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214049100" library_document_id: "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 source_sha256: "98c9b8b134ed9229ebdb725a81683719c6e895623763267c85b2226ecd19f0be"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1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8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start=18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18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17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190&limit=10" ---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0 | PRINTED_PAGE=162 然而，古代的模式也只能用来描绘美国经验的一些特征，因为这种经验根本上是新创的、独特的。②在两个不同时期，托克维尔和汉娜·阿伦特都领会了这种新意识形态和新权力形式的新颖性。两人中，托克维尔更谨慎些。尽管他认识到美国的新政治世界所蕴含的生机活动，也目睹了几种不同的政府如何被融为一个民主整体，他还是宣称在美国，他看到民主革命已达到它的自然极限。关于美国民主是否能避开腐败漩涡，尽管他的判断并非彻底悲观，但也含了一定悲观色彩。③相较之下，汉娜·阿伦特则毫无保留地为美国的民主欢呼，视美国为现代政府再造自身之场所。她说：美国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的建立。更具体地说，就是建立起一个政治实体的基础，以保证自由的运行空间。④阿伦特将重点放在民主的建立之上，也就是其基础的固定性和功能的稳定性。在她看来，革命的成功程度已足以中止生成性力量的动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定型的力量。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Polybius 的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Harmondsworth:Penguin,1979)第六卷。 ②参阅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New York: Knopf, 1994),尤其是其中作者的导言部分。 ③参阅 Hannah Arendt 的专著 On Revolution(New York: Viking, 1963)。 ④在这里，我们直接提及Max Weber。请参阅他的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Scribner's,1950),读者也可以参阅 Michael Walzer的专著Exodus andRevolu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5)。 16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1 | PRINTED_PAGE=163 在以后的部分中，我们将对美国宪法中的权力网络概念展开批判，但现在我们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它的独创性上。欧洲的现代主权观将政治力量放置到超验领域中，从而使力量之源同社会疏远。而在美国，主权观所指向的是一种完全内在于社会的力量。政治不仅不会同社会相对立，相反可以融合社会，使之完整。 广阔的帝国 在分析新的主权原则怎样在美国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之前，首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概念自身的性质。美国主权观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欧洲主权的超验特征，它提出内在权力的思想。这种内在性思想的基础是关于创造性的思想，否则，这一原则就毫无效力可言；内在性自身并不会使社会变为政治。构成社会的民众拥有创造力，而美国主权也不在于对大众进行规范。相反，它是民众的创造力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革命及其后的新教宗派都发展了这种创造性思想。按照新教伦理，或许有人会说只有通过民众的创造力才能显现出上帝的存在和凡间所具有的神性。①权力不应常常在上，对人们颐指气使，它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美国的《独立宣言》用最明晰的语言颂扬了这个权力新思想。要把人类从一切超验力量中解放出来，其基础就是民众构筑自己的政治制度、形成社会的力量。 然而，这一生成性创造原则在一种辩证运动中又服从于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或为这一过程所解释。这就是美国主权观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主权生成于内在性层面的过程中，由于民众自身性质中所固有的冲突性和多元性，又产生出一种极限经验。新的主权原则似乎制造出自身的内部极限。要避免这些障碍打破秩序，彻底抽空政治工程的内容，主权力量就必须依赖于控制手段的使用。换而言之，在最初肯定了民众的生成性力量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一次辩证的否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细化发展新概念时已到达一个危机点？是否超验在一开始被拒之门外之后，又会通过权力的使用从后门溜进来？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 要找到有关美国宪法内部冲突的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阅 Michael Kammen的专著 A Ma-chine That Would Go of Itself(New York:Knopf,1986)。 16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2 | PRINTED_PAGE=164 结果是常在的威胁。但在认识到这些内部局限后，新的美国主权概念以罕见之势向外扩展，仿佛它要把控制的想法和反思的时刻从自己的宪法中彻底清除出去。这种主权观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发展趋向，而这个趋向的目标是开放的、广阔的、运行于无边界的地域之上的政治工程。尽管美国宪法的文本也很注重反思时刻，可在美国司法和政治史中，美国宪法的生命和动作则与之相反，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层层更新权力的民主基础。扩展原则始终在同限制和控制力量作坚持不懈的斗争。① 美国的实验同古代的宪制经验，尤其同帝国罗马所启发出的政治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一传统中，当局限和扩展出现冲突时，解决方案总是倾向于扩展。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界定，如果共和国的民主基础导致矛盾冲突不断产生，新的领土不断被占有，这样的共和国就是扩展性的。波利比奥斯将扩展性视为三种政府形式完美结合的回报，因为这种权力的杰出形式鼓励民众的民主压力突破一切局限和控制。如果不能扩展，共和国则时常面临被吸入腐败漩涡的危险。② 权力网络概念所蕴含的民主扩展倾向必须同帝国主义式扩张严格区分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内在主权概念中的扩展性是容纳性，而非排斥性的。换而言之，新主权并未废止或摧毁它在扩展之途中所遇到的其他力量，而是向它们开放自身，把它们纳入权力网络。开放的是共识的基础，这样，通过权力与反制权力形成的网络，整个主权体就得到了不断的更新。正因为有这种扩展，新的主权概念也有着深刻的改革性。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在解读Polybius的过程中，Machiavelli始终强调这样一种必需：共和国必须不断扩大，以避免堕入腐败。参阅 Antonio Negri 的Il potere costituente。 ②在“Empire of Right”中，改良主义和扩张主义结合了起来。Anders Stephanson 在他的著述中把这种结合精彩地呈现了出来。参阅他的专著ManifestDestiny：AmericanExpansionand the Empire of Right 16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3 | PRINTED_PAGE=165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将民主共和国的扩展倾向同超验主权的扩展主义，或现代民族国家的扩张主义区分开了。主权是网络中的扩展性力量，这种思想是一个连接点，它将民主共和国的原则同帝国的思想连接了起来。帝国只能被构想为一个普遍的共和国，是构建于无边界、容纳性建筑中的由权力和反制权力组成的网络。帝国的扩展同帝国主义扩张毫无瓜葛，同为了征服、掠夺、种族屠杀、殖民和奴役而设计出的国家机构也毫无关系。同帝国主义不同，帝国扩展、巩固着权力的网络模式。当然，当我们历史地考虑帝国进程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帝国的扩展运动中也浸透着鲜血和眼泪，但不光彩的历史仍不能否定帝国扩展同帝国主义扩张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或许，帝国式主权的最根本特点在于：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在前面部分我们已分析，从16世纪起发展起来的欧洲现代主权观把空间视为封闭的，边界由行政当局把守。现代主权正是居存于它的极限之上。相反，在帝国式主权观中，权力在扩展过程中不断地革新、再造自身的秩序逻辑。要界定帝国权力，就会遇到许多矛盾：主体的无足轻重相对干生产网络的个体化；帝国空间的开放性、扩展性相对于不断进行的地域化等等。然而，帝国同时又是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也正是建立于聚拢各个矛盾的两极之上，这些概念矛盾的张力将贯穿于表达和建立帝国式主权的实践之中。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参阅 Virgil 的 Ecologue V,收录入 Opera, R. A. B. Mynors 编(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9)。 16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4 | PRINTED_PAGE=166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帝国的发展和扩展的根基之中有着一种和平的思想。这是一种内在的和平思想，对立于超验式的和平思想。对后者而言，社会的本性就是战争，只有超验主权才有能力把和平施加于社会之上。而帝国式主权则与之恰恰相反，在这里，和平才是社会的本质。① 开放的边疆 对帝国式主权概念的认识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在美国宪制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发展起来。当然，作为一种书面文件，美国宪法多多少少保持了稳定性(除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修正案。但宪法同时也应被视为由司法解释和实践构成的物质统治，实施宪法的不仅有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也包括全社会的成员。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这种物质的、社会的宪法已经历了巨大改变。实际上，美国的宪制历史可明显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统治阶段。②第一阶段从《独立宣言》的公布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第二阶段是个极其矛盾的阶段。该阶段横跨19和20世纪，对应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该阶段中包含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帝国主义纲领和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国际改良主义。第三阶段由新政时期开始，穿过二战，直至冷战的巅峰期。最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开启了第四阶段，该阶段一直延伸至前苏联和它所操控的东欧集团的解体。在美国宪制历史上，每一新阶段的出现都标志着帝国主权的实现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在宪法的第一阶段，在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位期间，边疆地区的开阔空间成为共和制民主的概念域；这一开阔地带为美国宪法作出第一个强有力的界定。当时，国家的形成仍被视为处于一个开放的集体创造进程之中。①在这样的空间中，自由的宣告具有了实际含义。最重要的是，在这片美国土地上，没有欧洲式的集中和等级结构。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尽管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在这一点上倒是意见一致；美国的市民社会不是在封建和贵族权力的重重桎梏下发展，而是发展自独立的、不同的基础。②一个古老的梦想似乎又成为可能。一片无边无垠的疆域开放了人类的欲望，而人类也可因此避开曾伏击和倾覆了欧洲的人文主义民主革命的美德与财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为人类发展设下障碍的不是历史，而是自然，而自然中可没有不可逾越的对抗和固定的社会关系。自然是一片有待超越和改造的领域。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Bruce Ackerman提出一种对美国构成史的最早三个阶段进行分期的方法。参阅其专著WeThe People : Foundation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最重要的是，人们共同感受到一种全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因其在社会、经济、空间上的开放性而与众不同。”这段文字出自Stephanson的专著Manifest Destiny。 16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5 | PRINTED_PAGE=167 在这第一阶段，一种迥异于欧洲的新主权原则已得到肯定：自由是最高权力，主权被界定为开放的、不中断的扩展过程中的激进民主。边疆是自由的边疆。假使他们没有预先设想了这片广阔、流动的边疆，联邦党人的措辞将会是何等空洞，而他们自己的“新政治科学”又将多么不足。在欧洲的现代主权概念中，匮乏同战争一样处在核心位置。而在美国所经历的宪制过程中，匮乏已被否决地清除出去。杰斐逊和杰克逊都认识到边疆的实质性作用，认识到它是支持着民主的扩展性的基础。③自由和边疆处于一种正反蕴含的关系中：自由所遇到的每一项困难、每一个局限都是一个要逾越的障碍，一个要跨过的门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绵延着一片自由和财富的疆域，它时刻等待着人们去开创新航线。前面，我们已看到在美国宪法内发展出一种辩证运动，它会迫使《独立宣言》中的内在原则屈从于超验秩序。可在这里，在开放的领域中，这种辩证运动被部分转移或解决。在这片广阔的开放空间里，生成趋向压倒了宪法律令，原则的内在性压倒了规训反思，民众的活力压倒了权力的集中。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马克思在分析美国经济学家 Henry Charles Carey时，对美国经济作了一番分析。在美国“这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从封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中发展起来的”。该段文字出自马克思的Grundrisse(New York:Vintage,1973)。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讨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同时他也讨论了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的情况)。关干Tocqueville的美国的经济社会根源的分析，请参阅Democracy in America，第一卷，第二、三章。 ②ThomasJefferson视“扩张为一个稳定、安全、繁荣的自由帝国的不可或缺的伴生物”。参阅Robert Tucker 和 David Hendrickson 的 专著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U.S. Constitution，Article I，Section 2。关于五分之三的统治，参见 John Chester Miller， The Wolf by the Ears: Thomas Jefferson and Slave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16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6 | PRINTED_PAGE=168 开放空间的空想在美国宪制史的第一阶段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其中也先天地隐藏着一种残酷的征服。要把北美领土构想为空荡荡的，必须先做到一点：就是刻意忽视土著美洲人的存在，或更确切地说。把他们视为人类的另一种类，一种亚人类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正如必须清除土地上的树木和岩石以便耕作，土著居民也必须从领土中清除出去；正如边疆人民必须着重装以御严冬，他们也必须武装自己以抵御土著居民。土著美洲人仅仅被视为自然中一个特别棘手的成分，于是战争持续进行，以驱逐和/或消灭他们。在这里，我们遇上了一个无法被融入宪法机器的矛盾：土著美洲人无法被融入边疆的扩展运动。他们必须被排斥在领土之外，这样才能打开空间，使扩展成为可能。只要他们被承认，也就不存在什么边疆和可填补的开放空间了。作为美国宪法的反面基础，他们存在于美国宪法之外。换而言之，对他们的排斥和灭绝是使美国宪法生效的根本条件。甚至不能把这一矛盾视为一种危机，因为对土著美国人的排斥是如此之剧，他们存在于宪法机器之外如此之匮乏的地方。 在这贯穿了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到南北战争的第一阶段，宪法权力没有因内部矛盾而步入危机。土著美洲人被抛出宪法之外，然而非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宪法之内。边疆的概念、民主开放空间的思想和实践，这些实际上同同样开放和有动力的人民概念、民众概念、种族概念被一起编织出来。共和制下的人民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是走出制的人民，是正在增补着一片空荡荡的(或被清空的)领土的人民。从一开始，美国空间不仅幅员广阔、没有边际，更充满内涵。它是一个交叉的空间，是不断发生着混合的“熔炉”。美国自由所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必然完全会发生在这充满内涵的内部空间。黑奴制，这一殖民权力的遗留物，成了自由民族形成之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国的伟大反殖民主义宪法不得不容纳下这种典型的殖民主义制度。土著人尚可被排除在美国宪法之外，因为新生共和国并不依靠他们的劳动，可黑人劳动对新近诞生的美国却是个极其重要的支持。非美国人必须被纳入美国宪法，却不能被平等地纳入。南方的立宪者就毫无困难地展示出，在辨证的、自我反思的运动中，宪法会允许，甚至主动要求曲解劳动的社会分工，尽管这种曲解同《独立宣言》所传达的平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16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7 | PRINTED_PAGE=169 从美国宪法起草过程中达成的妥协，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矛盾的微妙本质。这一妥协是经过曲折艰难的谈判后才达成的，其结果是：奴隶人口在决定各州在众议院的席位时确可发生作用，但必须打上一个折扣。这个折扣是：每一个奴隶相当于3/5个自由人。（南方各州竭力提高这个比率，以增强它们在国会中的力量，而北方各州则竭力降低它。)立宪者们实际上被迫把不同种族的宪法价值量化。如果白人是一，黑人为零，这还好一点，可3/5对一部宪法来说实在是个麻烦的数字。非美国人既没被彻底排斥，又不能被完全接纳，黑人奴隶既是美国宪法的例外，又是它的基础。这真是矛盾。 这一矛盾令新近发展出的美国主权观面临危机，因为它阻碍了自由流通、混合和平等，而这些也正是激励出美国主权观的基础中的生机活力的因素。①帝国式主权必须不断突破壁垒，超越划界，不管它们位于边疆或自己的内部。正是这种不断的突破和超越令帝国空间保持开放。在帝国内部，在白人和黑人、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壁垒堵塞住了帝国的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如果读者要找到一部简史，叙述从立宪会议到南北战争之间因奴录制问题而激化的宪法危机,请参阅 Kammen 的专著A Machine That Would Go of Itself。 16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8 | PRINTED_PAGE=170 融合机器。 亚伯拉罕·林肯在领导南北战争时，认为他正在为这个国家制造基础。他是对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就民权和非美国人平等权利问题的斗争。不仅如此，关于奴隶制的辩争必然同关于新领土的辩争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起着作用的是对国家的空间的重新界定，而利害所在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民众的自由移居(它统一于一个多元社会)还能不能继续发展、继续自我完善，实现公共空间的重新构建？新的民主必须摧毁超验的国家观以及它对种族所作的划分。必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民，而界定这新型人民的不是旧时代的遗存，而是适应社会构建和扩展需要的新伦理。新的国家只能是对混合的同一性进行政治和文化管理的结果。除此之外，它别无选择。 帝国空间的关闭 美国的巨大开放空间最终也耗尽了。即使把土著美洲人赶得更远，赶入更小的禁闭空间，仍没有足够的开放空间产生。在19和20世纪，美国的自由、它的新型权力网络模式，以及它关于现代主权的另类观点，这一切都撞上一个认识：开放的领土毕竟有限。从这一刻起，美国宪法就时常被拉到一个矛盾的临界线上。每当宪法中的扩展性同它的局限发生冲撞时，美国就会被诱上一条欧洲式的帝国主义道路。然而，另一种选择也始终存在，那就是：重归帝国式主权工程。这一出新的政治剧上演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也就是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段时间。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进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阶级斗争提出了匮乏问题。这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匮乏，而是为资本主义历史所固有的匮乏。也就是说，它是适应于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生的商品分配的不平等。阶级斗争成了一道极限，它威胁着宪法在扩展中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庞大的资本托拉斯也开始组织起新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从而使财富与生产、金钱与生产关系脱钩。在欧洲，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相对连续的过程，因为金融资本是在地租和与之相应的贵族制度之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爆发性事件。它威胁到了宪法网络的存在可能，因为一旦一种权力获取了垄断性，网络本身也被摧毁。既然空间扩展已不再可能，从而也无法再成为解决矛盾的策略，社会冲突就直接作为暴力性、不可调和的事件表现出来。大规模工人运动在美国出现也证实了宪法中的调和空间已关闭，在空间上转移冲突已不再可能。秣市骚乱和普尔曼罢工以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喊出：再也没有开放空间了，矛盾将导致直接冲突。①实际上，当权力撞击它的空间极限时，它就被迫向自身内部收缩。一切行动都必须在这种新环境中展开。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17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9 | PRINTED_PAGE=171 空间的关闭向原先的美国宪法精神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应对挑战之路上也危机四伏。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当时那样强烈感到将美国变为一个欧洲式主权国家的欲望。我们关于“反动”、“主动性反革命”、“预防性警察”的概念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美国的阶级压迫者没有理由嫉妒欧洲的皇帝和沙皇。即便到了今天，那一时期的残酷资本主义和国家镇压仍在继续，不过最初的压迫者(如弗里克、卡内基、梅隆、摩根)今天已穿上了慈善家的衣装。那时，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可压迫越强，反抗也更烈。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当时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那么强烈，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本关于帝国的书。 在北美大陆上，应对空间闭合的道路不只一条，而且不同的道路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在决定往后美国宪法的发展趋向方面，影响力最大的两项方案都是在20世纪初，在美国“进步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细化出的。第一项方案的提出者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第二项方案的提出者是威尔逊总统。第一项方案彻底采取了传统的欧洲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第二项方案则采取了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以之扩展权力网络的宪法概念。这两项方案的目的都是回应社会关系的危机，以及由此而生的杰斐逊空间的危机。对两种方案而言，第二重要的事都是通过强大的托拉斯的形式对权力网络的腐化。两任总统的政府都通过了重要的反托拉斯法令，其内容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对铁路的立法直至威尔逊总统任内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广泛立法。两位总统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缓和阶级对抗。到那时，美国的阶级对抗已几乎销毁了除美国的权力网络之外的一切事物。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系统范围内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这也是两位总统的第三个共同点。开放的领土已被用尽，纵使它未被耗尽，也不可能控制运动以民主方式进行。 第八章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关于美国产业工人阶级作为一股强有力的力址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出现，请参阅Da-vid Brody 的专著Workers in Industrial America : Essays on Twentieth-Century Struggl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 Stanley Aronowitz 的专著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以及 BrunoRamirez 的专著 When Workers Fight :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ProgressiveEra, 1898-1916(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8)。 171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19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