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我们只需提及一位伟大的人物，就可证明这一事实。这个人就是斯宾诺莎，他的内在性哲学统治了整个17世纪下半页的欧洲思想。他的哲学使革命的人文主义重新发射出耀眼的光辉，他以人性和自然代替了上帝，把世界变成实践之场，肯定了民众民主是政治的绝对形式。斯宾诺莎也思考到死亡(当时的国家和政治力量正是以此为武器，来压制解放的欲求和希望)，他把死亡看成仅仅是被用来敲诈自由恩想的人质，因此把它从他的哲学中驱逐了出去。“一个自由的人所思考的远超过死亡，他的知识是对生活的深思，而非死亡。”①人文主义者们把爱看成表达智性的最完美形式，而斯宾诺莎不仅把它确立为个性解放的惟一可能基础，也把它视为集体生活中的道德粘合剂。“自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智者之爱相抵触，也没有任何东西可把它夺走。”②斯宾诺莎证明了即使在17世纪，人文主义的革命工程也未中断。

超验工具

当欧洲进入启蒙主义时代的数个世纪里，旨在消弭现代性中的危机，与革命潮流背道而驰的工程开始展开。③这场启蒙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既控制住内在性思想，又不产生出中世纪那样绝对二元分立的文化，而其达成任务的手段就是建造一件超验工具，使它有能力约束由拥有形式自由的主体构成的民众。旧王国文化上的本体二元分立现在必须被一种功能性二元分立所取代，现代性的危机也必须借助适当的调和机制来解决。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避免民众被理解为同神性和自然有着直接的联系，避免他们被理解为生活和世界的道德生产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加入中介。哲学家们诘问道：这种中介位于何处，它又占据哪一级形而上学层面？可不管这样或那样，中介被界定为人类行动、艺术和联合不可或缺的条件。于是，构成人文主义革命思想母体的三要件—力量、欲望、爱—同构成特定中介的三要件对立了起来。除非透过现象的滤镜，否则自然和经验不可能被认识；除非借助于智性的沉思，否则人类知识不可能被获取；除非通过理性的图式，否则道德的世界不可能实现交流沟通。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中介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弱势超验。它使经验相对，并取消了个人生活和人类历史中的一切直接和绝对。可为什么这种相对主义会成为必要呢？为什么不能允许知识和意志宣布自身为绝对呢？因为在民众的自我构成中，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服从于早已成形的秩序，如果宣称人能够直接建立起存在的自由，那势必会造成狂乱和颠覆。这构成了一条意识形态之路的核心内容，而具有霸权的欧洲现代性概念正是在这条路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Baruch Spinoza 的 Ethics,收录入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 vol.1,Edwin Curley编(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1985)。

②同上。

③我们的讨论仰仗了以"下这些著述者的专著：Ernst Cassirer的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Ma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合著的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 Continuum, 1972);Michael Foucault 的文章 "What is Enlightenment?", 收录于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vol. 1 of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ed. Paul Rabinow(New York:New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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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完成了发展过程中第一部具有战略意义的杰作。尽管笛卡尔装扮出追寻人文主义的新目标——知识—的模样，他实际上重建了超验秩序。当他把知识确立为上帝和世界间的惟一中介域时，他卓有成效地重新竖立起二元论，以其为经验和思想的界定特征。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在笛卡尔那里，中介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实际上，如果我们细察笛卡尔的原文，我们就会发现它只神秘地存在于上帝的意志中。笛卡尔的精明策略大致如下：当他谈论思想在中介的超验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时，他又为神性超验的残余留下空间。他宣称中介的逻辑在思想之中，而上帝则在无限遥远的地方。然而，像帕斯卡这样的一个新思想者对笛卡尔提出正确的反驳，称此只是笛卡尔的狡诈的一个例证。①实际上，笛卡尔的上帝并不遥远。超验统治必须被视为必要的、普遍的、预构好的，这种认识要铭刻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而上帝正是做到这一切的保证：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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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迟疑，四处大声宣告吧：是上帝制定了自然的法则，正如国王制定了他的王国的法则。只要我们转动一下我们的大脑，像这样考虑问题，那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了。一切法则都内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一个国王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同样也会把他制定的一切法律植入他的臣民的心中。另一方面，上帝的伟大也是我们所难以理解的，即使我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也正是他无法理解这一事实令我们奉上更深切的崇敬。同样，如果一个国王不被他的臣民所了解，他就能享有更宏大的威严，当然其前提是不能让他的臣民觉得国王并不存在。他们必然对国王有足够的了解，以致对国王的存在深信不疑。②

人文主义的主体原则开拓了潜在性领域，可先验统治和秩序先决性地把这一领域限制了起来。笛卡尔鬼鬼祟祟地将神学带回人文主义已经清理过的区域，其工具绝对是超验的。

笛卡尔把我们带到启蒙历史，或者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开端。③他所提出的超验工具是欧洲启蒙思想的鲜明标志。无论在经验主义，或是在唯心主义思潮中，超验主义成为视界中惟一可见之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主要哲学思潮都被拉入到超验主义工程之中。在这片领土上，智力劳动同制度、政治、科学修辞的共生成为绝对，每一种概念的形成都烙上它的印记：政治的形式化、科学和技术以利润为目的的工具化、社会冲突的绥靖化。当然，在上述的各领域中我们都可发现特定的历史发展，但每一件事物都已被固定在欧洲现代性自说自话的宏大叙述之线路上，而故事的叙述者用的方言正是超验主义。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Jacques Chevalier 的专著Pascal(Paris:Plon,1922)。

②参阅 René Descartes 的信函“Letter to Mersenne(15 April 1630)”，收录于PhilosophicalLetters，Anthony Kenny 编(Oxford:Blackwell,1970)。如果读者要参考其法文原文版本，可参阅 Oeuvres complètes,Charles Adam 和 Paul Tannery 合编(Paris: Vrin, 1969)。

③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Descartes politico o della ragionevole ideologia(Milan:Feltrinelli,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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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看，伊曼纽尔·康德位于这一发展的中心。康德的思想极其丰富，把后人引向不同的方向。但在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把超验原则推上欧洲现代性最高点的那股思想。康德将主体置于形而上学的中心。可同时，他又用我们前面已提到的三重机制控制住主体，也就是：把经验空泛化为现象，把知识削弱为智性思考，把道德行动在理性图式中中和。笛卡尔的沉思引出他对二元论的肯定，康德则使二元论具体化，不是通过神，却是通过一种伪本体批判—人被放到宇宙之中心，可这已非那通过艺术和行动使自己成为人中之人的人。这个人在经验中迷失，在对道德理式的追求中幻灭。当康德把主体自身的发现定为危机时，他完全清楚他又把我们抛入现代性的危机之中，可这种危机被用来辩护超验力量在知识和行动之中的独特、惟一地位。世界成了理式的华屋，被授予我们的惟一实在。

再没有一个人对浪漫主义的表达像康德那样强烈，浪漫主义是全部康德哲学的母题：超验的必需、一切形式的直接的不可能、存在之物的理解和行动之中的符咒。从这一角度看，阿瑟·叔本华可能是对康德主义和浪漫主义姿态理解最透彻的读者。要把事物的表象同事物的本质统一起来，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极其困难，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成了这个处在痛苦的匮乏之中的世界的诅咒。因此，这个世界的构造方式就不允许高尚崇高的力量，那些飘向真理和光明的力量繁荣昌盛。①换而言之，叔本华认识到康德主义对人类进化的思想断然说不。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 这种欧洲式自满自足的超验路线在最近的一个例证可见于Massimo Cacciari的专著 Geo-filosofia dell'Europa(Milan: Adelph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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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相同的原因，叔本华更激烈地反对黑格尔。他把黑格尔叫做“智力上的野蛮人”，以此指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野蛮性。②当他发现黑格尔竟然把康德的超验批判所具有的惨淡的构造功能变成了一个坚实的本体形象，他觉得这不可容忍。实际上，这正是欧洲现代性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最终归宿。黑格尔只不过挑明了一层从开始就隐含在欧洲反革命发展之中的意义：现代人类的解放仅只是服务于人类支配的一项功能，而大众对内在性的追求已被转变成国家超验力量的必需。的确，黑格尔恢复了内在性，剔除了知识的不确定性、行动的非果断性，封堵住了康德主义所打开的缺口。但他的内在性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内在性，他的内在性拒绝承认民众所具有的潜力，并把它归入到一个神的秩序的寓言之中。人文主义的危机变成了辩证舞台艺术，在每一幕中，结果代表一切，手段只不过是点缀。

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奋斗、去欲求、去爱了。潜在性被阻遏，被控制，遭到终结性的压制而自相矛盾。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所宣扬的分析性存在这时爬出坟墓，摇身一变成了辩证存在。叔本华把黑格尔称为野蛮人，可后来正是野蛮人这一形象成了反抗欧洲支配，肯定非欧洲式欲望的象征，它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在只有在欧洲扩张，在欧洲奴役非洲、美洲和亚洲人民的背景下，黑格尔那关于“他者”和“主与仆”之争的戏剧也才可能上演。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把黑格尔同欧洲的殖民主义联系起来。黑格尔谈绝对精神中的他者，谈他那从少数民族出发到达位于欧洲的巅峰的普遍历史，而他所谈的这一切都同欧洲在殖民和征服过程中的暴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黑格尔的历史不仅大大攻击内在性的革命层面，更否定了一切与欧洲相左的欲望。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Arthur Schopenhauer 的专著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Dover,1966)。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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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位“智力上的野蛮人”把一个新概念—时间性塞入现代性的发展之中。他把时间性展示为一种辩证目的论，它已得到实现，已到达终极点。现代性已完备了，它已不能被超越。这样，当黑格尔迈出更远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时，这也绝非偶然。这一步给全局下了定论：辩证的危机在国家的支配下被中和。和平和正义再度开始它们的统治，“国家是一个道德整体，这种整体性存在于国家自身之中，也只为国家自身而存在……国家的存在对上帝驶过世界的远征至关重要。”①

现代主权

黑格尔就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戏剧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体现出现代欧洲政治同形而上学之间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政治处在形而上学的中心，因为现代欧洲形而上学本就是为了应对个体解放和民众的革命构成而兴起的。它成为现代性第二种形态的主要武器，因为它能提供一件超验工具，施加秩序于民众之上，阻止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自动表达他的创造性。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要确保它能控制出现于欧洲本土和欧洲殖民地的新生产力量，从而控制这改变自然的新力量，并从中渔利。因此，政治同形而上学一样，其核心主题就是根除中世纪的超验形式，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和消费。同时，它又要以适应于新人类的生产形态的形式维持着超验的支配地位。故而，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政治哲学中得到体现；也正是在此，新的中介形式找到应付内在性革命的最适合的回应，打造一件超验的政治工具。

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一个最终的、绝对的、最高的统治者，一个“人间上帝”，他的这一提法在构造超验政治工具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霍布斯推断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是战争，是个体行动者之间普遍的冲突，这一推断成为他的逻辑的起点。接下来，为了抗拒战争造成的死亡威胁，保证生存，人类必须达成协定，赋予一位领袖以绝对的行动权力，或更确切地说，赋予他剥夺除了人类的生存权和生殖权以外的一切权力。“既然理性与正义并不存在，那么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正义和理性就必须填入空白，而那个人，或那些人也就成了最高权力的拥有者。”①基本过程通过契约完成，契约把民众的一切自律权转交给最高权，从而使民众臣服于其下，接受其统治。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 参阅 G. W. F. Hegel 的专著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Allen Wood 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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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在它发展的巅峰，在康德的图式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提出超验状态是必需和不可避免的，而这件超验政治工具正好同这种超验状态相匹配。按霍布斯所说，不同个体的共同意志汇聚到一起，并在超验主权的意志中得到体现。因此，主权被界定为既具有超验性，同时又具有代表性，而此二者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是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一方面，主权的超验性并非建立在外在的神学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类关系的内在逻辑之上。另一方面，赋予主权以合法性的代表性又使它彻底疏离了广大民众。如同他的前人让·布丹一样，霍布斯认识到“保持主权的威严和权力的绝对的关键点就在于向臣民颁布法律而无需征得他们的首肯”②，但霍布斯也努力把这一观念同使主权具有合法性和先验性的代表性契约论图式结合起来。至此，现代主权概念以一种纯净的超验形态诞生。联合契约内在于臣服契约之中，二者密不可分。这一主权理论向现代性的危机提出了第一种政治解决方案。

霍布斯的理论在他自己的时代中对君主专治的发展起到了作用，可实际上这样一种超验图式可同样应用于多种政府形式：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随着资产阶级跃居显著地位，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方案可代替这种权力图式。故而，卢梭的民主共和论同霍布斯提出的模式颇为相似也就不是偶然。卢梭的社会契约保证个体意志的统一在普遍意志的构建过程中得到发展，并被纳入普遍意志之中。普遍意志随着个体意志的异化的向前发展，迈向国家主权。作为一种主权模式，卢梭的“绝对共和党人”同霍布斯的“尘世间的上帝”并无二致。“准确地理解，(契约中的)所有条款都可归结为一条，也就是说所有契约签订者同自己的一切权利相分离，把一切权利赋予社会总体。”①卢梭也为他的主权观订下一些更为民众欢迎，也更具民主意义的条件。可一旦放到超验绝对论的基础之前，那些条件就显得完全没有关联性。具体地说，卢梭的直接代表观被总体代表观(这种代表观同他的主权观必然联系在一起)所扭曲，最终完全被后者压迫住，而他的总体代表观同霍布斯的代表观完全兼容。早在16世纪下半页，让·布丹已对这种自相矛盾下了概念界定，而卢梭和霍布斯只不过再现了这种自相矛盾而已。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主权只能存在于君主制下，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拥有主权。如果同时有两个、三个，或许多人实施统治，也就无所谓主权了，因为主权绝不会向他人的统治低头。②人们大可以宣告民主制、多元制，或其他什么政治形式，但现代主权只属于一个政治体：一个单一的超验力量。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Thomas Hobbes 的专著The Elements of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

②参阅 Jean Bodin 的专著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ed. Julian Frankl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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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代主权理论的基础中更有一个重要因素—一重填充、维系主权权威的形式的内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市场是社会生产的价值之基础的肯定使这重内容得到表现。这重内容总是暗示性地在超验工具的内部发生作用。①假使没有它，主权形式就无法适存于现代性之中，而欧洲现代性也就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霸主地位。正如阿瑞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欧洲中心论所以能把自身同其他民族中心论区别开，并在全球取得优势，这主要得靠资本之力。②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阅 Jean-Jacques Rousseau的 On the Social Contract,收录于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Rousseau,vol.4,Roger Master 和 Christopher Kelly 合编(Hanover,N. H. : University Pressof New England, 1994)。

②参阅 Bodin 的 On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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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这一现代主权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核心关系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得到全面阐述。斯密以一种工业理论开始他的论述，这一理论提出私人致富同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此矛盾的第一张药方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资本家“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他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促进本非他所愿的目的”。③可这第一张药方药力既不牢靠，药性又不持久。作为管理和立法科学的一个分枝，政治经济学必须找到更好的药方。它必须把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理解为政治经济自身的产物，它朝向建立市场的自律状态：“即使所有的系统——不管是优惠性的还是抑制性的—都被撤除，自然自由的明显而又朴素的系统会自动建立起来。”④然而，这张药方还是没有得到保障。实际上，还有一个必需的第三步，所需要的是一个国家政权，它规模微小，但卓有成效，它迫使个人的利益同大众的利益相吻合，它把一切社会功能和一切劳动活动简化到一重价值标准之下。这个国家干涉与否尚是次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给予利益的调和以实际内容，且代表着那种调和中理性的一方。现代国家的政治超验性被界定为经济超验性。斯密的价值理论不仅是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也构成这一概念的实体。

现代主权理论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合成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完成。同样，在他的著作中也实现了现代主权理论的绝对论与共和论，也就是说霍布斯式理论和卢梭式理论的完美结合。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C. B. Macpherson 的专著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②参阅 Arif Dirlik 的专著 The Postcolonial Aura(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7)。

③ 参阅 Adam Smith 的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Oxford: ClarendonPress,1976)。

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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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和私有财产领域，在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是外在的必需，是更高的权威，所有法律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性质，而所有利益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这只是国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内在的目标，国家的力量就在于普遍的、最终的目标同个人的具体利益的契合，也就在于这一事实：人们对国家担负责任的同时，也享有与之程度相等的权力。①

黑格尔关于具体和普遍的关系充分地将霍布士一卢梭式的主权理论同斯密的价值理论结合了起来。现代欧洲主权是资本主义主权，这种统治形式规定下个体与总体的关系的功能是服务于资本的发展。

主权机器

当主权和资本彻底结合，而权力的超验性也彻底转变为权威运用的超验性时，主权就变成了一架统治全社会的机器。这部机器每分每秒把民众转变成秩序井然的总体的一部分。我们应密切关注这一过程，因为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超验图式是具有多么具体的功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能看到现代主权与古代政体的主权形式有着多么大的差异。现代主权是一种反抗自己以外一切政治力量的政治力量，是一个反抗一切其他国家的国家。除此之外，现代主权还是一种警察力量。它必须一刻不停地在广泛范围内完成把个体吸纳入总体，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结成一种普遍意志的奇迹。现代官僚体制是超验的关键器官。黑格尔在对国家公务员群体进行半神学的圣化时纵有夸张之嫌，至少他说清了他们对国家的有效运转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官僚体制所运行的机器把合法性和组织效率性、权利和权力的运用、政治和警察统一了起来。就这样，现代主权理论到达了它的成熟期。凭借把整个社会都纳入权力之中，它实现了一种新型的“个体”。一点一点，随着管理一步步发展，社会和权力、民众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被倒转了过来，直至今日权力和国家产生出社会。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阅 Hegel 的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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