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对帝国秩序，需要实实在在地进行意识形态和物质解构，而我们的批判方法正是要正视这种需要。在后现代世界中，帝国通过多种多样的自我认证式话语和结构构造出它的主导景象。在很久以前，从列宁到霍克海姆到阿多诺到德波尔这样的许多作者已认识到，这样一种景象也就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上述那些作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的确为我们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②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解构不能仅限在文本层面上进行，更要不断努力，寻得方法，把解构的威力集中施加到事件的本质上，施加到决定了今日之帝国运动过程的决定因素之上。我们展开批判的途径就是暴露出上述过程中的矛盾、循环和危机。每当我们这样做时，那些原先被臆想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东西就会出现裂缝，从而令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换句话说，通过解构客观历史，解构全球化资本主义幽灵的统治，我们可以揭示出异端社会组织的可能。或许，在批判性、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方法建构方面，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但这业已是一个巨大贡献。③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第一条途径—方法论途径—要将接力棒传给我们的第二条途径—一条建构性的伦理一政治途径。这时，我们必须深入种种具体异端形式的本体基础中，也就是要深入在具体历史境遇中发生作用的主体力量之中。在这里将出现的不是一种新的理性，而是由不同的理性共同上演的一幕戏剧，一片由形态各异的活动、反抗、意志、欲望构成的新天地，它们都拒绝接受霸权秩序，提出各种摆脱霸权的策略，制定各条通向异端的路线。这种基础公开接受批判，并由伦理一政治途径加以修正，代表着哲学的真正本体对象，或者说代表了解放哲学的标准域。从方法论上讲，这一途径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哲学宣告决裂，因为它拒绝接受有关历史发展的一切决定论概念，拒绝对结果的一切“理性化”颂扬。与之相反，它展现出历史事件的潜势形态。“这并非合二为一，而是一分为二。”中国的革命者曾列出这样一条精美的反儒家(反柏拉图)公式。①哲学并不是只会等到历史实现之后才去欢庆美满结局；哲学是主体的提议、欲望和实践，而这些统统都会应验于事件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批判与建构之间的方法论联系要牢牢地建立在拥有共同的主体的基础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自已的历史著述中已做了充分表达。在20世纪，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著述者有对此加以发挥，如E.P.Thompson，意大利的工人作家，以及南亚的一些非主流历史学家。

②读者可参阅 Guy Debord 的专著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 Zone Books,1994)。虽然该书中的言语有些疯狂而错乱，它或许是当代资本大胜利意识最好的表达。

③要找到一个好的例证以显示解构主义方法的优点和局限，读者可以参阅Gayatri Spivak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她为她和 Ranajit Guha 合编的论文集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所写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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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的副歌

就在不是很久以前，国际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斗争，以及一切普遍意义上的进步政治的主义。“无产阶级不分国界”，或者更准确些说，“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全世界”。《国际歌》是所有革命者的圣曲，它唱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如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理解为一种不同民族认同之间的共识，它既保存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又可协商取得有限一致的话，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口号中表现出的却并非国际主义精神。实际上，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是反国际的，是超国界和全球式的。“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并非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而是直接通过共同的需求和欲望实现，这种联合无视国境与分界。

国际主义表述出一个积极的大众主体的意志，这个主体意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件核心工具正是民族国家，而民众则不断被征集起来，去打各种毫无意义的战争。简而言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中的矛盾既无法被消化吸收，亦无法被升华，只能被摧毁。国际团结实际上就是一项摧毁民族国家，建立全球化社会的工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一个世纪里影响着无产阶级，它们提出种种言辞含糊的战略定义，而上述无产阶级工程就是这些定义的后盾。①如果民族国家是支配之链上的核心一环，故而必须被摧毁，那么“国家”无产者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摧毁自身(因为这个自身由国家来界定)，从而从牢狱中释放出国际团结。我们不能把国际团结视为一种慈善行动，或只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的利他主义思想，或为另一国家的无产阶级做出的高尚牺牲。它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欲望和斗争的固有成分。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构造出一部既矛盾又强大的政治机器，它不断向前推进，越过民族国家的分界和等级，在全球地域内设置乌托邦式的未来。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参见 Arif Dirlik,“Mao Zedong and‘Chinese Marxism'",收于 Saree Makdisi, CesareCasarino 和 Rebecca Karl 合编的 Marxism beyond Marxism(New York: Routledge, 1996)以及 Arif Dirlik, Panl Healy 和 Nich Knight 合编的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Thought(Atlantic Heights, N.J:Humaniti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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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大家理应都清楚意识到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时代业已终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一个现实：国际主义观念确曾活跃在民众的心中，并在他们心中留下苦难与欲望，胜利与失败的回忆，以及意识形态的紧张与需求的余味。更进一步，今日之无产阶级的确已发现自身不仅是国际的，更是全球的。有人甚至会倾向于说，在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和帝国的过渡中，鉴于民族国家的力量业已衰退，可以说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已获取胜利。但这种胜利的说法实在是既奇特，又反讽味十足。更确切一些，我们可以说它们所为之斗争的结果确已到来，尽管它们的斗争已以失败告终。

在国际斗争圈中，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在实践中得到最明晰的表述。在这个框架中所发生的反抗(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总罢工和起义只能被视为在国际地域上进行的斗争和解放进程之间的支流的一部分。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关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的“民族政策”问题的策略性模糊化，参见 OttoBauer的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omocratie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1924);以及斯大林著名的“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收于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第五章将继续讨论这几位作者。另可关注 Enzo Traverso的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juive(Paris: LaBrèch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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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到莫斯科，从巴黎到新德里，从阿尔及尔到河内，从上海到雅加达，从哈瓦那到纽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斗争遥相呼应，此起彼伏。随着暴动的消息传播到远方，并被应用到种种具体境遇中，一个国际斗争圈渐渐成形。这就恰似在更早的时代，商船把奴隶暴动的消息从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屿带到另一个岛屿，从而点燃了一根无法熄灭的导火索。要形成一个斗争圈，消息的接受者必须把事件“转译”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中，把他人的斗争视为自已的斗争，从而为斗争之链添上一环。有时，这种“转译”相当之精微，比如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听到了菲律宾和古巴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并把它们“转译”到自己的革命语言之中。也有一些时候，这种“转译”以更直接的方式进行，比如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消息就立即鼓舞起了意大利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或许，这些运动之间的联系尚不只是一条铁链上环与环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更类似于病毒：同一种病毒在不同的寄居体中调节自身的形式，以适应具体的寄居环境。

我们不需要多少力气，就可绘制出一张斗争激烈状况的年代分布图。第一波浪潮可被视为始于1848年之后，随着第一国际引起的政治动荡而掀起。浪潮一直延续至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行业组织。俄国1905年革命后，这一波浪潮达到了顶峰，在此形成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个周期。①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斗争的第二波浪潮开始涌起，其后就是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最终，这一波浪潮在一些国家被法西斯主义所压制，在另一些国家它的冲动则被新政和反法西斯同盟所吸收。最后一波浪潮始于中国的革命，并席卷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里的斗争中延续，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斗争在世界范围的大爆发。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 关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反帝国主义周期，参阅 Rebecca Karl 的专著 Staging theWorld : China and the Non-Wes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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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际斗争的循环往复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它既推动了资本制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资本进行一系列自我更新与自我重构。①19、20世纪各种最为强大的反抗斗争中的各式各样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还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预演并预构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帝国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说，帝国的形成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反应。说民众的斗争预演并预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其中并没有任何辩证法或目的论成分。相反，各种斗争本身就展现了欲望的创造性，展现了建造在活生生的生存体验之上的乌托邦，以及历史性的潜在作用。

在那些预演并预构了全球化的斗争中，得到体现的是活劳动的力量。它寻求出路，要把自己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地域划界刻板严明的政权中解放出来。就在抗争死劳动之时，活劳动总是在寻求途径，突破固定的地域格局，打破国家体系的限制以及使自己沦为奴隶的政治框架。正是凭着活劳动的力量，凭着它躁动不息的运动以及它消除地域界限的欲望，这一破裂过程撞开历史的每一扇门户。一旦我们接纳了运动中的民众的视角、主体性和欲望，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全球化如何成为民众解放的一个真实条件(只要它是在沿着消除旧有剥削和控制结构的地域划界的方向运行)。但今天，这一解放潜能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人们获取自由的不可抑制的欲望如一团熊熊烈火，这把火焚毁了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带来了向帝国的过渡；这把火也焚毁了以国际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国际无产阶级主体。今天，烈火已熄灭，在余烬之下，还有人们争取自由的欲望吗？在国际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已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又有哪种力量能填补它留下的空缺呢？从哪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种新型民众的萌芽已成为全球化的整合纵横中的一个积极的，或导向异端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关于斗争先于，且预构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结构重组这样一种假设，参阅 Antonio Negri的专著Revolution Retrieved(London:Red Note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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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因呢？

鼹鼠与蛇

我们要认识到，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转化，故而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转变。从概念上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①在过去的一个时代，这个范畴将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并一度被实际上纳入后者名下。它的典范形象是男性产业工人大众。无论是在经济分析之中，还是在政治运动中，产业工人阶级都被赋予领导作用，其地位凌驾于其他所有劳动者(例如农民)之上。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它其实并未消亡，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殊位置及它在无产阶级构成中的霸权地位已被取代。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消亡。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再度面临这一艰巨的任务：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对它的新构成进行分析、理解。

我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没有任何分化的整体。实际上，各种分化和分层以不同的方向把它分割得支离破碎。一些劳动是有酬的，另一些则是无酬的；有些劳动仅在工厂内进行，另一些则分散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些劳动有一日8小时，一周40小时的时间限制，另一些则占满整个人生；有些劳动仅被给予最低限度的价值认可，另一些则被抬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柱的显赫地位。在后面，我们要争辩，在活跃在今天的各种生产成分中，非物质劳动力量(从事通讯交往、合作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图式和无产阶级的构成结构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且这种核心性仍在与日俱增(详见第13章)。我们的观点是，所有这一切劳动形式都在某种意义上屈从于资本主义规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正由于它被容纳在资本之中，并维持着资本，无产者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才得到界定。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关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看法，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说，可被理解为一个严格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这个经济范畴也就是依附于资本之下的劳动主体。随着我们重新界定劳动这个概念，并对它名下的活动范围加以拓展，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传统分界也随之瓦解。即使在马克思最严格的经济公式中，无产阶级也必须被理解为实在的政治范畴。参阅MichaelHardt和Antonio Negri 的 合著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以及Antonio Negri的文章“Twenty Theses of Marxism",收入 Saree Makdisi,CesareCasarino 和 Rebecca Karl 合编的论文集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edg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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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再具体一些，考察新无产阶级表达自身的欲望与需求的斗争形式，在20世纪后半部分，尤其是从1968年到柏林墙倒塌之间的20年间，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调整和全球扩张与无产阶级斗争的转型同时进行。如我们在前面已论述过的，一种建立在劳动力反抗中表达出的共同欲望的交流、转移基础上的国际斗争圈的形象似乎已不再存在。作为组织斗争的具体形式，斗争圈已消失。然而，这一事实并未把人们推入无底深渊。相反，我们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看到一些影响巨大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民众展示出他们对剥削的拒绝，这些事件显示出了新无产阶级的团结性与斗争精神。

看看下面这些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中的最激烈、也最有影响力的斗争吧：1992年5月的洛杉矶暴动，从1994年开始的恰帕斯起义，在1995年10月几乎令法国陷入瘫痪的一系列罢工，以及1996年发生在韩国的类似罢工。这其中，每一次斗争都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都建立在对本地区问题最直接的关注之上。在任何一个方面，它们都无法相互联结，结成一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长的斗争之链。这些斗争没有一个能引燃新一轮斗争，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欲望与要求无法被转移入不同的社会语境。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革命者无法在听到发生在纳布卢斯、洛杉矶、恰帕斯、巴黎和汉城的事件之时，立即就把它们视为自己的斗争。不仅如此，这些斗争不仅不能与其他社会语境交流沟通，甚至在本地区也缺乏充分的交流沟通。故而，它们往往只能延续很短的一段时间，转瞬间就燃尽了自己。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也最迫切的政治悖论：斗争已变得不可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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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不可交流性的悖论使得把握和表达新涌现出的斗争所施展的力量变得极其困难。我们应该认识到，就在各种斗争损失了宽泛性、持久性和共通性的同时，它们的激烈性获得了增强。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各种斗争已都把焦点聚集到本地的、最贴近的境况之上，它们也提出各种具有超国家关联性的问题，各种为新的帝国式资本主义规范所固有的问题。举例而言，在洛杉矶，为暴动的烈焰补给燃料的是当地的种族对抗，以及排斥性的社会和经济格局，这在许多方面是当地的(后)城市地域所特有的。可事件几乎立刻就跃升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它表达了人们对后福特主义社会控制政府的拒绝。在洛杉矶事件中，人们看出，随着社会调解机制的衰落，在种族混居、社会复杂的大都市区域进行管理已变得举步维艰。洗劫货物、焚毁财产，这些行为已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全球状况。①同样，发生在恰帕斯的叛乱基本上集中在地方性问题上：各种因排斥而引发的问题，以及地方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这些既是墨西哥社会和墨西哥政府所特有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长期以来存在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种族阶梯结构中的共同问题。然而，这场叛乱同时也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加给当地的社会体制的迎头痛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是对系统化的排斥和压制的回击，这种系统化的排斥和压制发生于全球市场在各地的构建过程中。②最后，1995年发源于巴黎，随后波及整个法国的大规模罢工也把斗争目标集中在本地和本国的问题上，诸如养老金、工资、失业等(在汉城，情况也是如此)。然而，那场斗争也立即被确认为是对构建中的新欧洲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直接抗争。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罢工呼唤一种新的公众观，呼吁建构新的公众空间，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机制。后者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多或少出现于世界各地。①或许，恰恰因为上述这些斗争无法相互沟通，无法以斗争圈的形式在水平方向上扩散，它们所蕴含的力量只得沿着垂直方向上跃，立刻触及到全球层面。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 见 Michael Hardt, "Los Angeles Novos", Futur antérieur, no.12/13(1991)。

②参见 Luis Gomez 所编 Mexique : du Chiapas à la crise financiè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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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表征并不表明新一轮国际斗争已出现。相反，它们表明了已出现一种具有新品质的社会运动。换句话说，尽管上述各次斗争间有着千差万别，我们仍应洞察到它们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础特征。首先，尽管上述各次斗争扎根于本地的状况，但它们都能直接上升到全球层面，并对帝国体制进行具有普遍性的攻击。其次，各次斗争都摧毁了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间的传统分界。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此它们是生态政治斗争，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它们是生成性斗争，它们正在创造新的公众空间和新的社会形态。

我们应该能认识到这一切，但这也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就在我们努力发现上述事件的新颖意义时，我们仍在感到它们已经陈旧和过时了，它们只会制造混乱，这种感觉萦绕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所有那些斗争，尽管它们引出了新的因素，但从一开始看上去就已陈旧过时了，而这正是因为它们无法彼此交流沟通，它们的语言无法被转变到他处。一方面，斗争本身无法与人沟通；可另一方面，它们却遭到媒体的超级曝光。它们出现在电视上，因特网上及其他一切人们能想得到的媒体上。

毫无疑问，我们能察觉到存在着真实的障碍，阻绝了交流沟通的发生。障碍之一是人们找不到一个可为一切斗争的矛头之所向的共同敌手。洛杉矶、纳布卢斯、恰帕斯、巴黎、汉城，各地的境况似乎都具有极端特殊性，尽管实际上它们都直接攻击帝国的全球秩序，寻求另类以取而代之。明确共同敌手的本质因此就成了一项基础性政治任务。第二个障碍(这实际上是由第一个障碍导出的一个结果)是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以将各次具体斗争所使用的特殊语言转变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不要说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斗争，就连我们自己这儿的斗争所使用的语言也似乎是一门不可理解的外语。这指向另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建构一种新的共同语言以加速交流沟通，就如同在上一个时代人们建构起一种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语言一样。或许，这应该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沟通，它发生作用的基础应是差异，而非类同。它是一种建立在个性之上的沟通。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主要参见Future antérieur,No.33/34中文章“Tous ensemble!Réflections surles luttes denovembre-décembre”(1996)。读者也可参阅 Raghu Krishnan的文章“December 1995:TheFirst Revolt against Globalization", 刊载于 Monthly Review,48,No. 1(M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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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共同敌手、创建共同语言，这些理所当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也将在本书中尽力推进这两项任务。然而，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沿着这条分析路线走下去，我们最终将无法把握新斗争所呈现出的实在潜能。换句话说，横向联结斗争以形成一个圈，这种模式已无法再帮助我们辨别出当代的斗争以何种方式取得全球性意义。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遮蔽了我们的目光，使我们看不到它们的实际潜能。

在19世纪，当无产阶级斗争圈出现于当时的欧洲之时，马克思曾试图把它的连续性理解为鼹鼠和它的地下通道。当阶级矛盾趋于公开之时，马克思的鼹鼠也会钻出地面。然后，它又会钻入地下，可并不是去消极地冬眠，而是去巩固它的地道。这只鼹鼠随着时代和历史一道前进，每当时机成熟之时(1830，1848，1870)，它就会从地洞之中一跃而出。“挖得好，老鼹鼠！”①我们寻思，也许马克思的这只鼹鼠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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