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权威

我们所从事的大多数推理过程并不是演绎的，而是经验的、道德的，更为广义地说，是实践的；但我就想以前面有关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讨论中已经有所涉及的逻辑与数学的类型，作为我讨论特殊类型的推理的开端。如果存在着理性这类东西的话，那么逻辑与算术思想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即使人们很难准确理解这些思维是如何运行的，它们是能够进行思考的人们的思维中的普遍因素。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如何排除了相对主义化外部观点的可能性，这对于更复杂的情况就可能有所启示，但我所有的讨论都将是完全一般的：这一章并不涉及逻辑的具体内容。

这些思想中的最简单者是无可怀疑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想象成不同的，包括我们自己甚至可能无法相信2+2=4的可能性，人们确信这一命题不为真，或是认为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意义下为真。①如果我们能对此作出思考，它就不可能为任何其他命题所排除，无论后者是多么地强有力。

例如，如果有人对我说；“你之所以相信2+2=4，完全因为你喜欢你二年级时的算术老师”，这并不能限定为一种真正的质疑。我也许能想起曾长期存在于我头脑之中的加特鲍姆小姐的形象：她的柔软秀发、令人注目的胸部，沾满了粉笔灰的深蓝色裙子，可以承认我喜欢她并愿意相信她告诉我的每一件事情—但这种回顾并不足以使我去重新思考自己关于2+2=4的信念，因为它超出了他们的范围，而且不依赖于他们可能怀疑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一个过去记忆的显现，哪怕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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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和数学推理过程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的任一特定的例子对于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无可怀疑的，但对其他人则不。一个好的例子是换质位律(否定后件律):“如果p，那么q”，并且“非q”蕴涵了“非p”。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觉认识到这一推理过程的意涵，有些人甚至还可能难以习惯这一观念。②但对此我们也不可能提出异议，或是通过它是如何被把握的以及它在不同群体中被接受与应用时所发生的变化的心理观察，给出一个主观的解读。即使某人对它的应用仍有一点迟疑，也必须认识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即如果它是真的话，就是普遍有效的，而不只是某些局部或视角性的变化。把它仅仅当作一种实践或思想习惯会误解它：这是一个逻辑法则。当然它也是一个思想习惯(就某些人而言)，而且对此也有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考虑到时间和心智能力的局限性，我们思维中实际上合理地，或甚至可能采用了哪些有效的法则。③但如果将理性看成是对人类推理过程的偶然的心理现象的一种抽象，这就是将事情搞颠倒了。证明是真的，结论是错误的预设依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想象不同的可能性，这一判断是不可能的，或是不可信的。但这并不是关于这些能力的判断，其对象也并非是依赖这些能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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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①当然，对于用二进制记数法表示的同一命题的真理性我可能就不那么有把握了;但这主要是因为我对于这种记数法并没有熟悉到可以对此直接进行思考而无需进行转译的地步，例如，我们搞清楚“10+10=100”在此究竟代表了什么。

②事实上，在一些心理学家所从事的关于某些常见的错误推理过程形式的研究中就包含了对于这一法则的错误应用。对此可参见StephenStich，TheFragmentationofReason(MIT Press, 1990),第一章。

③对此可参见StephenStich,The Fragmentation of Reason,以及G·哈曼，Change inView(MIT Press，1986)。然而,Stich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无益的建议，即我们应当放弃推理的目的在于真理。

当我们追随某个具有说服力的演绎推理过程的实际过程时，这就会变得十分清楚。这正是使得柏拉图在《美诺篇》中那个小厮何以无法抗拒的理由。当苏格拉底引导他去看一个面积是给定正方形面积的二倍的正方形必定是对角线上的那个正方形，他是用一个十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会意识到这个小厮所赞同的正是论证有效性的一个结果，他与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在此不存在任何相反方向上的解释。

还可考虑欧几里得关于存在无穷多个素数的证明：如果我们假设只有有限多个，我们就会陷入矛盾：因为所有这些素数的乘积，再加上一，不可能被所有这些素数所整除，这时的余数都将是一。从而，或者这个数就是素数，或者它可以被其他并没有包含在原来集合中的素数所整除。在此不存在任何的空间使得任何人可以不“沿着同一条路往前进”。如果当面对这样的论证时，还有人断言所有这些有限多的素数的乘积加上一将被其中的某个素数所整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智力有问题或者是在胡说。

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可以想象的与什么是不可想象的判断中，其中有些当然可能是错误的。但必须在做出这些判断的同一层次上纠正这些错误。这就是指，我们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先前所不具有的正确理解，即理解了我们没能想象到错误的命题是如何出错的。而且，这种理解是通过这一命题本身而获得的：使我们如何相信这一命题的纯粹外部信息、或使我们如何不相信它的情境，都是不足的。

四 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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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种可以设想事物的判断，我们也可作出同样的分析。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设想出某件事，但后来却发现我们错误描述了我们的所做，也即我们事实上设想了另一件不同的事。①但所说的纠正也必须在与所说的概念本身的同一层次上进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说：“你是否有能力设想这一命题为假，仅仅是关于你的一个文化或心理学的事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即怀疑论不可能完全由“外部”所产生。在外部的假设能使我们放弃它之前，我们必须具有或已提出了关于这一信念可能为假的可能性的某种内在的理解。②

我们在此具有某类思想在权威性上优于它者的一个明显例子：当我们把一些简单的逻辑或数学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并列在一起，那么逻辑与数学思想仅仅服从于它们自身的标准，而不会成为外部的、纯粹心理学的评价的对象。在逻辑之中，我们无法把对象的语言放在一边，哪怕是暂时的。我们也许会承认我们是生物性的发展与环境影响的产物，由偶然性的心理因素随机构成，用带用偶然性的符号的偶然性语言来说话和思想，并由偶然性文化所养育。我们也许会承认在很多方面，我们很可能会很不相同，也完全有可能根本不存在像我们这样的生物。但比起2+2=4，或关于换质位律来说，所有上述这些思想都不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意涵形式，或比任意有限多个素数的乘积加上一不可能被这些素数所整除的思想更为基本；或者更准确地表达是，所有这些经验的思想都不可能使我们超越逻辑思维，即对它作出思考而同时又无须涉及它的内容。我们甚至不可能将换质位律是有效的这一基础层面的思想暂时地“搁置”起来，并用那种我们发现无法想象这一命题为假的纯心理学的观察去取代它。这构成了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所有事情的框架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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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①SaulKripke曾利用这一技术来论证某些同一性命题的必然性，尽管后者初看起来是偶然的。参见Naming andNecess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三讲。

②外部因素有时可能促使我们去寻找这样一种理解(就像在Einstein与绝对时间上所发生的那样)。但这种理解并不能由外部因素自身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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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自己(在第一沉思中)拒绝承认这种优先权。我认为他哪怕就是暂时地接受这样一个假设也是错的，即一个恶魔可能钻进了他的头脑中以致他错误地认为2+3=5，或一个正方形有四条边。那将会要求他进行以下的思考：“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之中我不能作出决断：(a)因为它是对的，所以我相信2+3=5;(b)我相信它仅仅是因为恶魔操纵了我的精神。后一种情况下，我的信念也许是错的，2+3也许等于4或3或其他任何东西。”

基于两个原因，这种想法是难以理解的。首先，它包含了也许2+3=4这样一个“思想”，后者并没有被赋予一定意义，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恶魔可能操纵了他的精神这一外部的、非算术的思想而获得一定的意义。①其次，认定存在这样两种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并且他不具有如何在其中作出选择的必要基础，这一判断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活动。通过对此进行思考，笛卡儿事实上已经隐涵地表明了他对于一阶逻辑思想的坚定不移的依恋，对此，即使是他的思想处于被操纵之下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也无法加以动摇。换句话说，如果不隐涵地对此予以排除，他甚至都无法去思考这种可能性的意涵。

四 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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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此作出一定的限定是必要的。“2+3=4”并不是无意义的。它具有足够的意义以致必定是假的，并可作为一个归谬法的前提或结论进入到推理之中。然而，尽管一个人出于论证的目的可以假设2+3=4,或从某些假定可以推出2+3=4,我们仍无法去思考(也许)2+3=4。

笛卡儿同样坚持认为上帝能够使得永恒的算术真理显出差异例如，我假设，可能使2+3=4，—但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也是难以理解的。(见关于《沉思录》的反驳与答辩五和六。)他将这种可能性奠基于他关于上帝的万能及其对万物的责任的观念之上，这一观念要比他关于数学不可设想性的判断更为可靠：

在此也没有必要去询问上帝如何能够从永恒中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即二四得八并不是真的，等等；因为我承认这对于我们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但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同时又确实认识到，这是十分正确的，没有任何一类实体不依赖于上帝；我也认识到上帝要对某些事情作出不容更改的预先规定，这是十分容易的，除此规定外，我们不能想象这些事物还会有其他存在方式的可能性。从而就我们而言，仅仅依据存在某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情，而且就我们目前的认识而言，不存在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应当对此有所理解，就去对我们所确实正确地理解的东西提出怀疑，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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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① Objections and Replies VI, sec. 8.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4), vol.2, p.294 (vol.7, p. 436, in the Adam andTannery edition).

这暗示着在无说服力的先天判断之中存在有一个层次。这个观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G，并且G提供了为什么我对我们而言看来是不可设想的一个解释，即使这并非是事实，那么将我看成是一种可能，这就是合理的，尽管我们并不能设想这是如何发生的。这也使得我们如何会怀疑情态直觉的普遍解释成为有意义的。这一情况下的麻烦在于，我的不可设想性是如此地坚定不移以致(通过换质位律)削弱了对G的信念：认为上帝应对算术的真理性负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暗示着二四得八可能是假的。(附加上上帝也可能使换质位律不再有效，这也没有什么帮助!)从结构的角度看，笛卡儿的这一论证恰恰是与那些试图将逻辑奠基于心理学或生活形式的人所提供的论证完全一样的，两者的错误也是一样的。①

无论对此提出怀疑是如何合理，就如同对在推理过程的名义之下人们进行活动的有效性进行怀疑一样，这些怀疑自身肯定包含某些推理过程。而且当我们力图使自己与越来越多的思想保持距离时，我所谈到的优先权就将从我们所依赖的基础中显现出来。从策略的角度看，我觉得作为对怀疑论的一个恰当回应，笛卡儿是正确的，尽管他在那些值得我们怀疑的东西的范围上定得太宽了一点。②思想的某些形式是不可能被可理解地怀疑的，因为它们渗透到了关于任何事物的每一个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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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rekParfit向我指出同样的批评也可用于关于上帝是道德真理的渊源这一思想。对此提出批评的论证应当来自道德内部。

②一个保持持久兴趣的论题是：他的以下思想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合理地去怀疑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性命题。参见Donald Davidson,“ACoherence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载ErnestLePore, ed. ,TruthandInterpretation(Blackwell,1986)。

每一个假设都是关于事物的一个假设，其中内含了逻辑。这同样适用于每一个怀疑或反命题。驱除一个信念需要作出论证，这种论证则必须证明某个不相容的替代至少也是同样地合理的。

作为一个有限的情况，假设某人作出了如下的论证(多少有点类似笛卡儿关于恶魔的天才假设)：

如果我的头脑被搅乱了，我就不能信赖我的任何思想，包括基本逻辑的思想，由于它们的无效性对我而言是如此的不可设想，以致看上去使任何事情都成为不可能了，包括被搅乱的头脑，但这将暗示着它们的无效性对此可能的解答永远是，“这很可能就是您那被搅乱的头脑所说的。”因此，我不可能安全地接受关于我的思想的任一层次的客观有效性。

但这一论证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这被认为是那类意在削弱的论证的一个实例。这一论证提出了一种可能，认为是表明这是不可被排除的，并由此而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这些事的完成依赖于关于哪些事是可设想的与哪些事是不可设想的判断。并不存在对基本逻辑的怀疑论的任何空间，因为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在此我们可以对基本逻辑作出表述或思考，但同时又要依赖于它，这样就会使自己立即陷入自我矛盾，因此，这样的空间并不存在。设想“如果我的头脑被搅乱了，那么换质位律也许是无效的，或2+2不等于4”的不可能性，正是设想“如果我的头脑被搅乱了，我的任何一个推理都是无效的，包括这一个”的不可能性的一种特例。我不能把我的头脑被搅乱了当作一种可能性，因为我不能把我不能思考作为一种可能性。我也不能诉求在哪些是我不能思考的与哪些是不可能是真的这种如此简单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分界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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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逻辑怀疑论不同于普通认识论的怀疑论，因为后者依赖于这样一种并没有受到质疑的能力，即可以去设想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并由此而引出进一步的意涵。认识论的怀疑论认为，如果我们完全陷入了幻觉或是做白日梦，或世界仅仅是在5分钟之前开始了它的存在，我们仍可处于一个认识上相同的情形之中。即使是在一个人被恶魔或科学幻想的头脑介入者操纵之下这一假说的前提下，这些关于什么是可能的思想其自身常常不会被假设为受到了威胁。

但就对于逻辑的怀疑论而言，我们就永远不能到达这一点，在此我们会具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对所有的“证据”都相容，从而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其中作出选择。任何建立这样一种替代的尝试都必须用到思想形式，这些思想形式将会使自己成为最终的裁决者。例如，我不能设想如果2+2等于5，但我的头脑被搅乱了，是一个认识上相同的情形因为我不能设想2+2等于5。认识论的怀疑论依靠理性，从而使我们能够超越作为怀疑论批判对象的思想的层次而达到一个中性的地点。逻辑的怀疑论不能提供这样一个外部的平台。

这一论证当然不能被用于所有的逻辑命题或算术命题。对一个数学家而言这是可能的，即相信一个像连续统假说这样的具有争议的命题，他既不能发现它是自明的，又不通过一个证明来确定其中哪些因素本身是自明的。在更日常的层次上，如果我经过5分钟的计算就相信了一个适度复杂的算术命题，那么就可以设想我可能是错了。如果我被告之有人事先在我们的咖啡中渗入了酒或是在计算中写错了，我就会怀疑这一判断。因为就对于一个更复杂的算术信念的支持而言，所有关于我的计算的非算术的信念都是本质性的。但就换质位律或“2+2=4”而言，并不包含任何外在于逻辑或算术的东西。假如我们已经有了对形成这样一个思想所必需的各个概念，任何关于它与任何经验的假设之间的冲突都必须被视为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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