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金钱是专制控制的第二种全球方式。世界市场的建构首先由国家市场的金融崩溃、国家的和(或)地区性的金融规范体制的消亡以及那些市场对金融力量需求的依附所组成。当国家的金融结构趋于丧失主权特性时，我们可以看到从它们中涌现出一种新的单边金融的再区域化的阴影，这种再区域化集中在帝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即全球的城市之中。这并不是在新的生产性场所、新的本土的流通区域继而在新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普遍的金融体制；相反它是纯粹在帝国之政治必需物基础之上的一个金融构建。钱是帝国的仲裁者，而恰似帝国核威胁的情况，这个仲裁者既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又没有一个超越的地位。如同核威胁使普遍化的警察权合法化一样，金融的仲裁者也不断地在与生产功能、价值标准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中得以体现，正是这三者构成了世界市场。金融机制是控制市场的基本手段。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332

无线电是帝国控制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基本媒介。管理通讯、建构教育系统和规范文化如今显得比以往更像主权的特权。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无线电中解体。当代通讯并不从属于主权；相反，主权似乎从属于通讯—或者确切地说，主权通过通讯系统表现出来。在通讯的领域，这种导致了地区和(或)国家的主权消亡的悖论比以往更加清晰。通讯的非区域化的能力是独特的：它并非通过限定或削弱现代地区性主权而达到要求；它要抨击的正是向一个地区联结一种秩序的可能性。它赋予一种持续和完全的表征的流通。非区域化是最基本的力量，而流通则是社会交往展示自身的形式。用这种方法和在这种无线网络中，各种语言变得对流通有了实用价值，从而使各种主权关系解体。教育与文化也不得不服从于这种景观下的流通社会。这里我们达到了秩序与空间之间关系被消解的整个过程的一种局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在另一空间中理解这种关系，即在原则上不可能被主权行为的表现所包含的一个另外的所在。

通讯空间被彻底非区域化了。它绝对区别于我们一直从物质力量的垄断和金融标准的确立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残留的空间。这里不是一个残留的问题，而是变质的问题：政治的经济和国家理论的所有要素的一种变质。通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资本通过它成功地使整个全球社会服从于其统治之下，压抑了所有其他的道路。即便真的要设计一条其他道路，它须从真正具有吸纳性的社会中涌现出来并展示其核心的所有矛盾。

这三种控制手段使我们又想到帝国的权力金字塔的三个层次。炸弹是一种君主权，金钱是贵族权，而无线电则是民主权。在以上各种情况下，也许看上去好像这些机制的脉络被美国所控制。也许看上去好像美国是新罗马，或是一群新罗马；华盛顿(炸弹)、纽约(金钱)和洛杉矶(无线电)。然而，任何那种关于帝国空间的地域概念不断地被处在帝国机制核心的本质的弹性、流动性和非区域化所动荡。可能垄断武力和规范金钱能获得部分的区域决定权，但通讯则不能。通讯已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引导着资本主义发展，也转变着各种生产力。这种动力创造出一种极度开放的形势：此处中心化的权力点不得不面对生产主体的权力，即所有那些有助于通讯的互动生产的权力。这里在生产的新形式受帝国统治的这种流通领域内，通讯以毛细血管的形式得以最广泛地传播。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M.A.已用结构的语言清楚地论证了金钱体制的暴力和专制的权力。见La violence de lamonnaie(Paris:PUF,1982),亦见论文集 WernerBonefeld and John Holloway, eds. GlobalCapital , National State , and the Politics of Money(London:Macmillan,1995)。

333

大政府完蛋了！

“大政府完蛋了”是整个帝国的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战斗口号。纽特·金里奇率领的美国共和党国会通过将大政府称为“极权主义的”与“法西斯主义的”(在一次本想帝国化的国会会议上，结果却陷入狂欢)。力争要将对大政府的迷恋去魅。看上去好像我们已回到亨利·福特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之间伟大的互斥时代！抑或回到更少些辉煌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次执政的年代，当时，带着只有英国人才能聚集起来的幽默感，她疯狂地寻求低价出售国家的公物，从通讯系统到供水设施，从铁路系统和石油到大学与医院。但是在美国，大多数急切的保守人士的代表最终走得太远，结果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点。既是一个底线又是残忍的讽刺则是就在他们向大政府发起进攻的时候，后现代信息革命的发展最需要大政府支持它的努力目标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在投机产生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控制股票交易的均衡，坚决稳定货币价值，在军工系统中进行公共投资以帮助转化生产模式，以及改革教育体系以适应这些新的生产性网络等等。恰在此时，苏联已经解体之后，美国政府面临的帝国任务最为迫切，而且最需要大政府。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334

当资本全球化的拥护者们叫喊着反对大政府时，他们不仅虚伪而且忘恩负义。倘若资本没有控制过大政府并使之为其专门的利益效力数世纪，它会怎样呢？而今倘若大政府没有大到足以发挥左右整个全球民众生杀大权的话，那么帝国的资本又会如何呢？倘若没有一个大政府能够印制钱币来生产与再生产一个保证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的全球秩序，资本又会怎样？抑或没有了争取生产性民众的合作的通讯网络呢？每天早晨，当全世界的资本家及其代表醒过来之后，他们不应去读《华尔街时报》上反对大政府的骂词，而应该跪下来颂扬它！

既然大多数反对大政府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已在其所处地位的悖论压力之下土崩瓦解了，我们想要将旗帜从他们在泥沼里丢弃的地方拾起来。现在该我们叫喊“大政府完蛋了！”。那条标语为何应该是保守主义者们的专有物呢？当然，我们已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很清楚大政府也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门工具，而且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它已服务于争取平等与民主的斗争之中。但如今那些时代均告结束。在帝国的后现代性中，大政府已仅仅成为暴君的统治手段和极权主义的主体性生产。大政府指挥着降低成商品主体性的大乐团。结果它决定着欲望的极限：这些事实上正是那些界线，它们在生态政治的帝国内，为了再生产出剥削和奴役的权力，确立了跨越全球地平线的新的劳动分工。相反，我们斗争是因为欲望无限，而且(既然存在的欲望与生产的欲望是一种同样的事物)因为生命可以被不断地、自由和平等地享受和再生产着。

有人也许反驳说，生产的生态政治的普遍性仍要求对其有某种形式的监控，而且现实地说，我们的目标应该不在于摧毁大政府，而是对其施加控制。相反，从民众及其追求自主的自我治理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结束一直重复的150年前马克思的哀叹，当时他说所有的革命都已完善了国家而没有摧毁它。该种重复在我们的世纪才变得清晰多了，此时，大政府、大企业和大行业之间的伟大的妥协(以其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已迫使国家产生出可怕的新成果：集中营、劳改营、贫民窟等等。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335

你们只是一伙无政府主权者，街上的新“柏拉图”最终将向我们吼道。那不对，如果我们不从在生产性合作网络中构建起的一种物质性角度来说(如同柏拉图的不朽的对话者特拉思马科斯(Thrasymacus)和卡利克斯(Callicles)所为)，换句话说不从以生产方式构建起来的和以自由的“共同名称”构建起来的一种人性的视角来说的话，我们将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见到了自由主义的大政府已制造出多少人性的压抑和毁灭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如何正在帝国统治下被重新创造出来，就在此时生产合作的轮回已使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统治下构建其自身。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336

第四部分帝国的衰落

人民不再存在，或者尚未存在……人民缺失着。

—格里泽·德勒兹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以一种是什么和存在什么的评论方式进而以本体论的方式大体上论述了帝国。然而，为了加强论证，我们有时用一种伦理政治学的语言来讨论帝国的难题，并估算感情与利益的各种构成例如，在较早的论述中，我们从民众的立场判断帝国比以前的权力模式少些缺陷，或者说优于以前。从霍布斯到休谟时期的英国政治理论也许呈现出那样一种伦理政治学语言的模式例证，它始于对前社会的入性的悲观描述，试图通过依赖一种超验的权力观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更多或更少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在全面对抗的战争方面少些缺陷，并因为确立和保护和平而更优良。①但这种政治理论化风格不再有用了。假像在于主体可以被“前社会”地理解为在群体之外，然后对其施加一种超验的社会化。在帝国内，没有主体性是局外的，所有的地方已被吸纳进一个普遍的“禁区”。政治学的超验假想不再经得住考验，没有了论争的实用性，因为我们都完全存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范围之中。当我们认识到后现代性这种极端的结论，政治哲学便迫使我们进入本体论的层次。

第十六章 虚拟性

① 论这种政治理论化的风格，见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nd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339

标准之外(不可测量的)

当我们说政治理论必须说明本体论时，我们首先指政治学不可能从外部来构建。政治学是迅速造就的，它是一个纯粹内在化的领域。帝国形成于这种粗浅的水平面上，我们的身体与思想在此扎根。没有组成它的外界逻辑性机器。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便是世界看上去以政治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市场是全球的，而权力则被组织起来，贯穿在这种普遍性当中。帝国的政治体现在其全球的扩张之中—只有风和气流可以吹动的一片瀚海。超验想象的中性化于是成为首要的感觉，即帝国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是本体论的。①

价值和标准的所有超验的结论过去常常管理着权力的部署(或者真正决定着它的价格、分支和等级)，现已失去它们的一致性。鉴于这一事实，政治的问题也必须理解为本体论的。从历史人类学家如鲁道夫·奥托和乔治斯·杜梅泽尔所运用的神圣的权力神话到《联邦党人》的作者们描绘的新政治科学的规则；从“人权”到国际公法的标准一所有这一切随着通向帝国的进程而逝去。根据一种后现代的权利和后现代法律的模式并通过灵活流动的和本土化的程序，帝国支配着法律，维护和平。①帝国建立起本体论的网络，权力的所有关系在其间交织一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有社会的与个人的关系。跨越这个杂交领域存在物的生态政治结构便是帝国政体的内在结构被展现的所在，因为在生态权力的全球性方面，每种有限的价值标准趋向于解体，而帝国权力的水平线将最终展现为处在标准之外的水平。不仅政治的超验，而且连超验本身都已不再决定标准。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论政治与本体论之间的内在关系，见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and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in TheChief Works of Spinoza ,vol. 1(New York: Dover Press, 1951)。

340

西方伟大的形而上学传统总是厌恶不可测量之物。从亚里士多德的以道德为标准②的理论到黑格尔理论中以标准作为从存在到本质过程的关键③，标准问题已严格地和超常秩序问题相联系。即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从这一超验传统中取得经验：他的价值理论实际是价值标准的理论。④然而，只有在帝国的本体论水平线上，世界才最终在标准之外，此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对不可测量之物的深深的憎恨。它源自于赋予秩序以先验的本体论基础的思想的必要性。正如上帝对于古典的权力的超越是必需的，标准对于现代国家的价值观的先验基础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标准，形而上学者说就没有宇宙；而没有宇宙就没有国家。在这种框架内人不可能想象不可测量之物，或者干脆说人绝对想象不到它。贯穿现代性，不可测量之物是一种绝对禁止的事物，一种认识论上的禁区。然而这种形而上的想法如今消失了，因为在生物政治本体论及其转化过程的背景下，超验者是不可想象的。当今天仍有人主张政治超验时，它随即堕入暴政和野蛮状态。

第十六章 虚拟性

① 论后现代权利和法律，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 Univc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② Rémi Brague, Du temps chez Platon et Aristote (Paris: PUF, 1982)。

③ G. W. F. Hegel, Science of Logic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④价值手段的标准，意指其有序的剥削、社会分工的标准及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当然马克思超越了他自已，而且人们从不应该假装他对劳动和价值的讨论只是一篇论标准的文章：在价值之上,劳动总是存在的生命力。Antonio Negri,“Twenty Theses on Marx,"in Saree Mak-disi,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1996)。

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