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法化机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①

这种在军事和道德两个方向上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干涉是武力使用的合乎逻辑的形式，其力量之源是建立在永久例外状态和警察行动基础之上的合法化范式。干涉永远是例外，纵使它不断发生；它采用警察行动的形式，因为它的目的是维持内部秩序。这样，干涉就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它通过警察部署直接为构建帝国的道德、规范、制度秩序作出贡献。

君权

在帝国的构造中，传统上称为君权的东西实际上被重复，甚至得到实质性更新。如果我们驻足在经典的国内、国际法的概念框架中，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超国界的半国家正处在形成期中。但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并未精确表述出当今形势的特点。当现代主权的君权再现于帝国中之时，它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部署军事力量的主权职能过去由民族国家承担，而现在由帝国来完成。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对这种部署的合法认证现在建立在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之上，而军事部署本身也采用了警察行动的形式。其他一些君权，比如说贯彻正义概念，设定税种，它们的存在同样也有其界限。在前面，我们已讨论了在帝国的构成过程中，法律权威的边际地位，我们也可以说(随着税种的设置日益与特定的、地方的紧急事态相联系)现在税种的设立也居于这种边际地位上。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帝国的主权就是在各种边际地带得到实现。在这些边际地带，国界之划分更灵活可变，各种角色身份也更具混合性和流动性。很难说中心和边际这两者哪方对帝国更重要，实际上所谓中心和边际本身亦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令任何从地域上把它们确定下来的努力无功而返。我们甚至可以说过程本身是虚的，它的力量存在于虚空的力量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在这里，读者应再一次参阅 Richard Falk 和 Antonio Cassese的著述。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在如何发挥联合国正义法庭的功能这一问题上，一种“弱势”概念正在被另一种“强势”概念所取代。换而言之，过去要求正义法庭承担起法律认准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要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行使。现在要求正义法庭在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公正问题时，要发挥更直接、更主动的作用，直至在人权的名义下展开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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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即便帝国主权的建构过程确实是虚而非实的，即便它确实在各种边际地带活动，在许多方面这种建构过程依然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当然不想否认那样的事实。然而，我们的主张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主权，这种主权具有非连续的形式。这种主权由于其“在最紧要关头”做出行动而应当被认为是有限的、边际的；它将它的惟一一个参照点固定在它所控制的权力的绝对性之中。因此，帝国看起来就像一部技术含量极高的机器：它是虚而非实的，建造它的目的是控制边缘事件，组织、支配系统的分解，必要时进行干涉(这与技术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帝国主权是非实态的，非连续的，但这并未减弱它的力量。相反，恰是这些特点令帝国主权的各个机构的力量得到加强，在当代历史环境中展示它的效力，在最紧要关头施展它解决世界难题的合法性力量。

现在我们已进入阵位，可以着手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在新的生态政治前提之下，我们还能不能以法律模式绘制出帝国的形象，把握住帝国生命的脉搏？在此之前，我们已注意到，即使以联合国和其他大型国际机构最新的发展去理解，那样一种法律模式仍旧不能由现有的国际法结构框架形成。这些国际组织对国际秩序的精细化至多也只能被确认为朝向新的帝国权力的过渡而已。帝国之形成，既非以任何契约或条约机制为基础，也非借助于任何一种联邦力量。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种新的经济一工业一通讯交往机器—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全球化的生态政治机器。因此很明显，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别的东西，某种不同于到今天为止构成了国际秩序之基础的东西，某种不依赖按照各式各样的传统扎根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权力形式的东西。无论使用哪一种旧式的法律理论工具，都不可能把握帝国的形象，揭示帝国的起源，因为所有那些工具都被用于现实的、制度的、实证的或自然的权力框架之中。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让自己因为这种无能为力被迫接受玩世不恭的纯粹力量的框架，或马基雅维利式的立场。在帝国的发生起源之中，确有一种理性在发挥作用。尽管这种理性不太符合法律传统，但在常常被隐蔽起来的工业管理史和技术的政治化运用史中，这种理性较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忘记，沿着这些线索前进，我们就能揭示阶级斗争的构造和它的制度化效果，不过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部分中讨论。)正是这种理性把我们置于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技术的中心。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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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斯·韦伯就权力的合法化形式所立的著名的三段式公式，那么帝国引入其界定之中的质的飞跃就是一团混合物，其无法预先确定的成分包括：1）典型的传统权力成分；2）已在形态上适应于生态政治环境的官僚制权力的延伸；3）被“事件”和所谓“领袖魅力”所界定的理性，这种理性上升为一种令整体走向单一，令帝国干涉生效的力量。①这种新韦伯式观点的逻辑在特色上是功能式，而非数学式，是根茎状和起伏状，而非归纳或演绎。它既将语言的次序视为意义的机械次序，对它进行管理，同时又将语言次序视为创造，是口语化、不可分解的创新。

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帝国权力的绝对性同帝国内存于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的完全性是两个互补的术语，它们同生态政治环境有着互相补充的关系。或许，这最终无法为一种法律秩序所表现，但它千真万确是一种秩序，是一种被虚拟性、动态性和功能的开放性所界定的秩序。因此，合法化的基本常规将建立在这部机器的深处，建立在社会生产的中心。社会生产和法律的合法认证不能被视为首要和次要力量，也不能被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应被理解为处于绝对的平行和交织状态中，它们共同扩展至整个生态政治社会空间。在帝国中，在生态权力的统治下，经济生产和政治构造日益趋向于契合。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见 Max Weber 的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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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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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无产阶级运动一旦表现为工人委员会的力量(后者在国际范围内取代了其他所有力量)，就成为了它自身的产物，这一产物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就是他自身的目标。只有在那时，对于生活的惊人忽视才终将也被忽略。

——盖伊·德波尔

现在已到了熔炉的时间，只应看见光。

———何塞·马蒂

戏用黑格尔的说法，人们可以说帝国的建造是“自在的善”(goodinitself),但并不是“自为的善”(good for itself)。①现代帝国主义权力结构威力最强大的行动之一就是在全球的民众间立起藩篱，把人们划分入相互对立的阵营，更确切些说，是把人们分裂成无数对立冲突的人群。在主导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甚至相信，他们的利益仅仅同他们的民族同一性和帝国的命运相联系。因此，将反抗剥削的斗争和反抗民粹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结起来，就成了意义最深刻的反抗现代权力结构的反抗和革命行动。在那些事件中，人类似乎进入了神奇一刻，因要求解放的共同欲望而结为一体，我们已似乎看到了未来的一线曙光，现代的一切支配机制都将被一劳永逸地摧毁。反抗的大众，他们对解放的渴望，他们构造另类的实验，以及他们的生成力量的运用实例，所有这些，在发挥到最淋漓尽致之时，都指向着关系的国际化和全球化，都要求冲破民族、殖民制度、帝国主义统治所划定的分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众激发出的这个欲望已在帝国的构建中得到满足(其方式有些奇异而反常，但却非常实在)。人们甚至可以说，构建帝国和它的全球网络的确是一种回应，它所针对的就是各种反抗现代权力机器的斗争，尤其是民众向往解放的欲望所推动的阶级斗争。唤出帝国的正是民众。

①我们说“flirt withHegel”，其方式就如间马克思在他那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跋中所描述的那样。同马克思一样，我们觉得黑格尔的术语对于建立起讨论的框架还是有用的，可我们很快就会撞上它们的使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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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说帝国是“自在的善”并非等同于说它是“自为的善”。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现代性辩证法的终结并未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今天，几乎人类的全部要么被吸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之网，要么屈服于它。今天，越来越多的财富控制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民众依旧生活在贫困与无权力的极限边缘，贫富分化越来越走向极端。那些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圈划好的、进行压迫和剥削的界线，在今天，在许多方面非但没有收缩，反而在爆炸性地膨胀。

尽管要承认这一切，我们仍然要坚称帝国的构建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消除对帝国之前的权力结构的一切怀旧情绪。也只有迈出这一步，我们才能拒绝一切重温旧梦式的政治策略，比如说，试图复活民族国家以抗衡全球资本的努力。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同过去相比，帝国具有先进性。马克思的观点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狭小、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一种健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境况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与之相同，今天我们也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解放的潜能同样也在增长。

第三章 帝国內部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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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确认这一命题时，我们在顶着我们的朋友们和左派战线上的同志们，逆流而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左派危机中，批判思想中的大部分一直在致力于在社会主体认同，或民族、地域集团的基础上重建起抵抗阵地，这种思想常常将政治分析建立在“斗争的地方化”之上。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在那些“依附性”国家中情形也大致如此。有时，此类论点被建立在“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运动或政治中，地方(既可以是地域概念上的，也可以是认同观念上的)的边界被用来抵御全球网络那无差别、同质性的空间。①还有一些时候，政治论点从有着悠久历史的左派民族运动中汲取养分，将国家视为抵御外国和/或全球资本的支配的首要机制。②今天，位于各式各样的“地方”左派政治策略核心的推理方法似乎完全是逆向性的：如果资本主义支配正越来越全球化，那我们要抵抗它，就必须保卫地方，建立起各种壁垒，以阻遏越来越快的资本流动。从这种观点出发，资本现实的全球化和帝国的构建只能被视为失败的标志。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今天这种地方主义立场已变得虚假，有危害性，尽管我们钦佩和仰慕它的一些倡导者的精神。之所以它是虚假的，首先是因为问题的提出方式很糟糕。在许多描述中，问题的存在依赖于一种虚假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将事物截然分为全球和地方，并认定全球就包含着同质化和无差别同一性，而地方则在保存异质性和差别。这种论点所隐含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地方所具有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然的，或者说至少产生这些差别的根源毋庸置疑。早在现今的状况出现之前，地方差别业已存在，必须保卫这些差别，抵御全球化的入侵。既有了这样一些看法，许多地方的保卫者们采用了传统的生态学术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还有观点将“地方”政治方案同保护自然与生物多样性视为一体。这种观点很容易蜕化成一种原始主义，后者强调固定社会关系与社会认同，并把它们浪漫化。与之相反，真正需要注意的恰恰是地方性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机器如何生产、再生产出认同感和差别，使它们被理解为地方。①地方性中所具有的差别既非早已存在，亦非自然天成，而是生产的统治的结果。同样，全球性也不应被理解为文化、政治或经济的同质化。同地方性一样，全球性应被理解为生产认同和差别的政体，更确切地说，是生产同质化和异质化的政体。因此，要建造起一个更好的框架以指明全球与地方的区别，我们应当指向不同的流动和阻碍网络，在其中，地方的重要或思路会优先考虑再次领土划界的各种壁垒和边界，而全球的重要则将优先权赋予领土去界的流动性。不管怎么说，宣称我们可以(重新)建立某种有点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认同并保护它免受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帝国的入侵，这种说法都是虚假的。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得承认，这一段阐述偏于简单化，许多研究就地域问题提出了更为精密的阐述。可是，我们觉得，那些政治分析最后又都回到“捍卫”或“维系”有限地方认同或地域的观点上。DoreenMassey 在他的专著Space, Place and Gender(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中明确提出一种地域的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地域不再被视为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接受着地域以外的流动的渗透。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地域的概念没有了边界，那也就完全掏空了这个概念的内容。读者可参见Dirlik未发表的文章“Place-basedImagination: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②在第五章，我们将回到民族这个概念上来，对它做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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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左派策略去反抗全球化，保卫地方性的做法也具有危害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地方认同的东西并非自发和自律的，而是在支持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帝国机器的燃料。实际上，由帝国机器掌控的全球化或领土去界并不反对地方化和领土划界，而是驱动调节起流动变幻的分化和同一之流。地方抵抗策略认错了，从而也掩盖了真正的敌人。我们绝非反对关系的全球化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左派国际主义中最强大的力量曾有效地领导了这一进程。真正的敌人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关系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更重要的是，那种保卫地方的策略的危害性正在于它模糊了，甚至否定了确实存在于帝国之内的异端另类和解放的潜能。我们应一劳永逸地终结对世外桃源的追寻，打消那种可以保持我们的政治纯洁的幻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更好的做法是进入帝国，面对它的同质化和异质化流动中的各种复杂状况，将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全球民众的力量之上。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我认为处所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物质属性，但我也认识到处所的产生也是社会性的。”这句话出自 David Harvey 的专著 The Limits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4)的第 374 页。Arjun Appadurai 对“处所性的产生”所做的讨论也是和 Harvey 以及我们的论述相吻合的。参见其专著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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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本体论戏剧

现代性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就是自相残杀的战争、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以及在过去无法想象的暴力。埃里克·奥尔巴赫曾写过，在西方文学中，悲剧是惟一能称得起现实主义之名的文体。或许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其理由就是西方现代性施加在世界之上的悲剧。①集中营、核武器、种族灭绝战争、奴隶制、种族隔离，历数那种种悲剧场面又有何难？我们坚持现代性的悲剧特征，却并非要追随欧洲的“悲剧”哲学家。从叔本华到海德格尔，那些哲学家们将实实在在的毁灭转变成关于存在的否定性的形而上学叙事，倒仿佛实际的悲剧仅仅是幻觉，或者它们就是我们的最终归宿！现代的否定性并不存在于什么超验的领域中，它就在我们眼前那硬梆梆的现实之中：从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场被涂满爱国主义色彩的战役到纳粹的焚尸炉，从广岛和长崎在瞬间被灭绝的数千生命到越南和柬埔寨的地毯式轰炸，大屠杀在四处进行，从塞提夫到索韦托，名单越列越长。就是约伯也无法忍受如此的苦难！(无论是谁，只要他开始编纂一份这样的名录，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不管怎样给所有那些悲剧定量、定性，都还是远远不足。)好吧，如果那个现代性已走到了头，如果曾经作为帝国主义支配和无数战争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民族国家正在退出世界舞台，这实在是可喜可贺！我们必须扫除任何那种对现代性的“美好年月”的怀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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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Erich Auerbach 的专著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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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在政治上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我们所继承的客观历史之中的现代权力进行批判。我们还需要考虑民众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历史得以延续，并使它在今日的帝国之中重新成型。其中问题也就是怎样转化强加到大众头上的必需(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这种必需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民众自身所诉求，被视为逃脱地方的苦难与剥削的一条途径)，把它转化为能孕育出解放的可能的状态，那将是人类新的领域中的新可能。

就在这发生的时候，一场本体性的戏剧也将上演，舞台上幕布徐徐升起，帝国的发展变成了它对自身的批判，而帝国的构建过程也成了它倾覆的过程。这是一出关于本体性的戏剧，其原因在于在戏剧过程中，存在被生产和再生产。这出戏剧意义之明确与表达之深刻远非我们的研究所能及。但我们一开始就坚持要说，这决非启蒙辩证法的又一变体。我们不想再重复已被说了无数次的话，不想再说我们不可避免要经过炼狱(在这里，披着帝国机器的外形)，然后才能指向从那光辉未来射来的一缕阳光。我们不想再重新画出理想主义目的论的图式，不想再以任何结局的许诺来为之前的磨难辩解。相反，我们的推理基于两条方法论途径之上，它们是非辩证式的，具有绝对的迫切性。第一条是一条批判和解构之途，其目的是颠覆霸权语言和社会结构，并由此出发，展现建立在民众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实践之上的另类本体基础；第二条是一条构建和伦理一政治之途，它寻求领导主体性的生产过程，走向一个有效的社会、政治另类，走向一个全新的生成力量。①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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