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实际上，这一思想史发展历程一直就同社会史平行发展。同它相对应的是国家的组织动力由中世纪等级制向现代规训制的转变，是社会由控制型向功能型的转变。在此我们只需提起两个最耳熟能详的名字：马克斯·韦伯和米歇尔·福柯。此二者都耗费大量篇幅坚持权力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漫长转变过程中，第一种政体形式，如我们所述，即植根于超验。中世纪社会是按照权力等级的图式建立起来的，而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把这种等级图式彻底摧毁。福柯称这种转变为由主权范式向政府性范式的转变。他所说的主权是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孤家寡人的超验地位，而他所说的政府性则指贯彻于整个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则。①我们更倾向于把此视为主权观自身的转变，一种向新超验形式的转变。现代性以制造秩序功能的超验性取代了传统的超验控制。其实早在古典时代，已经形成了种种规训，但只是在现代时代，规训图式才成为行政管理的图示。在转变过程中，行政官始终不知疲乏地在广泛领域内努力使国家日益接近于社会现实，从而生产出社会劳动，并使其处在自己控制之中。昔日的观点认为要使行政管理体横跨不同的社会时代；而今日，这种观点得到重大修正，尽管尚未被彻底抛弃。但福柯并未停留于此，他宣称，由行政管理所实施的规训过程已如此深刻地渗入社会之中，以至于它所构成的工具甚至已把人口的再生产这一集体生理维度都纳入考虑之中。现代主权之实现也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Michael Foucault 的文章“Lagouvenementalité'”,收录于Dits et écrits(Paris:Gallimard,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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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生态权力的诞生。①

在福柯之前，马克斯·韦伯也已描述过行政管理机制对现代主权的形成的介入。②福柯的分析是历史性的，有着广阔的时间跨度，而韦伯的分析则是共时性的，其深度令其强大有力。就我们关于现代主权的讨论，韦伯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将现代性之开端界定为一种断裂—一种个体和民众反抗国家的巧取豪夺的创造性境况。接着，国家主权被界定为对这种力量关系所作的规范。现代性的首要标记是对立力量间的紧张关系，任何一次合法化过程都受到这种紧张关系的规约，力求消减它的破坏力，同时释放出它所携带的创造力。在新的主权力量中，现代性危机的闭合可以旧的、半自然主义的形式完成，比如说发生于传统的立法过程中。或者，这种闭合也可以神圣、非理性而具有创新性的形式完成，比如说发生于奇里斯马的立法过程中。最后，它也可以行政管理合理化的形式完成，而在晚期现代性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有效的形式。而对上述几种合法化过程的分析是韦伯的第二个相关贡献，它在第一个贡献的基础之上确认了范式的双重性。韦伯对转变的程序特点的研究构成了他的第三个相关贡献，不同合法化形式之间的相互混合总是存在，也总是可能，它们有能力持续不断地扩大、深化对社会现实的控制。由此引出一个最终的悖论：如果说一方面这种过程闭合了现代性的危机，可另一方面它又使现代性的危机重新开启。闭合危机过程所采纳的形式就如现代性的起源一样，既举足轻重，又矛盾重重。在这一方面，韦伯的著作有着巨大的优点，它彻底地摧毁了黑格尔所炮制的自鸣得意的现代国家主权观。

很快，韦伯的分析就被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作家所拾起，他们从海德格尔到卢卡契，从霍克海姆到阿多诺。他们都认识到韦伯揭穿了现代性的幻景，这个幻景就是现代性基础之中的二元对立可被纳入一个包容社会和政治的一切方面，包容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统一之中。他们最终意识到，现代主权已过了它的巅峰期，正走向衰亡。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见第二章中我们关于Michael Foucault的生态政治概念的讨论。

②主要可参阅 MaxWeber 的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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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衰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此，我们再一次发现存在于现代性的根源和基础之中的戏剧性对立。有没有什么东西已改变了？国内战争再一次全面爆发，生产力和支配关系的综合又一次似乎变得不可靠、不可能。民众的欲望及民众对一切支配形式的反抗驱动它再一次摆脱支持着主权力量的合法化过程。当然，没有人幻想这将把人们带回到激励起第一次人文主义革命的旧的欲望世界。新的领域已被新的主体所占据，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模样。然而，仍有一些东西被保存了下来。当我们看到那些从源头起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斗争再度出现时，我们有一种先验的感觉。现代性之后，革命的经验将重生，但它将重生于现代性极其矛盾地构建起的新条件中。马基雅维利向根源的回归似乎已与尼采的英雄式永恒回归融为一体。一切都已不同，可一切又似乎并未改变。这就是人类新力量的来临吗？“这就是灵魂的秘密：英雄抛弃了灵魂后，在梦里一超级英雄走近它。”①

人文主义：在人之死之后

米歇尔·福柯在他关于性史的最终著作中再度复活了革命的冲动，也正是同样的冲动激励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我的道德呵护再度涌现，成为自我创造的生成力量。这怎么可能？要知道，这位著者耗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向我们证明人已死。要知道，这位思想家毕生都高举着反人文主义的大旗。可最终，他居然会去捍卫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主旨？我们不想说福柯自我矛盾，或者说他改变了早年的立场。他总是在坚持不懈地保持着他的话语的连续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福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矛盾，又迫切的问题：在人之死之后，人文主义会是何等模样？或者说，何谓反人文(或后人文)人文主义？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Friedrich Nietzsche 的 Thus Spake Zarathustra(New York:Modern Library,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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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问题仅仅似乎是个矛盾，而矛盾的根源至少部分产生自两种区别明显的人文主义的术语混乱。在20世纪60年代，反人文主义对福柯和阿尔杜塞是一项如此之重要的工程。不过，这项工程可同斯宾诺莎在300年前打的一场战役联系起来。斯宾诺莎谴责任何把人性理解为主权中的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他拒绝接受任何赋予人类本质以不同于整体自然法则的特殊性的法则。在我们当代，多娜·哈拉维把斯宾诺莎的工程继续下去，坚持要打破我们在人、动物、机器间树立起的藩篱。如果仍要视人为孤立于自然之外，那么人就不能存在。这种认识恰是人之死。

然而，这种反人文主义根本不必同我们在前面叙述过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革命精神相冲突。实际上，这种反人文主义恰恰是在紧紧追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工程。或更准确地说，它在紧紧追随着内在性层面的发现。宗教思想赋予上帝凌越于自然之上的力量，而现代“世俗”思想则把这种力量赋予了人，二者间有着严谨的连续性。就如上帝在他之前，这样的人孤立于自然之外，凌越于自然之上，他在内在性哲学中没有位置。同样，和上帝一样，人的这一超验形象迅速引向社会等级和支配。反人文主义被视为对一切超验的拒绝，可它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是对激励起现代传统中的革命洪流的创造性生命力的拒绝。与之相反，对超验的拒绝恰是思考内在力量的可能性条件。

在福柯最后的著作中，人文主义又一次出现，而在此20年前，福柯已在他的著作中公开宣称：人已死。可前者不应被视为对后者的矛盾，或背离。一旦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后现代肉体和心灵，我们就需要探索那激励着一切自然，当然也在激励着我们的创造力，就需要把我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这就是人之死之后的人文主义，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在连绵不断的构建工程中创造，再创造我们自己，我们的世界。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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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外国人，别把我们自个儿留在法兰西。

——巴黎街头标语，1995

我们还以为我们在为祖国而献身。可没多久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所服务的不过是银行的金库。

———阿纳托尔·法朗士

随着欧洲现代性一日日成形，各种权力机器也被制造出来，以应对现代性的危机。这些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寻找着可以解决至少是可以控制危机的路径。在上一部分中，我们集中追溯了对带来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的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还有第二套方案，该套方案围绕民族概念而展开。这一方案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机制，以确立秩序和控制。

国家的诞生

在欧洲.民族概念是由绝对制父权国家发展而来的。父权国家被界定为君主的财产。在横贯欧洲的许多国家里，绝对制父权国家曾以多种多样，同时又彼此类似的形式存在，成为适应统治封建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要求的政治形式。①封建财产必须被授权委托，根据社会权力分配的等级分配财产使用权。封建财产是君主之体的一部分。同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形而上学领域，也会发现具有主权地位的君主之体是上帝之体的一部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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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就在宗教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在现代性和各方力量发生激烈冲撞之际，父权君主制仍被呈现为和平和社会生活的保障。它仍被赋予了控制社会发展的权力，而其权限又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纳入自身的统治机器之中。即使宗教也必须屈服于地域主权，其至宗教都成了主权的财产。17世纪，同现代性中的革命力量相抗争的绝对主义反动力量为君主父权国家大唱赞歌，把它作为一件武器来挥舞，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然而，在那时，对父权国家的赞颂只会是意义含混，甚至自相矛盾的，因为其权力的封建基础已经崩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把一切权力结构都投入到新条件之中。③可在三大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发生之前，还不可能出现任何其他政治形式能成功地对抗这种模式。在这一时期，专制的父权统治模式能存续下来，完全是因为借助了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特定妥协。由于新生产力的出现，这种统治模式正在从内部腐烂。可不管怎样，那种统治模式在当时的确存续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改造，而促使改造发生的就是一些基本特征的发展，那些基本特征被遗传下来，直至后世。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读者如果想得到对遍布于欧洲的一般形式及其各种变体的广泛分析，可以参阅PerryAnder-son 的专著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ew Left Books,1974)。

②参阅 Ernst Kantorowicz 的专著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以及他的文章“Christus-Fiscus”，该文收录于 Synopsis: Festgabe für Alfred Weber(Heidelberg: Verlag Lambert Schneider,1948)。读者也可参阅 Marc Leopold Bloch 的专著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England and France ,trans.J.E. Anderson(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

③Franz Borkenau在他的分析中将欧洲经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同现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请参阅其专著 Der U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urgerlichen Weltbil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hllosophie der Manufakturperiode (Paris: Félix Alcan, 1934)。 Ales-sandro Pandolfti 在这个问题领域对哲学文献有卓越的讨论，请参阅其专著 Genéalogie er di-alectique de la raison mercantiliste(Paris:L'Harmatta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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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式的、父权一君权式的模式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地域性父权一君权政体的神学基础为新的基础所取代，不过后者在本质上仍是超验的。①民族的精神认同不再是君主的神圣之体，领土和民众取而代之，成为理想的抽象。更确切地说，有形的领土和民众成为民族的超验本质的延伸。这样，现代国家概念继承了君主制国家的父权一君权之体，只是把它套入新的外套之中。构筑起这一新的权力总体性的有两方面势力：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绝对主义行政网络。国家认同使二者关系中的紧张得到缓和、稳定：这是一种文化的融合的认同感，其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有性。

很显然，尽管这一过程保住了主权关系的本质，但其中许多成分已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父权一君权统一体转变成为民族统一体，封建臣民式的封建秩序也让位于公民秩序。人民的作用在从被动转向主动，而他们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正是读取他们作用转变的指数。民族总是被表现为主动力量，是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生成形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民族常常被体验为(或至少，它的功用使人感到它仿佛是)一种集体性想象，是全体公民主动创造的产物。②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父权一君权制国家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具体区别。后者无论在领土上还是在民众上都忠实再现了前者的总体性同一感，但民族和民族国家提出全新的方案，以解决现代主权的不稳定。这些概念以最严格的方式使主权物化；它们把主权关系变为一件可触及之物，从而涤净任何社会对抗的残余。民族成了一条意识形态捷径，由此可把主权和现代性概念从对抗和危机中解脱出来。民族主权悬置起了现代性的冲突根源(尽管这些根源并未被消除)，同时也关闭了现代性之内的一切另类路径，终止了一切拒绝把权力呈献给国家权威的努力。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Pierangelo Schiera 的专著Dall'arte de governo alle scienze dello stato(Milan,1968)。 ②参阅Benedict Anderson 的专著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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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权概念到民族主权概念的转变也要求有一些物质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要求在资本积累过程和权力结构间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很好地显示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同现代主权观念的完善是相对应的。在理想化的民族概念之幕后是业已支配了财富积累过程的阶级力量。故而，“民族”不仅构成了卢梭所说的“总意志”的实体，同时也产生出所谓“需求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其资产阶级性质，也或多或少保持了自由性。

在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概念被放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内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运动。但仍然，这一概念被表现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概念，它宣告要聚合各种超越阶级的需求，以寻得政治统一，从而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换而言之，民族被视为是可承负起现代性和发展的惟一积极载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罗莎·卢森堡在第三国际的内部争论中猛烈地抨击了民族主义(然而她的抨击毫无见效)。卢森堡反对把波兰的“民族自决”视为革命平台中的一个要件，但她对民族主义的抨击过于空泛。②她对民族的批判决不仅限于现代化本身，毫无疑问她已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所涉及的含混性；她所主要关心的也不只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分裂，当然她个人从中欧到东欧游牧般的经历使她对此极端敏感。卢森堡最有力的论点是：民族意味着独裁，因此，它同任何建立民主组织的努力水火不容。卢森堡意识到，如果凭借更新地域主权，并通过社会动员以完成现代化，民族主权和民族神话将夺取民主组织的领地。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参阅 Étienne Balibar 的文章“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该文收录于 ÉtienneBalibar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合编的论文集 Race, Nation, Class(London: Verso, 1991)。② Luxemburg 的相关文章收入 Rosa Luxemburg 的文集The National Question,Horace Davis编(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6)。关于对 Luxemburg 立场的详细总结，请参阅Joan Cock 的文 章“From Politics to Paralysis: Critical Intellectuals Answer the NationalQuestion”，该文收录于 Political Theory,24,no.3(August 1996)。列宁对 Luxemburg的立场持强烈批判态度，主要因为她没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先进”性质(哪怕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此，列宁肯定了民族自决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妥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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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构造更新了主权概念，并给主权以新的界定。很快，这一构造过程在每一个历史背景中都演化成一场意识形态噩梦。现代性的危机(也就是一批具有新生产力量的自由主体和企图剥削这些主体的规训力量间的矛盾共存)并未被民族概念抚平，更未被解决。民族只是掩盖危机的意识形态面具，它只能转移危机，延缓危机的力量。

民族和现代性的危机

在领导发展出民族主权概念的欧洲思想家中，让·布丹名列首位。他的巨著《国家论六卷集》于1576年问世，当时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危机最深重的时期。书中，布丹探讨了当时正在法国和欧洲各地进行着的市民和宗教战争，以它们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他面对着政治危机、冲突和战争，可所有这些并未完全地推出某种田园诗式的选择，哪怕只是理论上的，或纯空想的。正因如此，布丹的著作不仅仅为现代主权概念的萌芽作出贡献，同时也有效地预见了日后主权以民族形式的发展。正由于他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他成功地预见了现代性自身对主权的批判。布丹说，无论是君王与民众的统一，或是公众与私有的统一，都无法产生出主权。同样，只要人们还坚持契约法权观或自然法权观的任何一种，主权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实际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权的界定也罢，它们皆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一方拥有主权，而另一方则沦为臣民。武力和暴力创造了主权，正是权力的物理决定性带来权力的完满性。这意味着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只有依赖听命于一个惟一的统治者的统一，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赖于这种统一。一个拥有主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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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弃了自然法权观的结构框架，以及这种结构框架必然会用到的超验主义观察视角后，布丹为人们展示出一个新的主权形象，或者说一个新的国家形象，这个国家现实地、历史地创设自己的起源，构建自己的结构。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种转变之中崛起，也只有在这种转变之中它才能继续发展。这是一个理论耦合点，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主权理论同地域主权经验结为一体，并完善了后者。布丹拾起罗马法典，汲取其表述权力根源、命令财产形式的能力，从而使自己的主张成为一个联合政治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被表述为一种看上去超越了现代性的危机所造成的困难的行政。它把理论思考的中心由合法性问题转移到国家的生命和主权的统一之上，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当他谈论“主权的政治权力”时，布丹业已预见到民族对主权的决定。他开辟出一条大道，它通往几个世纪之后。②

继布丹之后，欧洲在17和18世纪同时发展出两派思想，这两派思想也赋予主权问题核心位置，同样也有效地预见了日后民族主权概念的出现：这两派思想就是国家主权的自然法权传统和现实主义(或历史主义)传统。③这两个学派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抓住了物质冲突，并以这种方法去调和超验的主权观；二者也都把国家主权的构造同共同体的政治一社会形成结合起来。同布丹一样，这两派思想也不断面临主权的概念危机，这种危机不断被现代性中所蕴含的冲突力量，以及国家的司法、行政构造活动释放出来。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参阅 Jean Bodin 的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② Julian H.Franklin 对 Bodin的著述作过十分精彩的阐释，将其牢固地建立在16 世纪欧洲的力学框架中。参阅其专著 Jean Bodi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t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如果读者要得到一种更为宽泛的观点，以追踪欧洲政治思想的悠久历史，可参阅 Gérard Mairet的专著 Le principe de souveraineté(Paris:Gallimard,1997)。

③参阅Friedrich Meinecke 的专著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Munich: Oldenbourg,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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