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然而，民族国家当然并不是在新的全球框架中建构和代表“人民”的惟一组织。也就在金字塔的第三个层次上，“全球的人民”更加清楚和直接地由政府实体而不是一系列至少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和资本的组织来代表。这些组织经常被理解成作为一个全球市民社会的结构在起作用，将民众的需求和欲望疏散为可以在全球权力结构的运行中得以体现的形式。在这个新的全球形式下，我们仍能发现传统市民社会组成部分的例子，如媒体与宗教机构。媒体长期以来将它们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声音或者甚至是良心，相对于国家的权力与资本私人利益。它们被选来对政府行为作进一步的制衡，并对所有“人民”想要或需要知道的方面进行客观独立的观察。然而，媒体事实上一方面相对于资本，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来说经常并不非常独立①，这一点长期以来很清楚。宗教的组织是代表人民的甚至更长久的非政府的机构部分。就它们代表“人民”反抗国家而言，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或许应该被理解为新的全球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可是当那样的宗教组织起来反抗国家时，它们经常倾向于自己成为国家。

全球市民社会中最新，也许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名下。NGO这个术语并未被给予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但我们愿意把它定义为旨在代表“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运作并从国家的结构中分离出来(而且经济对抗于它)的任何组织。事实上许多人将NGO看作“人民的组织”的同义语。因为“人民”的利益在界定时区别于国家利益。①这些组织在地方、国家和超国家的层面上运行着。NGO术语由此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据报道全世界有18个以上的NGO组织。这些组织中一部分实践着类似传统的工团主义的工会职能(如印度阿姆达巴德的自我就业的妇女联盟);另一些继续其宗教派别的传教工作(如天主教救济会)，还有一些则寻求代表那些没有被民族国家予以代表的人口(如世界土著民族委员会)。试图在单一定义之下来描述这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组织体系的功能将是徒劳的。②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有无数对媒体和它们所宣扬的客观性的优秀批判，其中两个较好的例子Edward Said，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1981); and 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Media(New York: Pantheo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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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因为NGO组织处在外围且常与国家权力相冲突，因而与全球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相容且服务于后者。他们认为，当全球资本从上层攻击民族国家的权力时，NGO组织则起着一个“来自下层’的平行战略”的作用，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群体性的一面”。③许多NGO组织的活动旨在推进全球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应该仔细地指出，这不能充分地从范畴上定义所有的NGO组织的活动。具有非政府特性甚至对抗于民族国家权力的事实本身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和资本的利益连在一起。有许多方式去处在国家之外且与之相对抗，新自由主义计划只是其中之一。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① 例见 Elise Boulding,“IGOs, the UN, and International NGOs: The Evolving Ec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见 Richard Falk, Robert Johansen 和 Samuel Kim 编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World Peace (Albany: SUNY Press, 1993)。

②关于各种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特征，见 John Clark， 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West Hartford, Conn. : Kumarian Press, 1990); Lowell Liveze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deas of Human Rights (Princeton: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 and Andrew Natsios, “NGOs and the UN System in Complex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Peter Diehl, e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dependent World (Boulder: Lynne Reiner,1997)。

③ James Petras, “Imperialism and NGOs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49(1997 年 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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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的观点，在欧洲背景之下，我们最感兴趣于NGO组织的下属机构，它们努力代表我们当中的最少数，即那些无法代表它们自身的人们。这些NGO组织有时被广泛地描述成人道主义组织，事实上它们已进入当代全球秩序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组织行列。它们的任务并不是真的要推进任何有限群体的特定利益，相反将直接代表全球和普遍的人类利益。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和美洲观察组织)、和平团体(如和平监督组织)以及卫生和饥荒救灾机构(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无国界卫生组织)全都保卫人类的生命免受折磨、饥饿、屠杀、监禁和政治暗杀。它们的政治行动依赖于一种普遍的道德召唤一—关键在于生命本身。在这方面，说这些NGO组织代表那些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们(战争人口，饥饿群体等等)或者甚至说它们代表全体世界人民，也许是不确切的。它们不止如此。它们真正代表的是构成“民众”基础的生命力，由此它们将政治转变成一个一般生命的问题，即所有普遍性的生命。这些NGO组织在生态力量的土壤中广泛扩展，它们是当代权力网络的毛细血管，或者(回到我们广义的比喻)说它们是全球权力三角关系的广泛基础。这里在这个最广泛和最普遍的层次上，这些NGO组织的活动和“超越政治”以外的帝国的活动在生态力量的层面上巧合，并满足了生命自身的需求。

波利比奥斯和帝国政府

如果我们从经验描述的水平后退一步，我们可以很快认识到业已涌现出来的功能和要素的一分为三，允许我们直接进入帝国的问题所在。换而言之，当代经验的形式类似于帝国权力的理论描述，后者则是波利比奥斯为罗马建构的最高形式的政府和传承给我们的欧洲传统。①对波利比奥斯而言，罗马帝国代表了政治发展的顶点，因为它将权力的三种“好”形式归到一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包含在帝王、议会和大众的“平民会议”的成员之中。帝国阻止了这些好形式降级成为腐败的邪恶循环，其中君主成为暴政，贵族成为寡头，而民主成为暴民统治或无政府主义。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Polybius,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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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波利比奥斯的分析，君主制加固了权力的统一和延续，它是帝国统治的基石和终极点。贵族制定义了正义、标准与道德并且表达出其贯穿社会空间的网络，它监管着帝国统治的再生产与流通。最后，民主根据一个表征模式组织起大众，以至于“人民”可被归于政体的统治下，而后者则可以在管束之下满足“人民”的需求。民主保证了规训和再分配。我们发现如今我们自己面对的帝国也由——经适当的修改—这三种形式的权力间一种功能上的平衡建构：君主制权力的统一性和它在全球的垄断力量；通过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表现出来的贵族制；还有民主一代表制的“平民会议”，再一次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连同各种各样的NGO组织、媒体组织和其他“大众”的机构。人们也许说即将到来的帝国政体将三种好的传统的政府分类合成为一种形式上与波利比奥斯的模式相容的关系，即便其内容当然很不同于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力量。

我们能够通过将我们自己置身于欧洲政治思想史里波利比奥斯所诠释的谱系之中，从而来发现我们接近和远离波利比奥斯或帝国权力模式的种种方式。诠释的主线沿马基雅维利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以降传给了我们。它在英国大革命前后的辩论中激活了马基雅维利的传统，并最终在美国国父们的思想和美国宪法的草拟中找到了最充分的应用。①在这一诠释性传统的过程中产生的关键转变是波利比奥斯经典一分为三的模式转化成了一个宪法构建下的三种功能的模式。在诸如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或者甚至是革命前的英格兰那样的依然中古的和资产阶级初期的社会中，波利比奥斯式的综合体被视为三种不同的阶层实体合而为一的统一体；联盟和权力归于君主，土地和军队归于贵族，而城市和金钱归于资产阶级。如果国家运行正常，这些实体间各种可能的冲突就必须在整体利益中得以解决。然而在现代政治科学中，从孟德斯鸠到联邦主义者，这一综合体被改造成不是实体而是功能的一个规范模式。①社会团体和阶层自身被认为拥有以下功能：行政的、司法的和代表性的。这些功能从产生它们的集体与社会的国民或阶层中被抽象出来，并代之作为纯粹司法要素展现出来。这三个功能随后组成一种平衡，形式上与以前支持解决过阶层间冲突方案的平衡相同。它是一种制衡的平衡，权重与反权重的平衡，不断成功地再生产国家的统一和各部分的凝聚力。②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①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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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似乎在某些方面最初古老的波利比奥斯的帝国政体模式比现代自由主义传统对它的改造更接近于我们的现实。如今我们再一次处在权力及其积累的衍生阶段，其中对功能的考察基本来自于权力的各种关系及物质性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可能的平衡和整体权威性安排的形式化视角出发。在这个帝国形成的阶段中，立宪主义的现代发展所表达的需求(如权力的瓜分和程序的形式的合法性)并未受到极高的重视(参见第一章)。

人们甚至可以辩解说我们构建帝国(在形式上)的经验真的是政府“糟糕”形式的发展与共存，而不像传统所掩盖的“好”形式的假象。混合构建的所有因素事实上第一眼看就显得像一个哈哈镜。君主政体没有落实权力统一性的合法化和超越的条件，而是呈现为一个全球的警察力量，继而成为一种暴政形式。跨国的贵族制似乎更倾向于金融投机而不是企业的道德，因而表现为一种寄生性的寡头政治。最后在这个框架内，应该构成帝国机器的积极和公开的要素的民主力量显得更像集体的力量，像一整套迷信和原教旨主义，在尚未完全反动的时候背叛了一种保守的精神。①在单个国家内和国际水平上，这种有限的帝国“民主”的空间被塑造为“人民”(一个组织起来的捍卫既定特权和财产的个性)，而不是“民众”(自由和生产实践的普遍性)。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论从身体的模式到美国宪法的功能模式的转化，见 Antonio Negri, Il potere costituente: saggio sulle alternative del moderno(Milan:Sugarco,1992)。

②在此可以有趣地发现，至少从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开始，欧洲大陆的宪政思想的传统也已经采 纳了这些被认为只属于盎格鲁一萨克森世界的原则。这方面德国传统的基本文献见Max Weber,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 (Munich: Duncker&Humblot,1918);Hugo Preuss, Staat, Recht und Freiheit (Tübingen: Mohr, 1926); and Hermann Heller, Die Souveranität(Berlin:W. de Gruyter,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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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的政体

然而，如今正在出现的帝国没有真正地回归到古老的波利比奥斯式的模式，即便在其否定的和“坏”的形式上也是如此。当代的组织可以更好地用后现代术语来理解，即超越现代、自由的混合政体的模式之上的一种演进。司法的形式化框架、政体的保障机制和平衡的模式全都沿着从现代到后现代层面的两个基本轴线得以改造。

第一个改造的轴线涉及到政体中混合的本质—从古代和现代的单个实体或功能的混合模式到当代形势下政府职能杂交化进程的一段历程。真正归化的进程和将劳动归属到资本、将全球社会吸纳到帝国之内的进程迫使权力的角色破坏业已定义了它们关系的空间标准和距离，将各种角色融合为混杂的形式。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异转变了权力自身的实施。首先，后现代的帝国的君主制包括对世界市场的统一性的统治，由此它被用来保证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通—保证事实上整体的市场维度。但是君主权力的全球化进程只可能在我们从君主制同其他权力形式一起运行的系列杂交化方面考虑它们时才有意义。帝国的君主制并不位于一个单独的可以孤立起来的地方———我们的后现代欧洲没有罗马。君主政体自身是多形式和空间分散的。这种混杂化的进程在贵族职能的发展方面甚至更加清楚，具体地说是生产网络和市场的发展与表现。事实上，贵族制的职能倾向于和君主制的职能不可摆脱地融合在一处。在后现代的贵族制下，问题不仅是要在产销商品的一个中心与边缘之间创造一个垂直的通道，而且是要持续地将范围广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放在市场之内和市场之间的关联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单边关系随着商品生产倾向于主要由含在网络结构中的非物质服务业决定而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混杂化变成生产与流通的周期形成的一个核心的决定性因素。①最后，帝国的民主职能在这些相同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杂交中得到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它们的关系，引入了新的力量关系。在所有这三个水平上，以前被认为是一种混合的东西在过去的确是保持独立和各自差异的各种功能的有机互动，而今则是超越功能自身的一种杂交。由此我们可以将改造的这第一条轴线凸显为一段从混合政体到杂交政体的历程。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①一般来说来自左派的分析是那些最强烈地坚持认为帝国的产生激活了政府的“坏”形式的分析。例Étienne Balibar, La crainte des masses(Paris:Galilée,1997);该书在其他方面极其乐于分析(人众)主体性生产的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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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改造的第二条轴线既体现了政体理论的一次置换，又体现了政体自身的一种新特征；这条线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之中；在现阶段必须以更大的程度对社会的现世维度施加控制，进而对主观性的维度施加控制。我们不得不考虑君主制的功能如何既作为对商品流通进行控制的统一的世界政府，又作为决定其再生产条件的集体与社会劳动的组织机制。①贵族制阶段必须布置它的等级控制及其对生产与流通的跨国体现的指令职能，不仅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社会角色的自身合作的工具和动力。社会合作的过程必须在政体上形成为一种贵族制的功能。最后，尽管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功能都指向新杂交政体的主观和生产的维度，这些改造的关键体现在民主阶段，而民主阶段的现世维度必须最终指向大众。但我们永不应忘记，这里我们正面对的是帝国对民主的过分决定，其中大众由具有弹性和调适能力的控制工具所掌握。这就是最重要的质的飞跃必须被发现的精确所在：从控制的模式到政府的规训模式。②统治直接被施加于生产的和合作的主体性运动之上；制度根据这些运动的节律不断地得以形成和再定义，而权力的地形学不再与空间的关系基本相关，相反却被刻在主体性的时间置换上。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非空间的权力，对此我们在前面分析主权时揭示过。这种非空间便是帝国杂交控制的功能予以实施的地方。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关于这些进程的分析和对相关文献的较好讨论，见 Yann Moulier Boutang，“La revanche des externalités: globalisation des économies, externalités, mobilité, transformation de 1' économie et de l'intervention publique,"Futur antérieur,no.39-40(Fa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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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帝国的非空间和政体进程所构建的混杂空间，我们仍发现主观运动的持续和不可抑制的存在。我们的疑问依旧像混合政体的问题那样，但现在它充满了通向后现代性过程中涉及到的置换，调适和杂交化的全部强度。这里，总是定义着政体进程的从社会的到政治和司法的运动开始成形；这里，在政体进程中要求一个形式认可的社会与政治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出现。最后，这里各种职能(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衡量着主体性的力量，后者构成前者并试图掌握构建过程的各个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①就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而言应该清楚的是，作为我们假设基础的这种理论条件不得不涉及到对再生产进行偏激的修正的一种分析。换句话说，任何将再生产看作只是部分资本循环(如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所为)的理论概念不可能批判地对待我们新形势的条件，尤其那些来自于后现代性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条件。我们在第二章中对生态力量的描述是那样一个再生产的修正性分析的开端。关于对一些与劳动情感和生态力量的整合相关的基本因素的定义，见 Antonio Negri,“Value and Affect”and Mi-chael Hardt,"Affective Labor,"boundary2,26,no.2(Summer 1999)。

②我们又一次所指的是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对它的阐释，见第二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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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政体上的斗争

在这个政体进程和帝国角色的分析上，我们最终的目标在于发现争端与选择可能出现的层面，在帝国中，其实也与现代和古代的体制中的情况一样，政体自身是斗争的一个场所，而现今该场所和斗争的本质根本不清楚。如今帝国体制的大致轮廓可在广泛分布的全球通讯网络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在这种网络中，各种关系的建立均来源于和指向其所有的节点。那样一个网络随即看上去似是而非地对斗争和介入予以完全的开放和关闭。一方面，网络形式上允许关系网中的所有可能的主体同时出现，但另一方面，网络自身是一个真正专门的“非空间”。政体上的斗争将在这一含混和变迁的层面上展开。

有三个关键的变量会界定这场斗争，即活跃在共性与个性之间的领域内的变量、在监控的公理和主体自我认同之间的变量及在权力的主体性生产和主体们自身的自主抗拒之间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涉及网络及其一般控制的保证，因此(积极地说)网络总在运行，但(消极地说)它不可能反抗权力的所有者。①第二个变量关系到网络的服务推广者和这些服务受到公平付酬的假象，以便网络可以支持和再生产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生产有专属它的社会与政治的区域。②最后，第三个变量出现在网络自身之内。它所涉及的各种机制产生了主体间的差异，而且通过这些机制中的方法，这些差异可在该系统内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这种首要的变量和对构成关系上网络功能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同各种自动形成的网络理论相关。例 the work of Humberto Maturana and Francisco Varela。关于对后现代理论背景下系统理论的优秀分析，见 Cary Wolfe, Critical Environment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98)。

②系统理论上的各种进展也对我们理解这第二种变量起作用，N.L.的作品对用法律与社会的哲学来分析自动形成的系统已是最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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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作用。

根据这三种变量，每个主体必须成为受统治于控制网络的一个对象(在现代早期的意义上，该对象受制于一种主体权力)，同时每一个应该也是网络中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独立代理人。这种双重身份真实可行吗？这个系统可能会要保持政治控制和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主体性吗？似乎并不真的可能。事实上，普遍网络存在的基本条件在于它必须是杂交的，也是这个体制框架的中心设想，即为了我们的目的，政治对象应是短暂的和被动的，而生产与消费的代理者则是现有的和主动的。这意味着远不是传统平衡的一种简单的重复，新的混合体制的形成导致既定角色间的一种根本失衡，从而导致将生产与消费主体从政治控制的机制中解放出来(或至少使其在里面的地位含混)的一种新的社会动力。这里就是斗争的基本点看上去要涌现的地方，就在生产和主体性规范的层面之上。

这真的就是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转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发展和帝国政体进程将要导致的形势吗？我们当然不宜下这种结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新形势下，自由的和帝国的混合政体一直在遵循的策略，即平衡和规范的参与，面临着新的困难，并且面对着这一进程涉及到的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主体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和规范主体性的层面上，在政治对象和经济对象之间的分裂上，似乎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真正的斗争的区域，藉此所有政体的策略和力量间的平衡可以被重新展开一个真实而完全的危机境况，也许最终是革命的形势。

政体的景观

但是，似乎从这一分析中显现出来的公开的斗争领域在我们考虑新的机制时很快消失了；通过新机制，这些参与的混杂网络从上面便得到控制。①事实上，将混杂政体的各种功能和实体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正是盖伊·德博所说的“景观”，一种意象和观点的整合后分散开的工具，它产生并规范了公众的语言和舆论。②在这种景观的社会中，曾被想象成公共空间以及政治交换和参与的公开层面的东西彻底消失了。这一景观毁坏了任何社交的集体形式—将它们在各自汽车里以及录像机前的社会角色个性化—同时强加了一种新的大众社交、一种新的行动与思想的统一性，在这个景观的层面上，政体上传统的斗争形式变得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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