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作为结论，请允许我们提及基督教在欧洲的诞生，以及它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得到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强大潜力的主体得到建立、巩固，它预示了另一个世界的来临。这个新主体提供了一个完全另类于帝国权力精神的选择—一个全新的本体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帝国被接受为“时代的成熟”，它是一切已知文明的整合，但它的一切在一个彻底不同于它的伦理和本体轴向上受到挑战。同样，即使今天所有对帝国权利的限制都被突破，一切关于帝国权利的不可解的难题都得到了解决，理论和实践依然可以超越它，再次寻找到抗争的本体基础。这一切会发生在帝国之内，但它仍会以不相上下的规模反抗帝国并超越它。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正如JeanEhrard所显示，在整个启蒙时代，说罗马的衰败始于恺撒这一观点在历史地理学中被一再提出。读者可参阅 Jean Ehrard 的专著 La politique de Montesquieu(Paris: A. Co-lin,1965)。

②政治政权的腐败原则在成形于诡辩派时期(后来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整理成文)的政府形式理论中已经很明显。“政治”腐败原则后来被转译为一种历史进步理论，它强调了循环发展中的政府形式中的伦理模式。在对此做出贡献的各种理论努力中(其中诡辩派显然是异祖).波利比奥斯是令之最终成形的人，他欢庆着腐败的创造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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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警察”表现为同法庭、军队、国库一道统领国家的行政机关，这话不错。可实际上，它几乎包容一切。图尔凯(Turquet)如此说道：“它向外伸出触须，探入人们的一切生存状态中，探入人们正在做或承诺做的每一件事中。法庭、金融、军队，这些都被纳入它的力场之内。”警察包容一切。

—米歇尔·福柯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发现帝国的观念起源中的一些成分。可单单从那一个角度，我们很难(即便并非完全不可能)理解帝国机器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法律根据和法律体系总指向它们之外的一些东西。通过权利的演化和运用，它们指向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界定了它们的交易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

控制型社会中的生态权力

在许多方面，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为探察帝国统治的物质性职能划定了区域。首先，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历史过渡。①在规训社会中，社会控制建立在一个由各种设施结成的庞大、复杂的网络体系之中，这一网络体系产生和规范了风俗、习惯及生产实践。通过各种规训机构(监狱、工厂、收容所、医院、大学、学校，等等)，这种类型的社会的作用被启动，并确保人们服从于它的统治，服从于它的接纳和/或排斥机制，从而对社会领域进行建构，提出顺从规训“理性”的逻辑。实际上，规训力量的统治手段是建构思想和行为的参数与极限，它预设正常行为，禁止反常行为。福柯概括性地称古代的政体和法国文明的古典时期为规训社会，以它们来例示规训的出现。再高度概括一点，我们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处在这种权力范式之下。与之形成对照，我们应理解，在控制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发展于现代性的顶点，并开启了通向后现代的门户)中，控制机制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这种机制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符合统治要求的社会融合和排斥行为因此也越来越内存于主体自身。现在，行使权力的机器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和人的身体(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把人们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间离(alienation)之中。故而，控制社会的特点可表述为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这种社会内在地驱动我们的日常行为，但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构架严整的场所。正是在这一点上，控制与规训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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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尽管Foucault并未明言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这一观点始终隐藏在他的著作中。在对这一点的阐释上，我们遵从Gilles Deleuze所作的精彩评论。读者可参阅Gilles Deleuze的专著 Foucault(Paris:Minuit，1986)和他的文章“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contrôle”，该文收录在论文集Pourparlers(Paris:Minuit，1990)中。读者还可参阅MichaelHardt 的文章“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该文载于 Social Text, no.45(Winter 1995),第2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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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态政治本质。①生态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它追随社会生活，解释它、吸纳它，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这种职能作用，并按照他或她的意愿启动它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的全部生活的有效控制。如福柯所述：“生活现在已变成……权力的目标。”②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活，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活。因此，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了权力追逐的猎物。

在福柯的作品中，这两条主线相互交错，指明只有控制社会才能采纳生态政治环境，作为其专有的指涉域。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中，新的权力范式得以实现，对它的界定由各种把社会确定为生态权力领域的权术完成。在规训社会中，生态政治权术的效果尚不全面，因为在那种社会中，规训行为是按照相对封闭的、地缘化的、量化的逻辑发展起来的。社会戒律将个人钉在各种制度之中，但并不能成功地将个人彻底编排入生产性实践和生产性社会化的韵律之中。它尚未达到饱和、浸彻个体的意识和肉体，处理、组织个体的总体生活的境界。这样，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与个体的关系就始终是静止不动的：它表现为权力戒律对个体的入侵以及与此相应所产生的个体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权力已彻底生态政治化时，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这种关系变得开放、量化、情感化。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①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 读者主要可参阅Michel Foucault 的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 Vintage, 1978)。关于Foucault 在其他地方对生态政治这一概念的论述，可参阅“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Eighteenth Century",收录于 Colin Gordon 主编的 Power/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1980),166 – 182 页:“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收录于 Dits et écrits(Paris:Gallimard,1994)第 3:207-228页，特别是 210 页；和收录于同一部书中的“Naissance de labiopolitique”，3:818-825页。关于Foucault之后的著作者在生态政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Hubert Dreyfus 和 Paul Rabinow 合编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and Hermeneu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第 133 - 142 页; 以及 Jac-ques Donzelot 的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New York:Pantheon,1979)。

②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文章“Les mailles du pouvoir”,收录在 Dits et écrits中,4:182 - 201; 引文在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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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发展全过程中始终孜孜以求的一切社会力量互为影射的关系得到全面实现，马克思曾确认某种类似的东西，他称之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形式吸纳到实在吸纳的过渡。②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也分析了一个与之紧密相联的过程—文化(以及社会关系)被吸纳入集权国家，或更确切地说被吸纳入畸形的启蒙辩证法的过程。③然而，我们所提到的转变过程与上述过程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的描述关注过程的单维性，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仅仅对马克思的描述进行了重述和扩充。与之不同，福柯论及的过程在根本上触及多元性和复杂性—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这种观察视角发展得更为明确。④当实在吸纳被理解为不仅包裹了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维度，而且包裹了整个社会有机体，并且当对实在吸纳的分析关注到规训和/或控制的模态，那么这种分析就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那单向、整体的形象。市民社会被吸纳入国家之中，可结果却是，原先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协调和调解的各种因素将会爆发。反抗不再徘徊在边缘，而是活跃于在网络系统中处于开放的社会的核心。因此，福柯的建构隐隐指出权力的悖论(德勒兹和瓜塔里使这种隐含意义明晰化)：就在权力完成了大一统，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成分都包容在自身之内的那一刻，它也使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得到显现。那是一个有着千差万别，由最大限度的多层性和不可被吸纳的单一性构成的复杂环境，这是每个单一事件都有自己独特性的环境。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许多思想家都追随Foucault，并成功地对福利国家这一事物提出责难。读者主要可参阅Jacuqes Donzelot 的专著L'invention du social(Paris: Fayard,1984)和 FranÇois Ewald 的专著L'état providence(Paris:Seuil,1986)。

②读者可参阅马克思的一篇文章“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该文作为《资本论》的附录被出版。读者也可参阅 Antonio Negri的专著Marx beyond Marx(NewYork:Autonomedia,1991)。

③参阅 Mar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的合著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

④参阅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的合著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 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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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的这些概念都描述了帝国概念的核心方面。帝国概念是一个框架，主体的多面性必须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理解；它也是一个目标，是新的权力范式导向的目标。也就在此，一条实实在在的裂缝产生于各种旧的国际法理论框架和(无论它的形式是契约式的和/或是联合国式的)帝国法律的新现实之间。这一过程中，一切中介成分都被拔到一边，因此，国际秩序再也不能通过中间力量来建构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能被最直接地把握。我们已从法律角度承认了这个现实。实际上，我们已看到当新的权力观从全球化的背景中显现出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处理普遍性，将整个星球当作一个单一系统时，它必须取得一个最直接的前提(在例外状态下行动)和一套充分的、灵活的技术(警察制度中的各种手段)。

纵使例外状态和各种警察手段构成了新的帝国权力的坚实内核和它的核心成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的政体同造就独裁与集权主义的各种法律权术有任何关联。（在别的地方，后者已被如此彻底地描述，所用的语言是如此夸张，而描述它的作者又是如此之众多[简直太多了]。①)与之相反，在当代这个处于转折之中的环境中，法律的统治仍起到核心作用；权力依旧有效，而且(恰恰是凭借着例外状态和警察手段)成为程序。这是一场剧烈的转变，它既暴露出权力和主体之间未经中介的直接关系，也显示了既不可能存在任何“优先存在的”中间力量，也不可能抑制各个事件在时间中的多样与差异。②无边无垠的全球空间，深不见底的生态政治世界，不可预见的时间之流，这些就是给新的超国家权力定界的维度。就在此处，帝国的概念要努力建立起自己；在此处，帝国概念要证明自己的效力；仍在此处，帝国机器将被启动。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举例而言，读者可参阅Peter Dews的专著Logics of Disintegration：Poststructuralist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Verso,1987)的第六和第七章。一旦读者接受了对权力的如此定义，以及穿越权力的危机，Foucault的话语就展现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以批判福利国家(在这方面，Deleuze和 Guattari的话语更是如此)。如果读者要寻找与此多多少少相吻合的分析，可参阅 Claus Offe 的专荠Disorganized Capitalism：Con-temporary·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Politics(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An-tonio Negri 的Revolution Retrieved:Selected Writings(London:Red Notes,1988),以及 An-tonio Negri 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入他和 Michael Hardt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第 23–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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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新范式的生态政治背景完完全全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正是它面对权力推出另类选择，它不仅是对顺从或反抗、政治参与或拒绝的选择，也是对全部生活领域中所有问题的选择，生存或死亡，富有或贫穷，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在选择之列。想想新的权力观在表现帝国权力如此宽泛的维度时会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难，再想想这种权力观无论如何也不能实在地触及到帝国权力的所有方方面面，就可看到帝国权力至多也只能不全面地表现潜藏在新的世界秩序结构之下的样式，而不能真正把握住令它运转的动力。我们的分析必须聚集在生态权力的生产维度之上。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极权主义”——这一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概念——已证明是一件很有用的宣传工具。可作为分析的工具，它就完全不适合。它常常把人们引到恶毒的、迫害性的方法上，破坏了道德的争论。在我们的图书馆中，像这样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排满了书架。今天，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耻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清除掉。要简略了解一下有关“极权主义”的文献(从最具连贯性的到最荒诞不经的),读者可以参阅 Hannah Arendt 的专著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1)和 Jeanne Kirkpatrick 的专著 Dictatorship andDouble Standard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在本书的第五章，我们将再回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对它做更详细的论述。

②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德语世界在 20 世纪 20 和30 年代间发展起来的Mobilmachtung 概念所涉及的题域，那个概念多多少少是通过 Ernst Jünger 和 Carl Schmitt 发展起来的。在 20世纪30年代，同样的概念也出现在法国文化中，而且它所带有的战斗性即使到今天仍未消退。在与之有关的讨论中，Georges Bataille是一个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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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生产

生产和生态权力、控制社会的关系暴露出前文中提到的几位作者著作的薄弱之处，尽管我们正是借鉴了他们的一系列观念。故而，我们应该澄清福柯的著作中和生产力学相关的生态或生态政治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柯在多部著作中讨论过，如果不考虑生态政治环境如何被日益用来服务于资本积累，就不能理解从古代政体的主权国家到现代的规训国家的跃进。他写道：“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并非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它也完成在肉体之中，得到肉体的帮助。对资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态政治，它是生物性质的，是属于肉体的。”②

这一时期，福柯的研究策略的核心目标是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表现，其中包括几种马克思主义的变体。那些理论都将权力与社会生产问题放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加以考虑，从而将它们同生产的低级、实在层面相剥离。因此，福柯试图带着社会再生产问题，以及所谓“上层建筑”的一切组成成分回归到基础物质结构中，试图不仅以经济术语，同时以文化的、物质的、主体性的术语来界定这一领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福柯稍后时期的著述中，当他描绘出正在显现的控制社会的轮廓，揭示了这一活跃于整个社会生态政治中的权力形象时，他关于社会整体的概念是如何得到了完善和实现的。但即使福柯强有力地把握住了社会的生态政治层面，并将之界定为内在性领域，这似乎也并不能表明福柯已成功地使他的思想摆脱了从他研究之始就指导着他工作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结构主义认识论是指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再生。这种方法高效地割舍了系统的动态特征，系统在运动中体现出的具有创造力的时间流动性，以及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本体内容。①实际上，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问福柯：是什么人，或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系统，他的回答将艰涩难解，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会作出任何回答。福柯最终未能抓住的正是生态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②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 读者可以追踪一条有趣的讨论线索，它从 Jacques Derrida 对 Walter Benjamin 的文章“Cri-tique of Violence"(以及 Drucilla Cornell, Michel Rosenfeld 和 David Gray Carlson编的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New York: Routledge, 1992])的解读一直发展到 Giorgio Agamben 在更近一些时候完成的更激励人心的著作 Homo sacer: il poteresovrano e la nuda vita(Turin:Einaudi,1995)。这样一条线索有效地发展起了 Foucault 对生态政治的诠释。然而，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所有这些讨论引归到“生命”的生产性维度这一问题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确定这一概念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超越任何纯自然主义的，或纯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

②参阅Michel Foucault之文章“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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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柯不同，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向我们展示了对生态权力的严格意义上的后结构主义式理解，这种理解更新了唯物主义思想，将自身坚实地建立在社会存在的生产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著述使得结构主义以及一切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概念不再神秘，这些概念使得认识论框架的稳定性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参照点。他们把我们的关注清晰地聚焦到社会生产的本体内容之上—机器生产。各种社会机器以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组合，一刻不停地完成它们的职能，生产出世界，同时也生产出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体与客体。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似乎只能肯定地构想出不停运动和绝对流动的趋向，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之中，社会生产的创造性成分和激进本体论依旧无足轻重、软弱无力。德勒兹和瓜塔里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能力(创造性生产、价值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会未来发展的生产)，但他们的表述仅仅触及了现象的表面，把这种能力描绘成一个混乱的、充满不确定性，由不可把握的事件标出的疆界。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Henri Lefebvre 的专著L'ideologie structuraliste(Paris: Anthropos, 1971), Gilles De-leuze 的文章“A quoi reconnait-on le structuralisme?”，该文收录在 François Châtelet 主编的八卷本 Historie de la philosophie(Paris:Hachette,1972)中。读者也可参阅 Fredric Jameson的专著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

②1977年，在一封私人信件中，Deleuze正式阐述了他同Foucault的不同，而两人的根本分歧点最终也正是归结到这样一个生产问题上。Deleuze更喜欢用“欲望”这个词，而不是Fou-cault所用的“快乐”。他解释说，因为“欲望”一词抓住了社会现实生产的实在的、主动的动力，而“快乐”则是惰性的、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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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生产与生态权力的关系。这个群体从生产性劳动的新本质，以及它在社会中的鲜活发展的方向确认生态政治维度。他们使用诸如“大众智性”、“非物质劳动”等术语，他们也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智力”概念。②这些分析来自两套步调协调的研究方案。第一套方案在于分析生产性劳动在近年发生的转化，以及它越来越向非物质化靠拢的趋向。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价值理论，以把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价值积累问题推到剥削机制的核心(或许也因此把这个问题带入潜在的反抗核心)。这一学派发展出的第二个，也是由第一个方案导引出的方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劳动力在社会和交往领域所占据的最直观维度，这样就执着地提出了主体性的新形象问题，它涉及他们遭受的剥削问题和他们的革命潜能问题。对活生生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剥削，它的最直观的社会维度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着社会的关系因素中，同时这种维度也激发出批判因素，这种批判因素可在全体劳动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不屈与反抗。因此，在建立起新的价值理论后，新的主体性理论必须随之形成，这一主体性主要在知识、交往和语言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这些分析重新确立了在社会构成的生态政治过程中生产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也把它离析了出来凭借对它的纯粹形式的把握，这些分析在理想层面上对它进行提炼。它们仿佛表示只要发现了新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化劳动、批量化智力劳动、“一般智力”劳动就能具体把握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动态的、创造性的相互关系。当它们把生产重新置入生态政治环境中时，它们几乎仅仅把它放到语言和交往的视野中加以展示。因此，这批作者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在处理生态政治社会中的新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物质方面的表现。然而，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我们将详细阐述当代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在三个方面的表现：1）近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2）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3）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见第十三章)。其中第三个方面关注的焦点是物质的、肉体的生产力，它是当代生态政治生产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毫无疑问，这一群体的工作以及它对“一般智力”的分析标志着一个进步，但它的概念框架仍过于纯净，几乎算得上单纯。在最终的分析之中，这些新概念只是挠了挠生态权力新理论框架所具有生产动力的表皮，难以深入其肌理。①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在其专著Chaosmosis(Sydney:PowerPublications,1995)中，Félix Guattari 小心翼翼地避开所谓反“宏大叙事”，可他也发展出这一类社会批判最为极端的产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看，尼采的追随者 Massimo Cacciari 在他的专著DRAN：méridiens de la décision dans lapensée contemporaine(Paris;L'clat,1991)中，也表达了大致类似的立场。

② 如果读者要查找与此相关的英语资料，请参阅 Paolo Virno 和 Michael Hardt 合编的 RadicalThoughts in 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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