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这一点应该弄清楚：是什么组成了帝国社会层面上的社会合作：生活的增效作用，或者真正地说是生活原貌(nakedlife)的生产性表现。乔吉奥·阿甘本使用“生活原貌”这一术语指涉人性的否定性局限，揭示出在政治深渊的背后，现代极权主义已经构建起(或多或少英雄式的)人类消极状态的条件。①我们愿意说，相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通过可怕地将人类降到一种最低水平的生活原貌，妄想摧毁生活原貌可能成为的巨大力量，试图取消民众新的生产合作的力量得以聚集的形式。顺着这一观点，有人可能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反动的狂热释放之时，正是资本发现社会合作不再产生于资本的投资，而是一种自主的权力，是每一种生产行为的可能结果的时候。当人类的力量立刻显现为一种自主合作的集体力量时，资本主义的史前历史走向终结。换句话说，当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走向终结之时，社会和主体的合作不再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假定，生活原貌被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或者就在它显现为虚拟性财富之时。

民众的科学、情感和语言的力量强烈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的条件。民众再占用生产力的领域是一个激烈巨变后的领域一一个造物主般运作后的场景。这首先由对合作主体性的生产进行的一次彻底修正所组成：它形成于一种行为，即与民众业已再占用和再创造的机器相融合、相杂交的行为。因而它形成于一种出逃；就主体被转化成(而且发现构成它的合作在)这种机器(中倍增)而言，出逃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机械性的。这是出逃的一种新形式，一种趋向(或连同)机器的出逃—一种机器的出逃。②现代工人的历史和现代主权主体的历史已经包含了机器巨变的一段漫长的历程，但人与机器的杂交化不再由整个现代阶段内它所遵从的线性道路来确定。我们业已来到这一时刻：已控制了杂交化和机器巨变的力量的关系如今可以被推翻。马克思认识到工人与机器间的冲突是一种错误的冲突：“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①如今，新的虚拟性和现实的生活原貌有能力控制机器巨变的进程。帝国内对机器虚拟性的政治斗争，或者真正地对虚拟与真实之间的不同道路的选择的斗争则是斗争的一个中心区域。生产与生活的这个新区域为劳动打开了一个巨变的前景：主体的合作能够而且必须进行伦理、政治和生产性的控制。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 (Turin: Éinaudi, 1995). ②论这种机械化概念，见 Félix Guattari,L'inconscient machinique: essais de schizo-analyse (Fontenay-sous-Bois:Encres/Recherches,1979);and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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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行为/机器

近年来有不少关于历史终结的谈论，也提出了许多有道理的反对意见，针对那些庆祝历史终结的反动说法，后者将现有的统治状态视作永恒。然而，当然的真相在于在现代性中，资本的力量及其主权的机构牢牢控制了历史，并对历史进程实施它们的统治。民众在后现代性中的虚拟力量标志着统治和那些机构的终结。那段历史业已终结。资本主义统治显示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然而，如果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的超验目的论正在走向终结，民众如何能反过来定义一种唯物主义的终极目的呢?②

我们将只有在对虚拟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现象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亦即在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是否、怎样以及何时民众的虚拟性通过可能性而成为现实。可能物的本体论在此意义上是分析的中心领域。这一难题已被作家们提了出来，从卢卡契到本雅明，从阿多诺到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从福柯到德勒兹，而且的确被所有那些已经认识到现代性曙光的人所提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该问题的提出面对了如此众多的形而上学的限制！而且我们现今可以看到，相对于问题的庞大，他们的回答是怎样的苍白。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难题没有冒险重复形而上学传统的旧模式，即便是最有力的模式。事实上，每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现在都彻底过时。如果能有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它很可能是物质的和爆炸性的。当我们的注意力过去首先被吸引到组成民众的虚拟性要素的强度上时，如今它必须集中在这样的假说上：那些虚拟性聚集达到实现它们足够的力量的起始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到一般才智及其在知识、情感与合作中的体现。相似的意义在于我们谈到不同形式的来自民众的那些流浪运动的集体出逃，这些民众占用了空间，并加以更新。

第十六章 虛拟性

① Karl Marx, Capital,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1976)。

②显然，当我们谈论一种唯物主义的目标时，我们在谈论一种由主体构建、由民众用行动组成的目标。这涉及到一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读，它认可了社会机制通过社会力自身的遭遇与冲突而形成。此种情况下的目标并没有预先决定，而是在过程中构建起来。诸如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与伊壁鸠舟、卢克莱修和斯宾诺莎之类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从未否定过由人类行为所建构的目标。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介绍中所写的，不是类人猿身体结构解释了人类的身体结构，而是相反，人类的身体结构解释了类人猿。日标只在后来才出现，成为历史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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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正在讨论两条道路。第一条来自于虚拟性总结了“过去的行为”领域这一事实。虚拟性迈步向前，体现出“记叙物理现象模式”的能力统治着活跃的虚拟单一性，但业已最终失效。这就是走向终结的“历史”，而新的虚拟性此时涌现成强大的力量，并将其自身从一种由资本及其机构进行霸权式投资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今天只有过去的行为同历史能量一起遭到指控，或者干脆说，如今没有了历史，只有历史性。第二条道路来自于这一事实：这些单一的虚拟性随着获得自主权而走向自我定价。它们将自身表达成革新的机器，不仅拒绝受旧的价值和剥削体系的统治，而且还实际上创造了自己的不可缩减的可能性。这正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终极目的被定义的所在，它建立在多种单一性行为之上；这样一种目的论是过去的行为的合成产物和一个民众的机器逻辑的角色。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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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行为，即控制着可能物与真实物之间关联的单一的虚拟性，在第一条道路上处在标准以外，而在第二条道路上则在标准之上。在可能与真实间起链接作用的单一的虚拟性同时打出这两种王牌：作为一种毁灭性武器(在理论上毁灭，在实践上颠覆)处在标准之外，而作为合成的力量则处在标准之上。虚拟与真实作为不可缩减的革新和革命性的机器合二为一。

第十六章 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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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你不可能流了一滴美国血却没有流全世界的血……我们的血液如同亚马逊洪流一样由上千道高贵的血脉合成倾注为一体。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世界；因为除非我们可能像麦基洗德一样将整个世界称作我们的祖先，否则我们无父无母……我们的祖先迷失在普遍的来源中……我们是所有时间的后代，而且根据所有的国家来划分我们的遗产。

—-—赫尔曼·梅尔维尔

命运业已这样计划：美国从现在起将处在西方文明的中心而非边缘。

—沃尔特·李普曼

不可能逃避同美国打交道。

—路易-费迪南德·塞琳娜

帝国建构的理论也是其衰落的理论，如同帝国的欧洲理论家们在过法的儿百年里所认识到的那样。早在希腊一罗马的古代，修昔底德、塔西伦和波利尼奥斯都像后来的教会的神父和早期基督教的理论家所做的一样，详尽记叙了崛起与衰落的经过，谈及帝国时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件对他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在“积极”与“消极”的政府形式间交替的古典理论，因为定义后的帝国超越于这一交替之上。但帝国概念的内在危机只在启蒙时期和建构帝国的现代性时期彻底清楚起来，当时诸如孟德斯鸠和吉朋这样的作者将罗马帝国的衰落问题作为分析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的一个中心而普遍的主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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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兴与衰

在古典时代，帝国的概念已然预示出危机。帝国在一种自然主义的政府形式的理论框架内孕育而成，而且即便它打破了好坏形式的周期交替，却不能从城市与文明作为一体的腐败的命运中得以豁免。历史由“赛齐”(Thyche)(即运气或命运)所统治，后者必然不时地毁灭着帝国所取得的完善。从修昔底德到塔西佗，从雅典到罗马，普通生活和监控的形式之间的必要平衡就处在这种线性的命运之中。波利尼奥斯对罗马帝国的分析背弃了历史发展的周期特性这一概念，借此人类对政治的建构不断地从好的形式转化到城市与权力的糟糕形式：从君主制到暴政，从贵族制到寡头制，从民主制到无政府主义，然后最终开始了一轮新周期。波利尼奥斯宣称罗马帝国通过创造权力的好形式的一种综合而背弃了这一循环(见第十四章)。由此，与其将帝国理解成对普遍的时空的统治，不如更多地理解为通过社会力量的权力将空间与短暂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一场运动；这些社会力量力求将其自身从历史时间的自然循环特性中解放出来。然而，超越命运的界限是要碰运气的。好的政府形式的综合，即具有市民美德的政府，能够对抗命运，但不可能代替它。危机与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Considerations of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si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和 Edward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Knopf,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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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决定着每天都必须被征服。

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诸如孟德斯鸠和吉朋之类的作家拒绝了这种进程的自然主义概念。帝国的衰落用社会科学术语被解释为一种结果，来自于使民众与其英雄美德的历史、社会的构建得以永久的不可能性。帝国的腐败和衰落由此不是一个由循环的历史命运决定的自然的假定，而是统治一种无限时空的人类不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极端艰巨性)的产物。帝国的无限性埋葬了促使好机构运行并持续下去的能量。然而，帝国是一种终结，民众的欲望与市民美德及其创造历史的能力全都趋于这种终结。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形势，不可能支持无限的时空，但相反却无限地将政府的普遍的目标限定在有限的政治与社会维度内。启蒙作家们告诉我们接近完善的政府将跨越有限时空，被温和地构建起来。因而在帝国和控制的现实之间，理论上存在一种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危机的矛盾。

回顾古人的观念并展望现代人的观念，马基雅维利的确就是提供给我们帝国悖论最充分论证的人。①通过将问题从古人的自然化的层面和现代人社会学的层面二者中分离开来，他澄清了这一难题，相反将它放到内在性和纯粹政治学的领域。在他看来，扩张的政府被共和政体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辩证法向前推进。惟有在社会阶层与它们的政治表达呈现在对抗力的一种公开而持续的活动之中的地方，自由与扩张才连在一处，因而只有在那里帝国才成为可能。马基雅维利说，没有一个帝国的概念不是一种决定性地扩张的自由概念。然后，恰恰在这种自由的辩证法中存在着腐败和毁灭的因素。他在讨论罗马帝国的衰落时，首当其冲地强调了民间宗教的危机，或者真正地在于社会关系的衰落，后者已将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统一起来，允许它们一起参与到对抗力量的公开互动中。基督教便是罗马帝国的摧毁者，手段是破坏了异教社会所支持的市民的激情，即市民虽有冲突，但忠诚地参与到对政体的不断完善和自由的进程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Machiavelli, Discours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和 Antonio Negri, Il Potere Costituente (Milan: Sugarco,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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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好的政府形式会必然和自然地腐败的古老观念由此遭到激烈的废弃，因为它们只能从与组织政体的社会及政治关系方面加以评估。现代的启蒙观念关于无限和难以控制的时空危机的观念遭到类似的废弃，因为它也被带回到市民权力的范围：正是在这个而不是其他的基础上时空才能被评估。于是交替不在政府和腐败或帝国与衰落之间，而介乎于一方面是扎根于社会的扩张的政府，即“市民的”和“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是置其权力于超验和压迫之上的政府的每一种实践。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当谈到作为共和政体扩张活动的基础，处在引号之中的“市民”或“民主”之时，而且是作为一个长久存在的帝国惟一可能性之时，我们正在引入一个参与的概念，它关系到一类人的生命力及其产生一种对抗力的辩证法的能力—因而是一个和古典的或现代的民主概念少有关联的概念。从这一角度看甚至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有点“民主”了，类似于恺撒的军团，拿破仑的军队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因为他们各自都成就了一类人的参与，支持其扩张行为。在所有这些例子和普遍的帝国概况的中心应是一种内在化层面得到肯定。内在性被定义为任何对民众行为轨迹的外在界限的缺失。而内在性在其肯定性和毁灭性方面只受制于构成其组成与发展的可能性的政体。

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回到了悖论的中心，通过这个悖论，每个帝国的理论都孕育着其自身衰落的可能性—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解释它。如果帝国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是一个民众政府的实现和一个绝对内在的机构，那么它就完全在这个定义的层面上面临危机，并不因为其他任何与之相对的必需或超越。危机是内在性层次上的一种可选择的可能性的标志—一种并不必然但总是可能的危机。

马基雅维利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内在的、组合成的、本体论的危机感。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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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危机与内在性领域的共存变得完全清楚了。既然政治行为的时空维度不再是界限而是帝国政府的建构的机制，内在性层面上积极与消极方面的共存如今成为一种公开的选择。而今同样的运动与趋势既构成了帝国的兴起，又构成了它的衰落。

欧洲的疆界(维特根斯坦)

帝国精神和危机与衰落迹象的共存在欧洲过去两个世纪的话语中显现出众多不同的表象，经常反映了欧洲霸权的终结或者民主的危机与大众社会的胜利。我们已在整本书中详尽地强调了现代欧洲政府发展的不是帝国的而是帝国主义的形式，然而帝国的概念在欧洲得以存活下来。其现实的缺失则不断地令人感到哀伤。欧洲的关于帝国和衰落的辩论使我们感兴趣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因为帝国的欧洲的理想危机是这些辩论的核心；其次，因为这种危机准确地击中欧洲定义的隐秘之处，即民主的概念归属之地。另一个我们必须在此牢记的因素是实施辩论的立场：一个在集体经历过的经验方面采纳了帝国衰落的历史性戏剧效果的立场。欧洲危机的主题被转化成帝国衰落的一种话语，并连同这种危机所隐含的意识及抵抗的形式一起与民主的危机联系起来。

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也许是用这些术语展现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对美国的大众民主及其主动性和扩张精神的分析引导他痛苦而预言性地认识到，欧洲精英不可能一直维持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控制地位。①黑格尔业已察觉到非常相似的某些东西：“美国是……未来的国度，而它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尚未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体现出来……对于所有那些厌倦了旧欧洲的历史武库的人来说，它是一片欲望的土地。”①然而托克维尔以一种深刻得多的方式理解了这段话。造成欧洲文明的危机及其帝国实践的原因存在于这个事实：欧洲美德—或者真正地指在现代主权机构中组织起来的它的贵族道德—不可能成功地与大众文明的生命力合拍。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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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洲人开始发觉的上帝之死的确是他们丧失自己的全球中心地位的标志，对此他们只能理解成一种现代的神秘主义。从尼采到柏克哈特，从托马斯·曼到马克斯·韦伯，从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到奥特加·依珈斯，以及在其他无数跨越了19和20世纪的作家看来，这种直觉成为一种被人带着那种苦痛歌唱的经常重弹的老调！②社会与政治景观中大众的表象、文化与生产的现代性模式的耗竭、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削减以及在萧条、贫困与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国家间的冲突：所有这些作为不可逆转的衰落迹象涌现出来。虚无主义统治着时代，因为时代没有了希望。尼采提出了确定的诊断：“欧洲病了。”③即将毁灭这一地带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重新出现的最可怕的民族主义与不相容忍的幽灵全都站出来成为证据，确认这些直觉事实上正确。

但从我们的立场看，与旧的欧洲权力相反，一个新欧洲已形成的这一事实只是个好消息。谁想见到更多的那种毫无生气和寄生性的欧洲统治阶级？后者曾经直接引导旧秩序进入民族主义、从民粹主义到法西斯主义，而今则推行一种普遍化的新自由主义。谁想更多地见到那些已经滋养和支持了腐烂的欧洲精英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机构？谁又仍能容忍那些劳工组织系统以及那些业已剥离了一切生命精神的合作？

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哀悼欧洲的危机；相反是在对它的分析中认识到诸种因素，它们在肯定危机趋势的同时，依然暗示出可能的抵抗、积极回应的余地和命运的他种选择。这些因素已经经常出现，几乎与关于他们自身时代危机的理论家的意志相反：它是一种跃向将来一个时代的反抗—一个真实而正确的未来的过去，一种未来的完成时态。在此意义上，通过对其原因的痛苦的分析，欧洲意识形态的危机能够揭示出对新的公开资源的定义。这就是为何跟随欧洲危机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不仅像尼采和韦伯那样的作家，而且连该时代的公共舆论都认为对危机的谴责揭示了一个极端强大的积极方面，它含有今天我们正在进入的新世界帝国的基本特征。旧的帝国世界危机的力量成为新帝国的基础。无差别的大众以其简单的表现曾经能够摧毁现代传统及其超越力，而今显现成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和不可抑制的维持价值的源头。一种新的生命力，近乎于埋葬了罗马的野蛮力量重新激活了欧洲上帝死去后留给我们作为视野的内在性领域。每一种关于欧洲人危机和欧洲帝国观念的衰落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新的生命力的表征，或者如我们所愿，成为大众欲望的表征。尼采从山顶上这样宣告道：“我自身已经吸纳了欧洲的精神现在我想反击了！”①超越了现代性意味着超越限制、超越欧洲中心论，并导向将内在性领域确定地接受成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专有范围。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M.C. 以他通常的博学对欧洲观念的盛衰提出了一番令人兴奋的分析，见 Geo-filosofia dellEuropa(Milan; Adelphi, 1994)。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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