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我们已经准备触及我们的问题领域的生产性、本体性维度，以及源于这一维度的抵抗。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指出任何已存的、具体的、详细的帝国政治替代品。我们还没有抵达阵位，就算到了本书的结尾，我们仍然没有抵达阵位。我们这样的理论叙述从来都不能产生出任何有效的蓝图，这样的蓝图只会出现在实践中。马克思在他思想发展的特定阶段也需要巴黎公社来帮助他完成飞跃，以具体的语言构想出共产主义，将其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替代物。类似的某次实验或一系列几次实验也将诞生于集体性实践的智慧中，今天的人们也肯定需要它们来迈出实在的一步，创造出超越帝国的新社会肌体。

大联盟

我们的研究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只有在帝国最普遍的层面上，只有在它的全球性中，我们才能理解帝国的力量，也才能理解帝国式主权的运行机制。我们相信，当对帝国和它的全球市场的挑战和抵抗进行到最后阶段，同样必须在同样普遍的层面上，即在全球的层面上推出其替代物。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些孤立的特殊社群，这些社群因其或种族的、或宗教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脱离帝国，以固定的疆界保护自己免受帝国力量的侵袭。可任何这样的提议最终只会产生出贫穷的隔离区，就像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犹太入聚居区。任何以有限的地区自治为目标的计划都无法抵抗帝国。我们既无法退回到先前的社会形式中，也无法在孤立中前进。我们必须奋力穿过帝国，在它的另一边突出。德勒兹和瓜塔里争论说，与其抵抗资本的全球化，我们不如加速它的进程。他们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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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条才是革命的道路？还存在这样的道路吗？我们应该从全球市场撤出吗……？或者，我们应该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吗？再进一步说，我们应该随着市场、解密和去地域化的大流一起前进吗？”①要抵抗帝国，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它自己的普世范围上，推动它自己提供的进程，直至这些进程超出它们自身的极限。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学会以全球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全球化之于反全球化，帝国之于反帝国，只有它们才棋逢对手。

圣奥古斯丁曾预见一项抗争腐败的罗马帝国的工程，他的预见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灵感。没有任何局限性社群可以战胜帝国规则，并提供一种替代物；要做到此点，惟一的选择是一个普世的天主教社群，这样的社群将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语言都汇聚到共同的天国之旅中。神圣之城市既是一座普世之城，也是一座由陌生人构成的城市，所有的陌生人汇聚到一起，相互交流，彼此合作。与圣奥古斯丁不同，我们朝往圣域的航行不会驶向任何超验的、尘世以外的目的地，它的目的地始终就在尘世之内。它不停地运动，把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到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家园。这一切既是手段，也是目标，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目标的手段。

从这一角度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可以说是现代的奥古斯丁式伟大工程。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间，联盟佬组织起强劲有力的罢工和反抗行动，其范围横跨整个美国。从马萨诸塞的劳伦斯到新泽西的佩特松，到华盛顿州的埃弗瑞特，处处可见他们的踪影。②联盟佬持之以恒的运动实际就是一种尘世中的朝圣之旅，它在旧世界的躯壳中创造出新的社会，但它并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规则结构。（实际上，官方的左派最初对IWW的批评就是尽管它的罢工很有力，也常取得胜利，但从来没有留下任何具有持久性的联盟结构。时至今日，同样的批评依旧可闻。)联盟佬在广大的具有高流动性的移民人口中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因为他们会说那一混合劳工大军的所有语言。联盟佬在英语中称为“Wobbly”，关于其起源，有两种说法被广为接受，而这两种说法都反映了其运动两个核心特征：组织的流动性和民族一语言的混杂性。第一种说法认为“Wobbly”的意思是没有中心，这体现出IWW的战斗行动所具有的流动性强，可遇见性弱的特征。而根据第二种说法，“Wobbly”这一名称源于一位居住在西雅图的中国厨师的错误发音，他把“IWW”读成了“I Wobbly Wobbly”。IWW所最关注的是工程的普遍性。全世界的产业工人，不管他说什么语言，属于哪个种族，也不管他处身于哪个行业，都应该汇聚到这个“大联合”中来(可实际上，这一联合仅仅扩展到墨西哥。)

间奏—反帝国

① 参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②参见 John Dos Passos, USA(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6),及 Joyce Kombluh, ed., Rebel Voices: an I. W. W. Anth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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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IWW中汲取灵感(同时也在此时同奥古斯丁说再见)，将我们的政治视野投向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激进共和主义传统。在今天，做一名共和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激进共和主义的立场构成了现代性中的激进民主式的另类选择，而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采取这样的斗争立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使批判不仅可能，更是有效的立足点究竟在何处？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型中，我们还能找到某处位置，从那里发起批判，构筑另类的选择吗？或者，如果我们注定要被打入帝国中的真空地带，我们还能够把它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真空地带，并将其具体化，使之成为后现代的共和主义领域吗？

真空地带中的剥削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请允许我们先稍稍偏离下主题。我们早先也提过，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建立在内与外的辩证法之上，同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传统相吻合。无产阶级斗争从实在和本体的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它迫使资本不断采纳更高水平的技术，从而改变了生产的过程。①斗争迫使资本不断改良生产关系，同时也改造支配关系。从手工制造到大规模工业，从金融资本到跨国公司对市场的重构，直至市场的全球化，有组织劳动力量的创造性始终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形态。辩证法贯穿于剥削所处地位的历史中。劳动力是最内在的因素，是资本的真正源泉。与此同时，劳动力也代表着资本的外部。也就是说，只有在超出资本以外的世界，无产阶级才能确认自己的使用价值和自身自律，只有在那里才能获得解放的希望。对剥削的拒绝—更确切地说，是抵抗、破坏、暴动、起义、革命—构成了我们所处现实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构成了它活生生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内与外的关系完全是由无产阶级的双重位置所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既停留在资本之内，又超脱于资本之外。如此的空间特性引出了许多政治立场，它们都梦想加强使用价值的地位，将其从交换价值和资本主义关系中提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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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中，上述的空间特性已经改变。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完全浸透于生产关系中，已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再区分开。生产性力量和支配系统间的辩证运动已不再有确定的场所，劳动力的一些根本性质无法再被把握。同样，剥削也无法再被具体化和量化。实际上，剥削和支配的对象已不再是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而是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也就是抽象的社会活动和它所具有的包容一切的力量。这种抽象劳动是没有固定处所的活动，然而它非常强大。它是脑与手，灵与肉的无间合作；它是流动中的广大工人大众的欲望和追求，同时它也是广大智力和情感工作者的智性力量和语

间奏——反帝国

① 参见 Karl Marx, Capital (New York: Vintage, 1976),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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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往建设。①

今日，由使用价值界定的内部和由交换价值界定的外部已无处可寻，因此任何使用价值的政治学也销声匿迹，那样的政治学总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区分这一幻想之上。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生产和剥削已经完结。无论是革新和发展，还是权力关系的不断重构，它们都没有走到尽头。相反，随着生产性力量越来越与具体地域脱钩，变得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不仅生产出商品，更生产出丰富、强大的社会关系，这在今天更甚于往日。新的劳动力居无定所，然而，这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处所。就在这无边无垠的真空地带中，他们从事生产、忍受剥削。帝国就是世界生产的真空地带，劳动在帝国中忍受剥削。与之相比，我们在此再一次发现现代共和主义具有革命性的形式。它仅仅是形式，因为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地域；但今天，它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形式。今天，我们不再把它看做从个体和集体性主体中抽象而出的形式，而将其视为构成个体的肉体和灵魂的一般性力量。在全球的广度上，真空也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心脏、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四肢。

对立中的存在：游牧、离弃、逃亡

上面的认识再次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做一名共和主义者意味着什么？现代批判的反应是打开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辩证运动，而我们已经看到，这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能。后现代共和主义的任何主张都必须建立在全球大众的活生生的体验的基础之上。在最基础的层次上，我们所能触及的一个因素是“对立意志”。一般而言，对立意志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服从于权威本来就是人类最自然、最健康的行为之一。受剥削就要反抗，对我们而言，这道理再明显不过了。条件允许，受剥削者还会造反。可今天，这道理却似乎没那么明显了。很久以来，政治学家都在说，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会造反，而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仍然是斯宾诺沙曾清楚表述过的那个。斯氏问道：为什么人们会坚定地为自己的屈从而战，仿佛那是他们的救赎？””①今天，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是否或为何人们要反抗，而是如何确定造反的对象。实际上，对敌人的无法确定常会领着反抗意志绕圈子。可想一想，当今的剥削已不在局限于具体的地域和领域内，而我们自身也如此透彻地沉浸在复杂的权力系统之中，确定敌人也确实不是件容易事。我们被视为敌人，忍受剥削，经历异化，接受命令，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确定压迫产生的地点。但是，我们仍在反抗，仍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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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Antonio Negri, "Twenty Theses on Marx,"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及 Antonio Negri,"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26, no.2(Summ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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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该夸大这些逻辑上的悖论。尽管在帝国的疆界中，剥削和支配无法以具体的处所去界定，它们依然存在。它们在全球的范围内发布号令，这代表了一种颠倒的图像，就像我们在负片胶卷上所看到的图像一样。它代表了大众的生产性活动的普遍性的反像。然而，帝国的力量和大众的力量之间颠倒而对称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实际上，帝国的力量再也无法规范大众的力量，它只能在大众的一般性社会和生产能力上施加控制。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工资控制作为一种规范的功能业已被更灵活的全球货币体系所替代，具有实质内容的指令业已被控制的程序和警察机构所替代，支配的实施在交往网络中得以成型。剥削和支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帝国的疆界里形成一种非地域性。尽管剥削和支配仍然被大众的肉体切实地体验，然而它们已弥漫到每一寸空间，我们已无处藏身。如果再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被视为外部，那我们就必须在每一处地方保持对立。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立场如果要保持积极，任何一种欲望如果要保持有效，甚至对于民主本身，这种对立中的存在都已成为关键。欧洲最早的反法西斯者，那些对抗自己骗子政府的逃兵，被再恰当不过地称为“对立的人”①。今天，大众已一般化的对立存在必须将帝国主权确立为自己的敌人，寻找适当的途径，将其颠覆。

间奏——反帝国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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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再次与共和主义原则相遇：离弃、出逃、游牧。在戒律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破坏；在帝国控制的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离弃。在现代性时代，对立常常意味着直接的或者/及辩证的力量对抗；在后现代性时代，对立在倾斜的或对角的位置上效果最为显著。通过减除和叛变，我们能够赢得对帝国的战争。我们所说的离弃并没有固定的发生场所，它把权力所居的一切场所疏散、清空。

在现代性的整个历史中，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一次又一次打破限制着工人的戒条，而权力则对这种流动动用了极端的暴力。在这一方面，奴隶制可被视为阻止劳动力流动的最为极端的工具，它同工资统治的不同阶段处在同一条连续发展带上。美洲黑奴的历史既展现出控制劳动力流动的根本需要，也展现出奴隶们要逃亡的不可抑制的欲望。流动和大规模工人游牧总是表达了工人们的拒绝和对自由的寻求：他们所抗争的是剥削的恶劣状况，而他们所求索的是自由和新的生存状况。一项很有趣的工作是从工人们渴望流动的立场撰写一部生产方式发展普通史(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小城市到国际大都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而不是仅仅从资本如何规范劳动的技术状态这一立场去回顾那一历程。这样一部历史将会从实质上重新构造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组织化的不同阶段的概念，而马克思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众多著者的理论框架，直到普蓝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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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Elio Victorini, Uomini e no (Men and not men),参见 Vogliamo tutto (Milan: Feltrinelli, 1971); and The Unseen (London: Verso, 1989)。

②参见 Yann Moulier Boutang, De {'esclavage au salaria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Franc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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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已极度扩散，难以把握其方向。在现代性历史上，即使最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包括白人和黑人跨越大西洋的迁徙)同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口转移相比也相形见绌。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这个幽灵就是移民。旧世界的一切力量结成同盟，采取无情行动，以制止它，但流动依旧不可阻逆。不仅仅有来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潮，同时还有寻求政治避难者的流动和智力工作者的转移，此外还有由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形成的大规模流动。合法的、有文件可寻的移民同非法移民相比简直显得微乎其微。主权国家的边界已千疮百孔，而每一次彻底规范移民的尝试都遇到强大的压力。经济学家试图拿出公式，建立模式以解释这一现象。但即使他们的公式和模式完整无缺，也无法解释在这一流动之后的不可抑制的欲求。实际上，在背后推动移民流动的力量，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对帝国再生产过程中悲惨的文化和物质条件的离弃；但从积极意义上说，是丰富的欲望，是积累起的表现能力和生产能力，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注入每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意识中，正是它们拉着人们向前。然而，这种流动构成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的层面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过，它更多时候把人们引向新的贫困和悲惨。

一支新的游牧部落，一个新的野蛮种族，将会崛起，将会入侵帝国、清空帝国。尼采在19世纪就预见到它的命运。“问题：20世纪的野蛮人究竟在何处？显然，只有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它们才会出现并巩固自己。”①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尼采的痴言梦语究竟预言了什么。但确实，近来还有什么事件猛烈地证实了离弃和出逃的力量，证实了游牧部落的力量吗？它不正是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集团的崩溃吗？通过离弃“社会主义戒律”，野蛮式流动和大规模移民对摧毁这一体系贡献巨大。事实上，生产干部的离弃行为破坏了苏联世界官僚体系的内部组织，这直接击中了它的心脏。受过高度训练的东欧工人大规模出逃，这对引发柏林墙的崩塌起到了核心作用。①虽然这一事件体现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特殊问题，它同样也显示劳动力的流动确实可以表达出公开的政治冲突，对摧毁统治发挥作用。然而，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于此。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不单可以组织起大众的摧毁能力，更能够经由大众的欲求构建起另一选择。反帝国必须具有新的全球眼界，它必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间奏——反帝国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Vintage, 1968), p. 465 (no. 868, November 1887 – March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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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时代，许多共和主义计划把流动视为斗争和组织的优先领域：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Socians到17世纪组织起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以躲避屠杀的宗派，再至20世纪头10年里遍布全美各地的IWW的鼓动者，再至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欧洲的自治主义者，他们无一例外。在这些现代的例证中，流动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策略，建立起一种政治姿态。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和政治出逃有着成千上万的线索，它们相关交织，旧的传统和新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就好像现代性的共和主义同现代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一样。假使后现代共和主义者要崛起，他们必须面临相似的任务。

新野蛮人

那些选择对立的人在逃离本地对他的生存状态的具体限制时，必须不断努力，以建立新的身体和生活。这肯定会是一个充满野蛮和暴力的过程，但如同沃尔特·本雅明所说，它是积极的野蛮。“野蛮？确实如此。我们确认它，以引入一种新的、积极的野蛮观念。经验的匮乏迫使野蛮人不得不做些什么？重新开始，重新的开始。”新野蛮人“觉得没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正因如此，他处处都看到道路。别人在这里看到的是高墙和险峰，而他在这里依然能发现道路。但也因为他处处都看到道路，他也得处处清理出道路……因为他处处看到道路，他发现自己时时处在十字路口。身处这一时刻，没人知道下一时刻会是什么样。现存的已被他夷为平地，但这样做并不是要得到平地，而是为了在这片平地上清理出一条穿越而出的道路。”①新野蛮人以肯定性的暴力摧毁旧世界，并在自己的物质生存之中踏上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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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 il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p. 263 -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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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野蛮部署普遍作用于人类关系上，但今天，它首先，也最显著地表现在肉体关系和性别的构造之中。②传统的在两性之间和同性之间的肉体和性别关系正越来越多地面临挑战和变革。肉体自身正经历改造，创造出新的后现代肉体。③这种肉体改造能够出现的首要条件是认识到人类本性决不能独立于自然整体之外，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在人类和机器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固定的、必然的界线。这也就是要确认自然本身也是个人造的领域，它也会经历改变、混合、杂交。④我们不仅有意识地颠覆传统的界线，比如说，男着女装，我们也进入一个创造性的、不确定的地带。这是个处在两性之间的地带，在那里我们可以忽视边界的存在。今天，这种肉体改造构成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它代表着共和主义对抗帝国文化的构造中一个极其重要，但还十分含混的成分。之所以说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重要，是因为在这里，变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开始显现：它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本体变异，它在虚无中具体创造出一处新的场所。这一创造性演化不仅仅占领了已存的处所，更创造出一处新领地。它是创造出新肉体的欲求，是打断现代性的自然主义谱系的变形。

间奏—反帝围

① 参见 Walter Benjamin, “Erfahrung und Armut,"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s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2), vol. 2, pt. 1, pp.213- 219;以 “The Destructive Character,"in Reflections, ed. Pcter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8), pp. 302 – 303。

② 参见 Francois Peraldi, ed., Polysexuality (New York: Semiotext(e), 1981); and Sylvère Lotringer, Overexposed: Treating Sexual Perversion in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1988)。 以 “The Last Sex: Feminism and Outlaw Bodies,"in Arthur and Marilouise Kroker, eds., The Last Sex: Feminism and Outlaw Bod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和 Kathy Acker, Empire of the Senseles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③参见 Judith Halberstam and Ira Livingston,“Introduction: Posthuman Bodies,"in Judith Halberstam and Ira Livingston, eds. , Posthuman Bo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 – 19; and Steve Shaviro, The Cinematic Bod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以 Alphonso Lingis, Foreign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和 Stelarc, Obsolete Body: Suspensions (Davis, Calif. : J. P. Publications, 1984)。

④ 见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and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esp. pp. 1 – 8 和 Rosi Braidotti,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milla Griggers, Becoming-Woman in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and Anna Camaiti Hostert, Passing (Rome: Castelvecchi,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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