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正如现代化发生在前一个时代，今天的后现代化或信息化则标志着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如穆齐尔所说的那样，在关乎精神生产的地方，人们的确应该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控制论智能来代替工业机器的传统技术。②我们必须发明皮埃尔·列维称作的一种网络空间的人类学。这种众多比喻的转换让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转变，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看清楚我们关于人类与人性自身的理念上的变化，它们在朝向一种信息经济的进程中汇合。

非物质劳动的社会学

朝向信息经济的进程必然涉及到劳动力质量和本质的一种变迁。这是经济范式进程的最直接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内涵。如今信息和通讯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担任基础的角色。

就工厂劳动力变化而言，这种转变的首先一个方面被许多人所认同—用汽车工厂作为一个中心参照点—即从福特模式到丰田模式。①这些模式间的主要的结构变化包括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交流体系，即工厂和市场间信息的传递。福特模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沉默”的关系。福特时代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可以依靠充足的需求，因而很少需要“倾听”市场。从消费到生产的反馈周期允许市场上的变化刺激生产和行业的变化，但这种交流的周期既受限定(由于规划和设计结构上的有限而细分了的各种渠道)，又很缓慢(由于大众生产的技术和程序上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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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stells 和 Aoyan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② Pierre Lev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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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主义则基于一种对生产和消费间交流的福特制结构的颠覆。根据这种模式，在理想的情况下生产计划将频繁且迅速地同市场进行交流。工厂将保持零库存，而商品将根据现存市场的目前的需求及时生产出来。于是这一模式不仅仅包括一种更快的反馈周期，也是这种关系的一种颠倒，因为至少在理论上生产决策实际上跟在市场决策之后，随之变化。在大多数极端的案例中，商品只到消费者已经选择和购买后才生产出来。但是一般而言，将模式看作努力迈向生产与消费间的持续互动性或快速的交流，这将更为准确。这一工业背景首先提供的感觉即是通讯和信息已开始在生产中担任一个新型中心角色。人们可能说工具行业和交际行为已在信息化的工业过程中紧密交织在一处，但应该很快地补充一句：这是把交流单纯作为市场数据的转换的一种贫瘠的观念。②

经济的服务部门展现了一个生产交流的更加丰富的模式。大多数服务的确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既然服务的生产导致缺失物质的和耐用的物品，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①非物质劳动的一面可以在与计算机的功用的类比中被发现。不断地广泛应用计算机已逐步趋于对劳动实践和关系以及所有的社会实践和关系进行重新定义。熟练而灵巧地掌握计算机技术正变成一种在国家中不断普及的基本工作素质。即使未涉及直接接触计算机，对计算机操作模式方面的符号和信息的掌握也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以前的时代，工人们知道如何在工厂内外像机器一般活动。我们甚至知道(例如在姆贝基照片的帮助下)去发现整体上机械化的人类活动。如今我们日益像计算机一样思考，而通讯技术和它们的互动模式越来越成为劳动活动的中心。计算机的一个新方面在于它能够持续地通过应用来修改其自身的操作。即使人工智能的最原始的形式也允许计算机在其和用户及环境的互动的基础上扩展与完善操作。同样的持续互动性成为广泛的当代生产活动的特点，无论直接涉及到计算机硬件与否。生产的计算机和通讯革命已经改造了劳动实践，以至于它们都趋向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模式。②互动的和控制论的机器融入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眼球晶体，从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修补术，通过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本身进行了再定义。计算机空间的人类学实际是对新的人类境况的一种认可。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① 论福特主义与本田主义模式之比较，见Benjamin Coriat, Penser No. l'envers: travail et organisation dans l'entreprise japonais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94)。关于本田生产方式 的期发展的简史，见 Kazuo Wada,“The Emergence of the‘Flow Production'Method in Japan."in Haruhito Shiomi and Kazuo Wada, eds. Fordism Transform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②我们基本上正思考着尤根·哈贝马斯在诸如《交际行为理论》之类作品中提出的交际行为和 工具行为间的概念区分。关于对哈贝马斯的这种区分的较好的批判，见ChristianMarazzi， Il posto dei calzini: la svolta linguistica dell'economia e i suoi effetti nella politica(Bellinzona,Switzerland:Casagrand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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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里奇将计算机和通讯工作中的非物质劳动称之为“系统分析的服务业”涉及“解决问题、认证问题和战略上中间性活动”①的各种任务。这种劳动具有最高的价值，因此里奇认为它是新的全球经济竞争的关键。但他认识到发展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性和象征性的操作工作意味着要相应发展平常的象征操作的低价值和低技术的工作，诸如数据记载和文字处理。这里开始出现在非物质生产范围内的一种基本的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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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对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与分析，见 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eds. Radical Thought in /t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亦见同一本文集末尾论非物质劳动的词条。

②P.D.以偏激的语言来理解走向非物质生产的进程：“基本的经济资源一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即‘生产方式’不再是资本和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的土地’)，也不是‘劳动’。它是知识，将来还是。"Peter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Harper, 1993),P. D. 不理解的则是，知识不仅是给予的，也是生产出来的，它的生产涉及到各种新的生产和劳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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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注意到信息化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有一个后果，这一后果已成为劳动过程的一种真正的均质化。从19世纪马克思的角度出发，不同劳动活动的具体实践极度地不平均：裁剪和纺织需要无可比拟的具体行动。不同的劳动活动只有从它的具体的活动中抽象出来才能被聚集在一起和以均质的方式进行观察，不再被看作裁剪和纺织，而是普遍的人类劳动的支出，即抽象劳动。②然而，随着今天计算机化的生产，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已趋于减少，而工人正不断地远离她或他的劳动目标。计算机化裁剪和计算机化纺织的劳动可能完全涉及到同样具体的活动即控制符号和信息。当然，工具总是将劳动力从劳动目标上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出来。可是在以前，工具普遍以一种相当弹性的方式和某些任务或某些团体的任务相关。不同的工具对应于不同的活动——裁缝的工具、织工的工具，或是后来的一个缝纫机和动力织机。相反，计算机将其自身推为万能工具，或者就是核心工具，通过它所有的活动得以进行。然后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

然而，计算机的模式只能解释服务性生产中交流和非物质劳动的一面。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则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比如健康服务主要依赖于关怀和感情劳动；娱乐工业也类似地聚焦于情感的创造和控制上。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群体的和感情性的，因为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诸如“亲自服务”或“就近服务”等范畴经常被用来鉴别这种劳动，但它真正根本的在于感情的创造和控制。这种情感的生产、交换和交流大体上和人类交际相联系，而这种交际像娱乐工业那样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表征，即其情感性表征很好地延伸并超越了由计算机所定义的智能与通讯的模式。对情感性劳动更好的理解开始于被“女人工作”的女权主义分析称为“身体模式的劳动”的东西。①关怀的劳动当然完全浸润在物质和肉体之中，可它生产的感情却是非物质的。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此处人们也许再一次认识到经济生产的工具行业已与人类关系的交际行为相结合起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没有被削弱，而生产已被丰富到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水平。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① Robert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Century Capitalism (NewYork:Knopf,1991)。对里奇来说最重要的是事实上那种优势—最终即民族的统治—将按这些新分工的方式并通过这些高一低一价值任务的地理分布在全球经济中获得。

② Karì Marx, Capital. 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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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非物质劳动，它们驱使服务部门处在信息经济的顶端。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造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日常的象征性任务。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这些就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应该指出，在这些形式的每一种非物质劳动中，合作完全内含于劳动本身。非物质劳动立即涉及到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换而言之，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①这一事实对旧观念予以质疑(和古典的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相等同)；在这种观念中，劳动力被视为“可变资本”，即只受资本激发与聚合的一种力量，因为劳动力的合作力量(尤其非物质劳动力)赋予劳动维持其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大脑与身体仍需要他者产生价值，但它们所需的他者并不必然由资本及其协调生产的能力来提供。如今，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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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rothy Smith,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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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生产

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的过程的第一个地理上的结果是生产的一种具有戏剧性的非中心化。现代化的进程和通向工业方式的过程激起了生产力的猛烈增加和劳动力向如曼彻斯特、大阪与底特律等成为工厂城市的地方集体迁移。大工业生产的效率依赖于众要素的集中和近邻性，目的在于创立工厂和促进交通与通讯。然而工业的信息化和服务生产的不断上升的统治已使得那种产品的集中变得不再必需。规模与效率不再呈线性地关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大规模成为一种限制。电讯和信息技术的进展已使得生产的非区域化成为可能，后者有效地分散了大众工厂，撤走了工厂城市；通讯与控制可在相当距离内有效地实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非物质生产在全球运输上可以用最少的延误和花费。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①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将合作理解成资产阶级行为的结果。资产阶级的作用像乐团指挥或战场上的将军一样，负责部署和协调共同劳作中的生产力量一关于对社会与生产合作的当代动因的分析,见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Century(Oxford:Pol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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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不同的生产工具能在一个单一商品的同步生产中得以协调，以便工厂可以被分散到不同地方。在某些部门工厂厂址本身甚至可以被放弃，因为它的工人们单独通过新信息技术进行交流。①

在通往信息经济的道路上，流水线已被作为生产的组织模式的网络所代替，在每一个生产地点和众多生产地点之中改造了合作和通讯的方式。大工业工厂对劳动合作圈的界定主要通过商场里工人的物理分布。单个的工人和他的近邻工人进行交流，而交流普遍局限于物理上的邻近。生产地点中的合作也需要物理上的邻近，既协调生产的循环，又将正在生产的商品的运输费用与成本最小化。例如，煤矿与钢铁厂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之间运输与通讯线路的效率，都是钢铁生产的整体效率中的重要因素。相类似地，对于汽车生产，所涉及的分销商体系中的通讯与交通的效率是系统中整体效率的关键所在。相反，通向信息生产和组织的网络结构的过程使得生产合作和效率不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邻和中心化，信息技术倾向于使得距离愈加不重要。在单一过程中的工人可以有效地从遥远的地方进行交流和合作，不必考虑近邻原则。事实上，劳动合作的网络不需要地区的或物理的中心。

向着生产的非地域化的趋势更加显现在包括控制知识与信息在内的非物质劳动的种种过程。劳动过程可以以一种几乎完全与通讯网络相协调的方式进行，对网络来说，所处的位置和距离的重要性很有限。工人们甚至可以在家里上网。信息生产的劳动(包括服务和耐用商品两者)依靠我们可以称为抽象合作的东西。这样的劳动使得工人中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承担更加中心的角色，但这些合作的工人不需要在场，甚至可以相互间相对不熟悉，或者仅仅通过交换生产信息了解对方。合作的流程在网络和商品的抽象水平上得到巩固。生产地址由此可以被非地区化并趋向于一种虚拟的存在，这在通讯网络中起到了协调的作用。与旧的垂直的工业和群体模式相反，生产如今趋向于组织成为水平网络的企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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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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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也将生产从地域局限中释放出来，根据在于，无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距离怎样，网络趋于使他们直接接触。微软公司的合作创始人，比尔·盖茨将这种趋势推向极致，并预测未来网络将彻底征服实现流通的限制，允许一个理想的、“非摩擦”的资本主义出现：“信息高速将使电子市场得以延伸，使之成为最终的媒介、全球的中间人。”②如果盖茨的阐释得以实现，网络将趋于减少所有的距离，令交易迅捷。无论地理位置如何，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终将彼此相通。

这些向着生产的非地域化和增长了的资本流动性的趋势不是绝对的，而且有着重大的抵消的趋向，但就它们的进展程度而言，它们将劳动置于一个被削弱的交易位置。在工业化大生产的福特组织时代，资本受制于一个具体的区域，并进而必须按合同与一个有限的劳动人口打交道。生产的信息化与非物质生产的增长的重要性已倾向于将资本从地域与交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通过将场所移到全球网络的另一点，资本可以退出和一个有限的本地人口的谈判一或者仅仅通过使用迁移的潜力作为谈判的一种武器。已享受过相当稳定性和合约权力的全体劳工人口由此发现自己处于日益动荡的就业形势中。一旦劳动的交易地位遭到削弱，网络生产可以容纳各种旧形式的不保险的劳动，诸如自由职业、家庭工、兼职工和计件工。③

作为后现代化或经济信息化的特征，生产过程和场所的非中心化与全球的分散引起了相应的控制生产的中心化。生产的这种离心运动受到需求的向心潮流的平衡。从本地的角度来看，内在于生产体系中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工人们从中心的远距离所在进行更加广泛的监控。对劳动活动的控制可以潜在地个性化。并在网络生产的虚拟监控中继续下去。然而，控制的中心化从全球的角度看甚至更加清晰。生产在地理上的分散已开创了对日益中心化的管理与计划的一种需求，也对一种新的专门化生产者的服务，尤其金融服务产生需求。①几个主要城市(诸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金融与贸易类的服务管理并指导着全球的生产网络。于是，作为一种大规模人口的变化，大工业城市的衰落与撤消对应着全球性城市，或者说真正的控制性城市的崛起。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① 论网络企业,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Oxford:Blackwell,1996)。② Bill Gates, The Road Ahead (New York: Viking, 1995)。

③一些意大利学者将意大利北部中小型规模的网络生产的反中心化视作创造自主劳动新范 。Sergio Bologna and Andrea Fumagalli,eds. Il lavoro autonomo di seconda generazione: scenari del postfordismo in Italia(Milan:Feltrinelli,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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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路

通讯网络的结构与管理是信息经济生产中的基本条件。这些全球网络必须在构建与监控之下，以保证秩序和收益。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政府突出建立与规范一个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其最优先发展对象之一，而通讯网络对最强大的跨国公司来说已成为最活跃的兼并与竞争的区域。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名顾问彼得·考黑就这些网络在新的生产与权力的范式中承担的角色作过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全球生产与政府的条件和期限，如同当初道路建设对罗马帝国那样。②大范围推广罗马的工程和技术其实既是帝国领域最长久的特色，又是对它们实施控制的基本条件。然而，罗马之路在帝国的生产过程中并未承担中心角色，只是促进了货物与技术的流通。也许对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更好的对比应是促进了19和20世纪帝国主义经济利益发展的铁路的建设。宗主国的铁路巩固了其国家的工业经济，而在殖民地及经济上受统治的地区建造铁路，使那些地区向资本主义企业腹地洞开，允许它们融入帝国主义经济系统。可是，像罗马之路一样，铁路在帝国主义和工业生产中只起着外在的作用，将其通讯与交通线路延伸到新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独特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完全包含和内在于新的生产过程之中。在当代生产的顶端，信息和通讯是生产的真正商品；网络自身则是生产和流通二者的场所。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论在控制的集中营里“生产者服务”的发展，见 Sassen, The Global City。

② Peter Cowhey, "Building the Global Information Highway: Toll Booths,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nd Rules of the Road",见 William Drake 编 The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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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说，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也许被刻画为一种民主的机制与一种寡头卖主垄断的机制的结合，这两种机制以不同的网络系统的模式在运行。民主的网络是一个完全水平和非地区化的模式。开始作为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司)的一个项目的因特网现如今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它是这一民主网络结构的主要例证。一批不确定和潜在地无限的节点相互连接，通讯中没有中心的控制点；所有的节点不论区域、位置场，均通过无数潜在的路径和中转方式与所有其他节点相联系。因特网因此相似于电话网络的构造，而且它的确将后者融合为其自身的通讯路径，如同它依靠计算机技术建设其通讯点。移动电话的发展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启动了网络中的各种通讯点，已经强化了非地域化的进程。因特网的原始设计旨在抵挡军事进攻。既然它没有中心，而且几乎任何部分都能作为一个自发的整体进行运作，网络甚至可以在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确保运行的同一个设计因素非中心化也是令网络控制起来如此困难的原因所在。既然网络之中没有一点对其他点之间的交流是必需的，对网络来说去规范或禁止它们的交流就很困难。这种民主模式寡头卖主垄断下的网络则以广播体系为特征。依据这种模式，例如在电视或无线广播的系统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和相对限定的发射，但接收点则具有潜在的无限性和区域上的不确定性，尽管有线电视网络之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些路径。广播网络由其中心化的生产、整个文化产业—从报纸和书籍的传播到电影和录像带—传统上按这种模式在运行。一批相对小规模的公司(或某些地区单个的企业家如鲁比特·默多克、西尔维奥·伯鲁斯科尼或泰达·特纳)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这些网络。这种寡头卖主垄断的模式不是根状的，而是将所有分枝从属于中心根部的一种树状结构。①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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