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年之后，那些已经参与到大屠杀之中的人绝望地试图理解和控制这一危机。考虑一下弗兰茨·罗森瓦格(FranzRosenzweig)和沃尔特·本雅明的证词。对他们二位来说，一种世俗的末世论是借助来释放危机经验的机制。②在历史地经历了战争与悲惨之后，也许还伴随着一种对即将到来的浩劫的直觉，他们试图发现希望和救赎之光。然而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地逃避开强大的辩证法的回流。当然这种已经聚拢和选定了欧洲价值观的被诅咒的辩证法，已从内部被掏空，如今由完全否定的术语所定义。然而，这种神秘论赖以寻求解放和救赎的启示景象也仍然隐含在危机之中。本雅明这样痛苦地认识道：“过去随之带来一种时间的指引，借以指向救赎。在过去的几代人与现代人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约定。我们被期待着降临到世间。像之前的每一代人，我们已被赋予一种软弱的弥赛亚力量，一种由过去进行支配的力量。”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vol.8., p t.1, 转引自 Cacciari, Geofilosofia dell'Europa。

② Franz Rosenzweig, The Star of Redemp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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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的经验产生在现代性危机以最大的强度所出现的地方。在同一范围内，其他作者寻求与辩证法的残余及其吸纳的权力相决裂。然而，对我们来说，似乎连当今最强大的思想家都不能和辩证法与危机分裂。马克斯·韦伯认为主权和合法化的危机只能通过求助于具有领袖气质的非理性的人物得以解决。卡尔·施密特认为主权实践的范围只能通过求助于“决定”来清除。但一种非理性的辩证法不可能解决甚至缓解现实的危机。②一种美学化的辩证法的强大阴影甚至不知不觉地溜进了海德格尔关于对四散分裂的存在的精神指导功能的概念之中。

为了真正澄清这一景象，我们向一系列的法国哲学家们表示最大的感激，他们在几十年后，即20世纪60年代重读了尼采。③他们的重读涉及到批判立场的重新定向，它产生于他们开始认识到辩证法作用的结束之时；此时，这种认识在新的以主体性生产为中心的政治经验中得到肯定。这是一种作为权力的主体制生产，而且构成一种自主权，不能被削减成任何抽象或超验的综合。④现在不是辩证法而是拒绝、抵制、暴力和对存在的积极肯定标示着现实中危机的定位和足够的反应之间的关系。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见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68)。

②论欧洲非理性主义的命运，见 Georg Lukác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London: Merlin，1980)。

③我们基本上在是指格里泽·德勒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

④ Hans Jürgen Krahl,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Frankfurt:Neue Kritik,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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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危机之中显示为反历史的超越、反腐败的救赎以及反虚无主义的弥赛亚主义如今被构建成一种本体论上明确的位置，在任何可能的辩证法残余之外，与之相对，从而超越于其上。这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否定了每个超验的因素，并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激进的重新定向。

为了理解这种道路的深刻性，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人们愿意努力集中在对它的意识与期待之上。维氏的早期作品赋予20世纪早期的欧洲思想的主要题旨以一种新生命：身处感知的荒漠和搜寻意义的条件，整体性神秘主义和朝向主体性生产的本体论趋势的共存。已从任何辩证法身上剥离开的当代历史及其戏剧性于是被维氏从偶然性那里移开。历史与经验展现了对绝望地试图在危机中发现连贯性的主体重新安置一种唯物主义与同义反复的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事物如何展现出来即上帝。上帝即事物如何展现出来。只有从我的生命的独特性的意识中才出现了宗教—科学—和艺术。”继而说：“这种意识即生命自身。即便在我自己之外没有生物存在，它能是一种伦理吗？如果除我自己之外没有生物存在，能有伦理吗？如果伦理应是基本之物，可以有(伦理)。如果我正确，那么一个世界被给予伦理的判断并不足够。世界自身非善非恶……善恶只通过主体进入。而主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个疆界。”维特根斯坦摒弃了战争的上帝和事物的荒漠，在荒漠当中，通过将世界置于同义反复的主体性的限定之上，善恶如今难以分辨了：“在此人们可以看到唯我论和纯粹的现实主义巧合在一起，倘若它被严格地思考出来。”①然而这一界限是具有创造性的。另一种选择则当且仅当主体性被摆在世界之外时才可能完全出现：“我的建议以下列方式发挥阐释的作用：任何理解我的人最终认识到它们是荒谬的，这时他已用过它们—作为台阶—从而爬上去超越它们。(不妨说，他必须在已经爬到它上面之后扔掉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建议，而后他将看到正确的世界。”①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任何可能的辩证法的终结和意义的终结，后者处在世界的逻辑之中而非其边缘上的主体超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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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dwig Wittgenstein, Notebooks, 1914-16, G. H. von Wright 和 G. E. M. Anscombeznd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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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的经验的悲剧的发展轨迹允许我们抓住这些要素：它们使对现代性危机和帝国观念衰落的认识成为定义了未来的欧洲的一种(否定但必要的)条件。这些作家是在荒漠中大声呼叫的人。这代人的一部分将被扣押在惨绝人寰的集中营里。其他人则通过一种对苏联现代化不切实际的信仰使危机长存。还有一些人，一群相当数量的这些作家，逃往美国。他们真正是在荒漠中叫喊的声音，但他们在荒漠中稀少而单一的生活期待给了我们一种手段去思考在后现代帝国的新现实中民众的多种可能性。那些作家率先对未来帝国的完全非地域化的条件加以定义；他们置身于其间，就像民众今天置身在其中一样。否定性、拒绝参与和发现空虚笼罩了万物：这种手段将人自身断然放在一种帝国的现实之中，现实自身由危机所决定。在这一点上，帝国既是荒漠又是危机，同历史的趋向不可区分。在古代的世界中，帝国的危机被视作一种自然循环的历史产物，在现代世界危机由一系列时空的困境所决定，而现在危机的数字和帝国的实践已变得难以区分。然而20世纪的危机理论家教导我们，在新帝国建立的这片非地域化了的不合时宜的空间以及在这片意义的荒漠中，危机的证词可以向实现单一而集体的主体、向着民众的权力传递过去。民众已将地方与限定的时间的缺失予以内在化。它是流动和富有弹性的，它将未来只看作在各个方向上分枝出来的可能性的总体。未来的帝国世界，不了解意义，完全被主体性生产的五花八门的总数所填充。衰落不再是未来的命运，而是帝国的当下现实。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 Routledge,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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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

逃往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对一个失去的地方进行再发现的一种尝试。美国的民主事实上不是建立在出逃的民主、肯定但非辩证性的价值观和多元主义及自由之上的吗？这些价值观连同新疆界的观念不是永久地再创造了其民主基础的扩张并超越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每个抽象限制吗？这种音乐有时在自由主义领袖所宣称的“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计划中被高调演奏，有时则低调，由每个诚实的人享有社会流动与争取财富与自由的平等机会的美国梦所代表—简而言之，即“美国的生活方式”。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的“新政”计划支持了美国理想的这一概念，该计划与欧洲对应危机的政治和文化计划如此地不同且比后者自由得多。汉娜·阿伦特宣称美国革命优于法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是对政治自由的无限追求，而法国革命是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有限斗争；此时她不仅颂扬了欧洲人不再了解的一种自由的理想，而且在美国对其进行了重新地域化。①随之在一定意义上，看上去似乎已经存在于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被打破，美国已经踏上不同的道路，但实际上美国为这些欧洲人代表了一种欧洲已经丧失的自由观的复活。

从危机中的欧洲立场看，美国即杰斐逊的“自由的帝国”代表了帝国主义观点的更新。伟大的19世纪美国作家们已在歌唱新大陆自由的史诗特性。在惠特曼的作品中，民族主义得到肯定，而梅尔维尔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令人渴望。一个美国的地方以自由政体的名义被地方化，同时通过开放的边疆和出走被不断地非地域化。伟大的美国哲学家，从爱默生、怀特海直到皮尔斯，从黑格尔主义(或者其实是帝国主义欧洲的自辩)中揭示出精神上的洪流，后者来自于一个全新、巨大、决定性的且不受限定的进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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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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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欧洲人为一个新欧洲的这些曼妙的歌声所着迷。20世纪欧洲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同样是危机中的欧洲与美国帝国计划之间艰难关系的体现。美国的乌托邦以众多不同的方式被接受，但它在20世纪欧洲各地被用来作为一个中心参照点。这种持续的着迷既显现在危机的消沉又显现在先锋派的精神之中，换句话说，即通过现代性的自我毁灭和不确定但不可抑制的创新意志显现，后者驱使着伟大的欧洲文化运动的最后浪潮(从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到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

美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次救助欧洲的军事史堪与政治与文化上的救助相媲美。建立在金融、经济和军事结构上的美国对欧洲的霸权经过一系列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操作显得很自然。例如，考虑一下二战结束前后的几年，艺术生产的中心和现代艺术的观点是如何从巴黎转移到纽约的。瑟基·吉尔博详尽描述了那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当巴黎艺术圈已因战争和纳粹的占领乱作一团时，就在一场促进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角色的意识形态的运动过程中，由诸如杰克森·波洛克和罗伯特·玛泽韦尔的纽约艺术家组成的抽象表现主义是如何确立成为欧洲特别是巴黎的现代主义的当然延续和继承人。纽约窃取了现代艺术的观念：

美国艺术由此被描述成一种向抽象发展的长期存在和不可阻挡的趋势的逻辑巅峰。美国的文化曾被抬到一种国际范例的地位，特别美国化事物的意义不得不变化：已经典型美国化的事物当时变成了整体上“西方文化”的代表。如此美国艺术被转变成从地区的到国际艺术再到全球艺术……在这方面，战后美国文化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一样被放在同一立足点上；要求它对“自由”世界中民主自由的复兴负起责任。①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格里泽·德勒兹经常歌颂美国文学的流浪特性和非地域化的力量。似乎对德勒兹来说，美国代表着欧洲意识封闭的禁锢之下的一种解放。例见“惠特曼”与《巴特比》，“Whitman”and"Bartleby,ou la formule," in Critique et clinique(Paris;Minuit,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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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生产，更重要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历史的这段文字只是五花八门的思想意识活动的一个方面，这种活动将美国的全球霸权选定为欧洲危机自然的和必然的后果。

自相矛盾的是，即便气势汹汹的欧洲民族主义各派，虽已经导致世纪前半叶那样激烈的冲突，最后却被一场看谁能更好地表达一种强大的美国特性的竞争所取代。列宁的苏维埃联盟其实或许已经最为清晰地听到了美国特性的诱人歌声。挑战在于要复制在美国已达到顶点的资本主义的结果。苏联人反驳美国使用的手段，相反宣称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与牺牲自由更加有效地取得同样结果。这种可怕的模糊性也融会在格雷马斯论美国方式与福特主义的作品之中，它们是从欧洲角度理解美国问题的基本文本之一。②随着美国将新的泰勒制的劳动组织形式与其强大的资本主义统治意志结合在一起，格雷马斯将美国视为未来必须的参照点：它是惟一的发展道路。对他来说，它继而关系到理解革命是否积极(如苏联)或消极(如意大利法西斯)。美国特性与国家社会主义间的协调应是明显的，伴随着整个冷战中大西洋两岸它们平行的发展道路，最终导致在空间探寻和核武器上的危险竞争。这些平行道路简单地阐明了这样的事实：一定的美国特性已经刺入即使是其最强大的对立面的心脏。俄罗斯20世纪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欧洲发展的一个缩影。

欧洲意识拒绝承认其衰落，经常将其危机投射到美国的乌托邦之上。这种投射持续了很长时间，和重新发现一个自由地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样长，这一自由之地能够继续着目的论思想，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也许是它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投射的悖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欧洲意识面对其不可否定和不可逆转的衰落以走向另一极端作出了反应：业已肯定和重复了美国乌托邦的形式上力量的基本的竞争之地如今代表了其彻底的颠覆。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成为假借阿诺德·汤因比的外衣对最笨拙而又辩解式的美国乌托邦意象绝对的否定。应该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同时具有后现代性和演进特点的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看上去完结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混乱。美利坚帝国将终结历史。但我们知道作为乌托邦式救赎的这种美利坚帝国的观点完全是虚幻的。首先，未来的帝国不是美国的，美国不在其中心。我们在整本书中所描述的帝国的基本原则便是其力量没有实际的和可确定的范围或中心。帝国的权力通过流动和体现出来的控制机制分散在网络之中。这不是说美国政府和美国地区和其他的没有区别：美国当然在帝国的全球分隔和分级中占据了一个特权的地位。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和领域的衰退，国家地域间的区别变得愈加相关。它们如今不是本质的区分(例如宗主国区域同殖民地区域间的区分)，而是程度上的区分。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② Antonio Gramsci, “Americanism and Forolism,"见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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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美国不能修正或修补危机和欧洲的衰落。美国不是一个欧洲的或者其至是现代的主体可以逃去解决其不安和不快乐问题的地方，那样的地方根本不存在。超越危机的方式在于对主体进行本体论的置换。最重要的变化因而发生在人性内部，因为随着现代性的结束也结束了一种希望：发现能够在群体、合作和批评的、矛盾关系之外识别自我的某些事物，而每个人都在禁区，即在世界与民众之中发现那种批评与矛盾的关系。这就是欧洲观念重新出现的所在，不是作为一个区域，不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不从一个民族及其历史的立场出发，而只是简单地作为一种趋于普遍化的本体论人类特征的构成。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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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后现代性和通往帝国的道路涉及到过去常被指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领域的一种真正的汇合。当语言与交际、或者真正地当非物质劳动和合作变成主要生产力(见第十三章)时，帝国开始成形。上层建筑投入运行，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生产性语言性网络的世界。生产与再现的线路交错混合在同样的语言性与生产性的范围内。在这一情境下决定着政治经济学中心范围的差别趋向模糊。生产与再生产变得难以分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融合于一处；不变资本趋于在可变资本内部：在生产性主体的大脑、身体及合作之中组成与再现。社会主体同时是这种单一机器的生产者和产品。在这种新的历史结构中，由此不再可能会认可一种标志、一个主体、一种价值或者属于“外在的”一个实践。

然而，这种整体的形成没有消除剥削。它更多地对它进行了再定义，基本上与交际和合作相关。剥削是合作的侵占和语言性生产的意义的废弃。结果，对监控的抵制不断地在帝国内涌现。与剥削的对抗在全球的生产网络中体现出来，并决定着各个节点上的危机。危机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后现代的整体共同扩张，这是帝国控制所独有的。在这方面，帝国的衰落没有定义为一个历时性运动，而是一个共时性现实。危机在发展及整体上重组的每个时刻都在运行着。

随着社会被真正吸纳到资本之下，社会的对抗力量可以在每一时刻、在交际性生产与交换的每个阶段作为冲突爆发出来。资本已成为一个世界。使用价值和被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价值及定价过程的其他所有参照物已逐步消失。主体性完全陷入交换与语言当中，但那并不意味着它是温和的。以生产的交换关系普遍化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危机的一个原动力，而生产的一般智能则是一伙对抗力量。危机与衰落不是指帝国外在的某些东西，而是指最内在的东西。它们从属于主体性自身的生产，由此它们既独属于帝国再生产的过程，又与之相反。危机和衰落不是一种隐藏的基础，也不是一个不祥预兆的未来，却是清楚而明显的现状，一个总被期待的事件，一个总是出现的潜伏因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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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夜半，鬼影幢幢。帝国的新统治和民众的新的非物质和合作性活动两者都在阴影中移动，没有东西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命运。然而，我们已取得了一个新的参照点(而明天或许是一种新意识)，它其实体现在帝国由危机所决定，它的衰落总是已经开始，结果每个对抗力量的线索都导向事变和异常。实际上，危机内在于并且与帝国难以区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在漆黑的夜晚对该事变的实践进行积极的理论化并加以定义吗？

生育

两个中心的限制阻止我们立即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由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专制权力展现出来，具体地说是一种广泛传播的幻想；即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政体是永恒的和不可战胜的。奇特的资本主义自然特性是一种单纯而简单的神秘事物，而我们必须立即将它从自己身上去除掉。第二个限制由无数的理论立场所代表，这些立场除了一种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他者外看不到现存统治秩序的替换物，并由此参与到一种有限的神秘主义之中。从这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存在的煎熬不可能成功地得到表达，变得有意识并且建立起一种反叛的立场。这种理论立场只导向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和遁世的实践。资本主义自然特性的幻像和局限的极端性其实处在一种互补性的关系中。它们的同谋关系在一种精疲力竭的无权状态中得以表达。事实上，这些立场中没有一个，包括辩护的立场和神秘的立场，能成功地抓住生态政治秩序的基本方面：它的生产率。它们不能解释民众的虚拟权力，而民众不断趋向成为可能和真实。换而言之，它们已经失去存在的基本生产率的轨迹。

第十七章 生商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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