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众多民族国家权力的衰落和国际秩序的解体给它们带来了术语“第三世界”有效性的明确的终结。人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该术语被创造出来作为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两极冷战分化的补充，结果“第三世界”被理解为处在这一基本冲突之外的自由空间或疆域，而前两个世界将为此竞争。既然冷战现已结束，这一分化的逻辑不再有效。这是事实，但这种简单叙事的干脆的结尾未能从该术语重要的运用和效果的角度来陈述它的真正历史。

至少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人就提出“第三世界”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这一概念试图使一批本质不同的国家组成一个同一性质的单元，从而未能抓住、甚至否定了巴拉圭与巴基斯坦、摩洛哥与莫桑比克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然而认识到这种真实的多元性不应该使我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从资本进行全球征服的进程方面看，这样一个单一和同质化的概念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当罗莎·卢森堡将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领域和非资本主义环境时，她清楚地采纳了资本的观点。该环境的不同区域无疑彼此间极不相同，但从资本的角度说全在局外：即为其扩张的积累和将来的征服所服务的潜在领域。冷战期间，当“第三世界”的地区实际被封闭后，对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意味着保留下来的开放空间，即存在可能性的场所。不同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形式全都可以在形式上被潜在地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动态发展之下。从这种潜在的吸纳观点看，尽管国家间存在真正的和潜在的差异，“第三世界”的确达到了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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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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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的逻辑性的是，撒米尔·阿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和其他人分化在处于中心的、边缘的和半边缘的国家间的资本主义领域之内。①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由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官僚形式、不同的生产过程和不同的积累形式加以区分。（最后南北之间的概念划分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如同“第一一第二一第三世界”的概念，资本主义范围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方面的划分同质化并且遮盖了国家和文化间的真正的不同，但这样做是为了凸现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潜在的统一，这些形式在漫长的帝国主义的形式吸纳的过程中涌现出来。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南方和边缘均使真正的差异得以同质化，从而彰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进程，但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它们命名了一种国际对抗的潜在统一性，即反资本主义国家和力量的潜在汇合。

民族国家间、其至在中心与边缘、民族国家的南北集团之间的地理划分不再足以反映生产、积累和社会形式的全球划分与分配。通过生产的非中心化和世界市场的巩固，劳动与资本的国际分工与流通业已断裂和剧增，以致不再可能标划出大的地理区域作为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在如拉美南部锥形地区或东南亚这样的地理区域，所有层次的生产可以同时一起存在，从最高水平的技术、生产率和积累，到最低水平的包含差异与交叉而复杂的社会机制。在大都市中也一样，劳动跨越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到深度的广阔领域：纽约和巴黎的血汗工厂可以与香港和马尼拉的相匹敌。如果“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曾经真正沿国境线区分开来，而今它们清楚地互相融合，将不平等和限制散布在众多断裂的界线上。这并不是说美国与巴西、英国与印度现在就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而言是相同的区域，但不妨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区别。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含有被认为是第一与第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所属的不同部分。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分布以及划分与等级的界线将不再出现在稳固的国界线或国际分界线上，而是出现在流动的国以下的和超国家的边界。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 这方面经典著作是 Samir Amin's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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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带着一定的理由断言，全球秩序的统治声音正在宣告民族国家的死亡，恰恰此时“民族”已涌现为附属者和地球上的苦难者的一种革命武器。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国际联盟出现之后(后者在班敦会议之后数十年间成熟起来)，除了将作为中心和引导的支撑力量—民族国家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力量中剥离出去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消除后者呢！换而言之，这种观点为这个复杂的历史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叙述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已成为国际秩序的保障者以及帝国主义的征服与主权之基石的民族国家通过反帝国主义势力的崛起和组织成为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因素。由此帝国主义在退却之中被迫抛弃并摧毁了自己的王牌武器，以防被利用来攻击到它自身。

然而，我们相信对民族国家的权力留有任何怀旧的情绪或复活赞颂民族方式的政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首先，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简单地源于可能被政治意志的行为所逆转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民族不仅是一种文化组成，一种归属感和共享的传统，而且也可能基本上是一种法律一经济的结构。结构的衰落的结果可以清楚地按一整套全球的法律一经济实体演进过程予以追溯，这些实体诸如关贸总协定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产与流通的全球化在这一超国家的司法支架的支撑下废弃了民族司法结构的效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便民族仍将是一种有效武器，它自身会带有一整套压制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而且任何依靠它的策略应该在此基础上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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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分化

然而，市民社会的萎缩和国家疆界的衰落两方面的社会空间所经受的普遍的均衡化和平稳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已经消失。相反，它们在很多方面变得愈加严重，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妨更加准确地说，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不再决定着某种国际秩序，却相互间走得更近了。帝国的特征在于极端不平等的人群的紧密接触，从而创造出一个永久的社会危险局面，并要求有控制社会的强大机制来确保分化和保证社会空间的新型管理。

世界超大都市的城区建筑的趋势表明这些新分化的一个方面。在贫富两极业已增长而富人、穷人间的物质距离在全球如洛杉矶、圣保罗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业已削减的场所，详尽措施也被用来维持它们的分化。洛杉矶或许是这种朝向迈克·戴维斯称为“堡垒建筑”的趋势的领导者：在这种建筑中，不仅私人居家，而且连商业中心和政府建筑都通过创造一个封闭和坚固的外观来营造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内部环境。①城区规划和建设的这一趋势已用具体的物质方式建立起我们早期称为外部的终结物，或可称为的公共空间的衰落，这一空间允许存在开放和未规划的社会互动。

然而，建筑的分析仅能对新型的区别和分化的问题所在给予一个初步的介绍。新的划分线更清楚地由劳动政治所决定。计算机与信息革命使得全世界真实存在的不同群体的劳动力有可能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革命已导致工人间激烈和不受节制的竞争。就死板的工资结构和文化与地理差异两方面来说，信息技术已被用来削弱劳动力的结构性抵制。资本由此既能够施加时间的弹性，又能施加空间的流动性。显然这种削弱劳动力的抵制和僵硬性的过程已成为朝向最大化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形式的完全政治化的进程。这是帝国治理行为理论中心化的所在。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Verso,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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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劳动政治基本上设制来降低劳动价格。事实上，这有些类似于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一个重新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工作日的规范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真实要旨已完全被推翻。工作日经常是12、14、16小时长，没有周末和假日。男人、女人与儿童的工作彼此类似，老人和残疾人亦然。帝国为每个人都安排工作！剥削体制愈不规范，工作就愈多。这是开创工作的新型划分的基础。它们受(用经济学家的语言)不同水平的生产率的决定，但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说有更多的工作和更低的工资来总结变化。像上帝的扫帚清扫社会一样(这是黑格尔描述原始人法则，主要在匈奴阿提那手中实施的方式)，新的生产率的标准区分和分化了工人。世界上仍然有些地方，贫穷容忍劳动力以较低的代价进行再生产，还有些大都市的地方消费的差异迫使一个较低阶级廉价出卖自身，或者实际地将它自己交给一个更加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体制。

金融和货币的流动多少和劳动力有弹性的组织遵从一致的全球模式。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最低与保障剥削的管理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就会到来。另一方面，依旧维持僵硬的劳动并反对劳动充分的弹性与流动性的国家将受到惩罚、折磨并最终为全球的货币机制所摧毁。当失业率下降或当那些并不立即富于弹性与流动性的工人的百分比上升时，股票市场下跌。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没有完全容纳帝国对弹性与流动性的控制时或者更理想地是，福利国家的某些要素作为坚持民族国家的一种标志被保存下来时，同样的事情便会发生。货币政策加固了由劳动政策所控制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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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怕暴力、贫穷和失业最终是造就与维持这些新型分化的基本而快捷的力量。处在新型分化的不同政治后面的是一种通讯的政治。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大型通讯公司所呈现的基本信息内容便是惧怕。对贫穷的持续的惧怕和对未来的焦虑成为造成穷人为工作而斗争以及保持帝国的无产者之间冲突的关键。惧怕是新型分化的最终保证。

帝国的治理

在我们看到传统的社会限制如何在帝国的形成中降低和同时新的分化如何创造出来之后，也必须要调查这些不同的发展得以进行的治理模式。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进程充满矛盾。当权力被内在化而主权转化成政府权时，统治的功能和控制体制不得不在一个持续的水平上发展，这一水平将差异展平到一个共同的层面。然而我们已看到差异在此过程中相反被强调，以致帝国的整合决定了人群的不同阶层的区别及分化的新型机制。帝国治理的问题由此在于掌握整合的这个过程，从而抚慰、动员和控制住分裂且分化后的社会力量。

但从这些方面说，问题尚未清晰地摆出来。民众的分化事实上已是历史上政治治理的条件。如今的差异在于这一事实：国家主权的现代体制中的治理走向一种冲突的线性整合，走向一个能够压制它们的工具，即就均衡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改革的发展二者而言，走向社会生活的理性正常化，而在帝国的框架下，治理变得分散了，旨在不通过施加一个统一的社会机制而是通过控制差异来整合冲突。不再可能按黑格尔式的治理定义来理解帝国的治理，这种观念建立在布尔乔亚社会的调解之上，后者构成社会生活的空间的中心。可同样不可能按韦伯式的定义去理解它，即建立在持续的时间性调解和一种合法性的显现原则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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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定义。

第一个定义了帝国的治理的原则便是，在治理当中，政治目标的管理趋向同官僚手段的运作分离开来。新模式于是不仅不同于而且对立于现代国家的旧的公共管理模式，它不断地致力于使其官僚手段的系统同政治目标相协调。在帝国的体制中，考察官僚政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手段)并不根据它们的功能性之于目标的线性逻辑，而是根据不同和多元的工具性逻辑。治理的问题不是一个统一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工具的功能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治理来说，治理行为的普及和平等是首要的；而在帝国的体制中，基本原则是通向具体目标的行为的单一性和充足性。

然而，从这第一个原则引出了看上去是个悖论的东西。准确地说，当治理达到独特化的程度，不再简单地作为集权政治和审议的机关的实施者时，它变得愈加自主，更加紧密地牵涉到不同的社会集团、经济和劳工集团、伦理和宗教集团、法律和犯罪集团等等。帝国的治理没有对社会整合作出贡献，相反起到一个分散和分化的机制作用。这是帝国治理的第二条原则。治理由此将趋于出台具体的程序，使得该体制直接具有各种社会独特性，而且它与社会现实的不同要素的接触愈直接，治理便愈有效。于是治理行为变得日益以自身为中心，并由此只对其不得不解决的具体问题起作用。要在帝国体制的整套中转系统和网络之中发现一条持续的治理行为的线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总之，一视同仁的普及性的旧治理原则被区别对待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程序所代替。

即便现在难以追寻一个紧凑而又普遍的程序线索，比如那种作为现代主权体系特征的程序，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机制不是统一的。治理行为的自主性和统一性由其他方式建构而成，既不通过欧洲大陆法系的标准推理的方式，也不通过盎格鲁一萨克逊体系的程序化的形式主义方式。相反，它的产生是通过遵循在帝国建设中活跃的结构性逻辑，比如警察和军事逻辑(或者真正的对帝国和平的环境下潜在的颠覆力量的压制)，经济逻辑(市场的控制，反过来市场被金融体制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和交流的逻辑。治理行为在帝国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和合法权威的惟一方法就是遵循这些逻辑的分界线所决定的如下情况。但这一授权并非直接的。治理在战略上没有指向帝国逻辑的实现。在这些逻辑激活使治理自身合法化的重大的军事、金融和通讯手段的范围内，资本服从于逻辑。治理行为已基本上变得非战略性，并由此经各式各样的间接手段得以合法化。这是帝国体制下治理行为的第三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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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三种“否定性”的帝国治理行为原则—它的工具性特点，它的程序性的自主以及它的异质性—我们必须探求是什么允许它在没有持续地揭开激烈的社会对抗力量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什么功效赋予这种尚未体现出来的控制、不平等及分化的系统一种满意与合法的充足措施？这导出了第四条原则，即帝国治理的“积极”特征。帝国治理的统一性的本原和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在本土的有效性。

要理解这第四条原则如何能在整体上支持治理系统，需要考察一下在封建的地区性组织和欧洲中世纪君主制的权力结构间或在现代时期的黑手党组织和国家结构间所形成的那种治理关系。在两种情况下程序化的自主性、区别的适应性和同人群的各种分化之间地区化的联系，连同合法化暴力的有限实施，一般和一种紧凑而统一的有序化不相矛盾。治理权力的这些分布系统由军事金融和思想权力的一系列具体部署的本土有效性结合在一起。在欧洲中世纪的体系中，诸侯在君主需要他们的时候(而思想和交流大部分被教堂所控制)需要交纳军队和钱物。在黑手党的体系中，扩展家庭的治理的自主性和贯穿社会范围内的警察一类暴力设施保证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坚持，支撑了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如同这些中世纪和黑手党的例子，本土化的治理实体的自主性和帝国的统治不相矛盾—相反，它增强并扩展了其全球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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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自主性是一个根本的条件，是帝国体制发展的根本条件。事实上，假使存在帝国人口的流动性，如果治理的自主性也未使各种人口踏上一条流浪的征程，那么要拥有一条合法治理的原则将不可能。类似地，倘若这种治理不具有平等的弹性，不善于具体而持续的程序上的修正与区分，那么通过以杂交的文化形式在各式各样的贫民窟中迫使民众变得更加有流动性和弹性的过程来要求分化民众将是不可能的。对帝国体制的认同并不是某种从曾在现代法权国家中定形了的成功治理的超常之处遗传下来的轴。认同更是经该体制的本土有效性形成的。这里我们已经勾勒出的只是帝国治理的最一般的轮廓。帝国治理仅仅聚焦在治理行为的自主的本土有效性之上，确立这样的治理靠自身不能保障该体系免于最终的威胁、骚乱、反叛和暴动，或者甚至免于本土的治理部门间正常的冲突。然而，这种论点的确将讨论转化成关于帝国政府的“皇家特权”的讨论—一旦我们确立起这样的原则：冲突的规范和来自合法暴力手段的援助必须以(生产、金钱和交际的)自我规范的方式和帝国内在的警察力量来加以解决。这就是治理的问题转化成监控问题的所在。

帝国的监控

现代体制趋向于不断地使治理和监控相一致，直到二者难以区分，相反帝国的监控则和治理保持着距离。在现代和帝国的两种体制下，和非中心化治理的风险与可能的偏差一起，内在的矛盾要求保证有一个至上的监控。现代国家的法制基础的早期理论家们视此为对一种至上权力的最初的呼唤，但帝国监控的理论无需为其体系编造出那样的传说。既不是不断陷入战争中的民众的呼吁需要一种抚慰性的至上权力(如霍布斯的书中所说)，也不是一个商业阶层的呼吁需要合同的保障(如洛克和休谟的书中所说)。帝国的监控其实是一种社会爆发物的结果，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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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构成主权的所有的旧关系。

帝国的控制不再通过现代国家的规训性模式得以实施，而是通过生态政治的控制模式进行的。这些模式以一群具有生产性的民众作为基础与目标，这些民众不可能进行组编和规范化，而必须加以统治，即便以其自治的方法，“人民”的概念不再作为监控系统的有组织的主体起作用，结果“人民”身份便被流动性、弹性和民众的永久分化所代替。这种转变除去了权力合法性的循环现代观的神秘性并摧毁它；通过这种观念，权力从民众中建立起一种单一主体，该主体随后转过来使同一种权力合法化。那种诡辩式的重复不再起作用。

民众由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手段在真正吸纳的社会关系内进行统治。民众只能按生产、交换和文化上的方式接受统治一换句话说，在其存在的生态政治的情境之下。然而，在民众的非地域化的自治中，民众的这种生态政治的存在具有转化成有智性生产率的一个自治群体的潜力，按斯宾诺莎的观念，是转化成一种绝对的民主权力。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生产、交换和交际的资本主义统治将会被推翻。阻止它的发生则是帝国政府的首要和基本任务。但我们应牢记，帝国的政体自身的存在要依靠构成这种威胁的诸种力量，即生产性合作的自治力量。它们的权力必须被控制但不被破坏。

帝国提供给全球化资本的保障并不涉及到一种微观政治的和(或)微观治理上对人群的管理。监控的机制无法进入本土的空间和有限时间的生命序列，在后者那里治理产生作用；治理没有成功地对独特性和它们的活动加以控制。帝国监控所具体投资和保护的以及它的资本主义发展所保障的，正是全球体系的普遍均衡。

帝国控制通过三种全球的专制手段来运作：炸弹、金钱和无线电。热核武器的全套装备有效地聚集在帝国的顶端，代表了摧毁生命自身的持续的可能性。这是专制暴力的一种运作，一种超常规的新水平，它彻底改变了这方面的一个概念，即主权国家对合法的物质武力拥有垄断。一度在现代性时期，这种垄断或者被合法化为从无政府主义的暴徒手中夺取武器，这些暴徒是由趋向于互相残杀的个体组成的乌合之众；或者被合法化为抗击敌人的防卫工具，即反对其他组成国家的人民。这两种合法化手段都最终指向人群的生存。而今，它们不再有效。从一个可能自我毁灭的人群手中夺取暴力手段，这趋向于变成旨在维持分化生产区域的、仅仅是治理性和警察的作用。随着国家权力间的核战争变得愈加的不可思议，这第二条理由也变得更加没有效力了。核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帝国范围内的集结业已限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权，因为核技术使它们远离对战争和和平的决定权，而这正是传统的主权定义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帝国炸弹的最终的危胁已将每场战争降到一场有限的冲突、一场内战、一场肮脏的战争等等。它使得每场战争成为治理的与警察力量的专属领地。除了从炸弹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其他角度使得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以及从现代的主权到帝国的历程更加显著。这里帝国最终被定义成生命的“禁区”，换句话即具有毁灭的绝对能力。帝国是生态力量的终结形式，因为它是生命力量的绝对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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