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在自然法权学派中，从格劳修斯到阿尔特胡修斯(Althusius)，从托马修斯(Thomasius)到普芬道夫(Puffendorf)，主权的超验形象被拉回凡间，植根于制度和行政程序的现实中。一个多重契约系统被发动起来，该系统的设计使它可以干预行政权力结构上的每一个突点，由此主权得到分配。这一过程的目标并非抵达国家之最高点，或获取主权之名义。相反，合法性问题被人的行政机器的角度加以解决，通过各种权力运用的耦合而发挥功能。主权和服从之圈开始闭合，自我复制，在社会现实中延伸。人们越来越不从现代性危机的冲突这一角度去研究主权，而视其为一个行政程序，它仅仅表达了冲突，而其目标则是在权力的辩证运动中达成统一。因而，自然法权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出一种思想，主张通过实在的行政形式来分配和表述超验主权。①

在自然法权学派中，综合还只是隐约可见，可一旦被放到历史主义的背景中，综合就一览无遗了。一个论点是：把主权理论同国家理论糅合为一体，并把它们都放到共同的历史基础之上。当然，这个论点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被一些反革命学派正式提出，把它同启蒙主义时期的历史主义捆在一起并不很精准。然而，早期的思想中已留下后期思想发育的种子。自然法权学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出以实在的行政形式表述超验主权的思想，而启蒙时代的历史主义思想家们则试图构想出历史过程的主体性，由此为主权的归属和运用寻得坚实基础。②举例而言，在维柯的著作中，决定主权司法概念的所有因素都建立于历史发展力量的基础之上。他的著作就如一颗流星划过启蒙时代浑浊的天际，引起人们的惊恐与不安。在他的著作中，超验的主权力量被喻示为神圣进程的指示，它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历史中主权的构造具有了强大力量，历史迫使一切意识形态构筑都必须面对现实。在历史的领域，现代性的源生危机从未终止，也没有必要终止，因为危机创生出新的力量，推动历史和政治不断发展。不过，这一切仍处于超验主权的掌握之中。多么天才的颠倒！可同时，它又是多么完整的神话！构成危机的成分，以及不可被解决、永远不中断的危机本身，现在都被理解为进步的积极因素。实际上，在维柯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见日后黑格尔为“效率”所做的辩护的雏形，它使现存的世界安排成为历史的目的。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参阅 Otto von Gierke 的专著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Norton,1939)。

②参阅 Friedrich Meinecke 的专著Historicism : The Rise of New Historical Outlook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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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还只是在暗示，可在后期的德国启蒙主义者那里，暗示已演变成公开、激进的宣告。首先在汉诺威学派，然后在赫尔德那里，现代主权理论仅只面向分析那些被认为构成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东西：领土、人口、民族实在的、历史的延续性。维柯认为理想的历史存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之中，这一论点到了赫尔德手中变得更为激进，演变成每个人的完善从一定角度上说，也是国家的完善。②同一性不再被构想为社会和历史差别的消融，而是一种原始统一的产物。国家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力量，它先于历史发展。更确切地说，一切历史发展在最初即已被预构好了形式。换句话说，国家宣告它先于主权而存在，惟此才能维系主权概念。①国家最终成为一切人类行动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可能条件。

第五章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 要认识 Vico 的著述中 Hegel 的唯心主义的萌芽，读者可以参阅 Benedetto Croce 的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64), 以及 Hayden White 的文章“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Croce's Criticism of Vico”,该文收录在 GiorgioTagliacozzo主编的论文集Giambattista Vico: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9)中。在那篇文章中，White 强调 Croce 如何以唯心主义的语言来翻译 Vico的著述，从而把 Vico的历史哲学变成了精神哲学。

②参阅 Giambattista Vico的“De Universi Juris principio et fine uno”,收录于Opere giur idiche(Florence:Sansoni,1974)。也可参阅Johann Gottfried Manuel 的专著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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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人民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之间，完整的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终于出现在欧洲。在概念的最终成形之后是一次精神创伤—法国大革命—和创伤的愈合—反革命势力对政权的篡取，和对国家概念的颂扬。国家概念经过迅速的重构，变成一件政治利器，而造成这种重构的基本因素我们可在伊曼纽尔-约瑟夫·西哀士的著述中略见端倪。在他那既奇妙，又充满诽谤的长篇政论《何谓社会第三等级？》中，他把国家概念同社会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西哀士试图把主权概念引回到它的人文主义源头，重新发掘它的革命可能。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西哀十对革命活动的积极投入使他可以把国家概念解释为一个构建性政治概念，一种生成性机制。然而渐渐，在西哀士以后的著作中，以及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朗，尽管国家诞生于政治，但它最终只是一幢精神建筑。因此，国家概念也从革命中被剥离出来，被全部托付给了热月党人。国家明明自自成了资产阶级以霸权手段解决主权问题的概括。②

在那些时候，国家概念已成为一种为大众熟知的革命理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它的确如此)，人们以为国家已挣脱了现代主权概念和它的那一套统治压制工具，服务于民主的共同观念。国家概念和人民概念的联结是一个强有力的革新，它构成雅各宾派及其他革命派别的理性的核心。然而，这种国家的、大众的主权观所表现出的革命与解放也只不过是把楔子钉得更深一些，它进一步扩大了现代主权观从一开始就携带的统治和压制。当以主权力量解决现代性危机已显得不可靠时，国家就被拉进来，作为支持；当国家也不可靠时，人民又被拉进来。换言之，正如国家概念宣告它先于主权而存在，从而补充完整了主权概念一样，人民概念也通过另一个虚假的逻辑回溯补充完整了国家概念。每一步逻辑回溯都加固了主权力量，因为它使这种力量的根基神秘化，也就是说依靠概念的自然性。国家的同一性，甚至人民的同一性都必须表现为自然的、源生的。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情景中，Emmanuel-Joseph Sieyès 宣称民族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他说：“民族先于一切，它是一切的根源。”

② 关于 Sieyès 的著述和法国革命的发展，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Il potere costituente: sag-gio sulle alternative del moderno(Milan:Sugarco,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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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必须消除这些概念的自然色彩，我们不仅要问何谓国家，它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要问何谓人民，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尽管“人民”被推出为国家的源生基础，现代人民概念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一个产物，也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才能存续下去。当代许多对人民所做的分析都错了，而错误的原因正是分析者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概念的自然性和人民的同一性。我们应注意，人民的概念和民众的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①早在17世纪，霍布斯即已很注重这个区别和这个区别对构造主权秩序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对人民和民众做足够明晰的区分，这对文官政府，尤其是君主制文官政府将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人民是一体的，只有一个意志，我们也只能把一种行动归于它。可民众却丝毫没有这些特点。人民统治着所有的政府，即使在君主制国家中，发号施令的也是人民。因为人民通过一个人来生成自己的意志……君主就是人民。”②民众则是杂多的，是个性构成的层面，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群组，它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它同外界的关系总是不明晰的、兼容性的。相反，人民在内部总是体现出同质性和认同感，对外界它总是显示出自己的区别，并排斥外物。民众是一个未定的，尚在生成之中的关系，而人民则是业已形成的综合体，为主权做好了准备。人民提供着单一的意志和行动，这种意志和行动独立于民众所具有的多种意志和行动，且常常与后者发生冲突。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把民众变为人民。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关于大众和人民之间的区别，Paolo Virno曾作过精彩的分析。请参阅他的文章“Virtuosity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该文收录在 Paolo Virno 和 Michael Hardt合编的论文集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②参阅 Thomas Hobbes 的专著 De Cive(New York:Appleton Century-Crofts,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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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概念相关，两种基本行动为现代人民概念的形成做出贡献。二者中更重要一些的是殖民种族主义机制，这一机制在一场辩证之戏剧中，以原住民他者为对立面，构造起了欧洲的人民同一性。国家、人民和种族，这三个概念从来就比邻而居。①绝对的种族区别的建立是同质性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之精髓。今天，移民的压力和文化多元主义正在欧洲制造出冲突。尽管有些人固执地怀念旧时光，可许多杰出的研究已显示欧洲社会和人民从来就不那么纯正，那么同一。②人民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一个想象的层面之上，该层面隐藏或/也消除差异，而它又同种族压迫、社会清洗的现实层面相呼应。

构造人民的第二种行为是让一个拥有霸权的集体、种族，或阶级代表全部人口，以此遮掩内部的分歧，而这第二种行为亦得到了第一种行为的帮助。代表群体是有效的国家概念之后的活跃动因。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从热月到拿破仑时期之间，国家概念展露出它的本质内容，它就如一剂解毒药，中和了革命的概念和暴力。即便在西哀士的早期著作中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国家如何被用来缓和危机，而主权又是如何通过资产阶级的代表被瓜分。西哀士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基本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接受不同的利益，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社会的秩序性必然设定目标的统一性和手段的协调性。①在法国革命的早期岁月里，国家概念成为大众霸权建立过程中提出的第一项假设，和一个社会阶级所做的第一项有意识的声明。同时，它也是已彻底完成的世界改造所做的最后公告。当国家概念把自己展现为革命之时，它的反动性也达到了顶点。②然而，革命尚未结束，历史也未终结。从革命性活动到构建起国家和人民这样的精神建筑，这一发展历程是不可避免的，也内在于概念自身之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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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Étienne Balibar 的文章“Racism and Nationalism”，该文收录于Étienne Balibar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合编的论文集 Race,Nation， Class(London:Verso, 1991)。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回到殖民主义背景中的民族这一问题上。

②举例而言，读者可参阅 Robert Young的专著 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and Race(London: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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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和大众主权成了精神建筑，也就是同一性的产物，当埃德蒙德·伯克对西哀士提出反对时，他同西哀士的意见分歧却远不如当时狂暴的政治气候所要求的那样深刻。即使对伯克，国家主权事实上也是同一性的精神建筑的产物。如果去翻一翻那些在欧洲大陆上推行反革命工程的人的著述，事实就更清楚了。精神建筑的种种欧陆版本复苏了国家概念的历史的、唯意志论的传统，又在历史发展概念中添入国家主权中的超验合成。这种合成总是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早已完成了。举例而言，费希特用多少有些神秘的语言宣称祖国和人民是人间永恒的代表和度量，人间之物亦可不朽。④浪漫主义对革命的反对实际上较启蒙革命更现实一些。它聚拢起、固定住已完成的东西，在霸权的永恒之光中为它们大唱颂歌。社会第三等级就是权力；国家是它的总体化代表；人民是它牢固的、自然的基础；国家主权是历史的顶点。因而，资产阶级自己的革命历史超越了一切异于资产阶级霸权的历史选择。①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参阅 Sieyès 的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②参阅 Roberto Zapperi's的导言，同上。

③一百多年后，AntonioGramsci提出所谓的“民族的一普及的”概念，这被认为是恢复服务于无产阶级争取霸权的阶级行动的一部分。对Gramsci而言，“民族的一普及的”是一个基础结构，在此之上知识分子可以同人民联合起来。因此，它是建立起一种受大众欢迎的霸权的有力源泉。参阅Antonio Gramsci的 Quaderni del carcere(Turin:Einaudi,1977)。AlbertoAsor Rosa 对 Gramsci 的观点作过精彩的批判，参阅其专著 Scrittori e popolo(Rome:Savel-li,1976)。

④参阅 Johann Gottlieb Fichte 的专著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Westport Conn:Greenwood Pres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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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资产阶级国家主权概念的公式远远超出了先前的一切现代主权公式。它加固了现代主权的一个特定的、霸权的现象—资产阶级胜利的形象，然后把这一形象历史化、普遍化。国家特性成了潜在的共性。长期发展中的一切线索现在都被编织到一起。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也就是在它们的精神实质中，有一片饱含文化意义的领域，一个共同的历史，以及一个语言共同体。但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个阶级的胜利的巩固，有一个稳定的市场，有经济扩张的潜能，有投放资本、文明教化的新空间。简而言之，国家同一性的建立保障了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也保障了不可亵渎、不可压抑的统一的权力权利。在主权概念发展过程中，这是决定性的一个转变。凭借着同国家概念和同人民概念的结合，现代主权概念转变了自己的中心，它从冲突和危机的调和一跃变为国家一主体，和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共同经验。

从属民族主义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欧洲逐渐取得世界的支配地位的过程，国家概念在欧洲的发展历程。然而，在欧洲之外，国家概念却常常起着很不同于欧洲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人们甚至可以说，当国家概念体现在从属集团而非支配集团中时，它的作用就完全颠倒了过来。如果用最大胆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在支配者手中，国家概念总是促成静止和复辟；可在被支配者手中，国家概念就成了变革和革命的武器。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我们应当注意到，对 Hegel 的种种带自由思想的阐释，从 Rudolf Haym 的到 Franz Rosenz-weig，仅仅将关注的焦点放到其有关民族的方方面面上。在恢复Hegel的政治思想方面，它们成功做到的仅此而已。参阅Rudolf Haym的专著Hegel und sein zeit (Berlin: 1857)，Franz Rosenzweig 的专著 Hegel und der staat(Munich,1920), 以及 Eric Weil 的专著 Hegelet I'Etat(Paris: Vrin, 1950)。在 Hegel 的思想中，国家同民族性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Rosenzweig 对这一悲剧的理解最为透彻。参阅 Franz Rosenzweig 的专著 The Star of Re-demption(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1),以及 Stephane Moses 就此所作的精彩阐释 Système et révélation : la philosophie de Franz Rosenzweig(Paris: Seui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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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民族主义的进步性质可由它的两项基本功能界定，而它两项功能的每一种都具有高度的含混性。最为重要的是，当国家作为一道反抗更强大的国家的支配，抵御外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力量入侵的防线时，它就表现出进步性。从属国家的自决权实际上就是中止支配力量行使统治的权力。①因此，反殖民主义斗争利用国家概念来打败、驱逐占领主权；类似地，反帝国主义政策也竖立起国家壁垒，以阻挡外国资本无所不及的影响。国家概念还被用作意识形态武器，以抵御那些诋毁被支配人民和他们的文化的支配性话语。国家的要求增强了人民的自尊，也赋予独立、平等的要求以合法地位。在上述所有例子中，国家都具有先进性，但这种先进性严格限于这个国家是抵御更强大的外部力量的防线。这种壁垒在完成其阻遏外部支配的功能时，表现出先进性；可对于受到它保护的内部，它同样可能发挥着相反的功能。保护内部不受外部支配的结构本身也是一种支配性力量，对于它的内部，这种力量同样会进行压制，以国家认同、统一和安全之名义压抑分歧和反对，很难把保护和压制截然分开。这种“国家保护”战略是一柄双刃剑。但有时，尽管它具有破坏性，它仍是必要的。

国家表现出先进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它推出潜在共同体的共有性。在从属国家中，国家“现代化”的部分后果是众多人口的统一及宗教、民族、文化、语言障碍的突破。诸如印度尼西亚、巴西这样的国家的统一都是一个仍在继续之中的进程，其中有难以计数的障碍要突破。在许多方面，欧洲的殖民力量为统一做好了准备。或许，的确如安德森所言，国家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但同时我们理应认识到，这种说法被颠倒了过来，从而使国家成了假想共同体的惟一途径，任何关于共同体的假想都被译码成国家。就如处于支配性国家的背景中一样，民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遭到人民的同一性和同质性的否认。同前面一样，从属国家的统一力量仍是一柄双刃剑，既有进步性，又有反动性。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毫不动摇地要求压迫国家(尤其是那些所谓大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政治意义上承认和捍卫被压迫国家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分离的权力。”参阅Lenin的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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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民族主义的前进和后退的两个方面的含混性在美国的黑人民族主义传统中都得到了体现。尽管这种民族主义已被剥夺了任何领土，但它同样展示出两项基本的进步功能，有时它也努力把自己推上同那些有着明确领土界定的国家相类似的位置。举例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万隆会议的推动下，也随应着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出现，马尔科姆·X试图将非裔美国人斗争的中心由“民权”转向“人权”，从而把论坛的诉求对象由美国国会转向联大。①就如马科斯·加维以后的许多黑人领袖一样，马尔科姆·X清楚地认识到以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身份发言的份量。在这里，国家概念成了一种保护，把自己同霸权性的“外部”力量区分开，同时也代表着统一的共同体的自治力量，代表着人民的力量。

比这些理论性和策略性立场更为重要的则是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从社区操练队、游行到用餐项目、独立的学校、社区经济发展计划和自给自足计划。威尼玛·卢比亚诺(WahneemaLubiano)如此评论道：“黑人民族主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在美国黑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②在种类繁多的活动和不同的生活领域中，黑人民族主义明确提出自我评估系统，以形成共同体，凸现相对的自决和自我立宪。尽管黑人民族主义中包含许多互不相关的现象，我们仍能从中辨认出从属民族主义的两项基本激进功能：保卫共同体，统一共同体。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Malcolm X的文章“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收录于 Malcolm X Speaks(New York: Pathfinder.1989)。关于MalcolmX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他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试图建立 非—美团结组织的努力的讨论，参阅William Sales,Jr.的专著From Civil Rights toBlack Liberation: Malcolm X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 (Boston: South End Press,1994)。

②参阅 Wahncema Lubiano 的文章“Black Nationalism and Black Common Sense: PolicingOurselves and Others”，该文收录入 Wahneema Lubiano 主编的论文集 The House That RaceBuilt(New York:Vintage,1997)。读者也可参阅 Wahneema Lubiano 的另一篇文章“Stand-ing in for the State: Black Nationalism and 'Writing'the Black Subject",该文刊载于Alpha-bet City, no.3(Octob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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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人民族主义的例子中，先进的成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后退的阴影之下。国家和人民概念中所蕴含的压制性力量为共同体的自我评估提供动力，也摧毁了共同体的多样性。当黑人民族主义提出以非裔美国人的团结和统一为其基础，或者当它把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说，非裔美国男性)定为整体的实际代言人时，从属民族主义的先进性功能就明明自白地暴露出了它的含混性。①在对外时，这些结构发挥着抵御作用一—它们深化权力、自治和共同体的统一；可在对内时，也正是这些结构发挥着压制作用，否定了共同体自身的多样性。

我们应当强调，主要在国家尚未同主权建立起有效联系时，国家概念才表现出具有两面性的先进功能，也就是说当想象中的国家尚不存在时，当国家还仅只是一个梦想时。一旦国家开始成形，成为一个主权体，它的先进性就开始消退。让·热内为黑豹党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革命热情所倾倒，但他也意识到主权国家的建立之日也就是他们的革命品质消失之日。“到了巴勒斯坦人建立起制度的那一天，”他说，“我将不再站在他们一边。等到巴勒斯坦成为同别的国家一样的国家，我将不再留在那里。”②随着民族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主权的所有压制功能都不可避免地全面释放出来。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 Cedric Robinson批判了W.E.B. Du Bois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利比里亚毫无保留的支持，而所谓“黑人主权”问题正是这一批判的利害之所在。Robinson认为DuBois毫无保留地支持了现代主权力量。参阅 Robinson的文章“W.E. B. Du Bois and Black Sovereignty”，该文收录于 Sidney Lemelle 和 Robin Kelley 合编的论文集Imaging Home: Culture, Class,and Nationalism in the African Diaspora(London:Verso,1994).

②参阅Jean Genet 的文章“Interview avec Wischenbart”，该文刊载于 Oeuvres complètes, vol.6(Paris;Gallimard,1991)。总地说来，要了解Genet同黑豹党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经历，可参阅他的最后一部小说 Prisoner of Love(Hanover,N. 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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