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认为媒体(尤其电视)已经毁坏了政治的大众的概念，只是在这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它似乎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意念之上，即在媒体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组成民主政治的话题、交流和参与的事物。媒体对政治的当代控制的区别并不真的是一种本质的区别，而是程度上的不同。换而言之，以前当然已存在过无数塑造公共舆论与社会公共视角的机制，但当代媒体为这些任务提供了强大得多的工具。如德博所说，在这种景观的社会中，只有表象的东西存在下来，而主要的媒介则逐渐趋向于对大众表征的一种垄断。这种景观的规则清楚地统治着媒体鞭策下的选举政治；一种控制的艺术可能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而今遍布世界。选举季节的语言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候选人如何表现以及为各种形象选定时间和广泛宣传。主要的媒体网络展现了一种第二等级的景观，它反映了(无疑部分地塑造了)各候选人及其政党所制造的景观。即便不太久以前我们听到的老式呼吁如今也显示出无望的天真，这种呼吁要求更少关注形象、更多关注政治选举运动中的时事与具体事务。类似的有，政客们像名人一样地活动以及政治选举运动以广告逻辑来运作的这些观念—30年前显得激进和名声不好的设想—如今已显得习以为常。政治话语是一种表达出来的推销广告，而政治参与被削减成对可消费的形象进行选择。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Jameson提出了一个对“作为纯粹控制的大众文化的概念”的优秀批判。他主张尽管大众文化受到“管理”却含有乌托邦的可能性。见 Fredric Jameson,“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Culture,"i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New York; Routledge,1992)。

②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和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ondon: Verso,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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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景观涉及到公共舆论和政治行动的媒体操纵时，我们并不想说幕后有一个小人物，一个伟大的“幻境里的巫师”在控制着所见所思所为。没有单个的控制点统治着整个场景。然而，一般情况下景观的运行仿佛有那么一个中心控制点，如德博所说，景观既分散又整合。政府与超政府策划的全球控制的密谋理论在近几十年中当然激增了许多，因此应被视为既是正确又是错误的。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当代电影的情境下所作的精彩解释，密谋理论是接近整体性功用的一种粗糙而有效的机制。①政治景观的作用宛如媒体、军队、政府、跨国公司和全球的金融机构等，全都受到某个单一权力有意和明显的指引，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

景观的社会依靠挥动一件悠久的武器维护着秩序。霍布斯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对于有效的统治来说“所能指望的热情便是畏惧”②。对他来说，畏惧乃约束和保障社会秩序之物，而今畏惧仍是基本的控制机制，充斥着景观的社会。③虽然景观似乎通过欲望和快乐(对消费品的欲望和消费时的快乐)起作用，它其实真正通过畏惧的交流发生作用抑或可以说，景观创造了欲望和快乐的方式，后者与畏惧密切地结合在一处。在早期现代欧洲哲学的术语中，畏惧的交流被称为“迷信”。而且畏惧的政治学的确总是通过一种迷信得以传播。所变化的是交流着畏惧的形式和机制。

畏惧的景观将后现代、杂交的政体与媒体对大众和政治的控制聚集在一起。这种景观当然使得一场针对帝国体制的斗争没有了根基。看上去仿佛没有地方可供立足，没有作任何可能抵抗的力量，而只是一架不可平息的权力机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景观的威力和传统斗争方式的不可能性，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随着旧的场所和斗争方式的衰退，更加强大的新场所和斗争方式涌现出来。帝国秩序的景观不是一个铁板不变的世界，其实却展现出其颠覆的真实可能性以及革命的新前景。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① Fredric Jameson, "Totality as Conspiracy,"见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 B. Macpherson 编(London: Penguin, 1968)。

③ Brian Massumi 编;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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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只要社会以金钱为基础，我们便不会充分拥有它。

——选自1995年12月巴黎罢工中的传单

资本和主权也许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联合体，现代主权本质上依赖于对社会层面之上的主权的超越—无论是君王、国家民族，甚至人民。霍布斯为其中央集权的“利维坦”国家的所有现代政治思想建立起主权的空间譬喻，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凌驾于社会和民众之上，并成为二者的中心。主权是权力的剩余，旨在解决或延缓现代性危机。进而如我们具体所见，现代的主权通过创造和维护区域、人口和社会功能间的固定疆界进行运作。主权从而也是一种法规的剩余物，一种社会流动和功能的超法规化现象。换而言之，主权通过社会领域的细分发生作用。相反，资本通过各种统治关系的中转系统和网络在“内在化”的层面上运作，不依靠一个超越的权力中心。它历史性地倾向于破坏传统的社会疆界，跨区域扩张，并且总是将新的人群囊括入其进程之中。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术语，资本的功能作用经过各种流程动量的一个广泛的解码化过程，一个大规模的非区域化过程，然后将这些非区域化和解码后的流量连接在一起。我们能够将资本的功用理解为是非区域化的，并内在于马克思自已分析过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中。首先，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将人口从特别规范化的区域中分离开去，使它们处于运动之中。它清除了“产业”，从而创造了一个“自由”的无产阶级。资本向全世界不知疲倦地进军，去创造生产和流通的单一文化与经济制度的网络和路径；此间各种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遭到破坏。其次，资本将各种形式的价值带到一个共同的层面上，通过它们的普遍等价物金钱将它们全部联结在一起。资本倾向于将以前所有的既得的地位、名衔与特权削减至现金交易关系的水平，即量化的与相应的经济程度。再次，资本运作所依靠的规则并不是凌驾于资本之上且从高处指导资本运作的独立和固定的规则，而是内在于资本自身运作的具有历史性变化的规则：利润率的规则，剥削率的规则，实现剩余价值的规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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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需求的不是一种超越的权力，而是建立在内在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经过资本的社会发展，现代主权的机制—法规化、超法规化和再法规化的进程，对一个有限而又分隔开的社会领域施加了一个超常的秩序—逐步由一个公理所代替，即在跨越与以前固有的定义或术语无关的不同领域的情况下，一套等式与关系快捷又平等地决定着各种变量和系数，并将它们结合。②这样一个公理的基本特征是关系重于项值。换而言之，在一个公理系统中，假设“并不是可对可错的命题，因为它们含有相对不确定的变量。只有当我们赋予变量特定的值时，或换句话说，当我们以常量代替变量时，假设才成为命题，根据所选的常量来确定其对错”。③资本就是通过那样一个命题功能式的公理来运作。金钱的普遍对应物将所有因素一起带到可量化、可对应的关系中来，然后资本内在的法则或等式便根据用以代替等式变量的特定常量来决定它们的部署和关系。正如一个公理使任何比逻辑演绎更重要的值和定义变得不稳定一样，资本也席卷清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限制—甚至民族国家的边界也随着资本自身在世界市场的实现而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资本朝着一片平稳的空间发展，该空间的特点在于无法规化的流动，富有弹性、持续的调节性和具有倾向性的均衡化。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②论 Deleuze and Guattari 的资本原理的概念，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③ Robert Blanché, Axioma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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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权的超越于是同资本的内在化发生冲突。就历史而言，资本依赖于主权及其权利与权力结构的支撑，但这些相同的结构不断地在原则上相矛盾，在实践中阻滞资本的运作，最终阻碍了资本的发展。我们业已追溯至此的整个现代性历史不妨被看作尝试着协商和调解这种矛盾的进化过程。调解的历史进程已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换过程，而更是一个从主权的超越的位置向资本的内在化层面的单边运动。福柯在分析17至18世纪间欧洲统治进程时描绘了这场运动中的“君权”(一种集中在君王的意志和个人上的绝对主权形式)和“政府权”(一种经统治与管理货物和人的非集权化的经济形式表达出来的主权形式)。②重要的是，这种主权形式间的演进历程同资本的早期发展与扩张相巧合。每种主权的现代范式的确支持着某一特定时期的资本运作，可同时它们又对资本的发展构成限制，后者最终必然被予以克服，这一演进的关系也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理论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所在。

市民社会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在于充当资本的内在力量和现代主权的超越力量间的调解者。黑格尔通过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采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而且将它理解为介乎于一种经济个体的多元性为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统一的国家利益间的一种调节。市民社会在(内在的)“许多”和(超越的)“一个”间进行调节。组成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作为引导社会和经济力量流动的通道发生作用，将这些力量提升到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性的高度，然后像一个灌溉的网络产生回流，将统一性的监控在内在的社会领域内分散开来。换句话说，这些非政府的机构在国家的秩序下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反过来将国家的统治在社会中传播；就我们的概念框架而言，我们不妨说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主权(下到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内在化的场所，同时反过来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到国家)走向超越的场所。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当然存在一种超验和隔离的要素，它是资本功能的基本需求，而且是阶级的剥削。这是资本必须通过社会来维持的一个疆界，无论它有时多么富有弹性或难以分辨。阶级划分在新的隔离中继续起着核心效果，这种新隔离我们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将进行研究。

②见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见 Ditseté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和 Il faut de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Gallimar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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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市民社会不再成为资本和主权之间的充分的调节点。组成它的结构和机构而今正在逐步地消亡。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论证过，这种消亡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劳动力辩证关系的衰落方面得到清楚的理解，即劳工联盟的有效性和角色的衰落与劳方集体性的谈判的衰落以及体制中劳方代表的衰落。市民社会的消亡也可以被理解成从规训型社会到控制型社会发展历程的伴随物(见第九章)。①如今构成规训型社会的社会机构(学校、家庭、医院、工厂)到处都陷入危机，这些机构和那些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机构大部分相同或紧密联系。随着这些机构围墙的坍塌，以前在它们有限的空间内发生作用的主观化的逻辑如今在社会范围内得以普遍推广。机构的倒闭、市民社会的消亡和规训型社会的衰落全都涉及到消除对现代化社会空间的约束。由此出现控制型社会的网络。②

与规训型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相关的是，控制型社会标志着向内在化层面迈出了一步。规训型机构的逻辑有效性的区域和它们的社会空间的细分全都构成了在社会层面以上的垂直状态或超越其上的各种实例。然而我们应该仔细地确定规训型社会各种超越究竟存在于何处。福柯坚持这一事实，而这正是其分析的精彩核心，即规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监控之下的主体性。换句话说，规训并不像霍布斯所想的那样是一个从高处控制我们的活动、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一个外在的声音，却更像一种内心的动力，和我们的意志难以区分，内在于我们的主体性自身之中且不可分离。然而，作为可能性的条件并在空间上决定了实施规训的有效性区域的机构确实与所产生及组织的社会力量保持一定的分离。事实上它们是主权的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是主权的一个调节点。监狱的牢墙既造就又限定了卡瑟罗(Carceral)逻辑的实践，它们分化了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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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94)。

② Michael Hardt,“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Text, no.45(1995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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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以极强的敏锐力通过他的体制(dispositif)和范式的理论探讨了机构的超验的围墙和规训的内在实施间的距离；他的理论表达了一系列抽象的阶段。①用更加简化的语言，我们可以说这种体制(可译为机制、机构或部署)是处在规训的内在的与实际实施后面的普遍战略。例如，卡瑟罗逻辑便是统一的体制，它忽略或掩盖着—由此，予以抽象，并且不同于—监狱实践的多元性。在抽象的另一个层面上，该范式造就了规训性体制的部署。例如，圆形监狱的卡瑟罗建筑使得室内犯人持续地受到一个权力中心点的监督，成为在不同的规训性体制中得以实现的范式或虚拟设计。最后，机构自身用具体例子说明了特别的范式和具体的社会形式。监狱(围墙、管理者、看守和法规等等)并不以主权控制其主体的方式来统治其犯人。它创造一个空间，置身其间的犯人通过卡瑟罗体制策略和实际操作来监控他们自己。那么可以更加确切地说，规训性的机构本身并不具有主权，但它从主体性生产的社会领域的抽象或超越则构成了规训型社会中主权实施的关键要素。主权已变得虚拟化了(但此方面并非不真实)，它总是到处通过实施规训予以实现。

而今曾界定了各种机构的围墙的坍塌和社会约束的克服便是压平这些垂直状态的实例、使之趋向于控制线路的水平化的迹象。通往控制型社会的路程一点也不意味着规训的终结。事实上，规训的内在操作—即主体的自我规训以及规训逻辑在主体性自身内的源源不断的私语—在控制型社会中甚至更加普遍地得以扩展，业已变化的则是，随着机构的崩溃，规训性的体制已在社会范围内愈加在空间上受到限定和局限。卡瑟罗规训、学校的规训和工厂的规训等等在一种杂交的主体性生产中交织在一处。实际上，在通往控制型社会的历程中，超越规训型社会的因素走向衰退，而内在化方面则被激活并普遍化。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关于对福柯的范式概念的一个优秀的解释，见 Gilles Deleuze, Foucaul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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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在控制型社会中的内在生产与资本的公理性逻辑相对应。它们的相似性表明了主权和资本间的一种新型的更加彻底的互容性。市民社会和规训社会的主体性的生产的确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统治，推动了资本的扩张。现代社会机构生产出各种社会身份，比以前的主体角色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得多。现代机构中产生的主体性如同大工厂所生产的标准机件：囚犯、母亲、工人和学生等等。每个部件在组装的机器中起着一个特定的作用，但经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后便可被该类型的任何部件所代替。但在某一点上，这些标准化部件的稳定性与这些机构产生的身份的稳定性开始对趋向流动性和弹性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限制。朝向控制型社会的道路涉及到主体性的生产，该主体性并不固定在身份上，而是杂交和具有调节性的。随着决定着现代机构并使其效果孤立起来的围墙逐步坍塌，主体性趋于被无数的机构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和份量同时生产出来。当然在规训型社会中每个个体具有众多身份，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身份由生命的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所决定；一个人是家中的母亲或父亲，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监狱里的囚犯和疯人院里的疯子。在控制型社会中，恰恰是这些地方、这些具有适应性的场所趋向于失去定义和界限。在控制型社会中生产出的一种杂交主体性也许不带有一名监狱囚犯、精神病人或工厂工人的身份特征，但可能仍同时由他们所有的逻辑所构成。它是工厂外的工人、学校外的学生、监狱外的囚犯和疯人院外的疯子同时具有所有这些特征，它不属于任何身份，却又具有所有特征一外在于这些机构，却更加强烈地受到它们的规训逻辑的统治。①就像帝国的主权一样，控制型社会的主体性具有混合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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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稳的世界

在主权走向内化层面的道路上，疆界的崩溃既在每个国家的范围内，又在一个全球规模上出现。市民社会的萎缩和规训性机构的普遍危机与作为标记和组成全球统治下的分区界限的民族国家的衰落同步。建立一个克服国家国界约束的控制型的全球社会与实现世界市场以及将全球社会吸纳到资本统治下联手走到一起。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为资本的生产与扩张做出了贡献(见第十章)。统治的民族国家间对世界的瓜分、殖民统治的建立、行业专有权和关税的征收、垄断与卡特尔的创立以及分区进行原材料开采和工业生产等等，全都帮助资本在全球扩张。帝国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用来满足各种需求和促进资本的利益在其全球征服阶段的发展。然而，诚如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评家论帝国主义时评论到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资本发生冲突。正是药品本身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尽管帝国主义为资本渗入新区域和传播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提供了各种路径和机制，它也创造和加强了不同的全球空间的僵硬的分界及有效地阻碍着资本劳力与货物的自由流通的严格的内外部观念—由此必然妨碍了全球市场的充分实现。

帝国主义是一台进行全球性划分的机器，引导资本的流通，使资本的流通法规化和区域化，阻塞了一部分流通，但促使了其他的流通。相反，世界市场需要有一片平稳的空间，存在尚未法规化的和非区域化的流通。帝国主义的细分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平稳空间之间的冲突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促使我们重新考察罗莎·卢森堡就资本主义崩溃提出的预言：“尽管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生涯的历史阶段，但它也是将资本主义带到一个迅捷终结点的当然手段。”①国际秩序和帝国主义细分的空间的确帮助推动了资本主义，但它最终成为对非地域化流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平稳空间的束缚，而且最后不得不被抛弃到一边。罗莎·卢森堡基本上是正确的；帝国主义倘没有被征服就会意味着资本的死亡。世界市场的充分实现必然是帝国主义的终结。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论身份与归属间的关系以及论一种“无论什么”的主体性的构建，见Giorgio Agamben，TheComing Communit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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