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获取更多的可变资本、占据新的劳动力和创造出无产者，相比较之下，意味着一个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延长资本主义领域里的现有工人的工作时间当然能创造更多的劳动力，但这一增长有一个限度。就这种新劳动力的剩余力量而言，资本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的群体和国家中不断创造和占据新的无产者力量。非资产阶级环境的逐步的无产阶级化不断地重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进程从而导致非资产阶级环境自身的资本化。卢森堡视之为资本主义征服的真正的历史开端：“所有的征服者都追求统治和剥削国家的目标，但没有人对抢夺人民的生产力和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感兴趣。”②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外界就被内在化了。

因此资本不仅必须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有公开的交流，或者只是掠取它们的财富；它也必须真正将它们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这是鲁道夫·希尔佛丁对资本输出定义的中心观点：“说‘资本输出’，我是指价值输出以培育国外的剩余价值。”③所输出的是一种关系、一种会培育或复制自身的社会形式。像传教士或高利贷者一样，资本接触到异域并使之归化。“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按经济学术语，这种文明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化，即在资产阶级的生产与积累的不断扩张的循环内的合并。非资产阶级的环境(地域、社会形式、文化、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等等)就这样被正式合并到资本之下。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②同上。

①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③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Tom Bottomat 编(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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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此注意到欧洲资本并没有真正“按自己的意象”重造非资本主义的地域，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事实上，当评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认可了资本外界的内在化进程之时，他们已经总体上低估了暗含在进程当中的不平衡的发展和地理差异的意义。②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每一个切分块受到了不同的转变，一切都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扩张的肌体内。换而言之，外界的不同切割块并不以类似的模式被内化，而是作为不同的器官在一个聚合体内一起运行。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矛盾：资本为了满足实现剩余价值对其外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依赖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内化相冲突，后者满足了使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说这两种进程经常相继发生。一片地域和人口首先作为交换与实现资本的一处外界相接触，随后就被带入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领域范围。然而，重要的一点在于，一旦环境中的一个分割块已被“文明化”，一旦它也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范畴的新扩展的边界里之后，它就不再可能是必然实现资本剩余价值的那种外界了。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化构成资本实现的一个限制，反之亦然。或者更明确地说，内在化同对外界的依赖相抵触。资本的饥渴必须由新鲜血液来平息，它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Verso, 1998).

② 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平衡发展和地理差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and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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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逻辑地推测出，会有一天在积累、实现和资本化这一循环中这两种情况会直接碰撞，埋葬彼此。在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在原材料、劳动力与市场方面)的领域看上去在欧洲和以外的地方都是不确定地延伸着。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涉及到很少的全球性生产。只有几个国家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英国、法国和德国)，甚至连这些国家仍有大片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如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等等。但卢森堡论证道，既然地球是有限的，以下逻辑冲突会最终成为真正的矛盾：“帝国主义越是凶猛、无情和彻底地导致非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它就从资本主义积累的脚下更快地分割地皮。尽管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生涯的历史方法，但也是将它带向快速终结的手段。”①这种对立的紧张自始至终出现在资本的发展中，但只在极限点得到全面展示，即在危机的那一刻——当资本面对人类与地球的极限时。在这里那位大帝国主义分子塞西尔·罗得斯便以典型的资本家面目出现。地球的空间即将封闭，而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面临着自身的极限。始终是冒险家的罗得斯怀着忧伤与渴望凝望着头上的星空，沮丧于那些新边疆的残酷的诱惑，如此地近却又如此地远。

即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批评经常以严格数量化的经济学术语陈述出来，但他们所冒的风险基本上还是政治性的。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计算(以及计算的批评)不应被认真采纳；而是说经济关系的考察必须是当它们真正在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显示出来，并且作为统治和控制的政治关系的一部分的时候。②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在经济扩张问题上最重要的政治风险是要阐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说，如果二者本质上相关，那么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苦难、穷困和奴役)也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任何目标在于改良当代资本主义形象、使之非帝国主义化的政治策略都是徒劳与天真的，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积累的核心必然包含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资本别无他路——这就是它的本性。除非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否则不可能对抗帝国主义的邪恶。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②“帝国主义是那种权力的最全球化的表现，像该权力一样，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形成任何源干经济概念的明确定义的客体。帝国主义只能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加以领会。"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London:New Left Books, 1979),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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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和吸纳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书基本上被视为其他作者分析的一种综合，从而使他们接近于广泛的大众。①然而，列宁的文章也有其自身的独特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从主观的立场批评帝国主义，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危机中的革命潜力的观点相联系。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箱，一套生产反帝国主义的主体性的机器。

列宁经常以辩论的方式展示他的论点。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基本是通过挑战鲁道夫·希尔佛丁和卡尔·考茨基来提出的。可是为了发展他的批评，列宁仔细思索，有时则把两位作者的理论推测假定为他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列宁吸收了希尔佛丁的基本论点，认为当资本通过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的建设方式进行扩张的时候，会涌现出更大的限制来阻止在生产的不同分支机构和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均衡化。但和平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依赖于走向均衡的经济条件的趋势：即同一商品有着同等的价格，同一资本有着同等的利润，同一工作有着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剥削，等等。希尔佛丁认定帝国主义一它以日益机械的方式建构起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并将权力分散给各国的寡头阻碍着一种均衡化利润率的形成，由此断送了资本主义成功调解世界发展的可能性。①事实上，由众寡头统治与分割的世界市场已使得均衡化的进程其实不可能实现。只有各国中央银行打算介入，或者最好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际银行介入，这种意味着贸易战和武力战争的矛盾才可能均衡化地得到平息。简而言之，列宁采用了希尔佛丁的如下假设：资本已进入由寡头控制的世界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既导致了各种矛盾的增加，又导致了均衡化的危机。然而他不能接受真的建立一个联合的国际银行的乌托邦观点，而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吸纳也不可能产生。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 见 V. 1.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和 Notebooks on Imperialism, 见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77)第 3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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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将考茨基的立场视作更加乌托邦化和更具破坏力，后者也以希尔佛丁的著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事实上，考茨基提出资本主义能够取得世界市场的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帝国主义的剧烈冲突随后能产生一个新的和平的资本主义阶段，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巨头能够联合成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用一个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以各国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竞争与争斗。他声称，由此我们想象在将来的一个阶段，资本取得了一个和平的吸纳与革命；在这种吸纳与革命中，不是一个联合的银行，而是由各国多少加以规范了的市场力量和寡头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决定利润率的全球均衡化。②列宁赞同考茨基的一个基本论点，即资本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走向国际合作，也可能趋向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他所强烈反对的事实则是考茨基用一个和平前景的这种阐释来否定目前现实的诸般动力。列宁由此谴责他的“极其反动的、企图缓和”现实情况下的各种“矛盾的想法”。①与其等待某种和平的超帝国主义在未来降临，革命者应该现在就对目前资本的帝国主义组织呈现出的矛盾采取行动。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Hilferding,Finance Capital,希尔佛丁的分析深深地依赖于马克思关于竞争收益的一般利率的均衡化理论。

② Karl Kautsky,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Die Neue Zeit, April 30,1915, p. 144. 考茨 基论帝国主义的著作选段包括在Karl Kautsky: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London: Macmillan,1983),pp.7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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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大体上采纳了这些作者的分析方法的同时，列宁拒绝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尽管列宁基本上同意希尔佛丁对走向由众寡头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趋势的分析，但他不同意那样一个体制事实上已经形成能够调解利润率，使之均衡的方法。他的否定政治成分多于理论成分。列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垄断阶段会被一系列的矛盾所困扰，而共产主义者不得不由此行动起来。工人运动的职责就是反对每一个要有效地将帝国主义利润率均衡化的资本主义企图；革命政党的任务则是干预并深化发展中的客观矛盾。最需要避免的是实现走向“超帝国主义”的趋势，它将极度地增强资本的力量，并在一段长时间内不让最大的矛盾产生斗争的可能性出现，由此弱化了统治链条上的诸环节。或者出于希望，或者出于预测，列宁写道：“这种发展产生于那样的环境下，有那样的节奏，并且通过那样的矛盾、冲突和混乱——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全国性的，等等——以致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将崩溃，而资本主义将被转化成它的反面，这一切都远在一个世界性的托拉斯形成之前，远在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的各国金融资本的合并发生之前。”②

此处列宁在分析方法和政治立场之间的逻辑转化当然是曲折的。然而，他的推理主观上说是非常有效的。正如伊丽亚·贝博所说，列宁的思想沿着“直线的神秘弯道”运行，将工人阶级的现实分析带到了该政治组织的必然性之上。列宁认识到帝国主义特性中过早出现的因素，在工人阶级的主观实践中不仅抓住了阻碍线性地解决资本主义实现的危机的潜在限制(对此卢森堡也强调过)，而且抓住了这些实践—斗争，暴乱与革命——能够摧毁帝国主义自身这一现存和具体的可能性。①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从理论到实践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 V. I. Lenin, "Preface to N. Bukharin's Pamphlet,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4), quotation p. 106. See also Lenin, Imperialism.

② Lenin, “Preface to N. Bukharin's Pamphlet,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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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主义到帝国

列宁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对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概念的批判。他将现代的主权的疑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疑问一起放到一个统一批判的镜头下，并且通过把不同的批判路线交织在一处的方法，超越现代性进行观察。换而言之，以他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政治再阐释的方式，列宁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能够预见到通往超越帝国主义之上的一个资本新阶段的历程，从而指出帝国主权出现的地方(抑或事实上的不存在)。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时候，关注的不仅是此前不久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而且回溯到约翰·霍布森的著作及其批判帝国主义的布尔乔亚的民粹主义阐释。②列宁从霍布森那里所学颇丰这些他可能偶然地从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论帝国主义的民粹主义理论家身上同样学到。他尤其认识到，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利用帝国主义，将产生于单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转嫁到自己的疆界以外去。民族国家让帝国主义来解决或者真正地代替阶级斗争以及斗争造成的不稳定后果。塞西尔·罗得斯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帝国主义功能的本质：“我所抱的观点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例如，为了从一场血腥的内战中救护4000万英联邦的居民，我们殖民地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取新土地来安置多余的人口，为他们在工厂和矿场所产的商品提供新市场。如我总是提到的，帝国是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如果你想避免内战，你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①通过帝国主义，现代国家输出阶级斗争和内战，目的在于保持国内的秩序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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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Antonio Negri, La fabbrica della strategia: 33 lezionisu Lenin (Padua: CLEUP, 1976)。

②关于列宁对霍布森的借鉴，见 Giovanni Arrighi,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The Limits of Hobson's Paradigm (London: Verso,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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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国家演化中的一个构成阶段。他想象出一个必然且线性的历史进程，从现代欧洲国家的起始形式到民族国家，再到帝国主义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国家不得不发明新方法来建构一致的民意，这样帝国主义国家被迫找到一种方式，将大众及其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内化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结构中，它被迫将大众转化成民族。这一分析是后来成为格雷马斯思想的核心观点的霸权概念最初的政治表达。②列宁由此将帝国主义的民粹主义理解为仅是主权提法的另一变体，而且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法。

在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主权的霸权要素的基础之上，列宁可以阐释帝国主义政治的结构性影响和集权主义的后果。他极为清楚地理解了帝国主义的向心的动力，它循序渐进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界线。卢森堡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植根于“外部”，即在能认可大众的非资本主义利用价值的抵抗之中，而这些大众既来自宗主国，又来自附属国。然而，在列宁看来，这种立场和策略是站不住脚的。帝国主义政治所造成的结构转化趋向于消灭宗主国或附属国的任何成为外部的可能性。批判的立场不是被迫放在外部，而是在现代主权的危机内部。列宁相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间现代主权的帝国主义阶段业已直接导致民族国家间的致命冲突，危机点也已到来。

列宁充分认识到，尽管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是资本的全球扩张的真正表现，但帝国主义的实践以及经常追求这些实践的方式殖民统治已经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限制物。他强调的并为许多帝国主义的批评家所注意到的事实就是：作为资本运行和扩张所必备的竞争相对于垄断的发展必然在帝国主义阶段成比例地衰退。伴随着商业的专营权和保护性关税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区的出现，帝国主义正持续显示和加强它的有限的疆界，阻碍或引导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如我们在前面文化术语中(见第六章)所见以及卢森堡用经济术语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极大地依赖着这些有限的疆界和内、外部的区分。帝国主义其实为资本创造了一个束缚一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定程度上，帝国主义实践所造成的疆界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全实现。资本必须最终克服帝国主义，将内、外部之间的限制摧毁。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 Cecil Rhodes,转引自 Lenin,Imperialism。

②当我们似乎面对着数不清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如今信贷到期的地方发放信贷。可怜的格雷马斯，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和斗士，被法西斯主义并最终被资助法西斯主义的老板们折磨至死—可怜的格雷马斯得到了这样的礼物，即被认为是与马克思的政治学毫无关系的一种奇特的霸权主义理念的创始人。(See,for example，Ernesto Laclau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Verso,1985])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那样慷慨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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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推理的基础上可以夸张地说，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国的理论。但是事实上他的革命立场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节点—或者更好地说是必须被切除的难解之结。即便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实践与政治上的论点被击败了(而且不久我们就会关注这一失败的原因)，他所预见的有些像转化一类的说法却是必然的。列宁对帝国主义危机的分析与马基雅维利对中世纪秩序危机的分析具有同样的力量与必然性：反动因素就必须是革命因素。这就是暗含在他的作品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而且这两种选择之间有着深刻的类比。

《资本论》的缺失卷

为了理解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发展历程，除了观察资本自身的发展，我们也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理解谱系学。这种观点事实上很可能更是真正历史运动的核心。通往和超越帝国主义历程的理论倾向于优先纯粹地批判资本的动力，冒着低估真正驱使资本主义从最深层的核心发展的有效动力的风险：无产阶级的运动和斗争。这一动力可能很难被认可，经常是因为它被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遮蔽，但即使它只是微弱或者散乱地体现出来，却仍然有效。只有在主观主义统治历史时，只有在(如尼采所说)主观主义的出现重新塑造了历史发展的有效起因和最终起因时，历史才有一个逻辑。无产阶级的力量准确地体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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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转到那个阶级斗争的主观性将帝国主义转变成帝国的微妙历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追溯帝国经济秩序的谱系，以便揭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球特性和预示、想象趋向实现世界市场的资本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能力。然而我们仍须确定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支持我们的理论模式。这里对帝国主义的以往的分析不会足够，因为最终它们都停在主观性分析的门槛上，而且更专注于资本自身发展的矛盾。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理论模式，将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主观性放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进程的中心阶段。

马克思思想里有一个悖论，它对解决目前我们正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许特别有启发。马克思在《资本论》草稿的大纲中所做的计划有三卷从未写成过：第一卷论工资，第二卷论国家，第三卷论世界市场。①有人可能说论工资卷的内容——其实是关于工资收入者的一卷—部分地涵盖在马克思的政治、历史文献中，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论巴黎公社的作品。②论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各卷内容却完全不同。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零星分散且不充分，甚至连这些卷的大纲也不存在。就国家概念的评论，马克思更多地论及国家政治的具体分析，如论英国议会制政体，论法国波拿巴主义，论俄国专制等等，而很少涉及一个总体的理论探讨。这些国家的局限性使得普遍理论不可能出现。在马克思看来，每个民族国家的组成特征取决于随着剥削政体的不同在不同国家经济中的利润率的差异一简而言之，取决于个别国家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地点对限价过程的过度控制。民族国家就是这种界限的惟一组织。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关于国家的普遍理论只可能是偶然得到的，并且只可用最抽象的语言来理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关于国家与世界市场各卷时遇到的众多困难就这样本质上联系在一起：只有到世界市场那一卷业已完成后才可能去写关于国家的那一卷。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① 见 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Capital"(London: Pluto Press, 1977)。②关于论 T资的缺失卷，见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New York: Autonomedia,1991):and Michael Lebowitz,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Class(London:Macmillan，1992)。关于马克思国家理论存在的问题，see the debatebe-tween Norberto Bobbio and Antonio Negri in Norberto Bobbio, Which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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