换言之，社会主义本身的出现。马克思对此论点的原文值得详加引述：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

在这段非同一般的文字中，马克思预见到了自动化的最终后果：剥削与异化的消失。社会主义的产生，“社会个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结果。起码在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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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我们而言，这段文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自动化过程中科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他再次显示了令人赞叹的敏锐：自动化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另一处，他这样阐述道：“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科学代替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坚称，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当未来展现在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便与科幻小说这种体裁很类似了。资本家变成了某种外星人，其超常力量可以随意对知识与物质的种种力量呼风唤雨。

马克思论述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新地位，但这就好像他对劳动过程中工人角色的变化所做的分析一样，令人奇怪地不够充分。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对生产方式中的种种变化的社会意蕴特别敏感。然而，他在此似乎只想着将注意力投向资本的内在矛盾上。他正确地指出了生产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巨大转型，但对这些变化给他的生产方式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却连简略的述及都没有。例如，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是否还站得住脚？是否有必要将科学家归人劳动力范畴?果若如此，工人是“失去的只有枷锁”的贫困阶级，这一描述该当何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断裂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成分，这一断裂该当何论?由于马克思已经认定，自动化是一种迫近的必然，而非遥远的可能，因此，上面这些问题便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这就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缄默不相一致。确实，马克思所概括出来的变化，使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整个思想机器（intellectual apparatus）都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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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述，是知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话语。因此，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如果检讨科学所使用的那些概念是为了揭示劳动主导性的诸种结构而设，那么这样的检讨便是行不通的。借用经济学的范畴来说，科学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与劳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受不同的逻辑所支配。从劳动行为的解放（emancipation）这个观念走向科学话语的释放（liberation)，这一理论步骤并不明显，且要求大幅度的概念重组。自然材料转变成商品的媒介不仅仅是操作机器的手工劳动，而且还是一些科学话语，而这些话语与研究机构、政府拨款资助的机构、新闻机器以及学术会议的社会仪式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情况下，劳资间的主/奴关系就会变得难以辨认。

科学话语对生产过程的深层介入，对马克思的文化世界中的许多基础性假定提出质疑。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便能够合情合理地维护改造了的唯物主义，把唯心主义作为实践的积极方面而与它结合。他把在时空中运动着的人的身体看作是自觉理解力的一部分，想保证它得到应有的承认。但是，他最关注的理论应能够解释身体在时空中的运动的新方式，简言之，即劳动活动的组织。他的理论的形成受制于19世纪文化中的诸多假设，而19世纪文化仍然深深受惠于启蒙运动，具有人/自然主体/客体、精神/肉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性/非理性等诸多对立观念。在这些对立观念的语境中，科学的位置被固定在人、主体、精神、唯物主义、理性这边。科学是人类智力的一种行为（an act)，驱散宗教的迷雾，界定自然界的进程。它立刻成为对人类利益的贡献，是“缓解人类现状”的工具，是自由斗争中的进步力量。例如，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这表明他信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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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意思，科学与工业相互纠结，使得人们必须要有一种摆脱启蒙运动的诸多假定的分析策略。对科学进行分析，必须把它当作话语与实践的一个集合，它既要消除社会主导力量的羁绊，又要拓展社会主导力量的种种权力。当科学变成一种合法的话语形式，并与既定机构（如公司、国家、学校、甚至军队）融为一体后，它便非常危险了。与科学相联系的认知活动不可能被社会批判理论当成纯粹的精神现象而予以区别对待，它们必须被当作政治力量加以检讨，这一视角转换是马克思所没有做到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试图这样重新定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了《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写了《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一文，在这些著述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调整着科学的概念，解释它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所起的新作用。他们的思考都基于科学/意识形态这组对立，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对主导力量的合法化过程所起的作用。对他们而言，科学具有一种本原(original）意义，与理性及解放相联系，与一种正在消散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这种意识形态以宗教、神话及迷信的形式出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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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论证道，尽管科学具有了这种进步作用，但它与支配、与对自然的支配也脱不了关系。科学认识论中有一个客观化层面，这是把自然作为他者进行支配的基础。科学的这一“缺陷”将会证明它的这种破坏便是一种进步力量。当社会/文化领域，如现代广告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称的“文化工业”，采用了科学的认识论时，人类就变成了支配的主体，而科学则变成了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是在认识论这一层面上对科学这个问题进行阐述。在阿多诺的一些文章中，这种阐述甚至俯就了日常生活的领域，如《陨落的星辰》(TheStars Down toEarth)和《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及听觉的退化》(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inListening)，它们有力地论证了通俗文化的保守作用。然而，这种分析的局限在于，它把话语理解为上层建筑的内容，而不是形式。阿多诺把《洛杉矶时报》的占星术栏目及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都理解为语义学的条件制约作用(conditioning effects)。被忽视了的是这些话语的结构作用，而这些话语却是“条件制约作用”的条件赖以确立的机制。《如何看待电视》(How toLook atTelevision）这篇论文写得引人入胜，阿多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观众，从心理分析角度分析系列节目的程式化内容，但对电视的交流结构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简言之，阿多诺既没有把报纸、电台及电视看作语言现象，对它们的交流结构进行理论归纳，也没有检讨报纸、电台及电视对信息接受者的构建方式，而这种构建方式之所以可能乃因信息接受者摆脱不了媒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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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也因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而减弱。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把这种批判限定在认识论层面上。举一个经验社会学中的例子来说，在马尔库塞看来，梅奥（Mayo）对霍桑的研究，因其实证主义的假定，便是意识形态性的（可以一提的是，这种批判可说是与阿多诺的《权威人格》(TheAuthoritarianPersonality)处于同一平面)。马尔库塞争论说，因为实证主义使社会领域操作化，所以就使阶级对抗政治化，并在总体上使其客体失去历史性。虽说马尔库塞的论点很有力，而且在我看来还从没受到经验社会学家的反驳，但他的论点还是没有捕捉到社会科学话语的结构效果。在20世纪的下半世纪，社会科学已广泛运用到主要的公共机构中(公司、福利机构、基础教育、刑罚机构等等)，这样社会科学便借助其话语的权效，塑造了社会世界。问题并不是指，当社会科学暗中破坏工厂中的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才是意识形态性的，而是指社会科学制定（institutes）许多其内部便具有支配性的实践。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马尔库塞对科学进行批判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主体与客体组成的二元世界，其中的科学使主体对象化，从而变成了意识形态性的。

哈贝马斯在1968年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论文中，发展了他对科学问题的观点。哈贝马斯正面反驳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指出马尔库塞并没有充分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是如何在政治上变得保守的。为了纠正这一缺憾，哈贝马斯转向马克斯·韦伯将科学作为工具行动（Zweckrationalitat)的理论。在继续讨论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分析之前，我首先来探讨韦伯的观点自身。韦伯的观点一直是社会理论家普遍感兴趣的课题，并且对后工业社会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请容我重述眼下的问题，以提醒读者：在何种程度上，韦伯预见到了我以“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所标识的现象?因而便要问，古典社会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信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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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比马克思的理论对理解交流经验及语言经验更易于借鉴。这是由于韦伯与马克思不同，他基于行动理论论述社会向现代性的转型，他的行动理论并不强调劳动，而是强调在将他人考虑在内的情况下，按其对个体的意义而区分的诸多行动类型。从这层意义看，韦伯的理论是一种主体的社会互动理论。接着，他区分了四种这样的行动类型：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感的(affectual)和传统的。韦伯著作的意义和热情在于，他分析了现代性是如何与理性及支配成逆向联系的。在此，现代性被定义为工具行动的蔓延。韦伯非常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以科层组织（bureaucracy）形式将工具理性制度化。科层组织一旦确立，就会把工具理性转变成支配性，这种逆转是不可能在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式内阐述清楚的。

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自相矛盾及令人同情之处是，它假设有一种个人自由，这种自由被定义为理性选择能力，这样就摈弃了具有早期社会制度特点的所有支配形式。 2同时，现代社会建立了一种组织形式（科层组织)，这又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支配性。于是韦伯思考了难以设想的事物，即构想出了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核心同时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它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科层组织假设个体行动的工具性，个体不可能背道而驰。个人充任了相应的形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其理性决定的利益；如果没有人充任，科层组织就会瘫痪。然而，科层组织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用韦伯的话说便是一个“铁笼”，这种支配形式带来的障碍，在他看来，是所有制度化了的障碍中最难以改变的。科层组织如此僵化的原因是它并不对理性的批判开放，这正是韦伯思想的关键所在。由于科层组织已被定义为制度的一种理性形式，因此，假定工具理性行动具有合法性的诸种理论便不能对它再加以鞭笞。这个逻辑的最后一环便是：由于理论与宗教和神话相反，理性本身就假定合理性(rationality）是行动的基础，又由于批判与革命只能基于理论才能进行，因此科层组织不会受到理论批判及社会变化的已知形式的任何伤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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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观点的一个难题是关于科学在科层制社会中所处位置这个问题。当然，科学已变成科层化的了，这个问题我们可暂且搁置一边。与本书研究联系得更紧的是如下问题：科学作为理性的37一种形式，却并没有被韦伯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毕竟，韦伯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证明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变成支配性。但是，韦伯竟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缄默不言，这实在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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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它也变成了支配性的一种形式?在韦伯的论述中，科学受到了独一无二的特殊优待，它享有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中立空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争论说，虽然种种价值观及政治使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充满生机，指引他或她去选择一个特别的问题进行研究，科学范畴（理想类型）的有效性（validity）来自它们作为研究向导而被普遍接受这一事实，而不是源于它们的政治的或规范的（normative）特性。在《以科学为业》一文中，韦伯又一次对科学与政治进行截然区分。然而，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就自然科学在工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如此，而且就社会科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尤其如此。

韦伯的立场很明确：科层组织依赖于科学。他写道：“科层制管理从根本上说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支配。这是它的特征，这一特征使科层制管理特别合理。”4对现代社会进行科层制控制与管理，要求拥有关于人口的最新资料，科层组织自己会收集这种资料，但社会科学家也会提供。韦伯的工作，以及他社会学领域中其他同仁们的工作，都直接地加强科层组织的支配性。韦伯并没有试图区分科层制知识的认识论与社会学知识的认识论。由于科层话语的“真理”和社会学话语的“真理”是相同的，因此韦伯的著作便刚好加强了他哀叹的现代性中的支配过程本身。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韦伯的理论中缺少了某种东西，某种使得人们能够对社会学（或批判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层组织的合理性进行区分的东西。我的看法是，韦伯所缺少的是一种基于语言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如我在此想建立的信息方式理论。 7正如马克思的观点一样，韦伯的观点植根于一种行动理论，植根于行动与意识的二元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很难把握语言学机制的，所以他的论述不可能阐述清楚现代社会中的新近发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批判性阐述的理论，应该能绕开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两难。我希望在下文中能例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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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著述中，除了认识论上的问题外，当信息方式涉及语言的社会形式时，他的社会学对此的阐述也就勉为其难了。作为38一种社会行动理论，韦伯的社会科学并不是为了破译信息交换日益显出电子媒介化形式这种特点的社会而建立的。事实上，韦伯理论所阐明的科层组织这一中心现象，最好应看作是数据存储系统的一种雏形，简言之，是一部电脑。韦伯对科层组织的理解是，它们不是政治性的，它们只不过在联系着自己有关个案的知识时，将规则运用到各个个案，从而落实了政策。科层组织的核心是知识或信息。韦伯写道，它们只能在它们可以获得的“档案材料库”基础上才能行动。一个科层组织的档案卷宗大体上与计算机的数据库相同，正是数据库才支配了官僚阶层的行动。如何对待每一个体是由数据库而非官僚决定的。在这一层意义上，韦伯的理论阐明了电脑数据库功能的民主的一面。

科层制统治这一政治问题不仅源自科层组织的社会行动中所固有的权力，而且也源自由于电脑化的数据库才完善起来的监视和监督功能。因此，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需要围绕电脑化数据库的诸多语言形式这个问题而重新改造。简言之，电脑数据库这种代码产生出一种毫无歧义的语言形式，而科层组织权力的很大一部分便源自这种语言形式。该语言形式一旦建立.就能按电子化方式变形，以便能在空间中快速传送并可以随时检索。失去了电脑化数据库这些固有特点，科层组织对数目巨大的现代大众的监视和监督就会无能为力。没有电脑，就不可能运作社会安全系统、福利制度、邮政等等。换一种说法即是，要想管理一批劳动力，就需要整个那批劳动力的劳动。在这方面，必须牢记这一点：现代监督和控制的建立并非仅仅是技术革新（即电脑）的结果。它要求对语言进行编码(ASCII)，以便把符号转换成电子形式。下文第三章将全面分析数据库话语权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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