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反殖民化的线性轨迹就此被必须选择全球的对手和在两种国际秩序模式的其一后面排队所中断。总体上倾向于反殖民化的美国迫于冷战与老帝国主义的失败，有必要担任资本主义的国际守护人的主要角色，从而成为老殖民者的含糊的继承人。从反殖民的主体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立场看，反殖民化因此遭到扭曲，偏离了正轨。美国继承了一个全球的秩序，但这种秩序的统治形式与其自身的宪法大计、其主权的帝国形式相冲突。越南战争是美国含混地继承旧的帝国主义衣钵的最后篇章，它冒着堵塞任何开创一个帝国的“新边疆”的可能性的风险(见第八章)。这一阶段是通往成熟的新帝国设想的最后的限制，这一设想必将在老帝国主义的废墟上最终建立起来。越战之后的新世界市场一点点地组织了起来：一个打破有限的疆界和欧洲帝国主义的等级程序的世界市场。换句话说.反殖民化进程的完成标志了统治关系的一种新型世界等级化的到来一而且钥匙就牢牢地控制在美国手中。反殖民化第一时期的痛苦而激烈的历史进入到第二阶段，其间军队的控制所施展的力量更少通过军事硬件，更多地通过美元。这是迈向帝国建立的巨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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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反殖民化一般进程的历史，见 Marc Ferro， Histoire des colonisations: des conquêtes aux indépendences , X e – XXe siècle (Paris:Seuil, 1994);Frank Anspreng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and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1918-1981(London:Macmillan,1985)。

②论美国霸权对反殖民化斗争的影响，见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1994) , and FranÇois Chesnais, La mondialisation du capital , rev. ed. (Paris:Syros,1997)。

③ Harry S. Truman, Public Paper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 cited in Richard Freeland,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New York:Schocken,1971)，论冷战造成的严格的两极意识形态分化，见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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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机制则由一个对生产的地点和流动予以反中心化的过程所决定。①与反殖民化一样，在这里，战后也分为了两个阶段。首先一个新殖民阶段涉及到旧的帝国主义等级程序的延续和保持，前提为附属地区与宗主国民族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机制没有得到加深。可是这第一个时期是一个短暂的转折期；事实上在20年的曲折中，形势急剧变换。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或者实际上在越战结束前，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各个角落牢固地开展起种种活动。它们成为后殖民国家与附属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根本动力。首先，它们促使科技得以交流，这对构建附属国家的新的生产支柱至关重要。其次，它们动员了这些国家的劳力大军和当地的生产能量；最后，跨国公司收集到流动的财富，开始在更广大的全球基础上周转运行。这些多种多样的流动开始基本上汇聚到美国；在它没有直接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和协调了跨国公司的活动和运行。这是帝国的一个决定性的构成阶段，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利润率的调整和均衡化从宗主国民族国家和权力中分离了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利益的构成，依附于新的后殖民民族国家，它没有反对跨国公司的介入，而是在那些跨国公司自身的范围内发展了起来，并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得以形成。通过生产性流通的反中心化，新的地区敌人和一个新的全球的劳力分工开始形成。②尚未存在全球的秩序，但一个秩序正在形成。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论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生产(连同控制的中心化一起)的非中心化，见两本书：Saskia Sassen，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iment and Labor Flo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and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Toky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更普遍地论及资本的流动性和抵消的作用力或限制力,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4)。

②见 Wladimir Andreff, Les multinationales globales(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及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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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反殖民化进程与流动的反中心化，另一个第三种机制涉及到推广全世界的生产和政府的规训性形式。这一进程高度地含混。在后殖民的国家中，规训首先需要将大众的对自由的普遍动员转换成一种生产的动员。全世界的农民从他们的田野与村庄里被赶走，被扔进世界大生产的炼炉之中。①从宗主国(特别是美国)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模型由福特式的工资体制、泰勒制的劳力组织方式和一个将具有现代化、家长式统治和保护性特征的福利国家组成。从资本的立场看，这种模式的梦想便是最终世界上每一个受到充分规训的工人在全球的生产进程中将是可以相互交换的—一个全球的工厂社会和一个全球的福特主义。一种福特体制的高工资和伴随的国家补助成为工人们的奖赏，使他们接受规训性和进入全球的工厂。然而我们应该仔细指出，这些具体的生产关系在宗主国发展起来，而在全球经济的附属地区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实现。作为福特主义的特征的高薪体制和作为福利国家的特征的广泛的社会补助只以零碎的形式在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限人口中实现。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必须实现；它的承诺只是作为保证对这个现代化工程有足够支持的意识形态的诱人的酬报。努力真正的所在、趋向现代性的真正腾飞，事实上已经取得的这一成就，就是在整个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范围内推广规训的体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本质上认同这种规训性计划。众所周知的列宁对泰勒主义的热情后来被毛(泽东)的现代化计划所超越。②社会主义反殖民化的正式的决策也遵从由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所专有的基本逻辑：每一个后殖民政府必须创造一批足够用于规训性体制的劳力大军。无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尤其那些处在要为刚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国家规划经济的位置的经济学家们)宣称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经之路，①并且估算了“边缘福特主义”经济学所延伸出的利润。②这些利润其实是一种设想，而它并没有持久，也不可能本质上改变这些后殖民国家沿着现代化和规训化的道路前进的方向。这似乎是通向它们的惟一的道路。③规训在各地都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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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农民对资本主义规训的反抗，见 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论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的经济工程，见 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2nd ed. (New York:Frce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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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机制—反殖民化、生产的反中心化和规训—是“新政”帝国权力的特征，显示出它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旧手段有多远。当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政策的最初制订者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主张有如此广泛的应用，但早在40年代战争中期，世界领导者们就开始认识到它在建立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与威力。在哈里·杜鲁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他最终懂得老的欧洲风格的帝国主义在他们的计划中不可能有位置了。当然，新时代已有了新东西。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如 Robert Sutcliffe 在Industry and Underdevelopment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1971)中写道：“没有哪个主要国家未先工业化却成富国……在任何政体下更大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标准都同工业化紧密联系。

②论全球及边缘的福特主义，见 Alain Lipietz， Mirages and Miracles: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1987); and "Towards a Global Fordism?" New Left Review, no. 132(1982)。论 Lipietz 的作品在英美经济学家中的接纳情况，见 David Ruccio,“Fordism on a World Scal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Regul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1,no. 4(Winter 1989),and Bob Jessop,“Fordism and Post-Fordism: 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in Michael Storper and Allen Scott, eds.,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 1992)。

③ 例见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in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John Saul,"Planning for Socialism in Tanzania," in Uchumi Editorial Board, ed. , Towards Socialist Planning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1972), and Terence Hopkins,"On Economic Planning in Tropical Africa,"Co-existence, 1, no. 1 (May 1964)。 关于对非洲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失败的评价，见 Samir Amin,Maldevelopment: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1990) , and Claude Ak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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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现代性和摆脱现代性

在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时期，冷战是全球景象中的主角，但在今天看来，我们的印象是它的角色其实是次要的。尽管冷战所放射的负面影响扼杀了美国的帝国大计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这些其实是整个进程中的小因素。影响也许超越了冷战历史的真正重要的因素则是在现代化和发展的掩盖之下第三世界巨大的后殖民转变。最后，这一计划相对独立于冷战的动力和束缚，而且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对于第三世界两大世界权力集团间的竞争只是加速了解放的进程。

当然，的确，在此期间引导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三世界精英与冷战划分的一边或另一边有着意识形态上的牵连，且在两种情况下他们以现代化与发展的名义定义了大规模的自由运动。然而对我们来说，尽管稳稳地处在现代性的远端，却不难发现悲剧性地缺少了从解放转到现代化所运用到的视角。现代性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主权、国家、规训模式等等的神话其实是精英阶层排他的意识形态，可这并不是这里最重要的因素。

由大众决定的解放的革命进程事实上超越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在此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观性的大规模新生产。这种主观性不可能包含在美苏两极关系中，也不在两个相互竞争的体制内；两者都只是再生了现代性的统治模式。当1955年万隆会议上尼赫鲁、苏哈托和周恩来走到一起时，或者当不结盟运动首先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时，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们国家贫穷的严酷性，也不是重复现代性光荣的希望，而是所属的众多人口自身产生的巨大的解放潜力。①这一不结盟观首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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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万隆会议及其意义的有趣的个人记录，见 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New York: World,1956)。会议主要演说词见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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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愿望。

解放之后如何行动才能不落到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统治之下，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回答。相反，清楚且颇具潜力的则是超越现代性的主观性。当苏联革命不能再向前进或者当它们没能找到超越现代性之路时，这些革命作为发展的替代品的乌托邦意象就此消失了。美国发展的模式看上去同样结束了，因为整个战后时期美国将其自身更多地展现为老帝国主义的警察力量，而不是新希望的代表。被统治的人民为解放进行的斗争始终是一种爆炸性和不可抑制的混合物。到20世纪60年代末，影响已经达到世界每一处空隙的解放斗争显示成一种力量，一种流动性，以及一种形式的弹性，后者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它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外衣下)设想驱赶到宽阔的大海之上，并在那里失去了方位感。在美苏两极分化的幕后，它们能够分辨出一种单个的规训性模式，并且以大规模的运动方式与这种模式进行斗争，采取的形式多少有些含混，有些神圣化，但却很真实。这种宏大的新主观性间接指向一种范式的转换并使之成为必然。

现代主权的理论与实践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显露无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规训的现代化模式已影响到全世界，即使宗主国启动的福利政策已变得不可阻挡且为附属国的领导者天真地拥护，而且甚至即使在这个相互交流的媒体和网络的新世界中，现代主权的机制不再足以统治这些新的主观性，我们应该在此指出，随着现代主权模式丧失了功效，经典的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同样也丧失了它们所有的一切解释性功能。总体上说，当这些理论考虑到超越帝国主义时，它们视之为一个将和现代化完美延续现代的主体性模式的一个进程。然而，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一体化的主体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阶级就在它们进入现代化进程中那一刻开始改造和超越它们。为解放进行的众多斗争则在它们处于世界市场的附属地位时认识到现代主权的不充足和可悲的基础。剥削和统治不可能再以它们的现代形式予以施加。当这些大规模的新的主体力量从殖民化中涌现和达到现代性，它们认识到基本任务不是进入现代性而是要摆脱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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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一个新的全球范式

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一种范式的转变正在出现。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市场作为一个等级和需求的结构变得在所有以前老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区域和地区愈加重要和具有决定性。世界市场开始呈现为能够规范全球流通网络工具的中心环节。这种统一仍然只在形式层面上出现。而在解放斗争与扩展资本主义流通的冲突范围内产生的这些过程并不与世界市场的新结构必然或即刻相容。整合进展得不均衡，速度各异。在不同的地区，而且经常在同一个地区内，不同形式的劳力与生产共存，不同的社会生产的体制也是如此。看上去像重构全球生产的一个具有凝聚性的中心支柱粉碎为上千个独特的碎片，而统一的进程分别在各处得到体验。这一对生产需求的重构和统一的进程远远不是单一维度的，事实上是数不清的不同的生产系统的一次大爆炸。世界市场统一的进程在矛盾的运行中透着多样性与多样化，但其趋向却是真实的。

几个重要的后果随着这个朝向世界市场统一化的趋势而产生。一方面，劳工与社会组织的规训模式从统治地区向外广泛传播，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近邻效应，同时将它拉得更近，却将其孤立在“贫民区”之中。亦即，解放的斗争发现自己“胜利”了，但却受制于世界市场的“贫民区”—一个有着不确定边界、一个棚户区、一个贫民窟的广阔的“贫民区”。另一方面，作为这些进程的一个结果，庞大的人口承担着所谓“工资的解放”。工资的解放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人将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训体制，无论是在工厂、在田野，或在社会生产的其他某个场所，而且由此这些人口将从帝国主义长期造成的半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工资系统可能是血淋淋的(而且业已如此)；它可以重新产生残酷压迫的系统(而且业已如此)；但甚至就在新的棚户屋和贫民窟的简陋棚屋里，工资关系的确决定着新的需要、欲望与要求的构成。例如，在众多情况下那些成为薪资工人和被新劳工组织所规训的农民经受着更差的生活条件，而且没有人可以说他们比传统的地区的劳动力更加自由，但他们的确充满着一种新的解放的欲望。当新的规训性体制建构起朝向一个全球劳力市场的趋向，它也建构起其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它构建起躲避规训体制的欲望，并潜在的造就出一大群不受规训的向往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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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是世界市场的潜在统一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在老的帝国主义体制当中，劳力流动的潮流基本上在殖民地与大都市之间纵向地受到规范，与之相反，现在的世界市场开拓出更广泛的水平途径。按规训模式组织起来的一个全球市场的形成处在向四周展开流动性的各种张力的交织之下，它是一个交织的流动性，是根状而非枝状的。这里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对目前形势给一个现象学的描述，而且在于认识到这种形式中暗含的可能性。被规训的劳动力的新的交织的流动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真实而有力地追求自由和新的流浪愿望的形成，后者在规训的体制下，得不到容留和控制。①的确，全世界许多工人在悲惨的境遇下被迫迁移，而这些境遇对他们自身来说不可能有解放性。同样正确的是，这种流动性很少增加劳动力的代价；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使之贬值，相反增加了工人间的竞争。流动性为资本的确带来了一个高的价格，但它是对自由加深的向往。

在资本的全球规训性模式所产生的新流动性之后，一些有意义的宏观经济学的影响随之而来。人口的流动性使得单独管理国家市场(尤其是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地困难起来。资本主义需求应用的广阔空间不再被国家的边界或传统的国际疆界所限定。从第三世界逃向第一世界寻找工作或财富的工人们对消除两个世界间的疆界作出了贡献。第三世界在世界市场统一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进入了第一世界，在其中心地带建立起贫民区、棚户屋和贫民窟，而且总是再一次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反之，第一世界则以由金钱与需求组成的股票、银行、跨国公司和冷冰冰的摩天大楼的形式转向第三世界。两者都不稳定起来，以至于不同区间的疆界自身也是不稳定和流动的。结果，整个世界市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管理与需求进行有效应用的惟一有凝聚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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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流浪生活和主体性的构造，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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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体制不得不经受一个改革和重建的过程，目的是保证它们组织世界市场的能力。这种趋势只在20世纪80年代清楚地出现过(而且肯定是在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崩溃之后建立起来的)，但在它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其主要特征就已被清晰地界定了。它须是一种对全球进程作统一控制的新机制，由此这种机制可以在政治上协调全球范围内参与者的资本与主观特点的新动力；它必须能够表达出帝国需求的特点与主体的交织的流动性。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这一过程如何历史地得以实现，然后我们将开始直接讨论一个全球的政府机制的构成过程。

真正的吸纳与世界市场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研究中的阐释性发展要求更密切地考察朝向世界市场实现的趋势与规训性生产和政府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全世界的规训性体制的传播如何代表了帝国的一个基本的谱系层面呢？我们可以给这一情况的原因作一个解释，方法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吸纳各阶段和他对趋向世界市场的种种分析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运动其实在某一点巧合，或者说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吸纳倾向于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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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市场的建构中完成。

前面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实践涉及到资本对其外部的国际化，并由此成为在资本之下对劳动进行形式吸纳的各种过程。马克思使用“形式的吸纳”这一术语来命名这些过程，通过它们资本在其自身的生产关系下吸收了源于所属范围之外的劳动实践。①形式的吸纳的过程由此内在地和资本主义生产及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之延伸相联系。在某一点上，当资本主义扩张达到极限，形式的吸纳的过程便不可能扮演中心角色。劳动在资本之下真正吸纳的过程并不依赖于外界，也不会涉及扩张的相同过程。经这种真正的吸纳，劳动融入资本的整合变得更加密集，而非广泛，社会甚至更彻底地具有资本的色彩。当然存在没有世界市场的真正吸纳的过程，但不可能没有真正吸纳的过程却存在一个完全实现了的世界市场。换句话说，世界市场和总体均衡化的实现，或者至少世界规模的利润率的管理不可能简单地源于金融或货币的因素，而必须通过社会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得以产生。规训是这一改造的中心机制。当一个新的社会现实形成并将资本的发展与人口的无产阶级化二者整合为单一进程时，需求的政治形式自身便必须被改造，并以与此进程相匹配的方式与规模表达出来，这一进程也就是一个全球半国家式的规训体制。

马克思对真正的吸纳的进程的敏锐洞察没有提供给我们所需的答案。从形式的吸纳到真正的吸纳这一历程必须通过积极的主体力量的行为来解释。换句话，在全球劳动过程的泰勒制化的影响下，被推向极致的规训性其实不能决定一种新的需求方式的需要，除非通过积极的社会主观性的表达。市场的全球化远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可怕的成果，其实是全世界的泰勒主义者、福特主义者与规训下劳力的愿望和要求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形式的吸纳过程预示了真正的吸纳，并将它带到成熟的状态，而这并不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如马克思本人似乎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在前者中建构起来的解放与斗争的条件只有后者才能加以控制。向往中的主观性的运动被迫使向前发展—并宣告没有退路。相应于这些出现在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运动，一种新的规训形式不得不出现，目的是为了实现对控制时期的不再可以监控的一切进行驾驭。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马克思论形式上的真正吸纳，主要见 Karl Marx,Capital,vol.1(New York:Vintage,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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