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则是这两种模式的混合。就像在一个时代列宁和其他论帝国主义的批评家们认识到国际公司的联合成为准垄断(对铁路、银行、电子等等)一样，如今我们正目睹着跨国公司间为了建立和巩固对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准垄断的一场竞争。各种电讯公司、电脑硬、软件生产商及信息与娱乐公司正在兼并和扩张它们的业务，抢着瓜分和控制生产网络的新大陆。当然这个合并起来的网络中，民主的部分或成分会保留下来，它将在网络的互动与非中心化的结构的基础上抵抗控制。但已然存在一种大规模的控制的中心化，它通过信息与通讯力结构中的主要因素的(事实上或者法律上)联合发展起来：好莱坞、微软、国际商用机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等。新的通讯技术提出了新民主与新社会平等的承诺，事实上却已创造出不平等与排外的新路线，既在宗主国内部，特别也发生在宗主国之外。②

公共财产

整个现代时期一直有一个将公共财产私有化的持续运动。在欧洲随着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崛起而产生的伟大的公用土地最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转到了私人手中。全世界广大公共空间剩下的如今只有传奇之类的东西：罗宾汉的森林，美洲印第安人的大平原，游牧部落的干草原等等。在巩固大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与解体按一种愈来愈强大的螺旋状发展。的确，当它受积累的必需所控制时（为了培养发展中的上升或飞跃，为了集中和动员生产方式，为了挑起战争等等)，公共财产通过侵占大片的文明社会和将财富、财产转到集体手中的方式得以扩张。然而公共财产不久就被私人重新侵占。在每一个过程中，被认为是自然事物的集体财产以公共的代价被转化为第二和第三自然，从而最终为私人的利益经营着。例如，可以通过筑坝拦截北美西部的大河和灌溉干涸的山谷来创建一个第二自然，然后这一新財富便移交给了农产业巨头。资本主义运行的是一种私人占有公共物品的持续的循环圈：侵占公共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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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根状与枝状的结构，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trans.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②论美国“信总高速公路”的错误的平等承诺，见Herbert Schiller,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New York:Routledge,1996)。关于对信息与技术的不平等分布的更加全球化的分析见 William Wresch,Disconnected:Haves and Have-Nots in theInformation Age(New Brunswick,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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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衰是公共和私人占有的螺旋中的另一个循环。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本上意味着通过公共基金建立起来的公共救助与分配的结构正在被私有化和为私人侵占所得。目前趋向能源和通讯服务业私有化的新自由化潮流是螺旋上的另一个转折。这体现在许可能源和通讯由私人经营，而它们都是用公共财政的巨大支出建立起来的。市场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便依靠这些私人侵占的第二、三乃至n个自然而存活下来。曾经被视为公众概念之基础的公共财产现被侵占为私人所用，却无人能管此事。由此，即使在概念上，公众也遭到解体和私有化。或者真正的情况是，公众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被私有财产的超常的力量所取代。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资本主义在全球不断施行的破坏和侵占哀叹，即使抵抗其威力(尤其是抵抗对福利国家的侵占)在相当程度上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伦理任务。我们更想问：如今在后现代、信息革命和生产模式的不断改造中，公共财产的关键概念是什么？事实上，如今对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参予了一种激进和深刻的共性，而不是曾经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事实是我们参予其中的生产世界由通讯和社会网络、互动服务和共同语言所组织。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很少由制造和消费的物质产品所界定，更多的受到合作生产的服务业与各种关系的界定。不断增加生产意味着构建合作与交流的共性。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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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的概念自身被理解成使用一件物品和处理所有财富的专有权，这些财富来自于占有它；在这种新形势下，私人财产的概念日益变得荒谬。越来越少的商品能在此框架内被占有和专有使用；集体在生产，并在生产的同时受到再生产和再界定。对私人财产的经典的现代概念的基础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在后现代的生产模式中被解体。

但人们该反对说，这种生产的新的社会条件根本没有削弱司法和政治上的私有财产体制。私有财产的概念危机在实践中并未成为一种危机，相反，私有侵占的体制已趋向于被广泛应用。如果没有如下事实，这种反对意见将是有效的：在语言的和合作的生产这一背景下，劳动与公共财产趋向于重叠。尽管具有自身的司法权力，私有财产必然成为一个更加抽象和超验的概念，因而更加脱离了现实。“公有财产”的一个新理念不得不在这个层次上出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哲学是什么》中宣称在当今时代、在交流和互动的生产语境下，各种概念的建构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操作，同样也是一项本体论的工程。建构概念和他们称为“公共名称”的事物真正地是一项将大众的智力与行动结合起来、使二者一齐起作用的活动。建构概念意味着使代表集体的工程在现实中存在。除了以共有的方式施行，建构概念别无它路。从生产的现象学、概念的认识论和实践的立场看，这种共性就是在一项工程中，大众全部得到投资。公共财产乃是大众的化身、生产和解放。卢梭说想将自然的一块据为他或她自己的专有物，并将它转化成私有财产的超验形式的第一人就是发明了邪恶的人。相反，善即公共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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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与信息公路相关的美妙的事情之一是实现虚拟的公平比现实世界的公平要容易得多…

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生而平等。

——比尔·盖茨

生产趋向网络模式的范式转移业已培养了超越于民族国家传统疆界之上的跨国公司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就资本家和国家间长久的权力斗争而言，这一关系的新颖之处必将得到认可。这种冲突的历史易于理解。人们应该理解，最有意义的是，尽管资本家和国家之间有着不断的对抗，这种关系只有在资本家被单个地考察时才真正地具有冲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国家刻画为管理资本家利益的执行董事会；他们意指，尽管国家的行为时常与个体资本家眼下的利益相抵触，但它将总是代表资本家集体的长期利益，亦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资本的集团主体。①道理在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怎么自由，并不保证资本家集体的共同利益，因为他们眼前的利己的利益的动机本质上是目光短浅的。政府必须谨慎地思量个体资本家们的利益。提升他们资本的集体利益。由此资本家都将争夺国家的权力，即便国家正在代表着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这种冲突从整个社会资本的角度看真正地是欢乐而公正的辩证法。

① 关于对马恩著作中讨论国家理论的篇章的分析，见 Antonio Negri,“Communist State Theory,"in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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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巨人们统治地球时

国家与资本间的辩证法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征。迅速而粗略的历史划分将帮助我们至少突出了这种动态发展的最基本特点。在18和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全面立足，国家控制着整个社会资本的事务，但需要有相对不显眼的介入权。这一时期在反思之下(带着一定的扭曲度)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以相对小规模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特征。在这一时期欧洲民族国家之外，在强大的殖民统治充分展开之前，欧洲资本带着更少的束缚运行着。相当大程度上，资本家的公司在殖民或前殖民地区运行和建立它们自己的权力垄断、自己的警察及法院之时，是至高无上的。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其自身的独立结构统治了所剥削的爪哇地区，一直到18世纪末。其至在该公司于1800年解体之后，资本的统治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协调或控制之外。①对在英国的南亚和非洲殖民地经营的资本家来说形势非常相同。东印度公司的独立的权力一直持续到1858年的东印度法案置公司干女王统治下之时，而在南非，资本家冒险者和企业家的自由统治至少持续到那个世纪末。因此这一时期特点在于对国内外的政府介入相对少有需求。①在欧洲民族国家内部，个体资本家所受的统治(在其集体利益上)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在殖民地区它们则有效地保持了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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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2nd ed. (London;Macmillan,1993)。关于对荷兰统治、传统的爪哇政府和20世纪初的经济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美妙的描述，见Pramoedya Ananta Toer's great four-volume historical novel, The Buru Quartet (London:Penguin Books,198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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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逐渐改变，此时危机不断威胁着资本的发展。在欧洲和美国，公司、托拉斯和卡特尔逐渐形成对具体的工业和遍及全国边疆的工业群的准垄断。垄断阶段对资本主义的健康构成一个直接威胁。因为它腐蚀了作为系统生命血液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②垄断和准垄断的形成也埋葬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因而大公司赢得了将它们个别的利益强加给资本家集体的利益。结果爆发了一系列的斗争，藉此国家寻求建立对公司的控制，同时制定反托拉斯法令、征收税款，并对工业由国家进行规范。同样也在殖民地区，独立的公司和冒险的资本家施加控制的活动不断导致危机。例如，1857年反抗东印度公司权力的印度叛乱使英国政府警觉出如果不加控制资本家所要蒙受的灾难。第二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东印度法案是对危机前景的一个正面回应。欧洲诸强逐渐建立起对殖民地区全方面的和充分职能上的统治，有效地在民族国家的安全管辖范围内恢复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从而保证整体社会资本反危机的利益。从内在和外在来说，民族国家被迫更强地介入来保护整体社会资本反对个别资本家的利益。

如今这一关系的第三阶段已完全成熟，其中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于是似乎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辩证法已走向尽头：国家已被击败而公司现在正统治着地球！近年来出现了无数来自于左派的研究；用预言性的语言将此现象看作是对掌握在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公司手中的人类的威胁，而且渴望着民族国家过去的保护力量。①相应地，资本的支持者则庆祝有一个没有限定却有自由贸易的新时代。但倘若的确如此，倘若国家真的停止管理集体资本的事务，而且国家和资本间冲突的良性辩证关系真的结束，那么资本家应该是最惧怕未来的人。没有了国家，社会资本无法规划和实施其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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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ian Gardn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71) 和 GeoffreyWheatcroft, The Randlords (New York: Atheneum, 1986)。

②马克思主张，资本更大的集中和中心化与竞争的力量相对抗，由此成为资本的一个毁灭性进程。Karl Marx,Capital,vol.3(London:Penguin,1981)。列宁在他分析资本垄断阶段时同样采纳了这一主张：垄断摧毁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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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这个阶段事实上并没有被资本主义公司对国家的胜利完全刻画出来。尽管跨国公司和生产与流通的全球网络业已摧毁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的功能和组成因素已经有效地被转移到其他层次和领域。我们需要对国家和资本间的关系如何发生变化加以更加细致的考察。我们需要首先在国家的情境下认识政治关系的危机。随着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失去有效性，所谓政治的自主性也是如此。②如今作为决定公众意见的一个独立范畴和在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间调停的范畴，政治学理念极少有生存的空间。公众意见更重要地决定于经济要素，如贸易收支的平衡和对货币价值的投机。对这些活动的控制并不掌握在传统上被认为拥有自主权的政治势力的手中；公众意见则不由传统的政治体制，而由其他方式决定。政府和政治进而完全融入到跨国公司的控制体系中。通过一系列国际实体和功能，控制体现出来。对于政治调停的机制，这也同样真实，它真正地通过官僚调停和管理社会学的范畴真实地起作用，而不是传统政治中冲突调解和阶级冲突的妥协的范畴。政治学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任何关于政治自主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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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 Richard Bar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

②属于政治神学传统的“政治事务的自主权”的概念由政治神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首先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定义。该概念甚至被 C.S. 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主要见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New Brunswick,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6); and Verfassungslehre, 8th ed.(Berlin:Duncker&Humblot,1993)。政治事务在此被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和初始评价或“决定”的基础，后者构建起权力的空间从而保证了生命的空间。可以有趣地注意到，施密特关于政治事务的概念与民族国家及其范围以外的不可知外界的法学定义必然相联。他本人在目睹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灾难后似乎认同了这一事实。Carl Schmitt, Der Nomos derErdeim Vø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Cologne:Greven Verlag,1950)。我们所知的施密特关于政治事务的概念中最广泛的思考包含在 Carlo Galli, Genealogia della politica:C.Schmitt e la crisi del pensiero politico moderno(Bologna:Il Mulino,1996)一书中。对其“政治事务的自主权”的概念的批判也应当应用于多少来源于他思想的不同立场。作为两个极端，我们可以引用Leo Strauss 和Mario Tronti,前者试图在他自已关于自然权利的自由观之下资用施密特的概念，后者在政治事物的自主权上寻求发现可以用自由政治力量在一段时期内支持妥协的场所：在这一时期，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正处在高度危机之中。HeinrichMeier,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 The Hidden Dialogu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95). For Tronti,see L'autonomia del politico(Milan:Feltrinelli,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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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自主政治范围的削弱也标志着任何独立空间的削弱，其中革命能在全国政治体制中涌现，或者社会空间能利用国家的各种工具达到改造。对抗力的传统观和普遍反对现代主体性的抵抗的观念由此变得可能性愈来愈小了。这种形势在某些方面和马基雅维利在另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形势相似：由神圣公国或真正的早期现代国家权利所掌握的“人文主义”革命或抵抗运动走向可怜的、灾难性的“失败”。马基雅维利认识到个体英雄(以鲁塔克的英雄风格)的行为甚至再也不能接触到新的公国的主权。必须发现新型的抵抗势力以充分适应新的自主权的构成。而今我们也能看到，传统的抵抗形式，诸如贯穿19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发展起来的机构化的工人组织，已经开始失去权力。需要再一次发现一种新型的抵抗。最后，传统的政治和抵抗范围的削弱由改造民主国家来进行弥补，这样它的功能已被整合进跨国公司全球水平上的控制机制。国家控制剥削的全国民主模式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发生着作用，只要它能够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规范不断增长的冲突性一换而言之，只要它能够保持国家计划的发展与乌托邦的前景生机勃勃；首先只要单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一种权力的二元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能够置身干这种权力之上。就这些条件已经消失的程度而言，用真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语言来说，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已然自我毁灭。单个政府的统一性已被分散和体现在一系列的单个实体(除了传统的单个实体之外，还有银行、国际规划组织等等)上，它们都不断地寻求权力的跨国层次的合法性。

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宪法控制之上的跨国公司崛起的认可却不应该引导我们去思考如此的宪法机制和控制已经削弱，而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跨国公司倾向于自由地竞争和管理自身。相反，宪法的功用已移位到另一层次上。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的国家的宪法系统受到削弱，我们不得不探索权力是如何在一个超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宪法化——换而言之，帝国的体制是如何开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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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体制的金字塔

初看上去，在纯粹经验观察的层面上，新世界的体制框架显得是一套无序甚至混乱的控制和代表组织，这些全球的体制要素分布在一个广泛的实体范围内(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和各种国际组织之中)；它们按功用和内容分类(如政治、货币、健康和教育的组织等)；而且被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所阻碍。然而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些，这种无序的局面却含有一些参照点。除了序列化的因素外，这些是正在全球司法与政治生活的混乱中对相对紧密的范围加以界限的模式。当我们分析全球权力在其不同实体和组织的构成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金字塔结构能由三个不断演进的更加广泛的层次构成，其中每一个都包含好几个水平。

在金字塔狭窄的顶端有一个超强权，即拥有在全球使用武力的霸权—一个可以独自行动，但倾向于在联合国保护伞之下与其他人联合行动的超霸。这一单独的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最终凸现出来，并首先在海湾战争中确立。在第二个水平上，仍然在第一个层次内，随着金字塔些微地扩大，一群民族国家控制着全球的基本货币工具，由此具备了规范国际交换的能力。这些民族国家在一系列的机构中捆绑在一起—七国集团，巴黎和伦敦俱乐部，“达沃”等等。最后，在这第一个层次的第三个水平上，一批参差不齐的联合体(包括在军事和货币水平上实施霸权的多少相似的势力)展示出全球水平上的文化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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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权力。

在首要和最高的统一的全球控制的层次之下存在第二个层次，其中控制在全球广泛推广，而对统一的强调不如对联合那么多。这一层次基本由跨国的资本主义公司在世界市场上扩展的网络所建构—资本流通网络、技术流通网络和人口流动的网络等。这些形成和提供市场的生产组织在构成全球权力第一层次的中心势力的覆盖与保护下横向延伸。如果我们采纳旧的启蒙理念，通过“在塑像面前晃过一束玫瑰”来建构意识，我们可以说跨国公司给中央权力的僵硬结构带来了生命力。事实上，通过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口的推广，跨国公司建构成广泛的交流网络并提供需求的满足。世界控制的单一和纯粹的顶端由跨国公司和市场组织由此表现出来。世界市场使得各地区平均差异，改写了全球的地理分布。仍然在第二个层次上，在一个经常附属于跨国公司的权力水平上，存在着自主的民族国家的普遍形式，现在基本上体现在地方的、地区化的组织上。民族国家起着不同的功用；在全球霸权方面的政治调解，跨国公司方面的谈判以及在它们自己限定的区域内根据生态政治的需要重新分配收入。民族国家是全球流通的过滤器和体现全球控制的规范者。换而言之，它们掌握并推广趋向和来自于全球权力的财富流通，而且只要可能它们就控制自己的人口。

最后，第三个而且是最广泛的金字塔的层次由代表全球权力安排的普遍利益的团体构成。民众不可能直接融入到全球权力结构之中，而必须通过代表机制被过滤出来。哪些团体和组织实现了全球权力结构中有争议的和(或)合法的代表大众的功能呢？谁代表了全球体制内的“人民”？抑或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和过程将民众改造成为随后可以在全球体系中表现出来的“人民”？许多情况下，民族国家被赋予此种角色，尤其是附属的或小国家的集体。例如在联合国大会内部，全体附属民族国家在数目上是主体，但在权力上是少数，它们作为一个至少象征性的约束和对主要权力的合法化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世界被视作在联合国大会与其他全球论坛上得以表现。这里，既然民族国家自己在代表其“人民”意愿时得以表现(既在多少民主化的国家又在专制政体下)，那么民族国家在全球规模上的表现只能分两个阶段、通过两个水平上的表现对大众意愿负责。民族国家代表“人民”，“人民”代表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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