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新的民主原则是乌托邦式的开端，它直接响应于真实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危机的要求。同样，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对现代主权的批判发自历史进程内部。针对君主和贵族力量，斯宾诺莎将民主界定为政府的绝对形式，因为在民主制下，统治的是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实际上，民主制是惟一可实现绝对的政府形式。最后，对马克思而言，每一种解放的开端—从工资斗争到政治革命——都提出使用价值的独立性，以反抗交换价值的世界、反抗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这种独立性又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自身之中。在上述的所有例证中，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位于权力形式的历史演化之中，都是在寻找着外部的内部。即便在对外界最极端、最激进的追寻中，内部仍被作为基础，有时作为负面基础。马基雅维利的新共和国的形式，斯宾诺莎的民众民主解放，还有马克思的国家的革命废除，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内部都存在于被投射为乌托邦的外部之中。

我们并不是想暗示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未真正达到能引起视角转换的破裂点，也不是想表示这些现代批判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益处。马基雅维利的自由、斯宾诺莎的欲望、马克思的活劳动，这些都是包含着真正改变力量的概念，这是一种面对现实，并超越既有生存条件的力量。之所以这些批判概念的力量能摆脱它们自身同现代性的暖昧关系，这主要在于它们被作为本体需求而提出。①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力量所在之处，也正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敲诈被拒绝之处。换句话说，当乌托邦式思想摆脱了将其限制于现有领域的同系现象的压力，一种新的形式就诞生了。

外界不再存在

在许多不同的现代话语中，内部和外界所占的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不同的构形。①不过，我们认为，内部和外界的空间构形是现代思想中一个较普遍，也较具基础性的特征，在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中，内部和外界间的区分正越来越模糊。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关于现代形fi上学和政治理论的关系，请参阅 Antonio Negri的专著 The Savage Anom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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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从主权角度看时，这种转变显得愈发明显。对现代主权的构想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片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早期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将公民秩序理解为一种有局限性的、低一级的秩序，与之相对立，或相对照的是自然界的外部秩序。公民秩序的封闭空间通过它与自然界的外部空间的隔离而得到界定。同理，现代心理学理论家们也从空间角度理解欲望、感情、本能和无意识，隐喻化地把它们理解为心灵的外界，自然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延伸。自我的主权就在于由欲望构成的自然秩序和由理性或意识所构成的公民秩序的辩证关系中。最后，现代人类学中关于原始社会的诸多话语将它们视为外界，界定着文明世界的周边。在上述各不相同的语境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外界内化的过程，也就是使自然成为文明的过程。

在帝国世界中，公民秩序同自然秩序间的辩证主权已走向终结。所以说当今世界是后现代的世界，这也是原由之一。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告诉我们，“当现代化进程已完成，自然已永久消失时，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后现代主义。”②当然，我们的世界中依然有森林，依然有虫兽，依然有电闪雷鸣，我们也依旧认为我们的心理受到自然本能和情感的驱动。所以说我们已不再有自然，这主要是说上述那些力量和现象已不再被我们视为外界，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人为的公民秩序之外而存在。在后现代世界中，一切力量和现象都是人工的，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历史的一部分。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从许多我们十分景仰的当代哲学家身上，我们都能找到各种以空间来构造内部和外部的思想。这些哲学家甚至包括远离辩证法的Foucault和Blanchot，甚至包括滞留在现代思想的最含混、最模糊的一点上，滞留在内部和外部间的空地上的Derrida。关于Foucault和Blan-chot,请参阅 Foucault 的文章“Maurice Blanchot:The Thought from Outside”，该文收录于Foucault/Blanchot(New York:Zone Books, 1987)。关于Derrida,请参阅Margins of Phi-losop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②参阅 Fredric Jameson的专著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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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颇为不同的现代辩证关系中，外界同样在消退。那就是自由政治理论中界定着公众与私人之间关系的辩证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公众空间构成了自由政治的领域，可在后现代世界中，这种公众空间也正逐步趋于消失。根据自由主义传统，处在私人空间中的现代人将公众空间视为自己的外界。外界是适合于政治的场所，在那里，个人的行动暴露于他人面前，并从他人处寻求认可。①可在后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的公众空间也正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了。城市外景正将其焦点由人们共有的广场转移到各种封闭场所之上，如购物中心和高速公路。在洛杉矶和圣保罗这样的大都市中，建筑和城市规划正越来越趋向于限制公众的进入和互动，其程度已足以避免不同人群间的偶遇，制造出一系列受保护的内部和孤立的空间。②想想看，巴黎的郊区已成为一系列无定界、不明确的空间，这种空间促进孤立，而非交流互动。公共空间的私人化程度已如此之高，以至于再用私人与公众、内部与外界间的辩证关系来理解社会组织已毫无意义了。可供现代自由政治发挥作用的空间已消失了，故而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的后现代、帝国式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政治的缺失。

这样看来，盖伊·德波尔对景观社会的分析在这种社会形成30年后就愈发显得中肯和紧迫。③在帝国社会中，景观社会是一处虚拟的场所，或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的虚无地带。景观社会同时具有统一性和弥散性两种性质，以至于无法区分出孰为其内部，孰为其外界，也就无法在自然和社会间、在私人和公众间划定分界。在这样一处虚拟场所中，关于公众的自由主义观念(公众就是人们在他人注视下行动的外部空间)也被推广以至包容全部，或者说被抽去了实际内容。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在这里，我们所想到的主要是 Hannah Arendt 在她的专著 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表达的政治观点。

② 关于 Los Angeles,请参阅 Mike Davis 的专著 City of Quartz(London: Verso, 1990)。关于Sło Paulo,请参阅 Teresa Caldeira 的文章“Fortified Enclaves: The New Urban Segrega-tion”，该文刊载于Public Culture,no.8(1996)。

③参阅 Guy Debord 的专著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 Zon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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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军事意义上的外界也不再存在。当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当代历史变迁的一个界定特征就是历史的终结时，他的意思是说大规模冲突的时代已告终结。主权力量不再面对它的他者，不再面对它的外界。它正在逐步扩大它的疆界，直至最终整个地球都成为它的领土。①帝国主义战争和抗击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已走到尽头，历史的终结引入了和平的统治，更确切地说，我们已进入了小规模内部冲突的年代。从洛杉矶到格林纳达，从摩加迪沙到萨格勒布，帝国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内部事务，是警察行动。实际上，对外武装力量和对内武装力量在任务上的区分也已越来越淡化、越来越不明确了。

对我们而言，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实际指的是现代性的核心危机的终结。这一贯存在于现代之中，并界定着现代性的冲突，构成了现代主权的基础。黑格尔式的历史观视历史为矛盾的辩证运动，而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终结了。界定着现代冲突的二元对立已日渐模糊，为现代主权自我定界的他者也已破碎，不再确定，再没有一个外界来为主权领土划定边线了。正是外界的存在使现代性的危机具有了连贯性。今天，美国的鼓动家们越来越难以说出一个统一的敌手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躲躲藏藏的小敌手。②现代性危机的终结引起了小型不明确危机的扩散，而我们更喜欢把所有这些小危机统称为一场无处不在的危机。

我们应当记住，资本主义市场是一部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当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利润也只能产生自接触、契约、交换和商业贸易。世界市场的实现使这种趋向最终到达预定点，最理想的形式是：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成了它的领域。①我们不妨借用世界市场的模式帮助我们理解帝国主权。或许，正如福柯将环形监狱视为现代权力的图示，我们也可将世界市场视为帝国力量的图示。②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 参阅 Francis Fukuyama 的专著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Press,1992)。

②“我们已注视到战争机器……正把它的目光投到一种新型的敌手身上。这个敌手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类型的政府，而是任何敌人。”上面这段文字出自Gilles Deleuze和FélixGuattari 的合著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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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空间中纵横交错的沟壑造就出许多场所，这些场所一直在同自己的外界进行着辩证游戏，它们的基础也就在于此。而帝国空间则是平滑连续的。或许，它看上去已摆脱了现代性边界所造成的分裂或沟壑。可实际上，在它的表面上，如此多的错误线条纵横交错，它仅仅表现为一片连续的、统一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界定明确的危机已让位于帝国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危机。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一个确定的场所，它既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

帝国种族主义

在我们的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构造正在发生着改变，而由现代主权到帝国主权的变迁展示出了变化之中的种族主义的多张面孔中的一张。首先，我们应认识到现在种族主义的基本轮廓已越来越难辨认。实际上，政客们、媒体，甚至历史学家都在告诉我们：种族主义正在稳步后退。以奴隶制的寿终正寝，到非殖民化斗争，直至民权运动，某些传统的种族主义行径确实已消亡了。会有人倾向于认为，南非种族隔离法的废除，象征着整个种族隔离时代的终结，然而，在我们看来，很明显当代世界中种族主义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在前进，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皆是如此。之所以它看上去好像正在退却，仅仅是因为它的形式和策略都改变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把二元式分裂和严格的排斥手段(在南非、殖民地城市、美国东南部各州和巴勒斯坦)视为种族主义的代表模式，我们现在就必须问一问：种族主义在后现代时代的形式是什么？在今日之帝国社会中，它又采取了哪些策略？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毫无疑问，在世界市场中存在着一些匮乏区，在这些区域内，资本和商品的流动都降至底线。有些时候，外部的政治决定造成了这样的贾乏(如对伊拉克的制裁)；另一些时候，匮乏是由全球资本的内部逻辑造成的(如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贫穷和饥饿)。然而，在任何时候，这些匮乏区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的外界。相反，它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内发生，是全球经济阶梯上最低的一级。

② Gilles Deleuze对Foucault的 diagram 观念作了精彩的分析。请参阅他的专著Foucaul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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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家把这种转变描述为种族主义的主要理论形式的转变，即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由生理向文化的转变。最主要的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及与之共生的隔离行径都是围绕着种族间生理差异这个核心。血缘和基因支持起肤色差异，使它成为种族差异的实际内容。被统治民族被视为非人类，被认为是另一类存在。这些以生理差异为基础的现代种族主义理论暗示出，或偏向于一种本体差异—一道存在类别上必需的、永恒的、不变的裂缝。于是，现代反种族主义理论也就相应反对生态原质论，坚持不同人种间的差异是由社会和文化力量构成的。这些现代反种族主义理论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社会构成论可以把我们从生理决定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如果人们间的差异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那么所有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在本体上都属于同一类别，都具有相同的本质。

然而，随着世界向帝国转化，生理差异也已被社会和文化能指所取代，后二者成为种族间仇恨和恐惧的主要表现。这样一来，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就从后方向现代反种族主义发起攻击，而且实际上把敌手的论点收归己用。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同意种族并不构成可分隔的单位，自然也不可划分为不同的人类种族。它也同意个人的行为、能力及性格倾向不是血缘和基因的结果，而是由个人所属的，由历史决定的文化所决定。①故而，差异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历史的偶然结果。帝国式种族理论同现代反种族理论所说的相差不多，在这方面确实也很难把它们分得很清。实际上，正因为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化主义的论点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反种族主义的，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才会表现出反种族主义的相似性，而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也才会看起来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

第九章帝国主权

①参阅Étienne Balibar 的文章“Is There a'Neo-Racism'?”，该文刊载于Étienne Balibar和Immanuel Wallerstein 合编的 Race , Nation, Class(Lonidon: Vers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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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当更用心观察，看看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是如何运行的。伊苔那·巴里巴把这种新型种族主义称为差异论式的种族主义，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或更准确地说，一种不依赖生理种族概念的种族主义，虽然生理差异作为种族主义的基础和支撑已被摈弃，文化却被拉了来，发挥起了生理差异曾发挥的作用。①我们习惯于认为，天性和生理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文化则是流动和可塑的。文化可以在历史中发生演变，不同文化还能融会，生成出无限多的混合体。然而，在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者看来，不同文化的流动性和兼容性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分析到最后，不同文化和传统间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根据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允许不同文化融合，或坚持它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非裔美国人和朝鲜裔美国人必须彼此分开。

作为一种社会差异理论，文化种族主义的“原质论”色彩丝毫不比生理种族主义淡。或者说，它至少也为社会分离和隔离创造出一个同样有张力的基础。然而，它又具有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它认为所有文化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只要人们同意依照彼此间同一性的差异行事，只要人们在行动中体现出各自的种族，这种多元主义立场也就乐于接受所有的差异。因此，种族差异被认为在原则上是偶然性的，但在实践中，它们作为社会隔离的标志又是必需存在的。在理论上，文化对生理差异或种族的取代就变成了一种种族保护理论。①种族主义理论的这种变化向我们展示出帝国式理论如何能做到既吸纳传统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同时又保存住社会隔离原则。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Bailibar 的文章“Is There aNeo-Ra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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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刻，我们必须小心地注意到，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本身只是一种隔离理论，而非一种等级理论。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在各种族间设定了一套等级秩序，以之为实行隔离的基础条件；而帝国式种族主义在不同种族或民族孰优孰劣这一问题上闭口不语，将其视为纯偶然性、实际性的一件事。换而言之，它不再将种族等级视为社会状况的原因，而视其为结果。举例而言，在某些地区，非裔美国学生在学习倾向测试中的得分一向比亚裔美国学生低。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因为种族劣性，而是文化差异。亚裔美国人的文化总是给予教育以很大的重要性，它鼓励学生集体学习，等等。不同种族之间的等级差异成了已被决定的后决状况，成了文化的结果。根据这种理论，种族霸权和统治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是在自由竞争中产生的。

当然，种族主义实践并不一定就会老老实实地按照种族主义理论行事。然而，从我们的分析，已很清楚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的实践行为已失去了一个核心支持。它已不再拥有种族优越理论，而这种理论也正是现代种族排斥行为的基础。根据加利奥·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欧洲种族主义的运行从来就没有依赖过排斥，或指认某人为他者……种族主义的运行受决定于与白人面孔比较的相去程度，它一直努力把不相符特征融合进来，融入向心性越来越强的波潮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存在所谓的外界。”①德勒兹和瓜塔里向人们的一般认识发起挑战，他们不再从二元分裂和排斥的角度去构想强制种族主义行为，而将其构想为一种差别性容纳策略。没有哪一种身份被标为他者，也没有哪一个人被排斥在领域之外，所谓外界根本就不存在。帝国主义式的种族主义理论无法将人种之间的原质区别确立为自己的出发点，同样，帝国式的种族主义行为也无法以对种族他者的排斥为自己的起始点。白人霸权在发挥其功能时，它首先进攻他者，然后再根据与白人特征的相去程度将各种差异一一征服。对奇怪的、未知的他者的仇恨与恐惧与这毫无关系。仇恨诞生于相似性中，并通过邻里间的差异程度得到细化、精化。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参阅Walter Benn Michaels的专著Our America: Nativism,Modernism, and Plur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和他的文章"Race into Culture:A Critical Genealogyof Cultural Identity",刊载于Critical Inquiry,18, no. 4(Summer 1992)。Benn Michaels 批判了出现在文化多元主义中的那种种族主义，但这样一来，他又似乎支持了一种新自由种族主义。参阅 Gordon 和 Newfield 在他们的文章“White Mythologies”中对WalterBenn Mi-chaels所作的精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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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中就没有种族排斥。毫无疑问，一条条由种族壁垒造成的隔离线纵横交织，它们穿越城市，覆盖全球。我们要表达的要点是：种族排斥通常是差别性容纳的结果。换而言之，今天再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当作种族等级的典型模式已是错误。差异并未被书写入法律之中，而他者性的提出也不会走向极端，成为他者。帝国不会将差异视为绝对，它从不把种族差异确立为天生的、必然的差异，而是把它们确立为等级上的、偶然的差异。征服实现于对日常活动的统辖之中，尽管这些日常活动流动多变，却能制造出稳定、残酷的种族等级。

认识帝国式种族主义的形式和策略有益于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突出现代主权和帝国主权之间的对比。殖民地种族主义首先把差异推到极端，接下来再纳入他者，以之为自我的负基础。现代时期民族的形成同这种操作紧密相连。对某一个民族的界定不仅仅在于其成员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欲望或潜能，更在于其与自身的他者的辩证关系。对一个民族的界定总是根据地域(无论是实在的，或是虚拟的)进行的。与此形成对照，帝国秩序同这种辩证关系毫不相干。帝国式种族主义，或曰差别性种族主义，将他者融入自己的秩序中，然后再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对差异进行协调统一。这样，固定的、生理性的民族观就趋于消融，化为一个流动的、无定形的民众。当然，各种冲突和抗争之线纵横贯穿其中，但其中任何一条也无法成为固定的、永久的分界。帝国社会的表层处在连续不断的变化更新之中，其程度如此之剧，以至于令任何地点的观念都失去稳定性。现代种族主义的核心一刻发生在边界上，发生在内部与外在的对比、对抗之中。正如杜·波依斯在近一百年前所说的，20世纪的问题也就是肤色分界线的问题。与之相比，帝国式种族主义向21世纪展望，它所依赖的是差异的运行，以及在其连续扩张的领域内对微观冲突的操控。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参阅 Deleuze 和 Guattari 合荠的 A Thousand Plate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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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产生和败落

内部和外界之间的分界正日益模糊，这对主体性的社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现代社会理论对制度进行了分析，其最核心，也是最常见的论点之一是：主体性并非预定的、原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于社会力量立场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理论逐步清除了主体性定于社会的观点，而将主体性的生产建立在主要社会制度的功能中，这些制度包括监狱、家庭、工厂、学校等。

在此应特别提到这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主体性生产是一个恒常的社会生成过程。当你的老板在楼梯上向你打招呼，或一所高中的校长在学校走廊里向你打招呼时，一种主体性就形成了。在具体制度环境中，为主体所展开的物质行为就构成了主体性的生产过程。反过来说，主体通过自身的行动而被作用、被生成。其次，制度为主体性生产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地点(家庭、教堂、教室，等等)。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应被视为由主体性生产工厂构成的群岛。在人的一生中，个人穿入，再穿出这些制度(从学校到兵营再到工厂)，被它们打造成形。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具有基础意义。每一种制度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主体化逻辑。学校对你说“你再也不是在家了”，军队又对你说，“你再也不是在学校了”。①然而，在每一种制度的高墙内，个人至少部分受到庇护，免受其他制度的左右。在修道院中，你通常就免受家庭制度的左右；在家里，你通常就超出了工厂纪律的节制范围。制度的这种定界分明的地域性在被制造出的主体性的规则的、固定的形式上得到体现。

第九章 帝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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