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权威

主观主义者对于这一论证的通常回应是，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与普通数学的、科学的或伦理学的判断或论证相冲突的事情。毋宁说，他只是对这些判断或论证如何实际运行作出解释。以下是罗蒂的另一段话(我一点也没编造):

那些喜欢库恩、德里达和我的人认为，要问及是否真的有山，或这仅仅是使我们在谈论山时方便一些，是无意义的。

我们认为要问及，例如，中子是否为真实的实体或仅仅是一种有用的启发性虚构，也是无意义的。在论及实在是否独立于我们谈论它们的方式而存在是无意义时，这正是我们的所指。既然谈论山是有益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关于山的一个明显事实就在于当我们在谈论它时，山就在我们面前。如果你不相信这样一点，你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其中用到了“山”这样一个词的通常的语言游戏。但这些语言游戏的有用性与实在是否独立存在这样的问题无关，除非人们在易于描述山的方式中就包含有山在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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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但他并不能如此轻松地得到逃逸。你的语言共同体的关联性超越了客观性的这样一种主张，是与它所认为的范畴性表述(如有无数多个质数，种族歧视是不公正的，水是一种合成物，拿破仑身高不到6英尺等)直接相冲突的，甚至这种主张被扩展到了你的语言共同体所谈论的东西，无论其是否被提及，这种主张也还是真的。

矛盾源自加上了这样一个限定，这与原来的不加限定的性质是不一致的。对这些思想最有力的批判是十分明显的。主观主义者可能会坚持他并没有否认如下一些常识，但他实际上无法对此给出一个有意义的解释：

(1)这个世界有许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发现的真理。

(2)我们的一些信念是假的，但这却永远不会被发现。

（3)如果一个信念是真的，那么，即使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一点，它也仍然是真的。

简单而言这些表述都是我们力图寻求的关联性的“语言游戏”的一个部分，并不会使它们变得更可理解。这就像一个人说“就错误而言，除去与我的共同体的法则相对立这样一点外，并没有更多的其他意义”，然后又补充道“当然，我的共同体的法则表明并非所有错的东西都是非法的”。

二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外部来理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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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es Academic Freedom Hav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Academe,11—12月号，1994,pp.56-57。

这些形式的主观主义是一些极端的，但还是值得肯定的主张，而并非像其倡导者所表达的那样，仅仅是对于形而上学泛滥的一种拒斥。为了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主张，人们必须尝试着将其解释为一种真实的可能即要求我们相信它揭示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理性评价的机制之中。这样一种打算无法逃脱可理解性与可信性的要求：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表述，并被假设是真的。除去对此进行思考以外，我们又如何能够决定是否应当接受它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会断定，理性与客观性并非建立在共识之上，恰恰相反，如果共识存在的话，它源自不同个体之间的趋于一致，他们都希望通过推理过程以获得真理。关于实数不可数性的共识就是由于相关的推理证明是有说服力的，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主观主义者的立场并不能通过以下的做法得到挽救，即承认某些客观性的思想形式必然出现在我们实际推理的过程之中——承认这种出现是一个心理的事实——而同时则又坚持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推理过程的目标是将我们引向独立于我们信念而存在的真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现象学还原”又将企图超越这些思想去理解它们，并将它们仅仅看成是现象—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将客观性相对化为概念框架的努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假设某人承认在一定意义上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主观的—在任一思想系统中必定有一些东西发挥客观的和非相对意义的有效性—而且当我们企图把我们的其他一些回应归为主观类别的时候就必然地会遇到它。假设这时他又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即这是不同概念框架或不同的思维类型中的不同东西，因而无论如何似乎都属于推理过程的偶然性认知心理学。对此的答复是因为推理过程产生信念，而信念总是那些所相信的东西的真理性的一种信念，因此对理性的纯粹现象学的认可与对它的客观有效性的认可之间的区分是难以理解的。例如，我们不可能从局外人的观点去观察逻辑如何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无条件的框架。我们当然可能基于很好的理由去放弃一个曾经具有说服力的错误形式的论证。但如果反思与论证确实使我们相信某些事，那么同时又将其仅仅看成是思想的现象学的一个深刻事实就是不可能的。这有一个实例，它表明不可能存在这种思考：“我的确相信P；但这只是有关我的一个心理事实，但对于P自身的真理性，我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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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替代性概念框架的观念在此也帮不上任何忙。有些类型的思想我们是不可以或缺的，即使作为一种思考的动物，当我们力图从外部对自己作出思考时，也是如此。在对其他可能的思考的动物作出思考时，我们同样也摆脱不了这些思想。所以替代性的精神或者概念框架这一观念在使我们远离这些思想方面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它们的内容会挫败任何一种将它相对化的企图。①最后，我相信在智力空间中将不会给视角主义者留下任何地盘。

二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外部来理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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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与Davidson关于替代性概念框架的观念的批评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Davidson的结果是由解释的条件引出的，这并不仅仅涉及用我自己的精神去看其他人的精神—这听上去要更加主观性一点。毋宁说，这是某些关于世界的思想与作为解释的条件的推理形式的实际内容：如不符合这些条件，任何东西都不能被看成思想。见 Donald Davidson,“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载于他的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84)。

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试图用自然主义的看法去解释自己的概念和思想，把它们视为偶然的生活形式的一种表述，这种努力的逻辑总会产生出对此而言过于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无法以这种方式从外部获得，而且当我们从外部去看待任何其他的东西时也一定会用到这一思想。①对于这些思想，我们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给出第一人称的解释或者限定它们：每当我们试图将它们从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或自然史时，它们又会以未经限定的方式重新浮现出来。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纠正的终结物；有时它们被更好的理性所驳斥或取代。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兴趣并非相对的外部边界。我的目的是依据某些特殊形式的推理过程，更为详细地论证这一点。

在此我还想提及一个更为普遍的回应，一个萦绕在所有理性主义与实在论哲学家心头的回应。或许现在可以这样提问：即便同意你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的描述，为什么它不是仅仅表明我们不能说，比如逻辑或伦理学，是植根于我们自然的、无可置疑的实践中；而是表明这只不过以一种终止论证和辩护的方式，在我们自然同意的判断中，显示了它自身？我们不能说逻辑依赖于这种实践，因为这种说法本身就违背了这种实践，逻辑在其中就具有理性的权威。但这些实践的终极权威性难道不正是体现在以下的事实中吗，即所说的理性的权威不正是在我们的争论、思想和推理之中的理性的权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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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①当我们从外部，如从社会学、历史学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或解释我们的思想时，我们仍然必须对产生这样一种分析或解释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实际思考，也就是说，当从外部来分析与解释思想时，我们实际上同时在思考着这一分析或解释过程，而这种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就是贯穿于本书的主线—“理性的权威”的涵义。——译者

这个提议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中引出来，即唯我论的真理不能得到直接的表述，但却毫无疑问地表现于以下的事实中，即无论我如何客观地去对世界作出描述，这仍是在用我的语言进行描述的。我不能用这种语言真实地去称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因为在我的语言中这是不成立的：世界在我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即使我从未出生它仍将存在。但所有这些都是在我的语言中言说的，从而就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显示出世界是我的世界，即使这不能被言说。①

这为什么不能被看成对于我的以下主张的一个合适的评论，即逻辑的、算术的甚或是伦理学的思想都不具有任何第一人称的成分，并不能允许第一人称的限定？为什么不说我们这些最深刻的回应、实践和习俗的表达本身都会体现在实际的推理过程中，尽管这不能被言说？

我真希望这种回答已经足够了，就像据称弗兰克·拉姆齐曾对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不能说的就不能说，即使嘀咕也不行。”但我还想强烈地指明以下的事实并没有表明唯我论的真理性，即我用以描绘世界的语言是我的语言，某些其他形式的主观主义也并未由于以下的事实而表明其真理性，即辩护终止于判断中产生自然的一致性这一点上。这些事实并没有表明关于思想框架的任何事情，因为思想自身支配着自己。

二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外部来理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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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outledge, 1922),5.62,和Notebooks, 1914—1916 (Blackwell,1961),p.85。

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对理性的权威所进行的这一特定争论的结果。主观主义者希望能赋予它这样一种认识，即辩护将在我们的语言与实践之中终结。我则希望将它给予辩护本身，包括某些被包含或隐涵于这一认识之中的辩护，这一认识从属于这些辩护，就像一个符号对思考算术是基本的这样一种认识从属于算术本身一样。某些人所试图采取的某个额外步骤只会造成思想的一种错觉，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途径：当一个人附加上以下一些话时，“这正是我所做的”，或“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或“这恰是我所关注的事”，对那些本身不是第一人称的表述来说，他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甚至某些只能被“表明”、而不能言说的东西。从人们在任何一个事物前面都加上这样一个空洞的限定词这一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上述情形。如果是非主观的思想的话，人们就必须对此作出思考。从而，仅仅表明这一点的表述并不能被用于证明所有一切都建立在我们的回应之上。陷入某一争论之中的所有学派都必须同意的重言式不可能表明其中的某个学派是正确的。

把理性的权威归结于某些普通的表述或推理形式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如果人们拒绝所有相对化的限定，就很难不受诱惑在其中加上某些东西：“2+2=4、残忍是恶的，这些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如此，而且绝对是如此。”但如果这试图超越对于限定的否定的话，那么这就可能是，用伯纳德·威廉斯的不朽的话来说，一种思想都太多了①—并附带一个不合宜的暗示，即除非可以在那一位置中加入某些肯定的东西，否则我们最终就将只能与主观主义相伴。我们最好还是应当停留于某些类型的判断或论证之中，对此不允许也不需要进一步的限定。但这似乎是在要求一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达到的哲学的意志力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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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加以限定的冲动非常难以抑制。抵制把理性的权威甚至是不能言说的理性的权威—赋予第一人称(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的做法的持续的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弄清关于世界的一阶推理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支配这些思想的，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些思想的话。

二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外部来理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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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指人们完全没必要对本身就很清楚的事情加上更进一步的限制。它来自于Bernard Williams在一篇论文中对道德辩护的著名论证。在这一论证中，Williams称当某人的妻子与一位陌生人同时陷入危险之中时，这人去挽救他的妻子而不是那位陌生人。在进行相关的道德辩护时，这人只需要说“这是我的妻子”，而无须长篇累牍去谈思想，在这里，哪怕只有一种思想也会显得多余。——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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