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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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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僚的独裁制的抵制正是产生危机的动力。苏联的无产者拒绝工作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同一斗争方法,迫使他们的政府进入危机、变革和重构的轮回。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尽管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延误了,尽管有二战中的大规模的损失,尽管有相对的文化孤立、与世界市场的相对隔绝、残酷的禁闭政策、饥饿和对人口的杀戳,尽管有所有这一切,以及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异,但俄罗斯和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功地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制造出了同样的问题。②即便在俄罗斯和苏联控制下的其他国家,对于更高工资和更大自由的需求也随着现代化的节奏继续增长。就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一种新型的劳力角色在那里得到界定,在当时它基于一种智力生产能力的新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生产能力。这种新的生产现实和生机勃勃的知识大众,正是苏联领导人试图关闭在一种规训性战时经济的牢笼之中(一场在口头上持续建立起来的战争)和围困在一种社会主义的劳动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东西,亦即不再有任何意义的资本的一种社会主义管理。苏联的官僚体制并不能构建一座为新兴劳动力的后现代流动性必备的宝库。该体制惧怕后者,受到规训性体制崩溃和以前激励过生产的泰勒化及福特主义的对象的转变的恐吓。这正是危机变得不可逆转的地方,而且由于勃列日涅夫冬眠式的不流动性,危机变得具有灾难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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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trans. Max Eastman (Garden City, N. Y. :Double day,1937); and Cornelius Castoriadis, Devant la guerre (Paris: Fayard, 1981)。 亦见 D. B.论苏联崩溃的一系列文章“Perestroïka:la révolution réellement existante?”Futur antérieur,no.1(1990),"Que reste-t-il de la perestroïka?"Futur antérieur,no. 6(1991), and "L'Unione Soviétique No. l'heure du vide,"Futur antérieur,no.8(1991)。

②对我们来说似乎人们可以将中国无产阶级在毛泽东以后时代中的变革的社会实践和导致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运动作一个比较。见张旭东著,Chinese Modernism in theEra ofReforms(Durham;Duke UniversityPress,1997)。他详述了这一时期释放出的了不起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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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重要的不是缺少或者违背了工人的个性与形式上的自由,而是浪费了一群大众的生产能量,他们已经耗尽了现代性的潜力,当时想从资本主义积累式的社会主义管理中解放出来,以表达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率。这种压制和能量正是从相对的方向促使苏维埃世界像一屋子纸牌一样坍塌下来的力量。公开和改革当然曾代表了苏联权力的一种自我批评,但上述二者实施得太迟和太小心,并不能阻挡危机。苏联的机器则自动放弃和停止运动,没有了惟有新的生产主体可以产生的动力。智力和非物质的劳动部门则在这种体制中放弃了舆论;它们的离去宣判了制度的死刑;死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死于一种最后的窒息,它扼杀了要求有一条通向后现代性途径的主观条件。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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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我们可以在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之后心安理得地加以使用的某种东西。

如果有的话,这一概念不得不在我们对它的讨论结束之时产生,而不是在一开始。 費里德里克·詹姆逊

来自华盛顿的好消息就是国会里每一个人都支持信息高速公路的提法。坏消息则是没有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

现在可以平常地观察自中世纪以来三个独特时期的经济范式的延续,每一个均受主要经济部门的界定:在第一个范式中,农业与原材料的开采是经济的主体;第二个范式中,工业与可持续商品的生产占据着优势地位,在第三个即目前的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则是经济生产的核心①。统治地位就这样由基础产业转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经济现代化含括了第一个范式转到第二个的过程,即从农业的统治到工业的统治。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我们不妨将从第二个范式到第三个范式的过程,即从工业的统治到服务和信息的统治过程称为一个经济后现代化过程,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信息化。

①对现代生产阶段的划分进行争辩的有一大批文章,为这些文章确立术语的有Daniel Bell,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and Alain Touraine,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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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范式间的转化最明显的定义和标志,首先体现在数量方面,要么与这些生产领域中涉及到的人口的百分比相关,要么与不同生产部门生产的整体价值的百分比有关。过去的100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数据的变化的确显示出戏剧性的转变。①然而这种数量上的观察可以导向对这些经济范式的各种严重的误解。量化指标既不能扣住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个的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也不能表明各种范式背景下经济部门间的层次的划分。在现代化过程和向工业统治的范式转化的过程中,不仅农业生产在数量上下降(既在雇用工人的百分比上,又在整个生产价值的比例上),而且更重要地是,农业自身得到改造。当农业沦为工业的附属之后,甚至当农业仍在数量上占优时,它开始受制于工业的社会与经济上的压力,进而使农业生产自身被工业化。当然农业没有消失,它依旧是现代工业经济的一个基本构成,但它现在是一个改造后的工业化了的农业。

数量上的视角也未能认识到全球体系中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等级层次,它导致各种历史的误解,并无中生有地摆出种种分类。例如,从一个数量方面的视角,人们可能认定农业或矿业占据了大多数劳动力,并由这些部门生产了大多数价值(如印度或尼日利亚)的20世纪可以与过去曾出现过的社会相比,后者在这些部门的工人或所产价值的百分比上相同(如法国或英国)。历史的假象在一种动态的串联上形成类比,以至于一种经济体系在发展的序列中占据了另一种体系以前阶段拥有过的同一个位置或阶段,仿佛一切都以同一轨迹线状前行。然而从质量的视角出发,就它们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而言,情况则是:这些社会的经济完全占据着无法相比较的位置。在早期情况下(过去的法国或英国),农业生产是其经济领域内的主要部门,而在近期(20世纪的印度或尼日利亚),它则附属于世界系统中的工业。两种经济并不在同一轨道上,而是处在极端地不同、甚至相反的形势之下一即统治与附属的关系。在这些不同的等级位置中,许多经济因素是完全不同的交换关系,债权与债务关系等等①。后者的经济为了找到堪与前者相比的一个位置,如欧洲一样,例如地中海世界的中世纪经济,它将不得不颠倒这种权利关系,并在当代经济范围内取得一个统治地位。换而言之,历史变迁必须以贯穿经济范围的权力关系来得到认可。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① Manuel Castells 利 Yuko Aoyama, “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G-7 Countries, 1920 – 90,"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3, No.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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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假象

经济发展的观点在战后美国霸权之下被强用来配合新政模式,它使用了那样错误的类比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这种论调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史视为对单一发展模式的遵循,各自在不同的时代依据不同的速度。那些经济生产目前和宗主国的水平不一致的国家于是被看作发展中国家,因为如果它们继续走以前宗主国遵循过的道路,并且重复后者的经济政策与战略,它们终将享有一种类似的地位或阶段。然而,发展的观点未能认识到所谓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为一定的数量因素或其内在的结构所决定,而且更重要地决定于它们在全球体系中的统治地位。

不发达理论和依附理论提出了发展主义的观点,这些理论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拉美和非洲。对发展主义观点的批判是有用和重要的,恰恰因为它们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体系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等级与权力结构下的位置①。统治的地区将继续发展,附属的将作为全球权力结构中相互扶持的支柱继续不发达下去。说附属经济不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变化或不发展;而是指它们在全球体系内保持附属地位,因而从未取得期望中的一种统治的发达经济形式。有些情况下单个的国家或地区可能改变了其在等级中的地位,但关键在于,无论谁填补了哪个位置,等级依旧是决定性因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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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的错误的历史类比,Cheryl Payer, Lent and Lost:ForeignCredit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London:Zed Book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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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发达理论家他们自己也在重复一种相似的经济发展的虚假论调③。我们可以用三段论话来说,他们的逻辑开始于两种有效的历史观点,但从中推出了一条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们认定,通过殖民体制和(或)其他帝国主义统治形式的强制施行,附属经济的欠发达被创造出来,并通过融入全球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网络之中得以维系,进而对那些主要的经济有了真正的持续依赖。其次,他们宣称主要经济自身当初已经在相对孤立中发展了充分表达的独立结构,只与其他经济及全球网络进行有限的互动④。

可是,他们从这两个多少可接受的观点然后就推导出一个无效的结论:如果发达经济在相对孤立中取得了充分的表达,而不发达经济变得失语和在融入全球网络后形成依赖,那么让不发达经济相对孤立的计划则将导向它们的发展和充分表达。换而言之,作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所误导出来的“错误发展”的替换,不发达方面的理论家则倡导“真正的发展”包括一种经济与其依靠的关系摆脱联系,并在相对孤立中体现一种自足的经济结构。既然这就是主要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必然应是躲避不发达循环的真正道路。然而,这种推理让我们相信经济发展的规律会以某种方式超越历史变迁的种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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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发达和依赖理论的经典解说见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and Fernando 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关于对发展阶段的各种观点的非常精辟的批评,见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②发展的分析是一种幻觉,它是一种真实有效的幻觉,通过“发展”世界建立了它自身的结构和权力机构。论发展的制度化,见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king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关于对依赖理论的发展主义思想意识的批判,同上。

④例见 Claude Ak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Hariow,Essex: Longma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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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发展的理念似是而非地以同一个历史假象为基础,后者是与之相对的发展的主要形式的中心。世界市场的潜在实现应该摧毁任何这样的理念:如今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再创造过去的条件并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所做的那样发展,从而从全球权力网络中孤立出来或摆脱与之的关联。甚至宗主国如今都依赖于全球体系;世界市场的互动已导致所有经济的普遍失语。不断增加的是,任何对孤立或分离的企图将只意味着一种全球体系下更加野蛮的统治,一种对无权和贫穷的削减。

信息化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改造了与重新定义了所有社会层面上的要素。当农业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时,农场逐渐变成工厂,随之而来的有所有工厂的纪律、技术、工资关系等等。农业就此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更普遍的是,社会自身缓缓地受到工业化,直到改变人际关系和人性本质的程度。社会成了工厂。在20世纪初期,罗伯特·穆齐尔美好地追忆从田园农业世界转向社会工厂过程中的人性的转化:“曾经人们自然地适应了所发现的正等待着自己的条件,而且那是一种成为自我的非常安全的方法。而如今,随着诸事瓦解,当每一样东西正与其生长的土壤分离开时,甚至在与灵魂产生相关的地方,人们可以说真的应该用随着机器和工厂而来的某种智能来取代传统的手工艺。”①人性化的过程与人性自身在现代化定义的进程中遭到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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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New York: Knopf,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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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化已走向终结。换而言之,工业生产不再扩展它对其他经济形式与社会现象的统治。这种转化的一个征兆在就业的数量变化中是明显的。当现代化进程在从农业与矿业(基础部门)到工业(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迁移上显现出来时,后现代化或信息化的进程则已通过从工业向服务工业(第三产业)的迁移表现出来,这种迁移自20世纪70年代初已发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美国。服务业覆盖了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与广告等广泛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的,涉及到各种灵活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称后工业经济为一种信息化的经济。

认为现代化已结束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一个朝向信息化经济的后现代化过程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工业生产会被抛弃,或者甚至说它将停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便在全球最主要的地区也是如此。恰如工业化进程改造了农业并使之更加多产一样,信息革命也将通过全新界定与激活生产过程来改造工业。这里新的迫切的管理技巧在于:“视生产为一种服务。”①结果,随着工业的改造,生产与服务间的区分正变得模糊起来。②就像经过现代化过程所有生产趋向工业化,通过后现代化过程所有的生产也趋向服务化的生产、趋向信息化。

当然,甚至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已开始沿着同一道路进行后现代化建设。以1970年以来的七国集团的就业数据的变化为基础,玛努卡斯特和清山汤子已经区分了两种信息化的基本模式或道路。两种模式都涉及到后工业服务业就业的增加,但它们强调服务和生产之间的不同类别的服务和不同的关系。①第一条道路趋向于服务经济的模式,并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所领头。这一模式包括工业行业的急剧削减和服务部门工作的相应增加。尤其是管理资本的金融服务业开始统治其他服务部门。在第二种模式,即以日本与德国为代表的信息一工业模式中,工业雇工比在第一个模式中削减得更加缓慢。更重要的是,信息化进程被紧密融入而且服务于巩固现存的工业生产的强度。与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各种服务业依旧在这种模式中比其他服务更重要。这两种模式代表着操纵和赢得经济转变中优势的两种战略,但应该清楚的是:它们二者都坚定地朝着经济的信息化方向和突出生产流通与网络的重要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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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ançois Bar,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见 William Drake 编 The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acture: Strategies for U. S. Policy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5)。

② Robert Chase 和 David Garvin,“The Service Factory,"见 Gary Pisano 和 Robert Hayes 编,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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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的附属国家和地区无力实施这样的战略,后现代化进程却对它们施加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信息化与向服务业的转化已基本上完全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其他地方就此出现了,就发展的线性阶段而言,这一事实不应该将我们带回到对当代全球经济形势的一种理解。当然随着工业生产已在宗主国没落,它已被有效地输送到附属国,如从美国与日本到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那样的地理转移和换位可能导致某些人相信存在一种新的全球组织,其经济等级为:宗主国是信息服务的经济,它们的直接附属国是工业经济,那些进一步附属的则是农业经济。例如,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可以认为通过工业生产的当代输出,福特在20世纪90年代于巴西建立的一个汽车工厂可与30年代底特律的一个福特汽车厂相比,因为两种生产属于同一种工业阶段。

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能发现两个工厂不可相比,差异则极度重要。首先,两个工厂在技术与生产实践上相差甚远。当一定的资本输出之后,它通常以生产率的最高水平被输出。那么,90年代巴西的福特工厂不会用30年代底特律的福特工厂的技术建造,但将建立在可能的最先进和生产力最强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之上。工厂自身的技术基础建设将明确地把它放在信息经济之内。其次,也许更重要地,两个工厂处在与全球经济整体相关的不同的统治关系上。20世纪30年代,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处在全球经济顶点的统治地位,产出的是最高价值;20世纪90年代的汽车工厂,无论在圣保罗、肯塔基或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一个附属地位—从属于高价值的服务业的生产。如今所有的经济活动均趋向于受到信息经济的统治,并在质量上被其转化。全球经济的地域差异不是不同阶段发展的共存的迹象,而是新的全球生产等级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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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stells 和 Aoyam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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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明确的是,从附属地区的角度看,现代化不再是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关键。最附属的地区,如下撒哈拉非洲地区就有效地被排除在资本流通和新技术之外;它们由此发现自已处在饥饿的边缘。①对全球等级中层位置的竞争不是通过工业化来实施,而是通过生产的信息化。有着不同经济形式的大国,如印度和巴西,可以同时支持所有层次的生产过程: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生产,商品的现代的工业生产,以及传统的手工业、农业和矿业的生产。这些形式中不需要一个有序的历史进程,相反它们融合和共存。所有生产的形式在世界市场的网络中出现,并受制于服务业的信息化生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意大利经济的转化清楚地表明,相对落后的经济并不简单地遵循统治的地区经历过的相同阶段,而是以可替换的和混合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二战后,意大利仍是一个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经过激烈却可能是不彻底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是一个首要的经济奇迹。但后来在七八十年代,当工业化的过程仍未完成时,意大利经济又开始了另一种转变,一个后现代化的过程,并取得了第二次经济奇迹。这些意大利奇迹不是真正地允许它赶上主要经济形式的大跃进;相反,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不完全经济形式的混合。这里最有意义的和可能实际地将意大利案例作为所有其他落后经济普遍模式的地方在于:意大利经济在转向另一阶段(信息化)之前并没有完成前一个阶段(工业化)。据两个当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最近意大利的转变揭示了“从原始工业主义向原始信息主义的一种有趣的转化”。①不同地区将逐步发展到使农业因素混合有部分的工业化和部分的信息化。各经济阶段于是当即同时出现,汇合成一种杂交、复合的经济,这种经济在全世界没有种类而有程度上的变化。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① M.C. 将全球经济最附属的地区描述成“第四世界”。“The Inform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in Martin Carnoy, Manuel Castells, Stephen Cohen, and Fernando Enrique Cardoso,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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