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市场营销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差异之上的行为，差异越多，也就能发展出越多的市场营销策略。日益混杂、日益分化的人群使“目标市场”数目也猛增，对每一具体市场都可施行一套具体市场营销策略。后现代的市场营销认识到商品之间和人群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并相应构造具体策略。②每一项差异就是一次机遇。

后现代市场营销行为代表着当代资本的消费循环，这是资本的外部。但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之内的后现代趋势。在生产领域，后现代思维的最大、最直接的冲击或许体现在管理和组织理论领域。这一领域内的著述者们说，庞大、复杂，有着严格分界和同质单位的现代组织形式不适于在后现代世界中做生意。有一位理论者如此写道：“后现代的组织有一些鲜明特征，主要有：强调中、小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采用流动性结构和机构间相互合作模式，以应对波动的组织和环境条件。”③故而，后现代组织被想象为，要么建在不同的系统和文化之间，要么具有内在的混成性。对于后现代管理而言，最紧要的是组织的流动性和应对差异的能力。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组织的内部结构中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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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Stephen Brown 的专著Postmodern Marketing(London: Routledge, 1995)。Brown指出，尽管市场营销的实践是后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本身仍然是“现代的”(在这里，它的具体含义是实证主义的)。Elizabeth Hirschman和Morris Holbrook也哀叹市场营销理论和消费者研究对后现代思想的抵御。参阅他们合作的专著PostmodernConsumerResearch：TheStudy of Consumption as Text(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92)。

②参阅 George Yudice 的文章“Civil Society,Consumption,and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Global Restructuring: An Introduction",载 Social Text,no.45(1995 冬)。

③参阅William Bergquist的专著The Postmodern Organization :Mastering the Art of Irreversible Change(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3)。读者也可参阅 David Boje,Robert Gephart, Jr. 和 Toio Joseph Thatchenkery 合编的论文集 Postmoder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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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的“内部文化”也采纳了后现代主义思维。跨越各国国界、联结全球系统的大跨国公司本身就比早先的现代公司具有大得多的内在文化多样性和流动性。那些被聘为顾问和策略策划人的当代公司文化精神领袖们大力宣扬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效率和效益。①只要仔细审视一下美国的公司意识形态，就可以发现各公司并不依靠简单地对性别和/或种族他者的排斥来运行。实际上，旧的现代主义式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已成为新公司文化的公开敌人。各公司力求容纳差异，从而在公司的工作空间内最大实现创新、自由和多样性。具有不同性别、种族和性倾向的人都应被容纳进来，工作空间中单调重复的每日工作程序应被预想不到的改变和欢乐氛围所改造。打破旧的分界，让百种鲜花绽放！②相应，老板的任务也就是组织起这些精力和差异，让它们为利润服务。这一工程被恰当地冠以“多样性管理”的名称。从这一角度看去，各公司不仅表现出“进步性”，更表现出“后现代性”，它们成为一种真实的差异政治的领导者。

资本的生产过程所采取的形式也在回响着后现代主义者的声音。我们将有充裕的空间分析生产如何在具有流动性和混成性的网络中被组织起来(尤其见第十三章)。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代资本的转变和世界市场构成了后现代化的真实进程。

当代一些理论者，如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积累和商品化的一个新阶段，它伴随着当代世界市场的实现而出现。③我们同意这些理论者的观点。界定着由世界市场建立起的差异性政治的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新的等级结构，或一种恒常的等级化过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上都是显示出这一正在发生中的转变的迹象(原教旨主义以另一种方式也起到同一作用)，在这一方面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①参阅 Avery Gordon 的文章“The Work of Corporate Culture: Diversity Management”,该文刊载于 Social Text,44,vol.13,no.3(Fall/Winter 1995)。

②参阅 Chris Newfield 的文章“Corporate Pleasure for a Corporate Planet”，该文刊载于 SocialText,44,vol.13,no.3(Fall/winter 1995)。

③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和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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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委员会

我们应当记住，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只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在人群的一定阶段范围内才有效；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后现代主义在欧洲、日本、拉丁美洲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流行，但它的主要应用场所是美国知识界的精英部分。同样，同后现代主义有着不少相同趋势的后殖民主义主要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大学中发展、传播。当然，这一具体细节并未减弱它们的理论视角的有效性，但它也应使我们驻足片刻，考虑一下这一具体细节的政治含义和实践效果。历史上，各种精英团体曾提出许多种具有真正进步性和解放性的话语，在此我们不想质疑这些话语的诚挚。同理论家的具体细节相比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概念能够在不同的地理和阶级分布上激起回响。

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而言，混成、流动和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具有解放性。许多人视流动为苦难的一个侧面，因为流动意味着他们被愈来愈快地移入艰苦境地。近几十年以来，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世界各国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入都市。国际劳动力流动仅仅在近些年才增长，其形式不仅有自南向北的合法和非法劳工输出和移民，也有南南之间的流动，也就是在南方各国和地区间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劳工流动，比如说从南亚到波斯湾地区。尽管劳工流动人数巨大可同那些因战争和饥荒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数相比，但又相形见拙。从中美到中非，从巴尔干到东南亚，只要随便扫视一下世界，就可看到那些被抛入流动中的人的绝望挣扎。对他们而言，跨越国境的流动通常就意味着被迫在贫困中迁移，何言解放？实际上，他们最迫切需要的相反是一个稳定、明确的居住场所，是一定的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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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认知论挑战“启蒙”，它攻击主控叙述，批判真理。可一旦被移出欧洲和北美的精英学术层，这种挑战也就失去了其解放光环。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想想看萨尔瓦多内战结束后成立的真相委员会，以及其他南美和非洲国家的后独裁政府成立的类似组织。在国家恐怖的环境中，坚持真理概念的首要作用是一件强大的反抗武器。建立起最近的历史真相并将之公诸于众，让政府官员为各个具体行动负起责任，有时还令他们接受惩罚，这是走向民主未来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启蒙的主控叙述似乎并无压制性，而真理概念也绝非流动和不稳定的恰恰相反，真相就是，那个将军下命令暗杀了那位工会领导人，这位上校下令屠杀了全村村民。把这样的真相公诸于众，正是现代主义政治的典型工作。在这种具体环境下，批判真相只会帮助受到攻击的神秘化、压迫性政府。

在现今的帝国世界中，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解放潜能只有在拥有一定财富、享有一定权力、在等级结构中占据一定地位的精英人群中才会引发共鸣。可这一局限性也不意味着彻底否定。这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差异、混成和流动本身不具备解放性，可真相、纯净和静止亦是如此。具有真正革命性的实践必须提及生产。真相不会让我们自由，可控制真相的生产却能做到。流动性和混成性自身不能做到解放，可控制流动性和静止性、纯净性和混成性的生产却可以解放。帝国的真正真相委员会将是由民众组成的集合，它将是生产真相的社会工厂。

穷人

每一历史时期都会确定下一种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以一种普遍存在的生活形式与核心，存在于一切时刻，且在每一地点都有着相同的形态。我们所说的可不是有权者和富人的生活形式，那些人代表的只是不具全面性的地方形象。惟一贯穿于所有地域和时代，能称得起纯粹差异的“共同之名”的是“穷人”。穷人一无所有，遭受排斥、压迫、剥削可他们仍在生存！穷人是生活的分母，是民众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著者们极少在他们的理论叙述中采用穷人的形象，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同时也喻意深刻。说它奇怪是因为穷人从某些方面说是永恒的后现代者：穷人的形象代表着一种差异的、流动的主体，一种横越两端、无处不及的主体。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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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共同之名——穷人—也是一切人类可能的基础。马基雅维利指出，在“回返起始”的途中(这标志着宗教和意识形态现代性的革命阶段)，穷人总是被视为拥有预言的能力：穷人不仅存在于世界之中，更是这个世界的可能。生活在赤贫和痛苦中，惟有穷人才能活出实实在在的，也是当前的存在，故而也惟有穷人才有更新存在的能力。穷人组成的民众拥有神性，可这种神性并不指向什么超验之物。相反，就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中，在穷人的存在中，内在之域被展现出，获得确认和加固，它的门户被开启。穷人实质为人间上帝。

今天，超验上帝的幻影也最终消散了。穷人打碎了那一形象，接收了他的力量。许久以前，现代性的帏幕在拉伯雷的笑声中徐徐升起。后来，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崛起为一个集体主体，可在物质性和内在性中表达自身。它成为穷人组成的民众，不仅预言，更从事生产，因此也打开了具体实在，而非虚拟人的可能之途。最后到了今天，在生产的生态政治统治下和后现代化的过程中，穷人成了一个被压制、被剥削的形象，可他们又是生产的代表者。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今天，在每一寸土地上，在“穷人”这个概念和这个共同之名的根基中都存在着生产关系。为何后现代主义者读不出这种发展轨迹？他们告诉我们说，在生产中，横越一切的语言关系已侵入统一和抽象的价值世界之中。可是，在横越一切领域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的主体究竟是谁？又是谁赋予语言以创造性的意义？谁受到压迫，但仍在欲求？谁沦落为贫穷但仍力量强大，且越来越强大？这一切除了穷人，更有谁能做到？在全球生产的统治下，穷人的杰出已不仅限于他们的预言能力。在创造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他们的身影已不可缺少。贫穷本身已成了力量。存在着世界贫穷，可首先存在着世界可能，也只有穷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像鸟一样自由”，马克思用这样的字眼形容无产阶级。在现代性之初，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获得双重解放。首先，他们从封建领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不再是封建领主的财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从农奴制中得到解放)；其次，他们从生产手段中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同土地相分离，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他们再无第二件可售之物。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被强迫成为财富的纯粹可能。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却始终憎恶穷人，其原因正是他们“像鸟一样自由”，他们不受工厂的约束，也不受为了创建社会主义所必须有的纪律的约束。20世纪50年代早期，维多里奥·德·西加和西扎尔·扎瓦提尼拍了一部名为《米兰奇迹》的电影。在这部优美的电影的结尾，两位导演让穷人乘上扫把飞离。这部影片遭到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的猛烈抨击，被贬为空想，想想这件事，其中喻义也就不言而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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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像鸟一样自由”的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行踪不可测定的恶魔。在尝试了那么多次把穷人转化成无产阶级，再把无产阶级转化成一支解放的军队之后，民众及“穷人”这个共同之名再一次出现在后现代时代，出现在万里晴空中炫目的阳光下。它公然闯入光天化日之中，因为在后现代性中，被压迫者已吸纳了被剥削者。换句话说，穷人，每个贫穷的人，和由穷人组成的民众已吞下无产阶级民众，并已将其消化。正由于有这一事实，穷人已获得了生产能力。所有形式的贫穷———甚至娼妓的身体、一无所有的人，以及民众的饥饿—都已变得有生产能力。于是，穷人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穷人的生活支持着这个星球，把它包卷在他们对创造和自由的渴望中。穷人是一切生产的条件。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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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在后现代感受的根源中，同时也在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可以遇到一群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在他们年轻时，这群人曾赞美过工厂纪律，赞美过实在社会主义那金光耀眼的地平线。但在1968年的危机之后，他们幡然悔悟，放弃了青年时的理想。他们宣称，共产主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姿态不会有任何用处。今天，还是那批人，他们玩世不恭地解构，嘲笑一切对抗交换价值的普遍胜利的斗争。媒体和媒体制造的文化告诉我们：这批哲学家认识到了世界的新时代的来临。可真相并非如此。后现代性的发现存在于将穷人再推到政治和生产领域之中心的努力中。真正具有预言威力的是查理·卓别林那“鸟一般自由”的笑声。他已摆脱了一切空想幻影，最重要的是，他已把一切解放的戒律甩在身后。他对“摩登时代”进行阐释，可同时他又把穷人之名同生活联系在一起。那是解放了的生活，解放了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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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我被说服了，我们之前还没有哪一部宪法像我们这部一样计算精准，既适应于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又适应于自治政府。

——托马斯·杰斐逊

我们的宪法既简单，又实际，它总能满足种种非常之需。所要做的仅仅是调整一下重点和安排，而不会损失它的本质形式。

——富兰克林·罗斯福

要表述帝国主权的实质，首先我们需要后退一步，考虑一下为它做好准备，并构成它的前史的政治形式。美国革命代表着现代主权系谱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和断裂。美国的宪法工程出现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经由一段富含另类可能的历史而完成，它是绽放于现代主权传统中的一朵奇葩。追踪主权概念在美国的最初发展轨迹，可令我们认识到它同我们迄今为止描绘过的现代主权的重大区别，从中辨识出新帝国主权形成的基础。

美国革命和两个罗马的模式

美国革命和《联邦党人》一书的作者所宣告的“新政治科学”的问世标志着美国突破了现代主权的传统，“回到根源”，同时发展出新的语言和新的社会形式以调和惟一统治者同民众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立宪者们反对霍布斯式或卢梭式旧超验主义现代主权，认为只有共和才能给民主带来秩序。民众秩序的建立不应来自权力或权利的所有权转移，而应来自民众的内部安排，产生于网络之中的权力的民主互动。换而言之，新的主权只能产生于宪法形式中的制约和平衡。这样，既可形成中央权力，也可保证权力仍在民众手中。在这里，超验主义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间了。《联邦党人》一文的作者们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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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政治科学也已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许多原则的作用已被详细理解，而我们的古人对它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一知半解。将权力规则地划归不同部门；引入立法平衡和制约；建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由人民自己的选举选出代表，以在立法机关中代表人民；所有这些要么是全新的发现，要么在现代时代才得到重大改进和完善。要保持共和政府的优越，减少和避开它的不足，这些就是途径，而且是强有力的途径。①

尽管我们的先辈的笔下流淌着浓重的宗教色彩，真正形成的却是一种世俗的、内在的思想。这种思想重新发现了文艺复兴的革命人文主义，并将其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政治和宪制科学，权力可由在网络系统中自我规范、自我安排的一系列权力构成；主权可在广阔的活动领域内实施，可被分割，又不会因此而损害它的统一性。它一直服从于民众的创造运动。

当代历史学家，如J.G.A.波科克(J.G.A.Pocock)在理解美国主权概念同欧洲现代主权概念的分离方面走得相当远，他们将美国宪法和政治主权概念的发展同马基雅维利式传统联系起来。①他们不是将美国宪法与巴罗克式、反改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为国家以及随之而生的一切不平等的辩护有联系)，而是与共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相联系。继激发起英国革命中革命者的斗志后，这一传统又在大西洋畔的流放地上得到重建，而完成重建工作的就是一批被打败，却未被消灭的欧洲民主主义者。②在马基雅维利本人的著作中，共和传统确有厚实的基础，首先是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的概念，权力被视为一种生成性力量，是内在社会动力的产物。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权力总是共和性质的，它总是民众生活的产物，它构成表达民众生活之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的自由城市就是承载着这一革命原则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的第二条原则是这种民主主权的社会基础总具有冲突性。凭借反制权力的出现和交互作用，权力才得以被组织起来。因此，城市是一种生成性力量，在它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冲突被表达出来。也正因如此，城市才得以形成。马基雅维利本人正是如此解读古罗马的共和组织，而文艺复兴的城市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社会冲突是权力稳定的基础，也是城市扩张的逻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触发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将政治重绘为永恒运动。上述就是共和马基雅维利传统给大西洋畔形成的民主教义的指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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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AlexanderHamilton,James Madison 和 John Jay 的相关文章，这些文收录入文集TheFederalist,Max Beldt 编(Oxford:Blackwell,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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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罗马并非令马基雅维利沉醉、使大西洋畔的共和者受益的惟一的罗马。“新政治科学”也得到帝国的罗马的启发，尤其是经由波利比奥斯的著作。首先，波利比奥斯所绘制的帝国罗马模式更加固了共和式社会诸力量调和过程的基础，并通过将几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综合在一起，使这一过程最终完成。在波利比奥斯看来，完美的权力形式应有着不同的成分，它将君主力量、贵族力量和民主力量混为一体。①美国的新政治科学家们将这三种力量组织为共和制宪法的三分分歧。三种力量间任何一点扰动都是腐败发生的病征，这是波利比奥斯的影响的又一处迹象。美国的这种马基雅维利式宪法具有着反腐败的内在结构不管腐败是宗派的还是个人的，群体的还是国家的，美国宪法的设计使它可以避免堕入腐败漩涡的厄运，因为它可激励起全体民众，在有组织的反制力量网络中组织起他们的生成能力，形成一种动态的、庞大的自我规范过程。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参阅 J.G. A. Pocock 的专著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和 J. C. D. Clark 的专著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②关于共和传统从英国革命到美国革命的大西洋之旅，请参阅 Antonio Negri的专著Ilpotere costituente(Milan:Sugarco, 1992)和 David Cressy 的专著 Coming Over: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ngland and New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③ 读者仍可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Il potere costituente。读者也可参阅J. G. A. Pocock 的 文章“States, Republics, and Empires: The American Founding in Early Modern Perspective”，该文刊载于 Terence Ball 和 J. G. A. Pocock 合编的论文集Conceptual Changes and the Constitution(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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