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殖民地奴隶制的危机

尽管在现代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的历史进程中，乌托邦精神不断浮现，但它始终遭到欧洲支配力量的军事和意识形态镇压，镇压的结果是大屠杀(其规模之大难以想象)和欧洲的种族、政治、经济结构对非欧洲世界的统治。欧洲霸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的发展和扩张的驱动，它填充着欧洲对财富难以填平的食欲。然而，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没有歧义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口中，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由于所走道路不同，在有的地方它阔步前冲，在有的地方它停滞不前，在有的地方则向后退行。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美洲历史上的大规模殖民地奴隶生产就是其中一条迁回曲折的道路，那一段历史并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而是发生在资本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发展之中。

使用奴隶劳力进行大规模种植生产始于17世纪中叶的加勒比地区。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从非洲进口奴隶，以填补土著人被欧洲的武器和疾病杀害后留下的虚空。到了18世纪末，美洲奴隶产品已占到欧洲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①欧洲资本主义同美洲的奴隶生产保持着暖昧关系。或许有人会逻辑地推理，既然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物质上都基于自由劳动，或更确切地说基于工人对他或她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拥有，资本主义必定会反对奴隶制。从这个角度看，奴隶制是一种类似于封建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它将逐步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在这里，资本主义自由意识形态是一种启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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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ijaz Ahmad指出马克思对印度历史的描述似乎直接取自黑格尔。参阅Aijaz Ahmad的专著In Theory : Classes , Nations , Literatures(London: Verso, 1992)。

②参阅 Marx 的文章“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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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同殖民地奴隶制的关系实际上很密切，也很复杂。首先，即使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奴隶制，可现实中资本不仅容纳和增强世界各地现存的奴隶生产体系，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制造出新的奴隶制体系。②或许，有人会把资本制造的奴隶体系视为资本主义的学徒，是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到真正的资本主义间的过渡阶段。的确，18世纪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的规模和组织的确在某些方面预示了19世纪欧洲式工厂的出现。③然而，美洲的奴隶生产和非洲的奴隶贸易并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它们是一种稳定的支持，是一种超级剥削的基石，资本主义正立于其之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殖民地的奴隶生产使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欧洲资本对放弃它也毫无兴趣。

就在欧洲力量在大西洋彼岸立起奴隶经济基础的同一时期，在欧洲(主要在东欧，但也包括南欧部分地区)卷起一股土地经济再封建化之风，出现了一股阻止劳动力的流动，冻结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强势。欧洲被投入第二个农奴制时期。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谴责资产阶级的非理性，而是要理解奴隶制和农奴制—两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如何能同资本主义生产和平共处。其实，奴隶制也好、农奴制也罢，还有其他一切强制性劳动组织形式，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内在必要成分。在那一时期，奴隶制和工资劳动相互挽扶，就如一对舞伴，协调精确地迈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舞步。①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参阅 Robin Blackburn 的专养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London: Ver-so,1988)。

②参阅 Elizabeth Fox Genovese 和 Eugene Genovese 的合著Fruits of Merchant Capital : Slav-ery and Bourgeois Property in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③参阅 Blackburn 的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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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些具有高尚精神和启蒙思想的欧洲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提出废除奴隶制，他们从道德立场出发反对奴隶制。然而，只有当废奴者的观点有益于资本的利益时，它们才具有实际力量。比如说，废除奴隶制可削减采用奴隶制生产的竞争对手的利润。即便如此，它们的力量仍十分有限。实际上，无论是国内的道德呼吁或是国际上利润率的计算都未能打碎奴隶制政权，只有奴隶们自己的反抗和革命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杠杆。资本只有为了应对有组织的工人对抗的威胁时，才会重造生产结构，采用新技术；同样，也只有当组织起来的奴隶对自己的权力构成了实在的威胁，并已使生产系统不可再用时，欧洲资本才会放弃奴隶生产。换而言之，奴隶制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被放弃，而是被政治力量所推翻。②政治运动当然会削减系统的经济效益，但更重要的是，暴动的奴隶已形成了一股实在的反制力量。发生在海地的革命是现代奴隶反抗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19世纪之初，它的幽灵游荡在美洲各地，恰如一个世纪之后，十月革命的幽灵游荡在欧洲各地。我们不应忘记，暴动和反抗本就是美洲奴隶制的一个常在部分，如同现代性经济一样，奴隶制经济也是一种危机中的经济。

说奴隶制和农奴制政权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之中，这引出劳动力和资本间的一种密切关系：劳动主体渴望逃脱被控制的关系，而资本则试图阻止人口的流动，把人们限制在固定的地域边界内。叶纳·莫利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逃亡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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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ann Moulier Boutang在他的著述中细致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工资劳动和奴隶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的著述的核心问题领域之一。参阅他的专著Del'esclavage au sa-lariat : économie historique du salariat bridé(Paris: Presses universitaries de France,1998)。② 这也是 Robin Blackburn 在他的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一书中表达的核心论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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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匿名的、集体性的、持续的和不可抑制的脱逃力量推动劳动力市场走向自由。同样的力量迫使自由主义为自由劳动、私有财产权和边界开放做出辩护。这股力量也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建立起模式，以钝化劳动力，对它进行规范。所有这些都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上千种奴役形式。资本积累的这一不可回避的方面早在自由主义时代的无产化问题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它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①

民众克服地域限制的欲望是驱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动力，而资本则必须经常做出努力，压抑民众的这种欲望。

制造异己性

殖民主义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危机的暂时解决方案，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也体现在同一性和文化上。殖民主义制造出各种异已形象，并在一个复杂、辩证的结构中操控它们的流动。由非欧洲的他者形成的反面构筑最终构建起并延续了欧洲的同一性。

首先，殖民地同一性通过一种二元论排斥逻辑发生作用。弗兰兹·范农(FranzFanon)告诉我们：“殖民地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世界。”②被殖民者不仅在生理上和地域上，也不仅仅在权利和特权上同欧洲人隔离开，这种隔离更发生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在世界大都市的想象中，被殖民者被塑造成他者，处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被殖民者被抛出欧洲一切文明价值的界定之外。（我们不能同他们讲道理；他们不会自我控制；他们不尊重生命的价值；他们只理解暴力。)种族差异成了一个黑洞，它可以吞下一切邪恶、野蛮、过度纵欲，等等。处在黑暗中的被殖民者因其他者身份而显得幽暗、神秘。殖民地同一性的建立严重依赖于世界都市和殖民地之间严明、稳固的分界。同一性的纯洁性，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至关重要。维护这样一道分界确实引起不少人的焦虑与不安。范农指出：“实际上一切价值，一旦它们被允许同殖民地种族接触，就会染上毒素和病菌。”①保护欧洲空间的纯净性的边界经常遇到围攻，而殖民法律主要就在边界上运行。一方面，它支持着边界的排斥功能；另一方面，它有区别地应用于分居边界两边的主体上。种族隔离其实仅是殖民世界中的隔离的一种，或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参阅 Moulier Boutang 的De l'esclavage au salariat。

②参阅 Franz Fanon 的专著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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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殖民地世界的壁垒并不仅仅建立在自然边界上，不过有形的分界永远存在，以帮助使分割自然化。异己性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制造出的，这一前提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成为跨域广阔的一批研究的出发点，其中包括艾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我的工作始于这样一种见识：东方不是自然中的一个不变的事实……东方是被制造出的，或按我的话说，是东方化’的产物。”东方主义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关于一件实物东方—的精确知识而开展的学术工程。它更是一种话语，在话语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它制造出它的对象。这种东方主义工程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一、它把东方同质化，整个东方被描绘成哪儿都差不多；二、它把东方原质化，东方和东方特点被描绘成千秋万代，一成不变的同一性。萨义德指出，这种学术工程的产物已不再是本来的东方，而成了被东方化的东方，成了欧洲话语的对象。②东方，或者至少说我们通过东方主义所了解到的东方，是话语的产物。它在欧洲被制造出来，再被返销回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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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Fanon 的TheWretched of the Earth。

②参阅 Edward Said 的专养 Orientalism(New York: Vintag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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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入了异己性的文化生产的各学术门类中，人类学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类，它把原住民他者进口到欧洲，然后再出口出去。①从非欧洲民族同欧洲人的真实差异中，19世纪的人类学家们构造出一个性质迥异的他者的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形态特征被解释为非洲人、阿拉伯、土著人，以及其他种种非欧洲他者的原质。随着殖民扩张达到其巅峰，各方欧洲力量卷入非洲的混战，人类学和对非欧洲民族的研究也不再是一种学术努力，更成了进行公众教育的一个广阔领域。他者被进口到欧洲，出现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和原始民族展览中，因而也日益可为大众想象所接触。无论在学术意义还是在普及意义上，19世纪人类学都把非欧洲民族和它们的文明展现为欧洲人和欧洲文明尚未开化时的模样。它们成了原始的象征，代表着欧洲在走向文明之途上经过的不同阶段。从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时阶段在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原始种族和文化中被共时地呈现出来。②人类学的文明进化理论，以及它对非欧洲人的展示认证并加固了欧洲人的优越地位，从而使殖民主义整体工程获得合法依据。

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卷入了他者性在学术意义和普及意义上的生产，从而为殖民统治的合法化出了力。比如说，英国管理者到达印度后，发现那里无史可用。他们不得不自己写出“印度历史”，将印度的过去历史化，以触及它，并使它为己所用。然而，就如同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形成一样，一部英国造的印度史只有通过将欧洲逻辑和模式强加到印度现实之上才可完成。①印度历史成了英国历史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英国学者和行政人员制造出了一部印度历史，又把它出口给印度，这部历史支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使作为历史的印度的过去不再为印度人可接触。印度和印度人的现实被一种强大的表征所取代，在这种表征中，它们被立为欧洲的他者，文明历程中的原始阶段。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在过去几卜年里，文化考古学对自身作了激烈的批判，凸现出早期这一学科多么深入地参与到和支持了殖民主义工程。早期这种批判的经典文本来白Gérard Leclerc的Anthropologieet colonialisme : essai sur 1'histoire de l'africanisme(Paris: Fayard,1972) 以 Talal Asad 主编的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London: Ithaca Press,1973)。在最近出现的众多这一方面的作品中，我们觉得尤其有用的是NicholausThomas的专著Colonialisms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 and Government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在 Valentin Mudimbe 的著述中，这一论点清晰地形成。参阅其专著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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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中的辩证

在殖民主义表征逻辑之中，构造独立的殖民地他者，分隔同一性与他者性，既是绝对的，彼此间又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整个过程中包含两个有着辩证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差异必须被推到极端。在殖民想象中，被殖民者不仅是被放逐到文明之外的他者，更是被理解为、被制造出的他者。他是绝对的否定，是视界中最遥远的一点。举例而言，18世纪的奴隶主就十分明白这种绝对差异。“黑人的本质和性情不仅不同于欧洲人，简直就是彻底相背。善良和同情在他们胸中燃起不可熄灭的仇恨之火，而鞭打和侮辱却激发出感激、爱意和忠诚。”②非欧洲人的行动方式、交谈方式、思考方式无不与欧洲人背道而驰。

可正因为他者的差异是绝对的，在第二阶段它们可被转化为自我的基础。换而言之，被殖民者的邪恶、野蛮和放荡使欧洲人可能具备了善良、文雅、节制的品质。从而，起初显得奇异、异质、遥远之物变得贴近而密切。知晓、目睹、甚至触摸被殖民者都具有了至关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仅发生于表征层面，而同分别生活于大都市和殖民地的实实在在的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并不会模糊两种同一性的分界，只会使这种分界和被这种分界保护的纯净性更重要。欧洲自我的同一性正是在这一辩证阶段中被制造出来。一旦被殖民者被塑造成绝对的他者，它就能反过来融入更高一层的统一之中，绝对他者反射到自我之中。惟有站到被殖民者的另一面，大都市的居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我。从而，起初看来仅是简单排斥的过程变成了辩证的否定之否定。殖民者确实把被殖民者造为否定，可通过一次辩证转化，被殖民者的否定同一性被再次否定，从而肯定了殖民者的自我。现代欧洲思想同现代自我都同保罗·吉罗伊(Paul Gilroy)所说的“种族恐怖和征服关系”①有着必要联系。不仅仅现代欧洲城市，甚至欧洲思想都是建立在欧洲同他者密切而辩证的斗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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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Ranajit Guha 的专著An Indian Historiography of India :A Nineteenth-Century Agenda and Its Implications(Calcutta: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1988)。

②参阅 An Ing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Insurrection of Negroes in the Island of St. Domingo (London and Philadelphia:Crukshank,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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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注意，殖民地世界从来就没有服从于这个二分式的辩证结构。举例而言，要分析18世纪海地在革命前的社会，我们不能仅仅考虑白人和黑人，至少我们还要考虑混血人群的立场。后者有时同白人联盟，因为他们拥有自由和财产；有时又与黑人联盟，因为他们的肤色还不够白。即使进行简单的种族划分，这个社会至少也需要三条分析轴，可这样仍不能抓住社会的真实分裂。我们还要认识到当地白人不同阶级间的冲突，也要意识到黑人奴隶的利益同黑人自由民和流放者是截然不同的。简而言之，殖民地的真实社会状况从来就没有整齐划一地分为两股纯净的力量。现实总是产生出四处扩散的多样复杂性。我们的论点并不是说现实呈现出表面的二分结构，而是说殖民主义把这种绝对的二分强加到殖民地之上。殖民主义同质化了真实的社会差异：它制造出一种压倒一切的对立，将差异推到极端，然后再把对立融入欧洲文明的同一性之中。现实并不辩证，辩证的是殖民主义。

很多著述者，如让-保罗·萨特和弗兰兹·范农都认识到了殖民表征和殖民地主权在形式上的辩证性，他们的著作对揭示这种辩证性发挥了很大作用。首先，辩证的结构表明斗争中的同一性并非原质。白人和黑人、西方人和东方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些概念都只是表征。它们只有处在相互关系中时才会发生作用，它们在自然、生理、生理性上并没有必要的基础。殖民主义是一部制造出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抽象的机器。然而，在殖民地的真实状况中，这些差异和同一发生作用，仿佛它们是绝对的、原质的、天成的。故而，辩证理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去除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天成色彩。这并不是说，一旦确认了殖民地同一性为人工产物，它们就会烟消云散。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幻影，它们仍在发生作用，仿佛它们是原质的。认识本身还不是政治，它仅仅指明了反殖民地政治是可能的。其次，辩证的阐释表明，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表征建立在激烈斗争的基础之上，这种斗争需要不断被更新。欧洲自我需要暴力，需要面对自己的他者，以感受、维持自己的力量，以不断再塑自我。殖民地普遍存在的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们不想看到的—暴力是殖民主义的必需基础。第三点，把殖民主义定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肯定了，也显示出了形势之中的内在颠覆潜能。范农提及，黑格尔提过主人只能获得空洞的认识形式；而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斗争之后，奴隶具有潜能，走向全面觉悟。①辩证理应指向运动，然而欧洲同一性的辩证却退入静止。这种辩证的失败显示出：可能存在一种真正的辩证，它将通过再一次否定，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参阅 Paul Gilroy 的专 The Black Atlantic(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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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性的回飞镖

许多著述者，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间非殖民化斗争轰轰烈烈的时期，提出应以一种真正具有否定性，从而也具有革命性的辩证来挑战建立起并稳固着欧洲主权同一性的辩证。这些著述者言称，仅仅依靠揭露同一性和差异的人为性质，我们还不能战胜殖民主义制造出的他者性。惟一可选择的策略是将殖民主义逻辑彻底颠而倒之。萨特宣告道：“在团结终将到来，将所有受压迫者都带入到同一场斗争中之前，殖民地必须首先经历一个隔离或否定阶段。这种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是走向废除种族差异的惟一道路。”①萨特想象，这种否定辩证会最终驱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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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Franz Fanon 的专著Black Skin, White Masks(New York:Grove Pres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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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辩证通常被构想在文化方面，比如说发现黑人本质，揭示黑人心灵的探索。根据这种逻辑，要对付殖民主义的表征，就必须使用反向的、对称的表征。即使人们认识到被殖民者的黑人特性只是在殖民想象中被制造出来，并被神秘化的东西，可它并未因此就被否定或被驱散，反而其原则性更得到了肯定。根据萨特，像艾密·西塞尔和利奥波德·桑奥尔(Léopold Senghor)这样的革命诗人采用了欧洲辩证遗传下的否定极，把它转化为肯定，强化它，宣称它是一种自我觉悟。从此，他者不再是稳定和平衡力量，他由被驯服者变成了野蛮人，成了真正的他者。萨特用优美的语言写过：“这是回飞镖回击的时刻。”②否定能反向毁灭欧洲自我—因为欧洲社会和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驯化和否定地兼容被殖民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否定阶段被设定为达到最终目标，实现无种族差异社会，承认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和普遍人性的第一步。③

尽管萨特提出的文化政治有着连贯的辩证逻辑，我们觉得他所提出的策略是虚幻的。殖民主义势力利用手中的辩证力量把殖民地世界的现实神秘化，现在再采用这种力量，以其为反殖民主义工程的一部分，这倒好像辩证本身就是历史运动的形式。然而，现实和历史并不是辩证的，也没有什么唯心主义修辞操练可使它们服从于辩证法。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参阅 Jean-Paul Sartre 的文章“Black Orpheus”，该文收录于“What Is Literature?"and OtherEssays(Cambridge,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②参阅 Jean-Paul Sartre 为 Fanon 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所作的序言。

③“实际上，黑人自豪感仿佛是辩证前进中的弱拍：对白人优越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肯定是正命题，而黑人自豪感作为一种反命题出现的时刻也就是否定的时刻。但这种否定的时刻自身还不够，而使用这种否定的墨人对此也十分清楚。他们知道，这种否定是在为某种命题做若准备，或者说为实现无种族人类社会做符准备。因此，黑人自豪感的目标是摧毁自身，它是一种‘跨越’，而非达到’。它是手段，而非目的。”上面这段文字出自Sartre的文章“Black Orp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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