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民族国家的极权主义

当民族国家确是作为主权制度而发挥作用，它能否最终消弭现代性的危机？人民的概念和主权的生态政治转移能否成功转变合成的名目和存在领域，由生成力量到定形力量，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而带领人们步出危机？数量极为众多的作者、诗人、政治家(主要出现在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确是如此认为的。19世纪雅各宾左派变全国性左派，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越来越多地采用国家计划，殖民和后殖民世界中解放斗争所采用的民族主义形式，直至今日众多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反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变，这一切都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民族国家的确可以提供新的功力，以摆脱现代主权所带来的历史和概念灾难。①

然而，对于国家的功能我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在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统治下，现代性的危机也绝未被闭合。再度拾起19至20世纪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发展系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国家形式首先衰落为民族国家的形式，接下去民族国家又堕落为一系列野蛮统治。在20世纪开始的岁月里，阶级斗争再次打开了被神秘化了的现代性融合，再一次有力地显示出国家和民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转。这种反转立即把欧洲带入战争之中。然而，这一次战争却套上了民族国家冲突的伪装。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和其他的欧洲法西斯国家站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面，国家被展示为冲突中阶级主体的神话或替代。如果纳粹德国是把现代主权转化为国家主权，并以资本主义形式进行表述的一个理想形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则代表着另一种理想形式：它把大众利益以及由此而生的残酷逻辑转化为国家的现代化计划。为了自身的利益，它动员起渴求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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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enedietAnderson一直认为哲学家们不公正地鄙视国家这一概念，而我们应不偏不倚地看待它。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国家，就像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年龄、一个种族、一种性别，等等。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危险，就是Anderson将国家概念和我们对它的依附自然化了。与之相反，我们必须驱除这一概念的自然色彩，必须认识到它的建构历史和政治效应。

②关于阶级斗争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请参阅Ernst Nolte的专著DerEuropāischeBürgerkrieg,1917-1945(Frankfurt:PropyläenVerlag,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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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家社会主义为何要把现代主权概念神圣化，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国家主权。没有什么比从普鲁士君权到希特勒政权的权力交替更清楚地展现出转化过程的连贯性，而这种权力交替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资助下完成的。这一转化历程早已为世人熟知，同样为世人熟知的还有权力交替所带来的暴力，德国人民具有的典型服从精神，他们在为国服务时，在军事和民事各方面表面出的英勇。此外为世人熟知的还有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后继后果，在此我们简洁地称之为奥斯维辛(象征犹太人民所经历的浩劫)和布痕瓦尔德(象征德国法西斯对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的灭绝)。我们还是把这些留给别的学者，留给历史的耻辱吧！

我们所关心的是那一时代欧洲国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换而言之，当民族主义同社会主义在欧洲携手并进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访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几个核心时刻。我们尤其要牢记，在它开端后不久，也就是在19世纪中至19世纪末之间，社会主义国际必须同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达成协议，而经过这种对阵，工人运动原有的国际主义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在德国、在奥地利、在法国，尤其在英国，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很快就打出了民族利益的牌子，社会民主改良完全建立在这种以国家之名而达成的妥协之上。这是一种阶级利益的妥协，也就是说，它是各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霸权结构的某几个阶层达成的妥协。在此，我们就不要再提欧洲工人运动的某些部分转而支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耻辱背叛，也不要再提欧洲各国的改良主义赞同帝国主义把千万大众驱入一战战场这一不可原谅的愚蠢吧。

对自己的立场，社会改良主义确能拿出充分的理论依据。好几位奥地利的社会改良主义教授炮制出了这一理论，这些人都是穆齐尔笔下的莱斯多夫伯爵的同代人。在田园诗般的如画环境中，在“回归康德”的温软的学术氛围中，那些教授们(其中之一是奥托·包厄[Otto Bauer])坚持必须把民族看成现代化的基础成分。①实际上，他们坚信，在民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对阵中会冒出一种辩证过程，随着该过程的展开，无产阶级将最终得到利益，越来越多地掌握社会霸权。可这项计划忽视了一个事实：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不可分的，它的构造方式反对任何无产阶级重取社会空间和社会财富的趋势。如果现代化在根本上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改良捆绑在一起，敌视一切重启革命进程的努力，那么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些教授为国家大唱颂歌，又不想为此付出代价。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颂扬国家时，又把国家概念中的毁灭力量神秘化了。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考虑后，就会发现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会支持帝国主义事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立场。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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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进入了民族主义神话之域，尤其是革命前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写的小册子促成了此点。②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国家具有直接的革命性，而革命就意味着现代化，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发展阶段。通过斯大林的转译，民族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式的，随之社会主义也变成俄罗斯式的。共产国际变成了代表苏联国家利益的集会。共产主义革命，它曾是困扰着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幽灵，从巴黎公社到1917年的圣彼得堡直至毛泽东领导的长征，它曾聚集起逃亡者、国际主义党人、罢工的工人、世界主义知识分子，可最终它变成了重分地盘的国家主权统治。欧洲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会模仿国家社会主义，这实在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讽刺。这倒不是如某些自由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两个极端终会相遇”，而是因为二者的心脏都是国家主权的抽象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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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者的著述中，需要考虑的主要文本是 Otto Bauer的专著Die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24)。该书的部分章节的英译收录在 Austro-Marxism 中(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

②参阅 Joseph Stalin 的文章“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该文收录入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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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最严重之时，极权主义这个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中，可这个概念也只触及问题的皮毛。即使表述得最连贯时，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仅被用来谴责破坏民主公共领域、持续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实行极端种族民族主义、否定市场力量。然而，这个概念理应对现象作深得多的挖掘，向人们提出更好的解释。实际上，极权主义不仅在于总合社会生活的效应，并使它们服从于全球的规范约束，更在于否定社会生活本身，侵蚀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剥夺民众的存在可能。极权之物也正是社会和国家的有机基础和一致源泉。共同体也不再是个体动力的集体创造，而是成了一种原始神话。关于人民的源生品质观设下一种同一性，对人口进行同质化和纯净化，同时也阻碍着民众内部分歧和差异的建设性互助。

西哀士从19世纪的国家和大众主权概念中已看到极权主义的雏形，那些概念都有效地保留了君主制的绝对权力，把这种权力转移到国家主权之上。他的目光投向可称为极权主义民主的未来。①在就法国革命第三年宪法的争论中，他谴责了“以极权代替共和的恶劣计划，它将是对自由的致命打击，不仅将毁灭公共领域，也将毁灭所有领域”②。可以说从一开始，国家概念和民族主义实践就踏上了一条道路，这条路的尽头不是共和，而是极权。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①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们采纳，但并不追随J. L.Talmon的政治观点。参阅其专著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2)。

② 该段文字引用于Roberto Zapperi 为 Sieyès 的 Qu'est-ce que le Tiers tat 所写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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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现在，我们要后退一步，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主权概念的系谱。现代性危机从一开始就同种族征服和殖民有着密切联系。在自己的内部，民族国家和它的侍从意识形态结构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努力创造出，再生产出纯净的人民；在外部，民族国家则是一部制造他者的机器，它创造出种族差异，划定疆界，以支持主权的现代主体，去除统治的限制。然而，这些疆界和壁垒并非是不可穿透的，它们规范着欧洲同外界的双向流动。东方、非洲、美洲都是构成欧洲同一性和现代主权的反面基础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黑色的他者构成启蒙的欧洲的基础，正如同“黑色大陆”的生产关系构成欧洲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①欧洲现代性的内在种族冲突是界定着现代主权的永久性冲突的又一个表征。殖民地辩证地站在欧洲现代性的对立面，既是欧洲必不可少的复制，又是欧洲难以压制的对抗者。殖民主权是试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不充分的尝试。

①“文艺复兴的阴暗面……支撑着古典传统的重生，为殖民扩张辩护。”这段文字出自WalterMignolo。参阅其专著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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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同一的，也是多样的

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以及随之而至的地球上各个地区、各族人民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总罩在一层乌托邦色彩之中。但那么多鲜血流淌了，那么多生命和文明被毁灭了，现在显得尤为迫切需要谴责西欧(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美国、苏联和日本)在对外扩张，谋求统治全球的过程中所犯下的野蛮罪行和所造成的恐惧。然而，我们觉得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忘记同全球化发展进程伴生的乌托邦趋向，尽管这种发展进程不断被现代主权力量所击败。在这里，对差异的热爱，对普遍自由和人类平等的信念，这些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固有的革命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重现。正是这些乌托邦成分促使我们不是简单地退到特殊主义和孤立主义，以回击帝国主义和种族支配的集权力量。相反，它推动我们实施一个反全球化计划，缔造起一个反帝国。然而，这种乌托邦运动总是具有两面性，这种趋向同主权秩序和支配处在恒常的冲突之中。我们发现，这种乌托邦主义有三个代表性表述，分别存在于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图森·路维杜尔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

在欧洲人登上美洲大陆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拉斯·卡萨斯惊惧地目睹了征服者和殖民者的暴行：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和他们的种族屠杀。对黄金和权力的贪婪使西班牙军人、行政人员和殖民者的绝大部分视这个新世界的原住民为他者，不把他们当人看，或至少认为他们天生劣于欧洲人。拉斯·卡萨斯向我们记述了这些新到不久的欧洲人如何对待当地原住民比对待自己的牲口还不如。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拉斯·卡萨斯也是西班牙教士团的一员，但他能同当时的主流思潮保持足够的距离，坚持美洲印第安人也是人，并向西班牙的残暴统治做出控诉，这实在是个奇迹。他的一切抗议皆发自一个简单的原则：人类是同一和平等的。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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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们也应认识到，这位善良的恰帕斯主教的人道主义同一个教士的使命感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实际上，拉斯·卡萨斯只能把平等理解为相同。只有当美洲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潜在的欧洲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潜在的基督徒时，他们才在本质上同欧洲人具有了平等地位。“人的本质是相同的，基督以同一个名字召唤每一个人。”①拉斯·卡萨斯对美洲的看法也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对他来说，最大的慷慨和爱就是把美洲印第安人纳入到真正的宗教和它的文化控制之下。土著人是尚未开化的潜在欧洲人。在这个意义上，拉斯·卡萨斯的行动已属于改良野蛮人的历程，这个历程直延伸至20世纪的许多年。对美洲印第安人而言，正如对16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而言，远离迫害，通向自由之路必须通过皈依基督教这道关卡。拉斯·卡萨斯离迫害实际上并不那么远。他意识到了人类的同一性，但他却意识不到人类同时具有多样性。

拉斯·卡萨斯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也就是到了18世纪末期，欧洲人对美洲人的支配已经由征服、屠杀和掠夺转变为更稳固的殖民结构—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和贸易专营权。这时，在法国殖民地圣·多米尼哥(现在的海地)，一位名叫图森·路维杜尔的黑人奴隶领导了一次反抗现代奴隶制，争取独立的斗争，斗争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图森·路维杜尔接受了从巴黎飘荡而来的纯净法国革命言辞。他认为，如果巴黎的革命者反抗旧政权，提出“自由、民主、博爱”为普遍的人权，那么殖民地的黑人、穆拉托人和白人也应在公民权力的巨伞下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发生在欧洲的封建贵族的失败和对普遍价值的礼赞中，他推导出“种族贵族”也将失败，奴隶制将被废除。现在，在新法兰西共和国中，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平等的兄弟。在写给法国军事和政府领导人的信中，图森·路维杜尔分毫不差地紧扣革命言辞，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可这样恰好也暴露出那言辞的虚伪。不管是出于天真，还是有意识地以之为政治策略，图森·路维杜尔揭露出那些革命的领导人如何背叛了那些他们表示自己最为珍视的原则。在1797年10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图森：路维杜尔警告法国领导人，任何返回奴隶制的退步，任何原则的妥协都是不可能的，自由的宣告不可逆转。他写过：“你们是否认为那些已接受了自由的赐福的人们，会平静地看着自由被夺走？……不，打破我们的锁链的手不会再重新奴役我们。法兰西不会自食自己的原则，它不会收回赐予我们的最大恩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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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的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Stafford Poole 编(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4)。亦可参阅 Lewis Hanke 的 All Mankind Is One : A Study of the Disputation betwe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Juan Gines de Sepulveda in 1550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De 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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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曾如此自信地发出普遍权利的宣言，可当同样的宣告从圣·多米尼哥传来时，它在法国的心脏所引起的只是恐慌。在漂泊过大西洋后，理想的普遍性变得更实在，并被付诸实践。艾密·西塞尔(AiméCésaire)这样说道，图森·路维杜尔把计划推过了极限，他混淆了“单纯的思想同实际的现实，权利同它的具体实施，理性同真相”②。图森一字一句地全盘接受了《人权宣言》，并坚持要把它付诸实践。图森领导的革命寻求从欧洲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但革命并不谋求重返已失落的非洲世界，或在孤立中重建传统的统治形式；图森目光的方向是前方，投向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新近成为可能的新型自由和平等。③

有时候，图森信中的语言表示自由的思想是法国创造的，仿佛他和他的同伴能够获取自由，完全蒙巴黎的思想所赐。这可能仅仅是他的一项策略，是他对法国统治者暗含讽刺的奉承的又一实例。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自由纯粹是欧洲思想。自从他们被捕，并被强迫移居南美，圣·多米尼哥的黑奴就一直在反抗奴隶主。他们的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浴血奋战赢得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它的征服并不是法国产品，圣·多米尼哥的黑奴们也不需要巴黎人教他们为自由而战。图森所接受并有效利用的只是法国革命者的具体言辞，这些言辞使他对自由的追寻有了合法的形式。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 该段文字引用于 C.L. R.James 的 The Black Jacobins(New York:Random House, 1963)。

②参阅Aimé Césaire 的专著 Toussaint Louverture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 nial(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61)。

③参阅 Eugene Genovese 的专著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 Afro-American Slave Revol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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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卡尔·马克思和他之前的拉斯·卡萨斯和图森·路维杜尔一样，认识到了日益增进的全球互动和交流中潜在的乌托邦。如同拉斯·卡萨斯一样，马克思也对欧洲人的征服和剥削中的暴行感到震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的背后是广大被征服、被殖民的非欧洲人民的血和汗。“欧洲的工资劳动者们忍受着隐蔽的奴役，而这是以新世界中公开的奴役为基石的。”①同图森·路维杜尔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人类自由是一项普世工程，它要在实践中实现，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可以被排除在外。

然而，马克思身上的这种全球乌托邦精神又是含混的，或许含混性在他身上的体现要比他之前的那两位身上的体现更明显。从他在1853年就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而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清楚看出此点。马克思写这一系列文章的基本目的是解释当时正在英国议会中就东印度公司地位问题进行的争论，马克思把这次争论定位于英国殖民统治史中。当然，马克思很快就注意到英国“文明”传入印度过程中发生的暴行，以及资本和英国政府难填的欲望给印度带来的混乱和苦难。但他立即又警告人们，不要简单地反对英国的暴行，不要盲目支持印度社会保持现状。马克思所理解的，存在于英国入侵之前的印度村落体系绝不值得人们去捍卫。尽管英国人造成的毁灭和灾难“肯定会使目睹者感到恶心”，“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的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①。印度王公们的统治结构同样不值得支持，即使他们在反抗英国。“毫不奇怪，那些严辞声讨英国王权和贵族的野蛮业绩’的人为了印度的主权和贵族的衰败而伤心落泪。而那些衰败的贵族的大多数甚至没有古老的历史，他们大多是近期才被英国的阴谋推上台的篡权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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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Karl Marx 的 Capital(New York: Vintage,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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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形势很容易就会落入二者皆恶的选择的窘境：要么屈服于英国资本和英国统治，要么回到印度传统社会结构，屈服于王公的统治；要么接受外国的支配，要么接受本国的支配。对马克思而言，必然有另一条道路可以拒绝两种选择，必然会有另一条反抗和自由之路。在这层意义上，也就是在为新社会创造可能方面，“不管英国曾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它是历史创造革命的不自知的工具。”③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也能成为一种启蒙力量。同图森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仅仅靠重返封闭的、传统的压迫形式来推翻外国统治是毫无用处的。人们的选择必须是向前看，展望一种同全球交换的巨大网络相联结的新型自由。

然而，马克思可想出的惟一可选择的道路是欧洲已走过的道路。马克思对于印度社会的差异和它所蕴含的不同的潜能毫无认识。故而，他只能把印度的过去看成空洞和静止的。“印度社会没有历史，至少没有已知的历史。我们所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那里只不过是接二连三的入侵，入侵者们在那个既不反抗，也不改变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起各个帝国。”④说印度没有历史并不意味着在印度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是说事件的发展完全被外来力量所操控，而印度社会则保持消极，“既不反抗，也不改变”。当然，马克思的观点因他对印度的现在和过去知之甚少而受到局限。①“然而，信息的匮乏还不是关键。这里，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想象，欧洲以外的历史只能严格地沿着欧洲走过的道路发展。”英国在欧洲要完成双重任务，他写道，“一个是毁灭性的，而另一个则是再生性的—毁灭亚洲的旧社会，同时为西方社会在亚洲的出现打下物质基础。”②印度只有转变成西方社会才能前进，整个世界也只有亦步亦趋地紧随欧洲才能前进。最终，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同拉斯·卡萨斯相去也并不甚远。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 参阅 Karl Marx 的文章“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该文刊载于 Surveys from Exile,vol.2 ofPolitical Writings(London:Penguin,1973)。

②参阅 Karl Marx 的文章“The Native States”,该文收录于Letters on India(Lahore:Contemporary India Publication,1937)。

③参阅 Karl Marx 的“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④参阅 Karl Marx 的文章“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该文刊载于 Surveysfrom Exile ,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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