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原始积累

就在无产阶级看上去将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时，它正在成为全球的劳动主角。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似非而是。已经消失的是大工业的工人阶级的霸主地位，而工人阶级尚未消失，甚至没有在数目上减少—它只是丧失了霸主地位，进行了地理上的转移。然而，我们理解“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指大工业化的工人阶级，而是指附属和产生于资本的统治并为其所剥削的所有人。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当资本更多地将其生产关系全球化时，所有的劳动形式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在每一个社会和全世界中，无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普遍角色。

马克思用“原始积累”这个词描述了无产阶级化的进程，这种首要或者超前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开始发生之前是必需的。所谓必要的不仅是财富或财产的一种积累，更是一种“社会”积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创造。因而，基本的历史过程首先包括将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对于马克思来说，描述这种社会转型以英国为例就足够了，因为英国代表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点”。马克思解释说，在英国，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通过公共土地的关闭和将农夫从土地上清除出去率先完成的，接着就对流浪和漂泊进行野蛮的惩罚。英国的农夫就此从此前所有的生存方式中“解放”了出来，被赶到新制造业的城镇，被迫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资关系和控制作出准备。相反，创造资本家的中心动力来自于英国以外，来自于商业—或者真正地来自于征战、奴隶贸易和殖民系统。“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马克思写道，“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①财富巨大的汇集超越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能量。英国资产阶级纷纷接收能够剥削出新财富的这种新的需求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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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英国无产阶级化与资本家化的经验作为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会是一个错误。最近300年来，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世界，尽管原始积累总是涉及到将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并进而创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每一个社会转化的过程却都是独特的。在每个例子中，先前存在的社会与生产关系是不同的，转变的过程是不同的，甚至连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尤其再生产的关系的形成也是不同的，这与具体的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是一致的。

尽管存在这些重要的差异，将两种普遍模式下的原始积累的现代进程进行归类仍然有用，这两种模式阐明了财富与需求以及内、外部间的关系。在所有情况下，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一个财富与需求的崭新结合。马克思所描述的英国情况以及普遍应用于整个欧洲的情况便是第一种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资本所原始积累的新财富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殖民地区)，需求则出自内部(经英国与欧洲生产关系的演化)。根据第二模式，即欧洲以外的原始积累的现代进程大多具有的特点，过程则颠倒过来，新财富出自内部而需求则来自外部(通常是欧洲资本)。这种两类模式中的财富/需求对应内部/外部的颠倒，导致全世界资本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成的一整套不同。许多从这两个模式中衍生出来的差异已由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中央与边缘的资本主义形成方面作了详尽的描述。②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Karl Marx, Capital,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1976)。

② 见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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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原始积累的过程真正地在继续。原始积累并不是发生一次然后就结束的一个过程；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阶层不得不持续地再生产。已经改变的是原始积累的模式或方式。首先，区分两个现代模式的内、外部之间的作用业已逐渐削弱。更重要的是，不断积累的劳动与财富的本质在于变化。在后现代中积累的社会财富正日益呈非物质形态；它包括社会关系、交往系统、信息以及情感的网络。相应来说，社会劳力就愈加地非物质化；它同时在直接地生产和再生产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当无产阶级正成为劳动的全球角色时，无产阶级劳动的对象正变得同样地全球化。社会劳动产生了生活本身。

我们应该强调信息积累在后现代的原始积累和日益壮大的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随着新的信息、经济的出现，某种信息的积累便在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之前成为必然。信息在其网络中贯穿了财富与生产需求二者，打乱了内外部以前的概念，而且减少了曾经决定了原始积累的短促的增长。换句话说，信息积累(像马克思分析的原始积累)破坏了或者至少解构了以前存在的生产过程，但(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不同)它旋即在其自身网络中整合了这些生产过程，而且跨越不同的生产领域孕育了最高水平的生产率。发展的短暂次序由此减少到瞬间，而整个社会趋向以某种方式被整合到信息生产的网络中去。信息网络则趋向于某种类似于一种社会生产的同步性。信息积累的革命因而需要在更大的生产社会化中向前跃进。这一增加了的社会化，随着社会空间与短暂性的削减，成为一个无疑用增加了的生产率使资本收益的过程，但也是一个超越资本时代朝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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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抵抗、危机与改革

斗争的延续是容易的：工人只需要他们自身以及面前的老板。但组织的延续则是件罕见而复杂的事物：一旦它被制度化，很快会被资本主义所利用，或者被为资本主义服务过程中的工人运动所利用。

马里奥·托恩蒂

新左派跳了出来……从猫王扭动的臀部出发。

—杰瑞·鲁宾

先前我们摆出越南战争作为美国相对宪法大计和其朝向欧洲的趋势的一种背离。可战争也表达了越南人对自由的要求，表达了农民与无产者的主观性—一种同时反抗帝国主义和国际规训体制二者的基本例证。越南战争代表着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意义在于这场越南人的抵抗可视作全世界整个一系列斗争的象征性的中心，在此之前所有斗争互相之间保持着独立和距离。正处在多国资本吸纳之下的农民阶层、(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和各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阶层都趋向于一种在全球化的控制体制的工厂—社会剥削下的共同状态。不同的斗争汇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国际规训的秩序。一种对象的统一性建立了起来，有时斗争中的人们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无意识。反抗规训体制的斗争漫长的循环已经达到成熟，强迫资本改造自己的结构，并且经受着一种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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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三个和更多的越南人

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系统正处在危机当中。①资本主义危机，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作为无产阶级向下在利润率上施加压力的结果，需要资本经历一场普遍的贬值和生产关系深刻的重组。换而言之，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仅是资本自身的动力的一次运行，而是直接由无产阶级的冲突所造成的。②这一马克思式的危机观有助于阐明20世纪60年代末危机的最重要的特点。这一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需求关系的中断在被视为反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无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进攻汇合与积累的结果时，便可以被最好地理解。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经历了基本上指向资本劳动的规训体制的最激烈的工人斗争。这种斗争首先表现为对工作的普遍拒绝，具体则是拒绝工厂劳动，旨在反对生产率和任何基于增加工厂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模式。拒绝规训体制和肯定非工作的范畴成为了一套新的集体实践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决定性特点。③其次，这一斗争的目的是推翻劳动市场的资本主义的瓜分。劳动市场的这三个主要特征—社会群体的划分(按阶级层、种族、民族或性别)，劳动市场的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第三产业化，直接与间接生产性劳动的新关系，等等)，以及抽象劳动市场的等级化—都受到了来自工人需求的不断增加的僵化与共性。不断增加的资本的社会化也导向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联合。这种增长的联合的声音呈现出对有保障的社会工资与高水平的福利的普遍需求。①再次，亦是最后，工人斗争直指资本主义监控，罢工和无产者的社会联合在前线斗争中走到了一处，共同反对社会劳动的胁迫性组织与监控的规训结构。就工人斗争揭露与打击资本的经济组织的政治神经中枢的程度而言—即便大众的尤其年轻人的许多行动明显看上去是无政治意义的——这种工人的斗争也完全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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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的结构重组，见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

② 见 Antonio Negri, “Marx on Cycle and Crisis", 见 Revolution Retrieved (London: Red Notes, 1988)。

③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1996)中的历史论文集“你记得革命吗？”和 P. V. 所写的“你记得反革命活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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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附属国内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样对当地和国际上的政治体制施加变革。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一—从中国革命到越南，从古巴革命到席卷亚非拉世界的无数解放斗争一已经推进了无产阶级的工资需要，各种社会主义的和(或)民族改良主义的政体不得不满足它，而这种需求直接破坏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即便不带来“发展”，也创造出超越生产与再生产的既定关系的新欲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材料、能源和一些农产品的成本陡然上升，这便预兆着这些新欲望和国际无产阶级在工资上不断增加的压力。这些斗争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决定了充分反映着危机强度的一个质量上的新要素。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的活动努力吸纳了资本需求之下全世界的各种生产形式，而这种趋势只是在这一过渡期中得以强化。这一趋势也必然创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种潜在或者说真正的统一性。这种真正的统一性从未作为一种全球的政治统一得到完全的实现，但它却有实际的效果。换而言之，事实和意识中的国际劳工组织的若干事例并不是这里显得最重要的，而是完全重合的各种斗争的客观上的巧合。因为即使它们非常不同，但都直指资本的国际规训体制。不断增长的巧合决定了我们称之为各种斗争的积累的情况。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论“20 世纪 60 年代的福利爆炸，”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Regulating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New York: Pantheon, 1971), Piven and Cloward, The New Class War: Reagan's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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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这种积累埋葬了资本主义的战略，后者长期依赖于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形成的等级来阻止工人中全球性的统一。早在19世纪，在欧洲帝国主义充分发育之前，恩格斯正在哀叹英国的无产者置身于一种“劳动贵族”的境地，因为它的利益与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殖民地的劳动力阶层联系在一起。在帝国主义衰退的时期，鲜明的国际劳力分工依然存在，但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开始萎缩。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斗争结束了老帝国主义企图把发达地区的危机转嫁到其附属地区的策略的可能性。将经济的压力转移到用具有野蛮效果的方法维持下来的被统治的帝国主义地区的依旧平静的秩序之下，从而平息欧洲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内部危险；依靠这种塞西尔·罗得斯的旧策略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了。在帝国主义地区里形成的无产阶级如今自发地组织、武装起来，具有了危险性。于是便有一种趋势，国际的或多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共同的斗争中抗击资本主义的规训体制。①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的反抗与兴起，既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又在其之上，作为一种象征和模式交相呼应。通过这种融合，整个国际资本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宣告了第一、三世界间的划分的终结和全球无产者潜在的政治整合。斗争的融合在一个国际的规模上呈现出的问题便是将劳力合作转化成革命组织以及实现真正的政治统一性。

随着这一客观的融合和斗争的积累，可能以前还起着有限的功用的第三世界观如今彻底无用了。我们理解的第三世界观是被这样的理念所定义：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与冲突正介于第一世界的资本和第三世界的劳力之间。②革命的潜力于是坚定地专门在第三世界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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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ciano Ferrari Bravo, “Introduzione: Vecchie e nuove questioni nella teoria dell'imperialismo,"见 Luciano Ferrari Bravo 编 Imperialismo e classe operaia multinazionale (Milan: Feltrinell, 1975)。

②C.A.一直论证道，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间的—种冲突,Revolutionary Pressures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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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已在不同的依赖理论、发展中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中被内在或外在地予以再现。①第三世界观的有限的优点在于它直接反击了第一世界观或欧洲中心论中认为创新和变革总是发端而且只能发端在欧美的观点。然而，这一错误观点的反射性的否定则只是导向同样错误的境地。我们发现这种第三世界观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第一、二世界中劳动的变革和对抗。进而，这里我们最重要的论点是：第三世界观无视全世界的各种斗争的真正融合，在宗主国与附属国都是如此。

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反应

随着全球各种斗争的融合埋葬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规训能力，业已统治了全球近三十年，即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经济秩序开始解体。战后资本主义管理国际发展的形式与实体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大会上被强行设立。②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三个基本要素为基础。第一个特征是包括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美国整体上的经济霸权。这一霸权通过战略地选择一种以相对自由的贸易为基础的自由发展予以加固，进而则通过维持黄金(美国拥有量约为全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美元价值的抵押物的方式来加固。美元便“等同于黄金”。其次，该体系要求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欧洲与日本)之间就以前为英国英镑与法国法郎所统治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传统领地达成货币稳定的共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由此能够在金融上得到额外地出口美国的资助，并受美元货币体系的保护。最后，布雷顿森林大会还强行建立起美国对所有附属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准帝国主义的关系。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欧日的稳定及改革均由美国保证，这取决于美国在同附属国的关系中积累起了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

第十二章 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 这种第三世界的视角与 Immanuel Wallerstein,Andre Gunder Frank and Samir Amin 的著作暗合。

②关于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事件和主要人物的详细的历史记载，见 Armand Van Dormael，Bretton Woods： 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美国在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经济计划和丹巴顿奥克斯会议提出政治计划，进行全面的霸权准备，关于对此进行了更加广泛分析的历史论述，见 George Schild，Bretton Woods and DumbartonOaks: Americ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stwar Planning in the Summer of 1944 (New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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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霸权的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安排，因为在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突出地是英国)的控制牢牢掌握在私人银行家与金融家手上时，布雷顿森林会议将控制权授予一系列的政府间的规范的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最终还有美联储。①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也许可以被理解成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政模式的霸权所具有的财政和金融的一面。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和伪帝国主义的机制最终陷入危机，此时美、欧、日的工人斗争的持续进行提升了稳定与改革主义的成本，而附属国的反帝反资的斗争开始摧毁超额利润的榨取。②当帝国主义的动力不再能够向前推进，而工人的斗争愈加激烈时，美国贸易平衡便开始向着欧日的方向重重地倾斜。危机的第一阶段—逐渐出现但没有蔓延—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直延伸到末期。因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给出的控制使得美元事实上不可兑换，国际生产和贸易的货币调解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发展，这一阶段的特点有相对自由的资本循环、一个强大的欧元市场的构建以及在宗主国各地多多少少政治上平等关系的固定。③然而，欧美日在1968年的总爆发，加上越南对美军事上的胜利，彻底使这一暂时的稳定遭到解体。滞胀让位于到处蔓延的通货膨胀。危机的第二阶段可能被认为开始于1971年8月17日，当时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从金本位上分离开来，致使美元在法律上不可兑换，并给所有欧洲输入美国的进口产品加了10%的附加税。①整个美国的债务被有效地推给了欧洲。这一动作只有通过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才得以实现；美国由此也使欧洲记起最初的协议条款以及它作为最高的剥削和资本主义控制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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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

②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见 Peter Coffey，The WorldMonetary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and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Century。

③论作为-种危机要素的欧元财政，见 Jeffry Frieden，Banking on the World：The Politics of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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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危机变得正式和结构化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制造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体系已完全陷入混乱局面，惟有美国霸权这一残酷的事实留存下来。布雷顿森林机制的不断削弱的有效性和宗主国的福特主义货币体系的解体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国际资本体系的重建将不得不涉及到在世界控制的前提下综合地重新构建经济关系与一种范式的转移。然而，从资本的角度看，那样一种危机并不总是一种完全负面或者不受欢迎的事件。马克思宣称资本的确由于经济危机的转化能力而对它从根本上重视。相对整个系统而言，个体资本家是保守的。他们主要关注在短期内将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即便长期来看这会导向一条对集体资本来说毁灭性的道路。经济危机可以战胜这些抵抗，破坏不赢利的部分，重建生产的组织，以及更新技术。换而言之，经济危机可以推进重建一种高而普遍的利润率的改革，进而对工人斗争有效地做出回应。资本的普遍贬值和破坏工人组织的努力有助于改造危机的实质一—流通和过度生产的不平衡—成为一种受认可的规训工具；它重新表达了发展与剥削的关系。

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式斗争的强度和凝聚力，两条道路向资本敞开，从而完成平息斗争和重建规训的任务，而资本则轮流尝试了这两条道路。只有有限的有效性的第一条道路是压制性的选择一一种根本上保守的措施。资本的压制性策略旨在完全倒退社会进程、分离和分解劳动市场以及重建对整个生产循环的规训。由此资本给一些组织予以特权，它们代表着一部分有限劳动力拿到有保障的工资，资本将这部分人口归到自身结构之下，并加深这些工人同更加边缘化人口之间的距离。既在一个国家之内，又在国际上重建一个有着等级制细分的系统，这一点通过控制社会的流动性和不固定性加以实现。技术的压制性运用，包括生产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则是在这一运作中炼铸的一个核心武器。资本主义生产史上以前根本的技术改造(即流水线与大众生产体制的引进)包含了对瞬间生产进程(泰勒主义)的关键性修正和迈向再生产的社会循环(福特主义)规范化的一大步。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改造，伴随着急速冲向自动的理性化，将这些体制推向有效性的极致，推到了危机点。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机制不再能控制生产与社会力量的动因。①通过旧的规训体系施加的压制也许能够扼制一下危机和工人斗争的怒火所产生的破坏力，但它最终也是一种自我毁坏的反应，它将扼制资本主义生产自身。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 论 1971 年美元的可兑换性和尼克松的策略，见 David Calleo and Benjamin Rowland，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tlantic Dreams and National Real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and Coffey, The World Monetary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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