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示出)组成的政治趋向？

这个问题最初可以从另一方面着手，通过考虑压制这些运动的帝国的策略来解决。帝国没有真正了解如何控制这些道路，只能试图将实践它们的人列为罪犯，即便在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时候。从南美洲到北美洲，经典范围内的移民线路被新的毒品巨头们坚持称为“可卡因小道”；或者另外地，来自北非和下撒哈拉非洲的迁徙举动被欧洲领导者们作为“恐怖主义的道路”对待；或者更有甚者，各类移民被迫逃过印度洋，屈身于“富饶的阿拉伯”的奴隶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人口仍在继续流动。帝国必须限定和孤立民众的空间运动，以阻止他们获得政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说，极其重要的是，帝国利用其权力管理和协调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不同力量(见第五章与第七章)。同样重要的是，帝国通过部署它的军事警察力量，将难以控制的反叛者引向秩序。①但它们自身的这些帝国措施仍未触及贯穿民众的自发运动中的政治张力。所有这些压制行为依旧本质上外在于民众及其运动。帝国只能孤立、分化和隔离。帝国资本的确以不倦的决心攻击着民众的运动：它巡逻在海上和边界上；在每个国家内部，它进行分化与隔离；而在劳工世界，它加固了种族、性别、语言、文化等等的区分与界线。然而即便这样，它必须小心地不去过分地限定民众的生产率，因为帝国也得依靠这股力量。民众的运动不得不被许可总是更加广泛地在全世界延伸，而压制民众的尝试的确是其力量矛盾和颠倒的体现。

这引导我们回到基本问题：民众的行动如何能变成政治的？民众怎样可以组织和集中其能量来反抗压制和帝国不断的地区隔离？对这些问题，我们能给出的惟一答案则是，基本上当民众开始怀着足够的意识直接面对帝国的中心压制行动时，民众的行动才成为政治的。它关系到认识和应付帝国的主动权，而又不让它们不断地再建秩序；关系到穿越与冲破施加于新的集体劳动力之上的限定和隔离；关系到将这些抵抗的经验聚集在一处，并一齐运用它们反抗帝国控制的神经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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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帝国的军小力挝，见Manuel De Landa,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NewYork:Zon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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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项任务对民众来说依旧相当抽象，尽管在概念水平上是清楚的。什么样的具体而细致的实践将激活这一政治工程呢？目前我们不能说什么。然而我们能看到的是全球民众的政治程序的最初要素：即全球的公民权。在1996年居留在法国的没有登记的外籍人口，即无证者举行的示威期间，标语要求“给所有人证件！”。每个人都有居留证，首先意味着所有人都应在居住和工作的国家拥有完全的公民权。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或者不现实的要求。这一要求只是在于移民的法律地位应配合近年来真正的经济变革得以改革。资本本身已经要求有跨越边界的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流动和持续的迁移。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更加垄断的地区(在欧洲、美国、日本，也在新加坡、沙特及其他地区)则完全依赖于来自世界附属地区的工人的汇集。于是政治上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事实应被合法地予以承认，所有工人应被予以完全的公民权。结果，这种政治要求以后现代性的方式坚持着将权利与劳动相结合的现代基本的宪法原则，并由此对创造资本的工人予以公民权的回报。

这种要求也可以在与后现代的帝国条件相关的更加普遍和激进的方式中形成。如果在第一时间民众要求各国在法律上认可资本所必需的移民，在第二时间它一定要求控制运动本身。民众必须能决定它是否、何时及向何地运动。它也必须有权留下来，在一个地方享受生活，而不必受迫持续奔波。控制其自身运动的一般权利乃民众对全球公民权的终极要求。就它挑战了帝国对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加以控制的基本机制而言，这种要求是彻底的。全球公民权是民众重夺空间控制，进而设计新的制图学的权力。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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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身体(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

至此，在我们已考察的空间维度之外，许多因素出现在流动的民众的漫漫长路上。尤其是民众掌握了时间并建构了新的时间性，我们可以通过聚焦劳动改革来发现它。理解这种新时间性的建构，将帮助我们看到民众如何有潜力使其行动作为真正的政治趋势连贯起来。

生态政治生产的新时间性不可能在传统的时间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以“之前”与“之后”间的运动标准来定义时间。他的定义有个突出的优点，即将时间的定义从个体经验和灵性中分离开来。时间是一个集体的经验，包含着民众的运动，并生存在其中。然而，亚里士多德继续将这种由民众经验决定的集体的时间削减为一个测量的超验标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历程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海德格尔，时间已不断地被定位在这种超验的生存地。在现代性中，现实除非作为标准才可以被理解，反过来标准只有作为将存在限定在超验秩序内的一种(真正的或形式上的)假设时才可被理解。只有在后现代性中才存在与这一传统的真正决裂一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集体构成的时间定义中的第一要素决裂，而是与第二种超验的构成决裂。在现代性中，取而代之的是，时间不再由任何超验的标准、任何假设所决定：时间直接从属于存在。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标准传统断裂的地方。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时间性的超验主义被这一事实所重创，即现在以习惯或计量的方式都不可能测量劳动。时间完全回归到集体存在之下，进而在民众的合作内部存留下来。

经过在民众中形成和改造后的合作、集体存在和交流网络，时间在内在化的层次上被重新占领。它没有被先验地给定，相反却具有集体行为的印记。民众劳动的新现象学将劳动揭示成基本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通过合作超越了强加于其上的任何限制，并不断地对世界进行再创造。民众的活动组成了超越标准之上的时间，由此，时间可能被定义成在“之前”和“之后”间的运动，即构成的一种内在过程的不可测量性①。本体论的构成过程在合作的集体运动过程中展开，贯穿主体性生产交织成的新组织。这种本体论的构成的位置正是新的无产阶级显现为一种组成力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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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新的大工业工人阶级。这种区分是根本性的。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那样，“无产阶级”是对所有那些受资本剥削其劳动的全体合作的民众加以定义的一般概念(见第三章)。在资本能将价值降低为标准的期间，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只代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历史中的部分阶段。在那个期间，似乎只有带薪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因而所有其他的劳动分工看上去只是再生产的或者甚至不生产的。然而在帝国的生态政治情境下，资本的生产甚至更多地和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汇合起来。由此要保持生产的、再生产的和不生产的劳动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劳动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智力的或者肉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生活，并在此过程中受资本的剥削。生态政治生产的广阔图景让我们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概念的完全的普遍性。生态政治的情境下的生产和再生产之间在发展中难以区分，这也再一次阐释了时间与价值的不可测量性。随着劳动移到工厂围墙之外，要保持计算工作日的假说，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或者工作的时间和业余时间分离开来就愈加地困难了。在生成政治生产的层次上没有考勤的计时钟在敲击；无产阶级整日到处以其所有的普遍性进行着生产。

生态政治生产的这种普遍性澄清了民众次要的有计划的政治要求：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①论时间的构成,见 Antonio Negri, La costituzione del tempo(Rome:Castelvecchi,1997);and Michael Hardt, "Prison Time,"Genet: In the Language of the Enemy, Yale French Studies, no.91(1997)。亦见 Eric Alliez, Capital Tim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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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的酬劳和对所有人来说有保障的收入。社会的酬劳首先与家庭酬劳即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基本手段相对立；借助这种斗争手段，付给男性工人的生产劳动的报酬也被要求付给在家的工人妻子和受赡养者的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家庭的报酬使家庭的控制牢固地保持在男性报酬获得者手中，而且使关于什么样的劳动是生产性的、什么不是的错误概念长期存在。随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间区分慢慢淡去，家庭报酬的合法性也在淡化。社会报酬完全超越于家庭之上，扩展到整个民众，甚至失业的人群，因为全体民众在生产着，而它的生产从整个社会资本的角度说是必要的。在到后现代性和生态政治生产的进程中，劳动力已愈加地成为集体的和社会的。当劳动不可能被个性化和测量时，要支持“同工同酬”这样的老式口号甚至都不可能。对社会报酬的要求将以下要求扩展到全体人民：所有为资本的生产所必需的活动应以平等的补偿来加以认可，以便社会报酬成为真正受保障的收入。一旦公民权扩展到所有人身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受保障的收入称为公民权的收入，即社会每个成员所应有的。

目标(再占有的权利)

既然在生态力量的帝国范围内生产与生命趋于重合，阶级斗争有潜力在所有的生命领域中爆发出来。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如何能现实地涌现出来，而且它们如何能组成一个连贯的斗争计划，即足以毁灭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组成的力量。问题是究竟民众的主体如何能将其自身形成一种目标。

民众目标的首要方面与语言和交际的意识相关。如果交际已不断成为生产的组织，如果语言的合作已不断成为生产的物质存在的结构，那么对语言的意识、意义和交际网络的控制就成为政治斗争的更加中心的事件。尤根·哈贝马斯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一事实，但他将语言与交际的解放了的功能只授予个体和社会中孤立的部门。①通往后现代性和帝国的进程禁止那种对生活世界的划分，随即将交际、生产和生活展现为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公开的冲突场所。科学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已经长久地占据了这些争议的场所，但如今所有的劳动力(无论它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脑力的或体力的)都参加到在语言意识上的斗争和反抗资本将交际社会性殖民化的斗争当中。腐败与剥削的所有要素被语言和交际的生产体制强加到我们之上：以言语来破坏它们就如在行动上这样做一样紧迫。倘若通过思想意识我们仍然理解到一个上层建筑上的、外在于生产的观念与语言的领域，这其实就不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事情了。或者不如说，在帝国的体制意识形态中，批判直接成为对政治经济学和体验过的经验二者的批准。意识和意义如何能以交替、连贯的交际机制实现有差异的转向和组织起来呢？我们如何能发现和引导创造着生活与生产组织的语言准则和交际网络的表述行为的方式？知识不得不变成语言行为，而哲学则被迫变成真正的对知识的再占有②。换句话说，语言和交际不得不以斗争组成生活。当将交际联结到生活模式上的机制在民众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时，目标的首要方面便凸现出来。对应着每种语言和交际网络的是机器的系统和机器的问题，而它们的应用让我们认识到民众的目标的第二个方面，它整合了首要方面，并带着后者走向更远。我们深知机器与技术不是中性和独立的实体。它们是部署在具体的生产体制中的生态政治的工具。它促进了一定的实践又禁止了其他的实践。我们一直跟在后面讨论的建构新无产阶级的进程在此超越了一个基本的起点，此时民众将其自身认识成机械化，并构想出对机器和技术进行新应用的可能性；在这种应用中，无产阶级没有被吸纳成“可变资本”，即资本生产的内在部分，而应是一种生产的自主力量。从在语言意识上的斗争到构建一种机器的新体系的过程中，目标获得了更大的连贯性。目标的第二方面作用在于使得已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东西对自由的渴望来说成为一种长期的物质进程。人与机器的杂交化不再是单纯发生在社会边缘的过程；相反，它是处在民众及其力量构成的中心的一个基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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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Boston: Beacon Press, 1984)。A.G. 类似地认识到一小部分无产阶级与生产的新型交际方法相关。

②在此我们正仿效着使用B.C.为“哲学”--词找出的令人感兴趣的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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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规模的集体手段必须为这种突变所调动，目标就必须形成为集体的目标。它不得不真正成为主体间遭遇的场所和组成民众的机制。①这就是新无产阶级的唯物的目的论形成所经历的系列道路的第三个方面。这里意识和意志、语言和机器被用来支撑历史的集体性创造。这一变化过程的展现只能由民众的经验和实验所构成。因而，想象着集体通过调解而不是组合形成的辩证法的力量已被明确地消解。历史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是民众生活的组成。

第四个方面与生态政治学相关。现存劳动的主体性在对语言与技术的意识的斗争中简单而又直接地揭示出，当一个人说到构成新世界的集体手段时，他是在说生命的权力及其与政治组织间的联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生命的一切都在此相聚。它们完全互相关联并且彻底地可互相交换。民众的实践决定了这种复杂的和单一的视野一一个既是本体论的又是历史性的视野。这里便是生态政治的组织向基本的组成权力敞开的所在。

由此第五个，也是最后的方面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组成力量一或者真正关系到形成其自身政体的民众经过创造性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组成的力量使得不断地朝向一种激进和发展的转变过程成为可能。它使得平等与牢固变得可以想象，这二者正是那些基本的脆弱的需求，却在整个现代政体的历史过程中保持抽象。应该毫不惊奇的是，后现代民众从美国宪法上取走了允许它对抗并处在所有其他宪法之上，成为帝国宪法的那些因素：即它的无疆界的自由边疆的理念和它对在组成力量中得到赞美的开放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定义。这一可能性的新范围无法保障未来。但尽管有那样的保留，仍有某些真实的东西预示着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动向的目标，即我们在欲望之内建构起来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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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遭遇的组成概念，见路易斯·阿尔杜塞在其20世纪80年代受监禁后晚年的著作，尤其是"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ncontre," in 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vol. 1(Paris:STOCK/IMEC,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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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民众的第三个政治要求：再占有的权力。它首先是再占有生产方式的权利。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长久以来要求无产者可以自由地接近和控制它用来生产的机器和材料。然而，在非物质和生态政治生产的情境下，这种传统的要求穿上新外衣。民众不仅使用机器来生产，而且自身变得愈加地机械化，同时生产方式不断地被融入民众的大脑与身体之中。在此情境下，再占有意味着自由地接近和控制知识、信息、交际和情感—因为这些是生态政治生产的一些基本方式。这些生产机器已被融入民众之中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民众控制着它们。相反，它造成机器的异化更加邪恶有害。再占有的权利真正地是民众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自我生产的权利。

占有力

民众的目标必须生存下去且组织其政治空间来反对帝国，但须在“时代的成熟度”及帝国体现的本体论条件之内。我们已看到民众如何运行在漫漫长路上并通过再占有时间和对新的机器系统进行杂交化方式来实现物质形式。我们也已看到民众的力量是如何在真空状态中物质化的，这种真空状态有必要保存在欧洲的中心。如今它关系到在这些维度下民众的转变主体的问题。换句话说，虚拟条件必须现在真实地变成具体的角色。与神圣城市相对，俗世的城市必须展现其作为一种理性神话的机制的权力，这一机制将民众的生态政治的现实组织起来。

我们想用来指称在政治自主性和生产活动之中的民众的那个名字是拉丁词“占有”(posse)—作为一个动词、作为活动的力量。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三位一体的 esse-nosse-posse(存在一认知一占有力)代表了基本哲学范式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这样的范式将随着现代性逐步成形而产生危机。现代欧洲哲学在其源头和未受制于超验主义的创造性要素方面不断地趋向在本体论的动力中心提出占有力：占有力是将知识与存在交织在扩展的组成过程之中的机器。当文艺复兴成熟并达到与反革命力量的冲突点时，人文主义的占有力在培根的发现(inventio)或实验的理念，康帕尼拉的爱的概念及斯宾诺莎的权力(potentia)的用法中变成一种抵抗的力量和象征。占有力是身体与大脑可以做的事情。恰恰因为它不断地生存在抵抗中，形而上的术语成为一种政治术语。占有力指民众的力量及其目标，一种包含于其中的总是趋向可能的知识与存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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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的说唱小组已经将术语“占有力”作为名词重新发掘拿来标记在音乐与文字上，定义该小组的力量，即后现代民众的独特差异。当然，说唱者的近邻指代可能就是“狂野西部”的传统信仰的伴随占有力，即那群粗鲁的、时常准备着由县治安官授权追捕歹徒的武装分子。这种警戒会与歹徒式的美国幻想却不太令我们感兴趣。更加有趣的是追溯到该术语更深和暗含的词源。似乎对我们来说，也许一个奇特的命运已经更新了文艺复兴的理念，而且带着一点疯癫，使得该术语再一次值得拥有其高度的政治传统。

从这个角度我们想提出占有力而非“公共客体”，因为组成它的公共事物和单个活动超越了任何客体并且在构成上没有能力被聚拢在一起。相反，单个活动是生产者。类似于被知识所阻碍，进而在存在的形而上的基部扎根的文艺复兴的“占有力”，单个活动也将处在政治的新现实的源头，而民众正在帝国本体论的真空状态里对政治事务进行定义。占有力成为让我们将民众理解为单个主体性的最佳立场；占有力构成了生产的模式及其存在。如同在所有的创新过程中一样，兴起的生产模式形成与它被迫从中解放出来的条件相反的姿态。民众的生产模式则形成与劳动名义下的剥削、合作名义下的财产以及自由名义下的腐败相对的姿态。它对劳动中的身体进行了自我定价，通过合作再占有了生产的智力，并转变了自由状态中的存在。阶级组成的历史和劳动战斗性的历史体现出这些全新然而明确的再构造的模式，这些再构造包括自我定价、合作和作为有效的社会工程的政治上的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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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的工人战斗性的第一阶段，即在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体制得以充分部署之前的大工业生产阶段，由专业工人的角色所定义，专业工人即在工业生产中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这一战斗性，涉及到将工人自身的劳动和生产合作的自我定价的具体权力转化成将在再占有的工程中应用的武器，在再占有的工程中，工人自身生产力的单个角色将被提升。工人委员会的团体是其口号；生产者的苏维埃是其目标；现代化表达中的自主权是其议程。现代工会的诞生和先锋队政党的建立二者均开始于工人斗争的这个时期，并且有效地对后者进行了过度的限定。

资本主义工人战斗性的第二阶段与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体制的部署相呼应，并由大众工人的角色来定义。大众工人的战斗性将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结合成对工厂工作的拒绝，并将其权力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机制上。它计划要创造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真正的替换。大众工会的组织、福利国家的构建以及社会民主的改良主义是大众工人决定的力量所形成的关系和它对资本主义发展所施加的过度限定产生的所有结果。在这一阶段，共产主义的选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之中充当了反作用力。

如今，在与后福特主义的信息的生产体制相对应的工人战斗性的这个阶段，社会工人的角色显现出来。在社会工人这个角色上，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力被交织在一起。在弹性的和流浪式生产的社会合作的所有领域，将大众智性和自我定价联结起来的组合力便是当时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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