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因此，韦伯虽然将社会理论向信息方式的方向转移，但却没能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这是因为（1）他仍然紧抱着行动/意识理论，(2)他太强调科学话语，(3)他的理论仍然拘囿于理性/支配这一启蒙命题。于尔根·哈贝马斯起先提出符号互动(symbolicinteraction)的概念，后来又提出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韦伯观点的局限。

哈贝马斯同意韦伯的这种观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并非理解现代社会的充分基础。现代性亲历了“目的-理性[工具性]行动这些亚系统的膨胀，因此便对权力合法化的传统形式提出质疑”。哈贝马斯理解了韦伯的理论，所以他才论述道，资本主义把工具行动延伸的基础设置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军队、学制、健康服务，甚至家庭（另外还有市场和科层制组织国家)”。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制度避开了统治的传统形式，因此它们便被合法化，并显得合理。对现代性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只限于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替代形式，以此作为非传统的合法性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形式。但是，哈贝马斯声称，自19世纪后期开始，国家干预论的兴起以及科学对工业的渗入，限制了社会主义立场的说服力。

第一章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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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论题是政治上的。体制维持（system maintenance)问题从劳资关系转换成国家对于合法进入经济系统的要求。从国家角度看，经济行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政治层面。经济行为不再显示为自然法则与个人的工具性行动的聚合(convergence),它们不再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中立”机制，而是受制于“外来”因素的“操纵”。当国家进入市场干预时，如福利、军火采购、法律限制、仲裁劳动纠纷等，经济系统便连自我调节的外表也丧失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秘密便一览无遗；原来一直是合法的，如今则暴露出它的意识形态性。社会体制的矛盾已经从马克思式的问题转变为韦伯式的了。

第二个论题是科学对工业的渗入，这与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对哈贝马斯而言，若说国家干预论力图将经济政治化，科学的发展便起着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作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没能阐述清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哈贝马斯论证说，马尔库塞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所进行的批判，也没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人们所说的大科学(bigscience)把“中立性”重新引入政治行动，从而使得国家干预合法化了。当某国政府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按“科学”依据，采取“技术性”行动，其行为便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政府聘用科学“专家”，从而获得了普通市民无法得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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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于是，人民必须赞成国家的行为。起码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的40倾向。同样的法则亦适用于大公司，这些公司聘用科学家做研究，以便生成新产品，这些新产品既模拟“科学”又把“科学”变成经济。

但是，科学的这些新角色对工具理性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科学已不再是纯粹地把认知心理功能运用到对自然的了解和控制上，以便“缓解人类现状”(弗兰西斯·培根语)。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科学对于经济功能的发挥及国家实力至关重要，人们就不可以再像韦伯那样争辩说它是“中立的”了。再者，科学丧失了中立性，这也对工具性的合理行动的性质和局限提出疑问。如果科学的真理功能与政治学/经济学再也不能分离，工具理性本身也就再不可能是现代社会中合法行为的基础了。这便是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中的科学进行的分析的关键。

为了克服马克思、韦伯及马尔库塞的现代性理论的局限，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新的批判范畴：符号互动，在其后期著作中，则是交往行动。20世纪晚期，人类处于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直至今日，解放工程（或人类进步）仍是基于（工具）理性向社会的延伸。当人类获得了关于其自身处境的知识并将这种知识应用于生活时，人类便向前进步了。如今的论题是，这种适应性行动的形式本身已变成非适应性的、倒退的，或说已变成支配的一种形式了。哈贝马斯争论说，将来的进步依赖于“摒除对交往的种种限制”，他把这种合法行动的新形式称为“理想化的言语情境(the ideal speech situation)”。®于是，他把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点从工具性的理性行动转到了符号的理性互动。如今，成为理论主体的是个体之间交换符号的条件，而不是他们的行动。哈贝马斯已经从行动理论走向语言理论。因而，他也部分地预示了信息方式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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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没能为电子媒介交流的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其原因有二。第一，他首先集中考察了一个不同的论题，其着眼点是解放，而不是对支配性的分析。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想进一步发展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到底需要什么，对此应有怎样的判断。

哈贝马斯集中考察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说明他很关注解放运41动的传统基点已经垮塌这一事实（例如，西方工人阶级融入社会，“事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发展成新式的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向支配性的逆转，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这第二个原因不像第一条原因，它更为严重，它已不是理论策略的选择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概念力图维持一种启蒙的理性观念。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条件是，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从而寻求共识。而今，这些条件的总和便是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定义。这种阐述方式存在的问题，倒并不是这些条件不可能达到，而是这些条件构建了一个一直由理论家所界定的历史-本体论的研究领域。在此情形下，理论家与使用理论的大众之间的关系便仍然是工具性的：理论家是主体，大众是客体；理论家推论，大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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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哈贝马斯的论辩中仍保存着脑力与体力、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这种笛卡尔式和资本主义式的区分，这种历史残留与他自己的交往行动观念相矛盾。理性又一次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而这一次批判理论家的理性支配着解放运动。

哈贝马斯在援用理性的传统范畴的同时，还采用了一种总体化的策略。因为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概念的真实性是不可能仅靠逻辑证实的。由于阅读奥斯汀的著述，哈贝马斯注意到，言语行为不只是记述式的（constative）真理要求。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概念有一部分是施为性的（illocutionary译按，或译“以言行事的”)，是一种对读者有所作用的行为。所以，如果哈贝马斯只是向他的读者描述一下他的概念，便指望读者接受其论点的言外之意，并依此行动，那是不够的。交流行为包含着修辞力(rhetorical force)因素，而哈贝马斯已将修辞力排除出他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这本身便是他自己的权威显现，因此他使自己的论点合法化的根据就必然不能来自其论点诸要素的内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哈贝马斯采取了一种总体化的历史姿态。他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遵从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能力（简言之，他们的交往能力）就是人类的历史发展顶峰。 55

哈贝马斯对于人类进化的总体性所作的断言，导致他只好基于普遍理由为其理论进行辩护。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论题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从规范性角度看，交往能力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把他的论点语境化，并不是为了对其观点的可能局限进行界定，而是为了将其观点普遍化或绝对化。这一策略的施为结果便是，理论家在读者的抗议下无懈可击。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精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以及哈贝马斯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实为相似的言语行为，其相似性在于，为了使其理论合法化为普遍性理论，他们都对历史进行了总体化。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违他们所力求促进的解放规划。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已经撩起了社会批判理论中一种压抑行为的面纱，这种压抑行为即是把语言纳入上层建筑。但是，他又把一种总体化因素再度引入他的理论，因而使得信息方式批判难以产生一个充足的基础。

第一章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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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后工业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及韦伯主义者的观点都具有严重的缺憾，这些缺憾使他们难以提出一套信息方式的理论。特别是总体化的倾向、无力发展一套基于语言学的信息理论以及强调科学的认识论地位这种癖好，促使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尽力说明，某些“后结构的”理论是如何帮助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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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经济学的语言

电视把我造就成这个样子。

——吱喳头，《电视人》

(译按，吱喳头(TalkingHeads),一支摇滚乐队)

媒体与信息方式

如果考虑到遍及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群体的人们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媒体上的，那么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给予媒体的关注就不能算多。对媒体的探讨仍是如此粗浅，以至于对媒体的性质还几乎不存在一致看法，而对如何阐释媒介，一致意见则更少。德国社会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受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影响，将媒体定义为在独立的市场般的公共机构内部起调节作用的机制：

媒体………是通过简化了的复杂事物的传播…解决偶发性这一问题。媒体采用自已的选择模式作为接收这种简化的动机，以便人们与其他人融入一个具有相同的理解力、互补的期待以及可确定的话题的有限世界。媒体不仅是词语、符号或代码；它们还是组合遴选的意义群集(constellations),这种遴选可能从法律、方法论或其他方面被词语指明、象征和编码。突出的例子有金钱和权力，而我们还想加上真理、爱情，或许还有艺术。①

虽说卢曼的定义可能适用于报纸、电视和电台，但他对媒体的界定把艺术、爱情及其他现象也包括在内，这就令人吃惊了，因为这些现象似乎与常人所理解的定义毫不相干。在社会机构的普遍分化之中进行社会整合这个难题，简言之即，现代化这个论题，经帕森斯提出后，无疑给卢曼对媒体所持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将济慈式的价值观与金钱和权力（为何没再加上名望?）强行糅合在一起的动机，是社会统一的最大理论难题。对卢曼和帕森斯而言，媒体仍是将现代社会中分化了的机构维系起来的肌腱。

这样定义媒体也许更恰当些，即把媒体定义为传播系统，这些系统构建了一个未知的接收者群体，换言之，它们拥有抽象的受众。如若这样，媒体便是一些信息中心，向广大公众传递话语及图像。从这角度看，媒体所扮角色与福柯所言的“普遍知识分子”不无相似，与葛兰西所言的有机的传统知识分子则相反。按此定义，媒体便是与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任何社群都没有关联的文化传播系统；他们只是信号传输体，其信号接收者是一个混乱的远距社会(tele-anomic society)。在《无位置感》(No Senseof Place）一书中，梅罗维茨（Meyrowitz）认为媒体与其观众的奇特关系极其明显地重整了社会秩序。梅氏的观点基于欧文·考夫曼（ErvingGoffman）的著作，②梅氏争论说，媒体使日常生活中正常情形下彼此分离的观众混合起来，从而改变了社会。电子媒介模糊了制度性构建的亚群体之间的界限。考夫曼所言的台后行为(backstagebehavior),即只有亲近同伴间才互相使用的亲昵言谈，以及能够加强观点迥异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的非正式谈话，都因为电视和其他媒体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对此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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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在梅罗维茨看来，电视这种技术成就是为了消除时空距离的影响，使得异质（heterogeneous）人群的异时（asynchronous)“聚会”成为可能。③他认为，要维持一种基于等级差异的社会秩序，便要求每个身份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种“位置感”。按他之见，印刷媒介和识字能力总的说来从没危及这一保守原则，从社会角度看迥异群体的分离状态因它们而得以维持。他把妇女运动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传播技术的转变”。④尽管这些断言的有效性充其量也只是很有限的，但梅氏的基本观点还是富有启示性的：“媒体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以种种特有的方式接纳或排除、团结或区分着人们。”⑤为什么世界大同的态度广为传播与狭隘的地方主义相对萎缩这种现象在前几个世纪是那么常见，他的论断或许有助于解释其原因。但是，这一论断忽视了政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到了60年代，当激进运动有效地挑战了早些时候显得那么稳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时候，描述民族、人种及低地位群体（如黑人、同性恋者、单亲家庭）的情景喜剧才取代了诸如《父亲最明白》(Father KnowsBest)这类电视节目。电视紧跟着政治变化，且有可能强化了政治变化，这种假设很难自圆其说，正如梅罗维茨与此不同的观点一样。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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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说明媒体的力量，就必须超越会话(conversations)的行为（behavioral）侧面，超越这种剧作法模式，而在语言层面上探讨交往实践这一问题。倡导电子媒介的人声称，电子媒介确实改变了社会交际行为的时空参数，大体上使得任何人都能够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进行交流。理论上，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图景已有技术可能性。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远距交流却是新的话语结构。交流性交际行为的较早模式基于面对面或印刷文字的情境，它们并不会因为电子的介入而简单地扩展或倍增。电子的介入改变了这些模式的结构，改变了构成符号交换之基础的种种条件。可以这么说，现在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交谈，但所说的话的意思则再也不会与原来完全相同了。

首先，电子媒介会话取消了语境(contexts)，创造了新的言语情境(speechsituations)。电视机是一个新的言语语境，它与过去极其显著的不同在于，说话者（可理解为整个播放机构）对语境的控制程度，迄今为止仍难以想象。电子媒介通过控制种种语境而编创了会话的脚本，有的微不足道（如新闻播音员身后背景颜色与衣着的颜色的搭配）⑥，有的则非常重要（如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期间，摄影机角度使诺思中校[Lt.Col.North]显得很是英武，尽管当时的环境是，讯问人的位置高于证人，以便降低证人证词的力度)。语言总是语境性的，词语的部分意义源自在何处使用它们，在这个程度上看，信息方式引入了一种新语言，它在与日常生活的物质限制毫不相干的场所出现。因此，播音员传送给大家接收的词语和姿势是远距语言(tele-language)，是一种新形式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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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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