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已取得部分成功的努力的基础之上确认生态政治生产的潜能。正是依靠把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描述的生态政治背景的种种界定性特征合理、连贯地组合为一体，再把它们引入生产的本体，我们将确定集体生态政治体的新形象。尽管如此，这一机体中仍将充满矛盾与悖论。对这一机体的建构不是凭借否定激活这一机体的各种原初生产力，而是凭借对它们的确认。这一机体之所以可以成为语言(既包括科学语言，也包括社会语言)，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各种独特的、确定的子体构成的复合体，子体在母体之中探寻彼此间的关联。因此，它既是生产，也是再生产；它既是基础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最丰富的生活，最标准的政治。我们的分析必须深入到集体生态政治体造就的、由生产决定因素和冲突决定因素构成的丛林中。①我们分析的语境必须能够做到揭示生活本身，揭示世界的构成过程，揭示历史。我们提出的分析决不能是任何一种理想化形式，它必须浸没在稠密、复杂的经验之原汤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建立起这样一条探索道路的框架既是它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同时又是它实实在在的局限。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形式这样的问题上，分析必须超越所谓的“工人主义”式分析的限制。举例而言，Gayatri Spivak 在其专著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1988)中就着重指出了它的-个局限。他坚持一个事实：这一路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持的价值观念在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或许可以发挥作用，但一旦它处在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地区的环境中，它就完全失去其功效。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在本书中发展起米的问题域，Spivak的质疑具有极度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说，迄今以来，以批判生态政治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最深刻、最坚实的问题域正是出现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尤其足关注女性工作、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或许，用它所展现出的框架来更新欧洲“工人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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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和通讯交往

当我们问自己，帝国机器中的政治和主权部件是怎样构成之时，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分析限制在对已建立的超国家规范机构的分析之上，甚至大可不必以对它们的分析为重点。只有将联合国旗下的各种机构以及各种多国一跨国金融和贸易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放入世界秩序的生态政治生产力学之中思考，它们才同超国家的法律构成建立起联系。我们要强调，现在赋予这些机构以合法性的并非它们在旧的国际秩序中所起到的职能。现在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的是它们在帝国秩序的象征法中可能起到的职能。在新的框架之外，这些机构毫无作用。旧的制度框架至多也只是为形成和培养帝国机构的管理人员作出贡献，是帝国中新精英阶层的“培训场”。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那些宣扬国际秩序的“扰动”，甚至那些宣扬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扰动”时大都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矛盾特性避而不谈。社会扰动被视为仅仅是各个国家动因之间力量碰撞的结果，以至于似乎在国际关系中设下严格的规训界限就可以把扰动正常化。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隐藏起了社会的和阶级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看，“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是无法理解的。世界体系论的立场多多少少也有着同样的弊端。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系统本身的循环和系统的危机，他们所论述的世界(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世界(和历史)。他们所遗漏的正是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所发挥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冲突性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一端，激励着这一关系的正是民众的生产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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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庞大的跨国公司构成了生态政治世界的通讯组织。资本的组织确实始终面向全球，但也只是在20世纪下半段，多国和跨国的工业和金融公司才开始以生态政治方式建构它们的全球领地。有些人宣称这些多国和跨国公司只是占领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亦即在从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到20世纪的福特主义阶段那段时间里被各种国家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体系所占据的领地。①部分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可成立，但那些领地本身也已被资本主义新现实所改造。公司行为内容的边界不再止于发出抽象的指令和组织起简单的劫掠和不平等交换。现在，它们直接构建和整合领土和人口。它们趋向于把民族国家变成简单的工具，其职能仅仅是记录、统计由它们驱动的商品、金钱、人口交流罢了。跨国公司直接把人力分配到不同的市场中，把各种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给世界生产的各个部分划分等级。选择投资方向，指导货币运动的复杂机构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新地理，实际上也决定了世界的新生态政治结构。②

从货币角度，我们可看到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一幅图景。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满眼的价值观念，可看到一部分配的机器，一种积累的机制，一套流通的机制，可看到一种权力，一种话语。在这片被金钱大潮浸透的场地之外，什么也不能被排除在外，根本不存在什么“赤裸裸的生活”或外在的立足点。什么也不能避开金钱，生产和再生产都套着金钱的外衣。实际上，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生态政治角色都身着金钱缝制的华服，“积累，再积累！摩西如是说。先知们如是说！”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举例而言,Giovanni Arrighi 在其专养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Verso, 1995)4就称在资本主义公司所起到的作用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连续性。

②如果读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Paul Kennedy的专著Preparing for the the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如果读者要从经济和社会批判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David Harvey 的专著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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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巨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生产出商品，也生产出主体。它们生产出生态政治环境中的行动主体。它们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一也就是说，它们生产出生产者。②在生态政治领域中，生命以生产为目的，生产也以生命为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蜂房，蜂后安居其中，一刻不停地巡视着生产和再生产。分析进行得越深入，也就能越来越多地发现各种互动关系相互依赖的组合，其依赖的程度也呈现得越来越深重。③

我们应锁定的一处生态政治秩序生产场所是由通讯交往工业中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象征的生产结成的非物质结点。④通讯交往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有着有机的联系一换句话说，它们是因与果，产品与生产者。通讯交往不仅表现出，更组织起全球化的运动，其方式是通过网络繁殖、建构各种相互关联。它给予全球化的运动以表达，控制着充斥在所有交往关联中的想象的意义与向度；换而言之，想像力在通讯交往的机器中得到引领和疏导。那些在权力的现代性理论中不得不被构想为是超验的成分(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外)，此时形成于内部，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通讯交往的空间之中。也正因此，今日之通讯交往工业才占据了如此核心的位置。它们不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设定适应于全球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为自己提供合法依据。权力，在生产之同时，也在组织；在组织之同时，也在自我表述，宣称自己为权威。语言，在实现交流之同时，不仅在生产商品，更在创造主体，把他们固定在各种关系中，向他们发布命令。通讯交往工业把象征和想象一起织入生态政治之图景中，不仅使此两者为权力服务，而且实际上已把它们融入权力的职能。①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参见《资本论》第一卷。

②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列一张引用文献清单，这张清单会无休无止。实际上，有关广告和消费的理论业已融入生产的理论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关注”被等同于经济价值！无论如何，在与此相关的众多著作中，读者可以读一读Susan Strasser的专著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 (New York: Pan-theon,1989),Gary Cross 的专著 Time and Money: The Making of Consumer Culture(NewYork:Routledge,1993)。然而，生产者的生产不仅是消费者的生产，它同时也是等级的生产，是融入和排斥机制的生产，等等。最后，它涉及到危机的生产。关于这样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Jeremy Rifkin 的专著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New York; Putnam,1995),以及 Stanley Aronowitz 和 WilliamDiFazio 的合著The Jobless Futur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③我们得益于Deleuze 和Guattari,还有他们的合著A Thousand Plateaus。在那本书中，两位作者对我们的工业一货币世界的本质作了最为详尽的现象描述，这种本质构成了世界秩序的第一个层面。

④参阅 Edward Comor 主编的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Macmilla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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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问题了。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并非诞生于原先存在的国际约定。它也不是原初的，尚处于胚胎期之中的超国家组织的职能产物，因为那些组织本身仍是通过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条约而产生的。帝国机器的合法化，至少在部分上，产生于通讯交往工业，也就是说，产生自把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变成一部机器的改造之中。这个主体创造出自已的权威形象。这种形式的合法化不需依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只要发展出它自己的自我生效语言，它就可被一再获得。

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之上，我们应更深入考虑一种后果。如果通讯交往是生产的霸权部门之一，而且其影响遍及整个生态政治领域，那我们就必须认为通讯交往与生态政治环境是共存的。这就把我们带出如于根·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家曾描述过的域界。实际上，当哈贝马斯发展出他的交往行动概念，强有力地展现出通讯交往的生产形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本体后果时，他所依赖的依旧是超然脱出全球化效应之外的一个立足点，一个由生活和真理所构成，能够抗击对存在的信息殖民的立足点。①然而，帝国机器已显示这个外在的立足点已荡然无存。相反，通讯交往的生产和帝国合法性的建构携手并进，已密不可分。这部机器自行认证，也就是说，它已实现了系统化。它对社会构造进行整形，或者排散出矛盾，或者消除矛盾的影响。它制造出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差别在被强制性中和之前，就已经被吸收入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之中。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争论过的，任何一种以后现代状况为对象的法律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从通讯交往方向对社会生产所做出的界定。②帝国机器的持续仰仗于生产出动态平衡的背景以及/或者剪除复杂性。它做出虚假姿态，提出所谓普遍公民地位的方案，就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同时强化干涉的作用，将其施加到通讯交往关系的每一要素中；与此同时，它以一种纯后现代的方式消解认同感与历史。③帝国机器不仅没有消除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而且实际在把这种主宰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主宰叙事)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出来，以认证、欢庆它自己的权力。这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正好背道而驰。①在这场语言与生产的交往中，现实的语言生产和自我认证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理解帝国权力的效力、它的有效性和它的合法化的关键。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Stephen Bradiey 主编的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on: The Fusion of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90s(Cambridge,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Press, 1993), 以及 Simon Serfaty 的专著 The Media and Foreign Policy(London:Macmill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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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参阅 Jürgen Habermas 之专著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1984)。在本书第13章，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交流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② 参阅 Hardt 和 Negri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 的第六和第七章。

③在 Martin Albrow 和 Elizabeth King 合编的论文集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London:Sage,1991)中，文章的作者们表现得有些极端。相对而言，Bryan S. Turner的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London:Sage,1990)和 Mike Featherstone 主编的论文集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Sage, 1991)就要温和一些。尽管如此，他们在许多立场上并没有大的差别。我们应始终记住，所谓“全球市民社会”不仅产生自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心中，产生于Habermas的追随者中，它更产生于国际关系的洛克式传统中，面这后一点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后者所涉及到的重要理论家如 Richard Falk,David Held,Anthony Giddens,在某些方面也包括 Danilo Zolo。关于全球化背景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读者可参阅 Michael Walzer 主编的 Toward a Global CivilSociety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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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

这一合法性的新框架包括新的形式和合法性力量运用的新整合方式。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新的力量必须展示出它的力量所具有的效力，而这种展示要与它的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同时进行。实际上，新生力量的合法性在部分上就是建立在运用武力的基础之上。

新的力量展示其效力的方式同正在逐渐消亡的旧式国际秩序毫无关系。对于旧秩序遗留下的各种机构而言，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帝国机器作出的部署有一整套新特征，如活动范围不受地域限制，行动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意义上的地方性等，此外，它的压制行为同社会的生态政治结构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因为找不到更佳的表述方式，我们不妨继续称之为“干涉”。这仅仅是一个术语上，而非概念上的缺陷，因为我们所说的并非对在法律上独立自主的领土进行的干涉，而是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生产和通讯交往结构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干涉已经被内向化、普遍化。在前一部分中，我们谈到了干涉的结构性手段，这涉及到在相互关联的、从事生产活动的政体组成的跨国场所中货币机制和金融机构的布置；我们也谈到了在通讯交往领域中的干涉，以及它们对于系统的合法化的功用。在这里，我们希望考察一种新型的干涉，这涉及到帝国在它的全球领土之上对于有形的物理力量的运用。敌视帝国的敌对力量在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而不是在军事上挑战帝国。尽管如此，帝国运用于武力以及其他各种确保帝国效力的部署之中的力量已经在技术上大大领先，在政治上也更加坚固。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Jean Baudrillard 在他近年来的著作中,比如说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表现出一种打破传统式讽刺。随着这种讽刺的出现，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性情又回到了超现实主义的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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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用于干涉的武库已经十分庞大，它不仅包括军事干涉，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干涉，如道德干涉、法律干涉。实际上，帝国的各种干涉力量的运作最好被理解为以它们的道德工具为开端，而非直接以致命的武力为开端。我们所说的所谓道德干涉今天正在被各种实体所践行，包括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但各种实体中最重要的还数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正因为这些组织不直接听从政府的指挥，它们的行动被视为发自伦理或道德的必须。非政府组织这个术语可涵盖范围广泛的群体，但我们主要指那些在全球、区域和地方致力于经济和人权保护的组织。这一类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新世界秩序最强大的绥靖武器之一(尽管这与这些组织的参与者的意愿相悖)。这些非政府组织发起“正义战争”，尽管它们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暴力，也没有边界。就像中世纪的多明我会，以及现代性诞生之初的耶稣会一样，这些团体为了确定普遍需要和捍卫人权而竭尽全力。它们通过自已的语言与行动，首先把敌手界定为匮乏，然而再在敌手身上钉上罪恶之名。

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基督教道德神学如何首先把恶确定为善的匮乏，然后再把它界说为应受惩罚的对善的违背。在这样一种逻辑框架中，非政府组织对匮乏所作出的一些反应就不仅毫无奇怪之处，更属理所当然。它们公开谴责“罪人”(或用于标准迫害意义上的“敌人”)，还把实际解决任务的工作留给“世俗”势力。就以这种方式，道德干涉成了活动于前线的帝国干涉力量。实际上，这种干涉由下层预设了例外状态，而且不受国界限制，因为它们装备有效力强大的通讯交往手段，且以对敌人的象征性生产为取向。非政府组织完全浸没在帝国构成的生态政治环境之中。在进行绥靖性、生产性的正义干涉方面，它们比权力更先行一步。如此说来，一些旧国际秩序学派中忠厚的法理学家(比如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会被非政府组织的魅力所引诱就毫无惊人之处了。①非政府组织把新秩序展现为一种和平的生态政治环境，它似乎遮住了那些理论家们的眼睛，令他们看不到道德干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预示所造成的野蛮效果。②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从冷战后期的“强化民主”、“民主过渡”等概念到帝国理论中的“强化和平”的概念，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未中断的连续线索。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许多伦理哲学家支持海湾战争，而许多法理学家在RichardFalk的带领下反对那一场战争。举例而言，读者可以参阅 Richard Falk 的文章“Twisting the UN Charter to US Ends”,该文收入 Hamid Mowla-na,George Gerbner,Herbert Schiller 合编的 论文集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War in the Persian Gulf(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读者也可以参阅 Danilo Zolo 关于海湾战争的讨论, Cosmopolis: 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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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干涉通常被用为初步的行动，为以后的军事干涉扫清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部署表现为一种得到国际认可的警察行动。今天，产生于旧国际秩序，甚至产生于联合国的决定已越来越难以制造军事干涉行动。更多时候，军事于涉为美国单边掌控，这个国家首先自行承担起基本任务，然后再要求其盟友一起驱动武力控制和/或镇压帝国的当前敌人的程序。敌人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者，它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概念和术语，它是对对手的贬低，而警察心理则是它的根源。

在对民族冲突的干涉中，预防与压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其清晰。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紧随而至的新的和/或复苏的民族认同感的强化有效地分裂了建立在民族政治路线上的旧集群。这些冲突使全球关系的组织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同时，借助于确认新的同一性和新的地域，也增强了受控材料的延展性。在此种情形下，压制可表述于预防性行动之中。那些预防性行动构建起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最终将在和平中得到巩固，但在此之前战争势在必行)、新的疆界和新的政治结构，所有这些在帝国的构成中都发挥起职能作用(或者说它们能发挥更强的职能作用，它们本身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①通过预防性活动为压制做好准备的另一个例证是打击公司企业团体，或“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涉足毒品贸易的组织的活动。对这些团体的实际压制倒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给它们的活动定好罪名，安排针对它们的存在的社会警报系统，以使对它们的控制更简便易行。即使控制“民族恐怖主义者”和“毒品黑手党”在警察代表国家完成的范围宽广的职能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行动也属常规性行动，也就是说属于系统性行动。“正义战争”得到“道德警察”的有力支持，正如帝国权力的认证与它的职能的合法化得到必需的、连续不断的警察力量的支持一样。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参见 Richard Falk 的文章Positive Prescriptions for the Future,该文收入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NO. 20(Princeto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Studies,1991)。要考察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融入“全球立宪主义”那多多少少带有些洛克主义色彩的框架中，读者应当参阅Antonio Cassese所做的公开声明。除此之外，读者还应当读一读他的一些专著，如：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Oxford:ClarendonPress, 1986), Human Rights, in a Changing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②即便是那些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建议也多多少少在沿这样一条路线进行。要得到有关这方面著作的文献资料，读者可以参阅Joseph Preston Baratta 的 Strengthening the United Nations:A Bibliography on UN Reform and World Federalism(New York:Greenwood,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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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际法庭还是超国家法庭，它们都受到限制，必须紧随领导力量，这一点已十分明显。军队和警察比法庭先行一步，它们预先构建了正义的统治，法庭也只能把这种统治贯彻实施。尽管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寄厚望于道德原则，但这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传统的构造逻辑已被颠倒。支持帝国构成的行动党团很有自信，认为当帝国的构造工作进展充分时，法庭在界定正义方面将担当起领导作用。尽管现今的国际法庭并没有什么实权，可向公众展示它们的活动依旧很重要。最终必须形成适应干帝国构成的新法律职能，法院也必须经历逐步的转型，由一个原先向被征服者下达审判结果的组织，变成一个法律实体，或由一群实体构成的体系，由它来掌握和核准道德秩序、政治行动和帝国主权合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这也正是美国的军事组织在它们的一些战略性文件中促成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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