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然而，假如否定策略被赋予了非辩证的形式，出现于政治意义，而非文化意义上，回飞镖的时刻就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举例而言，范农就拒绝接受黑人文化政治和黑人同一性的觉醒，他提出以有形暴力进行革命反抗。最初造成暴力的是殖民主义：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征服和剥削。接下来，暴力出现于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暴力的回应中。在殖民地社会环境中，这种暴力可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畸变形式。“被殖民者首先会向他自己的同胞展示加注到他身上的侵略性。”①存在于殖民地人口间的暴力有时被认为是古老氏族和宗教抗争的残余，然而实际上，它是殖民主义暴力的病态反映，它最常见的表现是迷信、神话和精神错乱。范农并未建议殖民地人民逃离或回避暴力。殖民主义的运行使暴力永久存在，如果不直接面对暴力，它就会继续以各种毁灭性、病态的形式表现出来。范农医生建议，通向健康的惟一道路是反向暴力。②不仅如此，这也是通向解放的惟一道路。一个奴隶如果从不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如果他只能被动接受主人的许可，那他永远只能是个奴隶。这也正是马尔科姆·X提出的应对美国白人霸权的暴力的策略—反向力。③

对范农和马尔科姆·X而言，这种反向暴力不会走向辩证综合：今日的斗争不会在明天的合谐的斗争中得到解决。公开的否定仅仅健康地表达了真实存在的对抗，表达了一种直接的力量关系。因为它并不是实现最终综合的途径，这种否定自身还不是政治，它仅仅提出一种同殖民主义分隔开的立场，为政治开辟出一片领域。真正的政治生成过程将发生在这一片开阔的力量之域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②同上。

① 参阅 Fanon 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③参阅 Malcolm X的文章“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收录入 Malcolm X Speaks(New York:Pathfinder,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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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浸毒的礼物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次等国家民族主义确实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在被支配群体中，国家这一概念既起到防御武器的作用，可用它来保护群体免受外部支配，同时它也是团结、自治、群体权力的标志。在去殖民化时期以及以后，国家概念似乎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工具，因此也就成为通向自由和自主的不可规避的道路。在全球各国间实现民主，包括各国在形式上的平等和主权完整，这样的承诺在最初就写入了联合国宪章：“本组织和它的成员将遵守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①国家主权意味着免受外部支配的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它标志着殖民主义的彻底失败。

然而，与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形影相随的却是国际支配力量的强大结构。当我们从外部来看，从“被解放的”国家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民族解放所包含的危险就更明显地显现出来。许多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领袖，从甘地到胡志明到纳尔逊·曼德拉都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之间划上等号。可实际上，这样的等式最终只是一个把戏。这样一个等式的作用就是可以动员起广泛的力量，并把一场运动加尔文化。然而，运动究竟把人们引向何处？它又服务于什么人的利益？大多数情况下，运动会带来一场被代表的斗争，现代化计划将确立新统治集团的权威，他们被赋予将现代化计划付诸实施的重任。于是，革命被捆住手脚，献给了新的资产阶级。或许有人会说，二月革命应该在十月革命后发生。然而，连日历也都错乱了：十月永远也不会到来，革命者陷入“现实”的泥沼，现代化最终也迷失在世界市场的序列中。民族主义者的梦想是自律的、以自身为核心的发展。然而世界市场所施加的控制不正是这一梦想的对立面吗？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确实效果显著，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面。被解放的国家又发现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被别国操纵、摆布。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 1, 见 Leland Goodrich 和 Edvard Hambro 的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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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解放性的国家主权这一概念本身如果说不是完全自相矛盾的，至少也是含糊不清的。就在这样的民族主义寻求将大众从外国支配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它又在国内建立起同样严厉的支配结构。联合国将世界幻想成一场和谐的音乐会，它的各个成员国都是平等、自主的主体。抱着这种玫瑰色的幻想是无法理解新取得主权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组织中，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是重要的一份，同时也是被支配的一份。正如帕莎·恰特吉所说，民族解放和民族主权还不仅仅是无力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序列，更为这一序列的组织和功能作出贡献：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民族主义都没有向理性和资本相结合的合法

性发出挑战，民族主义思想……并不具备意识形态上的手段来发出

这样的挑战。怎么才能解决国际资本同人民一国家之间的冲突呢？

其方法就是将民族的政治生活吸纳到国家的躯体之中。民族国家

对消极革命持保留态度，现在又开始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寻找自己

的位置，同时努力将资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永久悬置。在代表

民族的国家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下，一切政治都被消耗。①

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整条逻辑链：人民代表大众，民族代表人民，国家代表民族。每一处连接都试图悬置现代性的冲突，每一次代表过程都意味着向着抽象和控制又迈出一步。从印度到阿尔及利亚，从古巴到越南，国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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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为民族解放浸毒的礼物。

然而，解释着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国家必然受支配的最后一环却是资本的全球秩序。资本的全球序列以自身的秩序支配着形式上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然而这种支配根本不同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支配电路。殖民主义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现代世界和现代统治形式的终结。当然，现代殖民主义的终结并没有开启一个无条件自由的世界，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真正瞥到通向帝国的变迁。

传染

当路易一费迪南·迪杜奇（塞利纳)(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Céline])到达非洲后，他所发现的就是疾病。那次刻骨铭心的旅行发生在《长夜漫漫的旅行》这本书中，书中的叙述者在自己的恐惧引发的谵妄中看见一个被疾病层层浸透的人群：“那些地方的当地人痛苦地经受着每一种传染疾病。”或许，我们期待从迪杜奇医生口中能听到的也正是这句话。要知道，他是被国联派到非洲去的，他的工作是卫生专家。当然，塞利纳在工作中也带着普通的殖民意识。

把殖民主义同疾病联系，这会产生出两方面效应。首先，当地土著居民病症缠身这一简单事实就已是殖民主义工程的辩护：“这些黑人在害病！你能看到的！他们的机能已彻底败坏！……他们在退化！”疾病是身体和道德败坏的迹象，是缺乏文明的迹象。这样一来，殖民主义的开化工程就为它所带入的卫生所辩护。然而，在另一方面，从欧洲人的角度看，殖民主义的最根本危险就是疾病或更确切地说，传染。在非洲，路易-费迪南发现了“每一种传染疾病”。生理传染、道德败坏、疯癫：殖民地领土和被殖民人群的黑暗是传染性的，欧洲一直在担着风险。(在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库尔茨所认识到的也正是此事。)一旦在纯洁的、文明的欧洲和败坏的、野蛮的他者间建立起了级差，可能出现的就不仅仅是从疾病到健康的文明开化过程。相反的过程——从健康到疾病的过程—\~也将无可逃避。传染既是恒久的，也是当前的危险，是文明开化使命的黑暗背面。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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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塞利纳的《长夜漫漫的旅行》一书中，疾病所代表的其实并不是死亡，反倒是生命的过度旺盛。书中的叙述者——路易-费迪南—发现不仅非洲的人群，就连非洲的土地都“怪得离奇”。丛林染上的疾病就是生命在任何一处破土而出，一切都在毫无节制地生长。在一位卫生专家看来，这是何等地恐慌！殖民地放脱的疾病就是生命界限的缺失，就是无限的传染。回头看看，欧洲的荒凉倒让人放心。（请记住，在《黑暗之心》一书中，当马洛从比属刚果回到布鲁塞尔，他看到的是满眼死气沉沉的苍白。可同殖民地生命的无节制和过度旺盛相比，欧洲的荒凉环境倒更令人舒坦。)实际上，如果我们站在那位卫生专家的立场之上，我们就可更好地理解殖民者意识中的焦虑不安。欧洲的征服和殖民释放出一种恐慌，这是一种对无限制的接触、流动和交换的恐慌。或更确切地说，这是对传染、通婚和无节制的生命的恐慌。卫生学要求有保护性的壁垒。有利的交换和传染的危险是一对矛盾，欧洲一直在受着这对矛盾的侵扰。在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也在各个殖民领土之间，交流沟通和卫生免疫壁垒在复杂地相互作用着，这也构成了欧洲的特点之一。

当代的全球化过程已抹平了殖民地世界的许多界限。居住在新的地球村中，就在我们为不受阻碍的交流而弹冠相庆之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接触剧增所引发的焦虑及对殖民主义卫生免疫措施的几分割舍不下。全球化意识的阴暗背面是对传染的恐惧。如果我们抹平世界中的一切界限，在全球村中大开普遍接触之门户，我们怎样才能预防疾病和败坏的传播呢？这种焦虑在爱滋病的大流行中明白无误地被暴露出。爱滋病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它显示出全球传染的新危险。随着爱滋病首先被确立为一种疾病，接着又被确定为全球传染病，人们已拿出各种爱滋病的起源和传播图。各图都把重点放到了非洲中部和海地，这倒叫人又回忆起昔日之殖民主义想象：不受节制的性欲、道德堕落及卫生措施的匮乏。的确，在爱滋病防护中，主导性的话语一直都围绕着卫生防护这个中心：我们必须避免接触，采取预防措施。那些受感染的人群对医疗卫生如此不重视，同他们打交道，医疗工作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也只能懊丧地抬起手，耸耸肩。（想想看，那位迪杜奇医生这时会说些什么！)为了阻止爱滋病的蔓延，国际和超国家计划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建立起保护之界限：要求人们在穿越国境时接受HIV测试。然而，民族国家的边界正一天天被越来越多的各种交流渗过，再没有什么可以带回殖民地界限这面卫生免疫之盾了。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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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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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这个人不属于我们的人民，不属于我们人类。他一直在忍受饥饿。他一无所有，除了那一时刻，那一漫长的痛苦万分的时刻…他所有的仅是痛苦，整个地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治愈他的创伤。他两脚无寸土之地可立，双手无尺长之物可抓。他的一无所有更甚于在音乐厅中表演空中飞人的艺人，后者至少还有一根线，可把自已拴在上面。

——弗兰兹·卡夫卡

殖民主义的结束和国家力量的式微显示出一场由现代主权范式到帝国主权范式的普遍转变已经到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首先向我们展示了这场转变，但这些理论仍有局限。正如这些理论所带的“后”字所显示的，它们不知疲倦地批判旧的统治形式，以及旧形式在现在的遗留，从中寻求解放。后现代主义者不断回到徘徊不去的启蒙的影响中，以之为支配的根源。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则在同殖民主义思维的残余作斗争。

我们怀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会走入死胡同，因为它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中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它们认错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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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的批评家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了，怎么办？这些理论家们如此倾注于同旧支配形式的残余作斗争，可假如他们因此而未能认识到现在正浮现于他们眼前的新支配形式，怎么办？假如原本作为批判对象的支配力量已经历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抽去了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潜能，又怎么办？简而言之，假如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向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该怎么办？如果上述一切假设是事实，那么现代主权形式就已不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那些看上去具有解放性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策略已不再是挑战，而成了新统治策略的实际同属，甚至不自知地强化了新的统治策略。

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推崇建立在个性差别、流动性和混杂性上的政治学，以此来挑战现代主权提出的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但当我们开始考虑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时，那样的意识形态就显得受到权力策略的夹击。权力已经把受到攻击的堡垒疏散，还绕到进攻者的背后，同他们汇合到一起，以个性差别之名发起攻击。所以，这些理论家发现自己就像是在推一扇并不存在的门。我并不是说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是全球资本和世界市场的走狗。安东尼·阿帕亚(Anthony Appiah)和阿瑞夫·德林克(Arif Dirlik)说这些理论家是“智力界的同谋者”和“全球资本主义雇养的智者”，这也太刻薄点了。①毋庸置疑，驱动大部分此类工作的仍然是民主和精英欲求，有时其中也有反资本主义欲求。但重要的是，在新权力范式的背景下，这些理论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新的敌人不仅对旧式武器具有抗打击能力，实际上更凭借那些武器而滋蔓，于是他就加入到他的假想敌的行列中，把敌人的武器运用到极致。万岁，个性差别！打倒本质主义式的二元对立！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①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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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重要的结果，它们反映或追踪全球市场的扩张和主权形式的变迁。这些理论的矛头指向帝国，但它们模糊而混乱，并没有意识到主权形式变迁所带来的范式飞跃。我们必须深深扎入这一变迁中，详细解释它的名词，清楚列出构成帝国的阵列。而完成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价值和局限。

差异政治学

要全面理解后现代话语的批判威力，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主权的现代形式。我们在前面已说过，现代主权的世界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它分裂为一系列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白人和黑人、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现代主义思想所挑战的正是现代性的二分逻辑，它为那些同父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斗争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在后现代理论中，我们文化中的混杂性、含混性和我们的从属感中的流动性似乎向支持现代殖民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话语的二分逻辑发出挑战，同样，后现代主义者坚持的差异和具体也挑战着极权主义、统一化话语和权力结构。肯定破碎的社会同一性似乎成了一种手段，借此可以抗争现代主权、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它们所指向的等级结构。在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话语极为重要，因为它提出了(或征兆着)一次同现代主权的全部发展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树立着许多种话语，很难对它们做一个总结。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受益于(至少是间接地)利奥塔对现代性控制叙述的批判、让·波德里亚对文化仿像的肯定，以及雅克·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根据许多后现代主义倡导者的界定，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最基本公式中拥有一个同类项：对启蒙的批判。①从这个角度看，召唤行动的声音是清晰的：问题出在启蒙，而答案就在于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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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要小心谨慎地仔细审视，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启蒙”和“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②在前面，我们已论述，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同质的过程，这其中至少包括两个区别明显、相互冲突的传统。第一个传统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革命所开创，它始于邓斯·司各脱，沿袭至斯宾诺莎；它发现了内在性，并颂扬个性和差异。第二个传统是文艺复兴革命后的热月事变，它寻求通过建立二元论来控制第一种传统中的乌托邦力量，最终达到现代主权概念，以之为暂时的解决方案。当后现代主义提出，反对抬高理性的普遍性来维护欧洲白人霸权的启蒙和现代性，我们应当清楚它反对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图示中的第二项传统。换而言之，更确切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是全部启蒙和现代性，而是现代主权传统。再确切一些，这些理论走到一起，因为它们都向辩证法提出挑战，以之为现代支配、排斥和控制的核心逻辑，因为它将多样性和差异性削减为二元对立，接下来再把差异融入统一秩序之中。按这种逻辑的发展是：如果现代权力本身是辩证的，那么后现代主义工程就必须是非辩证的。

一旦我们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话语是对现代主权的辩证形式的攻击，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它是怎样解构了维持一系列等级结构(白人和黑人、男性和女性，诸如此类)的边界，从而同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这样的支配系统相抗争的。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可以视自己的理论实践为现代和当代整个解放斗争谱带上的一点。挑战欧洲经济—政治霸权和殖民统治的历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妇女运动，还有反种族主义斗争，这些都被解释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运动的目标也是打破现代主权的秩序和二元对立。如果现代是欧洲白人男性的权力立场，那么后现代则是与其精确对称的反像它是非欧洲、非白人、非男性的解放立场。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hooks)所说，最优秀的后现代主义实践吸纳了被错置者、被放逐者、被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价值观，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①现代主权的二元对立被打破，但这不是为了建立起新的二元对立；相反，二元对立的威力被消解，而“我们驱动差异在各种边界间游戏”②。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①许多后现代理论者把现代主义思想的种种形式都合并到“启蒙”这一个标题之下。读者如果要找这方面的例证，可参阅KathiWeeks的专著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98)。

②见 Kathi Wecks, 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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