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在转向帝国社会的过程中，现代状态的第一个方面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主体性仍是在社会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实际上，社会制度的主体性生产在方式上更加集中。我们可以说，当社会构成论这一现代理论已走到极端，当一切主体性都被确认为人造品时，我们也就达到了后现代时代。然而在今天，正如人们都在说的那样，所有涉及到的机制几乎在所有地区都陷入了危机。既然如此，上述的一切又怎么可能呢？现代制度的普遍危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已不再生产主体性。真正已发生了改变的是第二个条件。这也就是说，对主体性生产地点的界定已不同于以往。换而言之，危机意味着今天，曾在过去界定各种制度的有限空间的封闭边界已崩溃，从而令原先主要在各制度的高墙之内发挥作用的逻辑现在已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内部在外界已变得难以区分。

尽管这是一场无所不在的危机，但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举例而言，在美国人口中，核心家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被囚禁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上升。核心家庭和监狱这两种制度都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们发生效力的地点都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人们不应该认为，核心家庭的危机已带来父权的衰落。相反，在整个社会领域，“家庭价值”的话语与实践似乎无处不在。老式的女权主义口号“个人也是政治”已被颠倒了过来，以至于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划界已彻底破碎。②同样，监狱的危机意味着卡瑟罗(carceral)逻辑和技术正日益扩大到社会其他各领域。在帝国社会中，主体性的生产正越来越趋向于不受任何具体地点的限制。一个人总是仍在学校中，仍在监狱中，等等。这样，随着边界的普遍崩溃，制度的功能同时得到广化和深化。生产地点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于生产出的主体性在形式上的不确定性。这样，帝国的社会制度可被视为处于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衰败构成的流动过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Deleuze 和 Guattari 合者的 A Thousand Plateaus。

②参阅 Lauren Berlant 的专著 The Queen of America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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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并不仅限于主要国家和地区，而是趋于普遍到整个世界，尽管各地程度不同，殖民地当局在为自己辩白时，总是为其在殖民地建立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唱颂歌，说这些制度将构成新市民社会的背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强大的国家向外输出自己的制度形式；而在当前的后现代过程中，被输出的则成了制度的普遍危机。帝国的制度结构就像一套带病毒的软件程序，不断地调整着、败坏着周围的制度形式。帝国的控制型社会正趋于成为今日各地的秩序。

帝国的三项必需

帝国的控制手段实际上由三个分界明确的阶段构成：首先是包容阶段，紧随其后是区别阶段，最后是操控阶段。第一阶段代表了帝国宏大、自由的一面。一切都被迫进入帝国的疆界之内，不管他们的种族为何、教条为何、肤色为何、性别如何、性倾向如何。在包容阶段，帝国对一切差异视而不见，它在接受时完全不做任何区别。它把僵硬的、难以操控的，从而也易于引起社会冲突的差异撇到一边，从而达到了普遍包容。①把差异撇在一边，它要求我们把差异视为非本质、相对的。它也要求我们想象出一种状态的存在，在这种状态中差异并非不存在，但可被我们所忽略，一层忽视的面纱为普遍接纳做好了准备。当帝国对这些差异视而不见时，当它强迫自己的成员把这些差异撇在一边时，就能够出现一种横跨整个帝国空间的广泛共识。实际上，把差异撇在一边也就意味着抽去帝国的各种构成主体的潜能，由此而产生出的中性权力公共空间使普遍权力观的建立和合法成为可能，而帝国的核心也将由这种权力观形成。产生于包容性、中性、无差别性的法则就是一种普遍基础，因为它同时应用于在帝国的规则下所有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主体。故而，在这第一阶段，帝国就是一部普遍融合的机器。它张开大嘴，食欲无穷。它邀请所有人和平地走入它的领域。帝国从不加强它的边界以把其他人驱赶走。相反，它把人们拉入它的秩序，就如一个巨大的漩涡。由于差异或受到抑制，或被撇到一边，帝国成了一种平滑的空间，主体可滑行于其上，而遇不到大的阻碍或冲突。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帝的自由秩序取得那种JohnRawls所说的“跨越的共识”，所有人被要求把他们的主义搁置在边，以为宽容服务。参阅 John Rawls 的专著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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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实施控制的第二阶段是区别阶段，它涉及到对被接纳的差异的肯定。从司法角度看，差异必须被撇到一边；可从文化角度看，差别应受到欢迎。既然现在，这些差别已被视为是文化的、偶然的，而非生理的、原质的，它们就被认为不会对帝国的共同性核心或广泛共识构成冲击。它们都是非冲突性的差异，属于那种必要时，就可撇到一边的差异。举个例子，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少数民族认同感得到了美国、联合国及其全球性政体的支持，正被(再)制造出来，地方语言、传统地名、手工、艺术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之物都受到称道，被视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成分。①这些差异都被想象为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不会造成不可控制的冲突。相反，它们将作为一种和平的地区同一力量而发挥作用。与之类似，美国官方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许多促进也涉及对传统的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称颂。总而言之，帝国并不制造差异，它只是拿来已有差异，再加以利用。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关于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再)出现，参阅 Ralph Litzinger 的文章“Memory Work:Reconstitu-ting the Ethnic in Post-Mao China”,该文利载于Cultural Anthropology,13, no.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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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控制的区别阶段之后，就必须是对这些差异的操控和等级分化。殖民力量寻求确定纯正的、分离的同一性，而帝国则借助流动和混合而繁荣。殖民工具是一件锻造出固定的、区别明确的塑件的模子，而帝国的社会控制则借助于调节来发挥其功能，“就像一个从一刻到另一刻不断变化的自我毁灭的塑件，又像一个图案在不停变化的筛子。”①殖民主义者只设立一个等式，也只给出一个答案，而帝国则面临着复杂的多元变量，也接受多种不同答案。尽管这些答案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却都是有效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认为殖民主义更注重意识形态，而帝国则更注重实用效力。作为一个例证，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初，在新英格兰的工厂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煤矿中实行的帝国式行径吧。这些工厂和煤矿主要依赖新近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劳力，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把本国的工人斗争传统也带入美国。然而，工厂和矿山的老板们并未因此就避免把这些具有潜在爆炸力的工人混合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发现，只要对同一车间和矿井中不同民族背景工人的构成加以精心控制，就可形成强有力的控制模式。在每一工作单位内，其成员在语言、文化、民族上的差异具有稳定功能，它们可被用作对抗工人组织的武器。使不同的同一性不会在美国这个熔炉中分解，确保每一民族群体继续居住在分隔的社区中，保存各自间的差异，这有利于老板的利益。

从近年来中美洲地区的香蕉种植园所采用的劳工管理作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策略。②在劳动过程中，多元的民族分裂成为对劳工控制的一个成分。当地的工人民族群体祖籍为欧洲、非洲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少来自不同的美洲印第安群体。当地跨国公司就据此对他们进行不同方法、不同程度的剥削。其实已证明，沿着民族和同一性分界线而展开的分裂和冲突提高了资本的盈利，也便利了资本对劳工的控制。理所当然，彻底的文化同化不会成为帝国的首先策略。(这同帝国的司法融合形成对比。)在20世纪末，不仅在欧洲，同时在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再次出现了民族和国家差异。这使得帝国中的等式愈发复杂，其中包含了数不清的变量，且处在恒常的流变状态之中。这一等式并没有一个惟一的答案，这其实并不成为问题。恰恰相反，偶然性、流动性和灵活性恰恰是帝国力量之所在。帝国的答案并不是否定或淡化差异，而是肯定它们，在有效的控制系统中安排它们。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参阅 Gilles Deleuze的文章“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收录于论文集Negoti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②参阅 Phillipe Beourgois 的专著 Ethnicity at Work : Divided Labor on a Central American Ba-nana Plant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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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尚还不是帝国策略的准确公式表述。更多情况下，帝国并不制造差异，而是承认已有的、潜在的差异，赞颂它们，在总的控制经济中操控它们，帝国的三项必需也就是融合、区别、操控。

从危机到败落

在第二部分的开头，我们详细论述了现代主权是危机这一观点。持续的冲突使危机得到界定。冲突的一方是欲望这一内在力量和民众的团结合作，而冲突的另一方则是力图抑制前者，向前者发号施令的超验权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主权并非围绕一个核心冲突而建立起来，而是通过由许许多多微小冲突构成的灵活网络建立起来的，这与现代主权恰恰形成对照。在帝国社会中，各种冲突游移不定、四处扩散。它们也不可被限定在具体地区之内：矛盾无所不在。因此，界定着帝国的主权的概念不仅是危机，我们不妨称其为一场无处不在的危机，我们也更喜爱称之为败落。在林林总总的关于帝国的古典文献中，从波利比奥斯到孟德斯鸠到吉朋，帝国从其最初形成起就被形容为颓废和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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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常识。

败落一词很容易被人们误解。我们将帝国式主权界定为败落，并不是对它进行道义上的控诉，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根据败落一词在现当代的用法，它所表达的概念确实很难胜任我们的任务。当今，该词不仅涉及反常的，更含有远离道德、善良、纯洁等意。在该词的使用上，我们借用了一项在当代已为大多数人所废弃的古代用法，我们的意图则是以该词指涉一种普遍的分解或畸变过程，而不含有任何道德贬义。①举例而言，亚里士多德把败落理解为身体的一种转变过程，它也是生成的一个辅助过程。我们不妨把败落看作一种逆生成过程—一种与生成和合成反向的过程，一个使空间不再发生改变的变形阶段。当我们提到帝国的颓废、败落、退化时，我们必须忘掉这些词在人们常识中的形象，那样的道德评判在我们这里完全是呆错了地方。更重要的是关于形式的严格讨论。换而言之，帝国的特征就是形式具有流动性—由形成与毁灭、生成与退化构成的涨落盈蚀。

说败落界定着帝国式主权，我们的意思是：一方面，帝国不纯净，是个混合体；另一方面，帝国规则主要通过分裂、解构而发挥其功能。分裂和解构发生于帝国社会的每时、每地，但并不意味着帝国正在奔向毁灭。我们所描述的现代性危机并不指向任何迫在眉睫，或必然发生的崩溃，同样，帝国的败落也并不指向可见的毁灭。换而言之，现代主权的危机不是暂时性和特殊性的，而是现代性的常态。同样，败落也不是帝国主权的偏离，而是其精髓。比方说，帝国的经济正是借助败落而发挥其功能，舍此以外别无他途。当然，有一种传统将败落视为帝国的悲剧性缺陷。如果没有这个缺陷，帝国可能就已大功告成了。莎士比亚和吉朋的作品就是两则例子，尽管他们两人间差距也非常大。但我们不把帝国的败落视为偶然，而是视其为必然。或者，更准确地说，帝国要求一切关系都成为偶然。帝国的权力正是建立在对一切确定的本体关系的破坏和分裂之上。在本体的真空中，败落成为客观和必然。败落引起了矛盾的扩散，在此之上，帝国主权滋蔓成长，稳定帝国的恰恰是它的不稳定和不纯净，而抚慰帝国的正是它所引发的焦虑和惊慌。永久的更改和变形、反基础论的基础、去本体式的存在，这一切因败落而得到正名。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参阅 Aristotle 的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Reiner Schürmann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生成于腐败的哲学概念。请参阅其专著Deshégémonies brisées(Mouvezin:T.E. 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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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抵达一系列区分点，它们在概念上标志着从现代主权到帝国主权的变迁：从人民到大众，从辩证对立到处理混杂，从现代主权的固定处所到帝国的虚无，从危机到堕落。

拒绝

巴特比宁愿不做。梅尔维尔这则经典故事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绝对的拒绝。当他的老板要他完成自己的工作时，巴特比一遍又一遍安静地回答：“我宁愿不做。”梅尔维尔笔下的这个人物正应从了拒绝工作的悠久历史。任何一个有点理智的工人当然都希望能拒绝老板的权威，但巴特比把拒绝推到了极端。他并不是反对做这项或那项工作，也不为自己的拒绝提供任何理由—他只是被动地，但绝对地拒绝。巴特比的行为实在让人发不出怒，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如此从容和宁静，但更多是因为他的拒绝如此无边无际，以至于成为绝对。他就是宁愿不做。

考虑到梅尔维尔对形而上学的巨大偏好，巴特比这个人物会引起本体意义上的阐释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拒绝如此绝对，以至于他自己看起来是一片空白，成了个没有特性的人，或者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的话说，仅仅是个人。巴特比的纯粹被动，他对一切具体的拒绝，这些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一般存在的形象，一个纯粹的存在，仅仅是存在，再无其他。随着故事的发展，他剥落许多，一步步接近于赤裸的人性、赤裸的生活、赤裸的存在。最后，他消亡下去，在“坟墓”，这所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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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化为鸟有。

J.M.柯蒂的杰出小说《麦克·K的生平》中的中心人物麦克·K也是一个绝对拒绝式的人物。然而，巴特比是静止的，停留在纯粹的被动中，几乎处于麻痹状态，麦克·K却马不停蹄地一直在运动。麦克·K是个园艺匠，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如此简单以至于看上去简直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居住在一个被内战所分隔的假象国度中，他的行程不断被权威所设立的监狱、路障、检查站所阻断，但他总能不声不响地拒绝它们，继续自已的行程。麦克·K也不仅仅是为了永远旅行才旅行。那些障碍所阻断的也并仅仅是麦克·K的行程，它们更阻断了生活，麦克·K绝对地拒绝它们，以保持生活的流动。他真正想做的就是种南瓜，照看它们四处生长的藤叶。麦克·K对权威的拒绝同巴特比一样绝对，这种绝对和简单的性格也把他推上本体纯净的层面。K也接近了赤裸裸的普遍性的层面，他是个“无法再分类的人”，仅仅是个人。

这些简单的人和他们的绝对拒绝正迎合了我们对权威的憎恨。拒绝工作和权威，或者更准确地说，拒绝自愿的屈服，这正是解放性政治的开端。许久以前，依苔娜·德·拉·多蒂(Etinne de La Doetie)就宣扬过类似的拒绝政治：“下定决心，不再服务，你立刻就会得到解放。我不要求你们亲手推翻暴君，你们只要不再支持他就行了。然后，你们就会看见，就如同一尊被抽去底座的巨大雕像，暴君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倒，摔成碎片。”拉·多蒂认识到了拒绝所具有的政治力量，认识到了把我们自己从支配关系中抽出所具有的力量，认识到通过出逃，可以颠覆主宰我们的主权力量。巴特比和麦克·K将拉·多蒂的政治学继续了下去，并把它推到极点。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拒绝是解放性政治的开端，但它也仅仅是个开端。拒绝本身是空洞的。巴特比和麦克·K或许有着美好的心灵，但他们处于绝对纯净中的存在却挂在一个无底深渊边。他们在逃脱权威的线路上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他们始终踏在自杀的边缘。从政治角度讲，单纯拒绝(对工作、权威、自愿屈服)也只能把人们引向社会自杀。斯宾诺沙说，如果我们仅仅把暴君的头颅从社会躯体上砍下来，我们只能得到社会残缺不全的尸体。我们要做的是创造出新的社会躯体，而这个任务远不能止步于拒绝。我们的逃亡和出逃线路必须是建设性的，必须能创造出实在的替代物。在简单拒绝之后，或者说作为拒绝的一部分，我们更要构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这项工程不会引领我们成为单纯的人，我们会成为人中之人，人性将因集体的智慧和对社会的爱而丰富，而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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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奏——反帝国

这座天国之城还在俗世间，行进在通向圣域的路上。就在此时，它已向所有的民族发出召唤，于是聚集起一个充斥着各地的外来者，操着各种语言的社会。

—圣奧古斯丁

我们要摧毁所有那些以纪念“为祖国而献身者”的名义而修建起的纪念碑，它们滑稽可笑地矗立在每一所城镇，用轻蔑的目光向下灼视着我们。在它们的旧址上，我们要竖立起新的纪念碑，为了那些逃兵。逃兵的纪念碑同样也代表着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因为每位死者在离开人世前都在诅咒战争，在嫉妒逃兵的幸福。抵抗源于叛逃。

———反法西斯党人，威尼斯，1943

此时，我们的讨论抵达它的转折点。不妨先回顾一下此前我们的讨论轨迹—从确认现代性为危机到分析新的帝国主权形式的初次表述。这条轨迹允许我们理解正在转变之中的世界秩序的构成。可除非我们可以指定生产的新统治形式，那一秩序也只是一具空壳。不仅如此，我们至今还未能以任何连贯的语言指出，究竟哪种类型的政治主体可能抗争帝国，并最终将其颠覆。其原因是，那些政治主体只会出现在生产的领域。仿佛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幢幢魅影，可正是这曈曈魅影将激活我们的未来。让我们下探到生产的隐蔽领域，瞧一瞧究竟何方神圣在那里呼风唤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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