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214049100" library_document_id: "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 source_sha256: "98c9b8b134ed9229ebdb725a81683719c6e895623763267c85b2226ecd19f0be"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1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5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start=25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25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24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260&limit=10" ---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0 | PRINTED_PAGE=232 然而，马克思的思路趋向于认为，在某一时刻资本主义限价和需求的政治进程将在世界水平上会合和重叠。民族国家在他的作品中扮演的仅是一个短暂的角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决定了起着全球生产体系作用的限价与剥削，而出现在该领域内的每一个限制长远地看来都将被克服。“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他写道，“本来就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以内。每一种界限都表现为急待克服的限制。”①只有当所有有限的限制被克服以及当国家和资本有效地合成之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才可能写就。换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弱在深层次上乃是国家和资本间关系的充分实现。“资本主义获得胜利，”正如费迪南多·布罗代尔所说，“只有在它与国家取得认同，而且就是国家本身之时。”②如今也许要草拟出马克思的两个缺失卷最终是可能的(如果有人仍然觉得必要);或者索性遵从他的方法的精神，将马克思论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观点搜集在一处，有可能尝试着写出一篇批判帝国的革命性文章。 对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分析也因为另一原因在帝国里成为可能，因为在发展的这一点上，阶级斗争没有局限地对权力的组成施加影响。已取得全球化层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面对着大众，毫无回旋的余地。于是这种辩证法，或者是关于界限及其组织的真正科学就此逝去。阶级斗争将民族国家推向废弃并进而超越它所造成的限制，由此使得帝国的构建成为分析和冲突的所在。在没有这一限制之后，斗争的形势完全打开了。资本与劳动以直接对抗的方式相对立。这就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条件。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Marx, Grundrisse. ② Ferrand Braudel, Afterthoughi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1 | PRINTED_PAGE=233 循环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市场的政治规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我们正在目睹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定性的历程。当我们不能够充分表达这段历程的高度重要性时，有时我们很难定义进入后现代性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这种描述的肤浅，但有时却倾向于它，因为至少后现代性意味着当代史上的划时代的转变。①然而其他作者似乎低估了我们形势的变化，并将分析引导回循环地理解历史进化的范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在他们看来将只是有规则地重复循环的另一个阶段，循环的是经济发展的各种形式或者政府的形式。 我们熟悉无数关于历史循环的理论，从我们继承希腊一罗马遗产的政府形式的理论到20世纪作家论及的循环发展与文明衰落的理论，后者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何塞·奥特加·依珈塞。当然在柏拉图的政府形式的循环评价与波利尼奥斯的为罗马帝国的辩护之间，或者在斯宾格勒的纳粹意识形态和费迪南多·布罗代尔的强大的历史主义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了在推理上完全不充分的这一彻底的模式，因为每种循环理论看上去在嘲笑这样的事实，即历史是人类行为通过强行制订一部客观性的法律来统治各种意图与抵抗、失败与胜利、人类的欢乐与苦难的产物。更为糟糕的是，它使得人类的行为伴随循环结构的韵律共舞。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偶尔我和其他人一样对后现代’口号开始厌倦，可是当我禁不住要后悔自己参与其中、哀叹它的误用和臭名昭著以及有些勉强地总结出它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之时，我发现自已停下来思考是否任何其他的概念可以以如此有效和经济的方式使这些问题戏剧化。”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University Press,1991)。 23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2 | PRINTED_PAGE=234 乔万尼·阿瑞吉采用了长期循环的方法论，写出了一种对“漫长的20世纪”的丰富而美妙的分析。①这本书基本聚焦于理解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与积累的危机如何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然而，为了研究当代的历程，阿瑞吉认为我们需要回溯过去，将危机放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循环的漫长历史之中。遵从费迪南多·布罗代尔的方法论，阿瑞吉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历史和分析性的工具，它由四种宏大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系统循环构成，这是四个“漫长的世纪”，将美国置于同一条线上的热那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后。 这种历史性视角引导阿瑞吉去论证诸事如何轮回，或者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如何总在轮回。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的确并不新鲜。今天发生在美国领衔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事情一百多年前曾发生在英国人身上，在那之前则发生在荷兰人身上，更早的时候则发生在热那亚人身上。这种危机意味着作为每一个积累的系统循环中转折点的一段历程，从第一阶段的物质扩张(生产投资)到第二阶段的金融扩张(包括投机)。这一趋向于金融扩张的历程被阿瑞吉称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特征，并总具有成熟的特性，象征着一个循环的结束。具体地说它意味着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霸权的结束，因为每个长循环的结束总意味着资本积累系统进程的中心有一个地理上的转移。“这种转移，”他写道，“已发生在所有的危机与金融扩张中，后者标志着从积累的一个系统循环到另一个循环的转变。”①阿瑞吉宣称美国已将火炬传给了日本，让它去引领资本主义积累的下一个漫长的轮回。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n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23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3 | PRINTED_PAGE=235 我们无意讨论阿瑞吉提出美国衰退而日本崛起的假说是否正确。令我们更为关心是在阿瑞吉的循环理论的背景下，不可能认识到制度的一种断裂、一种样式的转变和一件大事件。相反，诸事必须总在轮回，而资本主义的历史由此成为与此相同的永恒的轮回。最终，那样一个循环的分析成为危机和重建过程的动力。即便阿瑞吉本人已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状况与运动情况作了广泛的研究，但在该书的背景及其历史工具的作用下，似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客观而必然的一部分循环，而不是发生在宗主国与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进攻的结果。这些斗争的积累是危机的原因，它们决定了资本主义重建的期限与特点。可是比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的任何历史性辩证更重要的则是今天断裂的可能性。我们必然得在生产的跨国网络、世界市场的范围以及资本主义统治的全球结构中认识到存在断裂的潜力和未来的动力，这一未来并不简单而宿命地重复资本主义的旧循环。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n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23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4 | PRINTED_PAGE=236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对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民主，似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组织经费在必要的规模上进行一项宏大的试验来证明我的观点——除非在战争状况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40年7月29日） 老帝国主义——外来利润的剥削———在我们的计划中没有地位。 ——哈里·S.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 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的第一次浪潮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深刻变化的开端。从1917年的苏维埃革命和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显然不可能像从前一般进行下去。如我们所说存在一个清楚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趋向帝国的转变。资本被迫应对这一挑战，但整个世界的条件并不有利。到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调已达到顶峰。已被战争推到极致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和集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快速进行着，而泰勒主义的推广导致了不断增长的高水平的生产率。但理性的劳工组织并没有导向理性的市场组织，相反却只能增强了它们的无政府状态。宗主国的工资制度在福特模式下愈加强化和僵化。有限的高工资体制的功能只是部分地回应了由十月革命建构起来的威胁，从而成为防止共产主义“疾病”蔓延的一剂预防针。同时，随着在“国联”的肮脏协定之下德、奥和土耳其劫掠过来的地区被战胜国所瓜分，殖民扩张依旧没有减弱。 23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5 | PRINTED_PAGE=237 这一系列的因素酝酿了1929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过度投资与无产阶级的消费不足二者的危机。①当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正式宣告了危机开始之时，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问题，并尽可能地寻求解决方法。他们本应在凡尔赛和平谈判中所做的——研究帝国主义间战争的起因，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失败者②——如今不得不在每个单个的国家中实现。资本主义不得不被极端地改造。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却不能完成这一点。在大不列颠与法兰西，改革从不会真正发生，而少数几次尝试在保守的反动势力面前遭到挫折。在意大利与德国，重建资本主义关系的工程最终演化成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③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①只有在美国，资本主义革命才被付诸实施，以民主党的“新政”方式被提出来。“新政”构成了对以往经济发展的布尔乔亚规范的各种形式的真正背离。在我们分析时，“新政”的重要性不仅应以它重构一个单个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及权力的关系的能力来衡量，而且最主要地应以它在全世界的效果来衡量一—并不是直接或明确的效果，但却是深刻的影响。随着“新政”的施行，超越帝国主义的真正过程开始生根。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See James Devine,"Underconsumption, Over-invest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5,no.2(Summer 1983)。论 1929 年经济危机,亦见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4)的经典分析，它集中在成为危机起因的投机上；以及最近的 Gérard Duménil and D.Lévy,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 un siècle d'économie americaine (Paris: PUF,1996)。更普遍的关于 1929 年危机留给 20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见 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New Left Books,1979);and Robert Boyer and Jacques Mis-tral, Accumulation, Inflation, Crises (Paris:PUF,1978)。 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马赛会议上最有深谋远虑的人。早在那次会议并且随后在其论文“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摒弃了胜利者的政治自大，这种自大后来成为产生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 ③ 这种对 1929 年经济与政治危机的解释应非常强烈地与体现在 FranÇois Furet,Ernst Nolte，and Renzo De Felice风格中的“修正主义”的史学观相对。它证明了在 20世纪政治选择的定义中，经济要素的高度重要性。相反，修正主义的历史将该世纪的发展解读为经济形成辩证对立的众多观点的线性进展，如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处在定义的两极，例见FranÇoisFuret,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 RobertLaffont,1995),尤其在该章中(p.189-248)它讨论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 23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6 | PRINTED_PAGE=238 全世界的一次“新政” 在美国，对“新政”的支持来自平民力量与精英阶层中的强大的政治主观主义者们。从20世纪初开始的美国进步主义的自由与民粹的特征得以延续并会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行动纲领之中。人们可以正确地认为罗斯福解决了美国进步主义的矛盾，手段是将美国帝国主义的使命和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熔铸为一体，后者的代表人物即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②这种主观主义正是改造美国资本主义和重塑这一过程中的美国社会的驱动力。国家的荣耀不仅在于是众多矛盾的调解者，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所在。国家司法结构的改造推动了允许厂泛而复杂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予和表达自己的程序机制的运行。国家也在经济规范中担任主角，因为凯恩斯思想被应用在劳动力与货币政策上。美国资本主义被这些变革刺激着前进，从而在高工资、高消费，也是高冲突的一种体制下发展起来。从这种发展中产生了将组成现代福利国家的三位一体：即劳工组织的泰勒主义、工资体制的福特主义和社会的宏观经济规范的凯恩斯主义的综合。①作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一个产品的福利国家并未像欧洲那样混合公共补助与帝国主义的动机，而是全面投资到社会关系中去，伴随着积累过程中的更大规模的介入而施加一种规训性的制度。这是想要透明的一种资本主义，由一个实施自由计划的政府进行规范。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见 Jon Hallida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5)。 ②首先像A.M.S.那样的“自由”的历史主义作家坚持主张美国进步主义的综合特性。Political and Social Growth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865-1940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See also Arthur Ekirch ,Jr. ,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 : A Study of the Era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Woodrow Wilson(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4). 23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7 | PRINTED_PAGE=239 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对罗斯福的福利国家的辩护在这里有所夸张，目的为证明我们的中心论点：即“新政”模式(应付一战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危机)是第一例朝向帝国方向的强大的主观主义。“新政”产生了最高形式的规训性的政府。当我们谈到规训性政府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谈到组成它的法律和政治的形式。我们基本上所指的事实是：在一个规训性的社会中，随着所有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机系统的发展，整个社会都处在资本与国家的规训之下；而且整个社会会逐渐和带着不可抑制的持续性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所单独规训。一个规训性的社会因而是一个工厂式的社会。②规训随即是一种生产形式和政府形式，结果规训性生产和规训性社会趋向于完全合二为一。在这种新的工厂社会里，生产的主观主义被铸造成经济发展的单一维度的功能。社会劳力的分工的数字、结构和等级变得愈加广泛和被细致地定义，同时市民社会愈来愈被吸收进国家中去：隶属关系的新规则和统治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全社会环境中扩展开来。①正当规训的体制被推向最高层次和最彻底的应用时，它就显示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极端界限、一种处在被征服过程中的社会的极端界限。这当然大部分归功于过程背后的动力，即抵抗与反叛的主观动力。下一节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这是 Michel Aglietta 在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and Benjamin Coriat 在 L'ate-lier et le chronomètr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79)中所依据的核心论证线索。Michael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and “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inRevolution Retrieved(London;Red Notes,1988)中有一篇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很好的总结。 ②米歇尔·福柯发展的规训观当然与我们在此使用的焦点不同，但我们都指代同样的实践和同样的应用的全球性。福柯的基本理论兴趣点是：规训通过机构的建筑得以部署，规训的权力不是座落在某个中心源头，而在其实施点的细密分布，而且通过将规训内在化与制订实践措施来产生主体性。这一切对我们在这里的考虑同样有效。但我们的基本焦点是讨论源于T厂体制的规训性的实践和关系如何走向将整个社会构造成既是生产义是统治的一种机制，即作为社会生产的机制。 23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8 | PRINTED_PAGE=240 那时“新政”模式首先是专属于美国政治的一种发展，是对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种回应，但它也成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军高举的一面旗帜。对美国为何参战曾有好几种解释。罗斯福总统宣称是被国际政治的动因不情愿地拉进了战争。而凯恩斯与经济学家们则认为“新政”的需要1937年面临着一种新型的危机，并受到来自工人施加的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选择了战争之路。面对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国际斗争，美国不可能避开战争，尤其是因为实施“新政”后的美国经济已进入另一个扩展的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进入二战将“新政”牢靠地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危机联系在一处，并将“新政”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后继模式搬到了世界政坛之上。从那时起，“新政”改革的效果在全球范围内就有了影响。 在战争的后果方面，许多人视“新政”模式为通往全球复兴的惟一路径(在美国霸权的太平洋势力的领导之下)。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只有一个全世界的新政’能够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它将比我们步履蹒跚的新政’更加影响深远、持续有力。”②二战后掀起的经济重建事实上影响到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战胜方同盟国和失败的一方，所影响的正是根据“新政”创建的模式对规训性社会的扩展范式的支持。此前的欧、日以国家为基础的公共补助形式和社团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其自由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由此得到具体的改变。这种“社会国家”诞生了，或者说这是真正的全球的规训性国家，它更深更广地考虑到人口的生命轮回，将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置于受稳定的货币体制限定的集体性交涉的系统之内。随着美国霸权的延伸，美元开始称王。美元的兴起(通过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与日本的经济重建)是战后重建的必由之路，而美元的霸主地位的建立(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便与所有价值标准的稳定性捆在一起。美国军事力量决定着与每个宗主国和附属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主权最后的实现。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模式得到扩展和完善。这就是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新政”改革的黄金时代。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描述这种发展并预知其结果的基本文本见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of Enlightenment(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无数本其他的书跟着描述了规训社会和它作为一种“生态政治的社会”不可压制的发展，这些书来自不同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却又完全融会在对这种趋势的定义中。这一研究领域中论证最有力而又最机智的两极则是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for what we mightcall the Anglo-German pole; and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1977)。 ②Freda Kirchwey,“Program of Action"，Nation，1944 年 3 月 11日发表;转引自 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 Freedom and theCol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4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9 | PRINTED_PAGE=241 反殖民化、反中心化和规训 作为美国霸权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工程的后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治在战后得到改造。新的全球景象基本上围绕以下三个机制或工具形成和组织起来：(1)沿着从美国衍生开来的等级关系，逐步解构世界市场的反殖民化进程；(2)生产的逐步的反中心化；(3)建构一个国际关系的框架，向全球推广规训的生产体制和持续演进的规训性社会。上述各方面都构成了帝国主义向帝国演化中的一个步骤。 第一个机制，反殖民化，当然是一个痛苦而激烈的过程。我们已在第六章中简要探讨过，并已从斗争中被殖民的角度观察了它的猛烈的运动过程。这里我们必须从统治势力的立场将这一历程历史化。当然，被打败的德、意、日的殖民地完全被其他势力所瓦解或吸纳。然而在此之前，胜利者(英、法、比利时和荷兰)的殖民工程也陷入停顿。①加上面对殖民地的发展中的自由运动，它们也发现自己在美苏两极之间进退两难。反殖民化运动也立即牢牢被冷战的“钳口”紧紧地钳住，已经集中于独立问题上的各种运动都被迫在两个阵营之间谈判。②杜鲁门在希腊危机期间于1947年所说的话对冷战时期的反殖民化和后殖民的力量来说依旧真实：“此刻在世界历史上，几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③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论新政模式在二战后其他宗主国家的传播，见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and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Pantheon, 1974)。 241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501a938-d72c-455e-aee4-85513a77faa5.md?start=26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