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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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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空间闭合的问题已无法在内部解决，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进步主义就只得在同外界的联系中实现。两位总统提出的回应办法都强调向外的运动，然而威尔逊总统的方案却远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方案更具乌托邦色彩。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而言，西班牙一美国战争就构成了解决方案的原型。而随着他转向民粹主义，那一形象在他的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也日益加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解决空间极限的方案就是放弃美国模式的原有特色，继而追寻与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民粹殖民帝国主义和法兰西第三帝国的进步主义帝国主义相类似的目标，采用同它们相类似的方法。①这条帝国主义道路给美国带来了它在菲律宾的殖民经历。罗斯福宣称道：“保证生活在野蛮中的人从各种枷锁下解放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一来，对解放斗争作出让步，允许菲律宾人那样的未开化民族自己统治自己就成了一种“国际罪行”①。罗斯福，以及他之前的数代欧洲意识形态鼓吹者，都依赖于“文明”这一概念，用这一概念为帝国主义的征服和统治辩护。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如果读者要找到一种从外交政策角度对美国扩展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作的优秀分析，可以参阅 Akira Iriye 的专著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 U. S. Foreign Policy to 1914(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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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总统的危机解决方案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他那宪法的权力网络国际扩展工程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乌托邦。在欧洲，在《凡尔赛条约》签约期间，他对美国意识形态的解释受到最大的嘲弄，可即便在美国国内，它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欣赏。但他在美国宪法扩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世界秩序的概念，以及他视和平为新的世界权力网络的产物的思想，这些都是具有强大和持久生命力的方案。②他的方案同美国宪法的原有逻辑和它关于帝国扩展的思想相应合。欧洲的现代主义者们忍不住要嘲讽这一后现代帝国的方案：历史中充斥着对乔治·克列孟梭、劳合·乔治的冷嘲热讽，他们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宣称他们的独裁和战争的核心就是抗拒威尔逊的方案。然而，可怜的威尔逊总统今天却以另一副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不错，他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但他清晰地预见了正等待着欧洲各国的可怕的将来。他最先提出创建世界和平政府，他的提议当然无法实现，然而他的远见也有力地促动了向帝国的转变。尽管其至威尔逊总统本人也未能意识到这一切，但它们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里，我们实际已接触到了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具体区别。在威尔逊的空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白痴的远见和睿智。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 这段文字在 Frank Ninkovich 的文章“Theodore Roosevelt:Civilization as Ideology”中被引用。该文刊载于Diplomatic History,20,no. 3(Summer1986)。Ninkovich清楚地显示了Roosevelt的帝国主义是如何牢固地建立在所谓“文明的扩张”的意识形态之上。

②关干Woodrow Wilson 和进步国际主义的命运，请参阅 Thomas Knock 的专著 To End All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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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宪法的第三阶段可以被认为从新政法令在国会的通过开始。但我们基于自己的目的，认为最好将它的起始点再向前推一推。我们甚至可以把该点一直推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传遍全美、全世界的时期。回过头看，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日后冷战的苗头—世界领土的两极分裂，以及两大体系间的疯狂竞争。新政法令本身，同时还有西欧建立起的相对福利系统，都可视为是应对苏联引发的威胁的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目的是应付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的力量。①美国发现，它正越来越受到缓和阶级对抗这一需求的挤压，反对共产主义也因此成为压倒一切的必须。冷战意识形态造就出最夸张的二元分裂。结果，一些界定着欧洲现代主权的特点又出现于美国大地上。

越来越明显，由此开始，美国已远非它的创始者们设想的那个独特、民主的国家，一个自由帝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美国成为野蛮的帝国主义工程的直接作者。作为世界警察和镇压世界各地自由斗争的策划者，美国的这一形象既非始于20世纪60年代，亦非始于冷战的正式开始。其起始可一直追溯到十月革命，甚至更早。或许，我们更应该把帝国式主权发展之路上出现的例外串接起来，使它们成为一种趋向，成为美国历史中的另一种抉择。换而言之，或许我们应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根源之中，(追溯到黑奴制和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之中)以找寻这些帝国主义行径的根基。

在前面，我们主要把黑奴制视为南北战争前的宪法问题。可在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通过后许久，种族压迫和对黑人劳动力的超级剥削仍旧存在。包围着美国黑人的有形和无形的意识形态藩篱始终抵触着开放空间和混合人民这样一些帝国式概念。尤其，在劳动分工、工作条件、工资结构等方面，黑人劳工在美国的位置同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劳工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实际上，对黑人劳工的超级剥削也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内部的例子，它显示出一直存在于美国历史之中的帝国主义倾向。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Antonio Negri 的文章“Keynes and 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该文载入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合著的Labor of Diony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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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则外部例证，这就是门罗主义和美国施加努力以控制南北美洲的历史。于1823年由詹姆斯·门罗总统宣布的门罗主义的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防范欧洲殖民主义。“从此以后，自由、独立的美洲大陆不再会被视为欧洲大国殖民统治的对象，”①美国自命为保护美洲各国免受欧洲侵略的保护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响应门罗主义，声称美国是“国际警察力量”，从而最终把美国的“保护者”地位公诸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把美国对美洲各国的多次军事干涉都形容为抵御欧洲侵略，未免也太勉强了。②美国的政治实际上是一股强劲的帝国主义传统，只不过它套上了反帝国主义的外衣。

冷战期间，这种帝国主义诱惑—或者说保护者和支配者之间的模糊变得范围更广，程度更剧。换句话说，保护世界各国免受共产主义之苦(或更准确地说，免受苏联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帝国主义手段支配、剥削各国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美国卷入越南可视为这一趋势的极点。从一个角度上看，或从美国政府的内战意识形态的内部看，越南战争是保护“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入侵、遏制共产主义前进的全球政治战略的一部分。然而，这场战争同时是，也只能是欧洲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帝国主义已在各场关键战争中败北，它们的控制正在消亡。就像上了年级的拳击手，它们一个个走下擂台，让位给阔步迈进的新冠军美国。美国军方相信，他们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法国人在奠边府的覆辙，对此他们从未有丝毫疑虑。在停留在越南的短暂岁月里，美国人的暴力、残酷和野蛮令任何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国家都为之汗颜。似乎美国社会宣布自己为欧洲帝国主义力量的合法继承人，披上它们的帝国主义华服，赶超它们的帝国主义行径。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Monroe的最初宣言的效果至多也只是模糊不消的。ErnstMay争论说，在促使门岁主义诞生方面，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问题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请参阅其专著TheMakingofMonroe Doctrin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75)。只是随荐 TheodoreRoosevelt的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随若修建巴拿马运河项目的开始，门罗主义才成为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

②关干美国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中美洲长期的军事干涉，消参阅IvanMusicant的专著TheBanana Wars;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 1990) ,Noam Chomsky 的专著 Turning the Tide: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5),以及 Saul Landau 的专著TheDangerous Doctrine: National Securi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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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在越南的冒险以失败告终。越南人民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力量与勇气，接连与两大帝国主义力量作战，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尽管胜利的果实极其苦涩。然而，对美国而言，也对我们的简短的宪制史而言，越南战争可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趋向的最后时刻，因此它的结束也标志着朝向新宪法阶段的转变的开始。欧洲式的帝国主义道路被永远地证明是一条不归路，从此以后美国又退回到它原先的道路上，向着帝国统治跃进。

作为一种简化的历史定位，我们可把美国宪法第三阶段的结束和第四阶段的开始定在1968年。①那一年1月进行的春节攻势标志着美国的帝国主义冒险在军事上已走上了必败之路。更为重要的，强大的国内社会运动已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而为美国重返共和原则和宪法原有的精神扫清了道路。正当美国深深陷入它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冒险，正当它已游离到脱离原先宪法精神最远点时，宪法精神在国内大爆发出来，这不仅体现在反战运动上，同时也体现在民权运动和黑人力量运动上，体现在学生运动上，并最终体现在第二波浪潮的女权运动上。新左派的各组成部分纷纷涌现出来，这极大地肯定了宪法中的生成性力量原则和重启开放空间的宣言。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WilliamChafe提出，从一个社会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1968年是美国政府类型的一个转变。“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用分水岭’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固定时刻，他都目着将复杂的历史过程过度简单化的危险。然而，如果用这个词来意指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标志着一群力量的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另一群力量的主导地位的开始，它似乎是描述1968年在美国所发生的情形的适当的词。”请参阅William Chafe的专著The Unfinished Journey：America sinceWorld War Ⅱ(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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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冷战

在冷战期间，美国披上了帝国主义的华服，令老的帝国主义力量臣服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美国所发动起的这场冷战并未战胜它的社会主义敌人，或许这也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基本目标。苏联是被国内矛盾的重担压垮的。冷战最多也不过创造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苏联集团内部回荡，从而使具有爆炸性破坏力的矛盾迅速裂生。冷战最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中重新整理出霸权路线，加速了旧力量的衰落，相应提高了美国所倡导的构筑帝国秩序的地位。假使新型的霸权倡导没有事先准备好，美国也不会最终成为冷战的胜利者。这一帝国工程，或者说这一建立权力网络的全球工程，界定着美国宪制历史中的第四阶段。

在冷战逐渐缓和及冷战之后的岁月里，行使国际警察力量的职责就结结实实地落在了美国肩上。海湾战争中，美国第一次全面使用这种力量。其实，从那场战争的目标、地区利益及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那仅是一次压制行动，没多大意义。我们已看到美国及其盟国直接导演的多场类似战争。伊拉克被指责触犯了国际法，因此必须受到审判和惩戒。海湾战争的重要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战争把美国展示为惟一可行使国际主义的力量，且它的行动不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动机，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进行的。当然，在此之前，许多力量也曾宣称过，它们的行动服务于全体的利益，可它们的宣称都错了。可这一次，美国的新作用完全不同于以往。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关于普遍性的宣称仍旧是错误的，但错误与过去不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不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而是服务于帝国利益。从这一角度上说，海湾战争确如乔治·布什所宣称的那样，宣告了新世界秩序的诞生。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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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国秩序的合法化不能仅仅依赖法律制裁和军事力量。必须制造出国际司法常规，合法地、持久地提高霸权行动者的力量，帝国秩序的合法化惟有由此才可发展出。这时，威尔逊总统最早提出的立宪过程终于到达成熟期，再一次跃现于世人眼前。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威尔逊总统的救世主义和新政的国际政治一经济倡议之间，一系列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产生出传统的契约式国际权力观所称的常规和效力剩余。在创建了联合国的旧金山协议精神中，这种剩余得到了广泛的普遍基础。冷战阻碍了统一过程，但并未完全阻挡住它。在冷战的岁月里，一方面能够制造权利的国际组织迅速增多，另一方面对这些组织的抵制在减弱。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已强调了这许多不同国际组织的迅速增多，和它们以一种共生关系的相互加强，仿佛一个可以令另一个成为自已合法化的理由。它们的国际权力观向前推进，越过契约论或谈判论，开始指向一个中心权威，一个能推动司法行动的合法的超国家发动机。这些大国际机构诞生于谈判和协议的有限基础上，但它们引出了组织和行动者的急剧增多，这些组织和行动者的行动似乎表明，一个保证正义的中心权威已就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被要求担负起确保和加强新的超国家权利形成过程的法律效力的作用。在公元1世纪，罗马参议员们要求奥古斯都大帝为了公众的利益接掌起帝国权力。同样，今日的国际组织也要求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在20世纪末的所有地区冲突中从海地到波斯湾，从索马里到波斯尼亚—美国都被要求进行军事干涉。这些要求全是实实在在的，绝不是平息美国公众的不同意见的花招，虽然不太情愿，美国军队仍要以世界和平秩序的名义对这些要求作出回应，这或许就是帝国的中心特点之一，它存在于一个对它的存在不断提出要求的世界环境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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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原因组成美国的特殊地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对抗苏联及以后的新世界秩序中持续发挥的核心作用。然而，从立宪史的角度上看，美国能获取特殊地位，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宪法自身的帝国倾向。恰如杰斐逊总统所说，美国的宪法最适合于一个大帝国。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一部宪法是帝国式的，而非帝国主义式的。说它是帝国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构造模式能够重新表达开放空间，能够在一片无边无垠的领域内不断重造网络中多种多样的独特关系。(相反，帝国主义则在封闭的空间内线状扩张自己的力量，它侵略、毁灭，把国家主体并入自己的主权之中。)

正是在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帝国得以诞生。实际上，我们进入的是由一部国内宪法的扩展走入帝国的形成过程。在修昔底德所描绘的古代世界中，国际权利的形式必然是一个谈判商讨和签订契约的过程。在国家理性的时代，在现代的国与国关系中，情况亦是如此。可今天，权利的形成所涉及到的是内部的宪法制度化过程。由一致和协同构成的网络、调和和解决冲突的渠道，对各国动态的协调，这一切都成为帝国的内部机制。全球的边境正转变为帝国主权下的开放空间，而我们正在经历这场转变的第一阶段。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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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帝国主权

帝国的新人民相信新的开篇、新的章节，而我在继续在为旧故事而打拼。我希望，在故事结束之前，它能揭示出为何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J. M. 考特茨(J. M.Coetzee)

现代对现代性的二元性的批判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那一批判传统的立足点却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它处在危机的临界点，故而既在现代之内，又在现代之外。在向着帝国世界的转变过程中，边界地带已不再存有了，故而现代批判策略也不再有效。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现代欧洲哲学史上，自康德至福柯对“何谓启蒙”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康德对启蒙作出了最经典的现代主义的描述：敢于获取知识，摆脱“不成熟”状态，在社会领域的中心欢庆公众对理性的运用。①福柯的答案，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同康德的答案差别也并不巨大。福柯不必同腓特烈二世的暴政周旋，也不必像康德那样希望把暴政引向更具理性的政治。在他所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系统中，广大的政治交换领域已为人们习以为然。然而，他的回答再一次强调要横跨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主体性和“外部”社会空间；不过，福柯的划分把传统划分颠了个个儿，他把“内部”的系统同“外部”的主体性区分开。①现代批判的合理性，它的重心，就落在内与外的边界上。

①参阅 Immanuel Kant 的文章“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该义 收录入 Political Writing,Hans Peiss 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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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确加入了另一条通过质询寻求超越边界和公众领域的现代观。“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使能力的增长同权力关系的激化相脱离？”这一新的任务要求使用新的方法：“我们必须超越非内即外的选择。”福柯的回答仍是相当传统的：“我们必须走上前线。”②最后，福柯对启蒙的哲学批判又回到启蒙的立足点，就在这内与外的潮涨潮落中，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未能突破现代性本身的术语和局限，而是在它的边界上静止下来。

边界地带—这个既属于内部，又属于外部的地带—成了批判权力系统的立足点。同样的观念也激发出现代政治理论的批判传统。长期以来，现代共和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结合了现实的基础和空想的创新。共和总是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主流历史进程之中。可同时它又寻求改变政治领域，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外部，一个解放的开放空间。我们认为，这一批判传统的三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他们的思想总是把基础建立于真实的现代主权形成过程之中，他们试图引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为一个另类社会的出现开辟出空间。外部从内部建立起来。

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建立起民主政治的生成性力量诞生于中世纪秩序的破裂中，诞生于规范向现代性转变时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的必须中。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文章“What Is Enlightenment”，该文收录入 The Essential Works ofFoucault 1954-1984 的第一卷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Paul Rabinow 编(New York:New Press, 1997)。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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