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同时，另一条道路随之不得不进入运行；它涉及到技术的改造，后者不再仅仅以压制为目标，而是要改变无产阶级的真正构成，进而对其新活动与新形式进行整合、统领和从中获利。然而，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对危机回应的第二条道路的紧急性，即这条构成范式转移的道路，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策略与计划的瞬间逻辑去看。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历史必然总是一个反动的历史：资本一旦被交给自身的手段，将永不会放弃一种利润的制度。换而言之，资本主义只有当它被迫改革和其现时体制不再持久的时候才会承受系统的改革。为了从其积极因素的角度抓住这一讨程，我们需要采纳对立一方的立场一一即伴随着残留非资本主义世界立场的无产阶级立场，这种非资本主义世界正被循序渐进地吸收进资本主义关系。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本施加界限，它不仅决定着危机，而且决定着这种改革的期限与性质。无产阶级事实上创造了将来资本将被迫采纳的社会和生产方式。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论福特主义的局限和有必要为资本找到一种生产与积累的后福特主义模式，见Benjamin Coriat, L'atelier et le robot : essai sur le fordisme et la production de masse No. l'ge del' électroniqu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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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向自己提问美国如何能在危机中始终保持它的霸权，我们可以对无产阶级这一决定性角色有初步的理解。答案大部分，也许似是而非地并不在于美国政治家或资本家是天才，而在于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创造性。早些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突出了越南抗战是各种斗争的象征中心，而今就国际资本主义控制的范式的转移，美国无产阶级显然是最为充分地表达出国际或多国工人的愿望和需求的主体角色。①相对于欧洲和其他地方来说，美国无产阶级由于它较低的党团与联盟的代表性而势力弱小；与这种大众的共识相反，也许我们应该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视它为势力强壮。工人阶级力量并不体现在代表机构上，而是工人自身的对抗性与自主性。②这就是美国大工业工人阶级真正力量的标志。而且，无产阶级的创造性和冲突也体现在，也许更为重要地体现在工厂之外的劳动人口上。③为了理解美国霸权的延续性，引用美国资本主义对他国资产阶级所实施控制的关系并不是足够的。美国霸权实际上由对抗的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所支撑着。看上去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新霸权在这一点上仍是有限的，并被关闭在规训性重构的旧体制之内。需要有一个范式的转换来设计政治与技术转换上的重建过程。换而言之，资本必须面对和回应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新生。这种主体性的新生达到了(并超越了我们业已提及的福利斗争)可能被称为的一种生态斗争的状态，即一种关于生活模式的斗争，它最终体现在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之中。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Fredric Jameson主张，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第一世界尤其美法国家中的社会斗争延袭了(甚至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强大的反殖民化和自由运动。Fredric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in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② Giovanni Arrighi, "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n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见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re Gunder Frank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 Syst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③R.K.为无产阶级拒绝的动因以及在其奇妙的美国黑人工人阶级历史上交替的生活形成的创造提供了典型的记录, Race Rebels: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NewYork:Free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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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态学

我们依然并不能去理解资本对危机回应的第二条道路的本质，即促使危机运动并超越于规训性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之上的范式转换。我们需要再一次退回来考察由国际无产阶级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施加于资本之上的界限，这两者都使得转换成为必然且决定了它的期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许多观察家，尤其是研究帝国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家来说，似乎丧钟业已敲响，资本已到达致命灾难的门槛。资本主义已经追求了几十年之久的扩张运动，耗尽了全球相当多部分的资源用于它的积累，而且首次被迫面临疆域的极限。当这些界限来临之时，帝国主义力量终究发现它们置身于相互的致命的冲突之中。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资本依赖于外部，依赖于其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目的是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并使之资本化，进而继续它的积累的循环。在20世纪初，似乎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冒险不久将耗尽周边的非资本主义的自然环境。而资本将死于饥饿。资本主义关系之外的一切无论是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还是矿物的—都是从资本及其向自然的扩张和视角来看的。①于是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批判表现出一种生态的意识就生态而言的程度恰恰在于自然环境的真正有限和自然遭到毁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同样在生态思想上，至少在其最为多产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讨论中的“自然”是既人性又非人性的；生态学并不简单涉及到事物的保存，更是关系的生产以及主体性的生产。Félix Guattari, Les trois écologies(Paris: Galilée, 1989) ;and Verena Andermatt Conley, Eco-politics: The Environment i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London:Routledge, 1997)。F. P. 尽管用了不同的记录方式但延续了这种“生态”的思想脉络。Elogio dello spirito pubblico me-ridionale(Rome:Manifestolibri,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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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的灾难性后果。①

那么，当我们写作这本书而20世纪走向结束之时，资本主义已是奇迹般地富有，而它的积累比以前更加强健。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一事实和20世纪开始时无数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细致分析相一致呢？他们将帝国主义的冲突指认为是一场迫近的冲击自然极限的生态灾难。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来研究资本持续健康成长之谜。首先，一些人宣称资本不再是帝国主义的，认为它已经变革，退回到自由竞争的薪水时代，并同其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建立起一种保守主义的生态关系。即使从马克思到卢森堡这些理论家尚未证明那样一个进程与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基本特征相反，但只要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粗略地一瞥就应该说服任何人从手中抛弃掉这种解释。显然清楚的是，在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扩张以不断增长的节奏继续着，为资本主义市场开辟新领域，并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下。

第二个假设也许就是：不可预见的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只涉及到我们先前分析过的扩张和积累相同进程的一种延续，只是环境的完全耗尽尚未迫近，而面临极限和生态灾难的时刻正在到来。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全球资源其实是广泛的。尽管所谓的“绿色革命”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吸纳了一大部分世界的非资本主义农业，而且其他的现代化工程业已将新的地域和文明融入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循环中，但依然会有大面积(当然，可能是有限的)的劳力和物质资源有待被吸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潜在的扩张市场的基地。例如，随着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开始，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已经给全球资本提供了进入广阔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渠道—通过几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吸纳预先作好了设计。即使在已经牢牢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地区，依然存在着充足的扩张机遇。换而言之，根据这第二个假设，非资本主义环境继续被形式上吸纳进资本的领域，进而积累至少仍能部分地通过这一真正的吸纳得以实施：提出资本迫近宿命的预言家们并没错，只是说得太早。然而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局限性是真实的。迟早曾经丰富的自然资源终将耗尽。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在努力思考“外界”的重要性和真正的局限时，罗莎·卢森堡也许是20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生态思想家。在如A.G.与J.O.等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最佳例证采取了一种近似于卢森堡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论证形式(尽管他们的作品并不直接来源于她的):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意味着向自然扩张和毁灭自然，这不仪给星球上的生命带来悲惨的后果，而且埋葬了资本主义自身未来的活力。For André Gorz,see Ecology as Politics, trans. Patsy Vigder-man and Jonathan Cloud(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 for James O'Connor,see“Capital-ism, Nature,Socialism;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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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假设不妨可被视作第二条的补充，即现今资本继续通过在一轮扩张的再生产循环中吸纳来继续积累，但它不断增多地吸纳的不是非资本主义环境，而是它自身的资本主义范围——亦即，这种吸纳不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吸纳。资本不再向外部看而是着眼于内部，其扩张因此更加精深而不是广泛。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资本的技术组织的一步质的飞跃。以前的工业革命的各种阶段引入了机器制造的消费品，后来则是机器制造的机器，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机器制造的原材料与食品简而言之，机器制造的自然和机器制造的文化。①然后，我们不妨说，依据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化是这样的经济历程：当它出现的时候，机械和工业技术已经扩张到全球的投资，现代化进程已完成，而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形式上的吸纳也已达到极限。通过现代技术改造的进程，所有的自然已成为资本，或者至少已受制于资本。②当现代的积累以对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形式的吸纳为基础时，后现代的积累则依赖于资本主义范围自身的真正吸纳。这似乎是对“生态灾难”威胁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回应，一个瞄向未来的回应。①社会与自然的工业化的完成，但也是现代化的完成，呈现出的只是通向后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抓住的只是如“后”之类的否定术语表达的转换。在下一节中我们会直接面对后现代化的真实进程，或者说是生产的信息化。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由此后期资本主义作为所有经济部门首次被完全工业化的时期出现了；对这一时期人们能够进一步增加不断提高的上层建筑的机械化程度。"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78)。

②“我们所处时代的这种更加纯洁的资本主义由此消除了前资本主义组织的特区，对此它一直在纵容和以附属的方式进行着剥削。”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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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训性体制的攻击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进程，我们必须多少涉及到其决定性的根基，它存在于劳动力主体的转化中。在危机时期，即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在宗主国和附属国内的福利的扩张和控制的全球化为劳工大众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空间。换而言之，工人利用了规训性时代；最重要的是，为了扩张劳动的社会力量，其提出异议的时刻和造成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如越南危机时期)增长了劳动力的价值，重新设计了整套的需求与愿望，工资和福利则不得不作出反应。用马克思的术语，人们可以说必要劳动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地上升一一当然从资本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进而利润)相应在下降。从资本家的立场看，必要劳动的价值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数量而出现—劳动力的价格，像谷物、油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它真正地由社会来决定，并且是整个社会斗争系列的索引。整套社会需求的定义、非工作时间的质量、家庭关系的组织和既定的生活预期全都发生作用，并由重新创造工人的成本有效地表现出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危机期间，社会工资(就工作工资和福利二者而言)的巨大增长直接源于在再生产、非工作和生活的层面上社会斗争的积累。

社会斗争不仅提高了再生产和社会工资的成本(因而降低了利润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加了劳动自身质量与本质的一种变化。尤其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工人所承受和争取到的自由空间最大，通过重估整套生产活动的社会价值，实现了拒绝社会工厂的规训体制。规训体制显然不再成功地容纳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得到一份保证规则与稳定的工作的前景，一周8小时，一年55周，甚至一生都工作；进入正常化的社会工厂体制之中的前景，这曾是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的一个梦想；如今这两种前景都以一种死亡的方式出现。有着不同形式的对规训体制的大众拒绝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表达，也是一个创造的时刻，尼采称之为一种价值上的重新评价。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我们不想说资本能永久地通过技术进步在其具有破坏力的关系与其(人性和非人性的)环境之间进行协调。技术进步能做的是转移冲突的范围和延缓危机，但限制和对抗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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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社会争议和实验均集中在拒绝珍视那种物质生产的特定方案之上，这种生产正是规训体制、其大众工厂及核心家庭结构的特色所在。①这些运动相反重视一个更加富有弹性的创造性的动力和也许被认为是生产的更加非物质的形式。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种运动的传统“政治”格局的立场看，那一时期与一种报复共同发展起来的不同形式的文化实验，一起以一种对“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偏离显现出来，但它们没有看到的则是“仅仅文化”的实验就已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的影响。

“逃避”的确是发生在黑什伯里地区以及60年代整个美国的一个糟糕的概念。两个基本的行动便是拒绝规训的体制和实验新形式的生产率。拒绝显现在广泛变化的假象之中，并在数以干计的日常活动中流传开来。正是那些大学生体验着致幻剂(LSD)而不去找工作；正是年轻的女性拒绝结婚成家；也正是“得过且过的”非洲裔美国工人在“有色人种”的时代游移不定，拒绝任何可能的工作。②年轻人拒绝工厂社会式的令人窒息的重复，发明了新形式的流动和弹性和新的生活方式。学生运动迫使一种较高的社会价值依据于知识和智力劳动。女权主义运动使“个人的”关系网的政治内容清晰起来并拒绝父系统治的控制，从而提升了传统上认为的妇女工作的社会价值，这种工作需要情感上细致的劳动达到一个高水平，并以对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服务为中心。①运动的全副装备和涌现出的整个反文化澄明了合作和交流的社会价值。社会生产和新的主体生产的价值的大众再评估为一个有力的劳动力转化开辟了道路。下一节我们会具体讨论运动价值的索引流动性、弹性、知识、交流、合作、情感上的将如何界定随后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化。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S. A. 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阵势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评估，The Death and Rebirthof American Radicalism(London:Routledge, 1996)。

②又见Kelley,Race Rebels中论隐性抵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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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的社会运动”的各种分析业已极大地帮助了坚持文化运动的政治重要性，文化运动反对的是使它们的意义最小化的狭隘的经济视角。②然而，这些分析自身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就像它们所反对的视角一样，它们永久地保持着对经济和文化运动的狭隘理解。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认识到文化运动的深刻的经济威力，也未真正认识到经济与文化现象的不断增长的不可识别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关系正在扩张，以吸纳各方面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即整个生活范畴。另一方面，文化关系正在对生产过程和价值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新定义。一种生产体制，首先是主体性生产的体制正在遭到摧毁，而另一种则在巨大的斗争积累中产生。

以价值与劳动的戏剧化的修正为中心，这些主体性生产的新轮回在规训性的社会组织之内并以反对它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些运动预示着资产阶级意识到一种生产中范式转化的需求，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本质。如果越南战争尚未发生，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出现工人与学生的暴乱，没有1968年及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并且没有整个一系列的反帝斗争，资本可能会满足于维持它自己的权力安排，欣喜于已经免除了转变生产范式的麻烦！它一定因为好几个理由感到满意：自然的发展极限很好地服务于它；它被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所威胁；它知道世界劳动力的颠倒的流动性和混合性为新的危机和为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秩序进行的阶级冲突可能性。生产的结构重组，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均源于一种新的主体性的上升。①从完善规训性体制的阶段到随后的转变生产模式的阶段的这一历程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下层的构成已经变化了的无产阶级。资本并不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范式(即便它能够这样做)，因为真正开创性的时刻业已产生。资本的问题恰恰在于要统治一种新的构成体，它已经在与自然和劳动的一种新关系、一种自主生产的关系中自主地生成和予以界定。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提出拒绝的历史，见 Alice Echols, DaringtoBeBad :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②例 Judith Butler, “Merely Cultural,"New Left Review, no.227(January-February 1998)。按 这些线索对“新社会运动”的政治阐释的最具影响力的文本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 Verso,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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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规训体制已变得完全无用，必须被抛弃。资本必须完成一种对新的劳动力质量否定的反射和倒置；它必须调整自我以便能再次进行控制。我们怀疑，由于这一原因，已经最为倚重且最为聪明地依赖于规训生产模式的极端现代化(诸如日本和东亚资本主要成分)的大工业和政治力量正是那些在此进程中受苦最深重的。资本能够在新世界中发展的惟一模式就是去适应并管理新兴非物质的、具有合作性、交流性和情感特点的劳动构成。

苏联式规训的死亡的痛苦

既然我们对新范式的条件和形式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想简洁地考察一个重大的主体性结果，这种范式转移在运动过程中决定的结果就是苏联体系。我们已同苏联世界的许多学者共有①的论点是：该系统由于其在结构上不能超越控制的可统治性的模式而陷入危机、分崩离析，与之相关的还有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生产模式，以及其政治控制的形式，后者是凯恩斯一社会主义的方式，因而只是内在地现代化，外在则是帝国主义的。它在调整控制的部署和生产的工具以适应劳力变化方面缺乏弹性，这加重了转化的种种困难。由长期的高度的现代化承传下来的苏维埃国家的严重的官僚体制，使得苏维埃权力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对新需求和新愿望作出反应，它们由全球涌现的主体首先在现代化进程之内、继而在外围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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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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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的挑战基本上不是被敌对的力量，而是由新的劳动力主体及其新的智力与交流的构成物凸现出来。这种体制，尤其以它不自由的方面，是不能够对这些主体的需求作出充分反应的。这种体系本可以持续，而且有一段时间的确继续在规训的现代化基础之上工作，但它不可能将现代化同劳力的新的流动性和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后者正是给新的模式及其复杂的机制带来生命力的基本条件。在星球大战、核军备竞赛和空间探索的背景下，苏联也许从技术与军事的观点来看仍能跟上它的对手，但其制度不足以支撑在主体性战线的竞争冲突。换而言之，它不可能恰恰在真正的力量冲突快要结束的地方进行竞争，它也不可能面对经济体系的比较生产率的挑战，因为先进的交流和控制论技术只有在扎根于主体性时才有效，或者在它们被生产的主体性所激活的时候才更有效。对苏联体制而言，掌握住新的主体性的力量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那么，根据我们的论点，在斯大林统治的最终戏剧化的几年与赫鲁晓夫失败的革新之后，勃列日涅夫的体制对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成熟水平的生产性市民社会予以冻结，这一社会在战争和生产率带来巨大的流动性之后正要提出社会的和政治上的认可。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的冷战宣传和非同异常的生产谬论和错误信息的意识形态机器，阻止我们看到苏联社会真正的发展和掩盖于其中的政治辩证法。冷战意识称该社会为专制集权，可事实上它是一个混杂着极其强劲的创造力与自由的社会，如同经济发展和文化现代化的节律一样强劲。苏联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官僚的独裁国家，而不是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①而且只有当我们抛开这些扭曲了的定义之后，才能看到苏联的政治危机如何产生和再产生，直到最终埋葬了该体制的那一步。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例如，F.J.主张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就现代化而言”。"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MarxismBeyo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1996)。更普遍地论及冷战宣传(从双方角度)如何使我们看不到苏维埃体制内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见Moshe Lewin，The Making ofthe Soviet System(New York: Pantheo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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