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实际上，我们觉得，在当今向帝国的过渡之中，鼹鼠那结构坚固的地下通道已被蛇的游移所取代。①在后现代社会中，现代社会所有的深层结构及地下通道都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今天的斗争悄然无息地游移过帝国的地表。或许，当今各种斗争的欠互通性，缺乏结构严密的交流沟通渠道也正是当今斗争的优势，而非弱点。说它们是优势，是因为当今各种斗争本身就具有着直接的颠覆性，而无需等待来自外部的援助，或必须扩展自身以保证其效力。或许，资本的全球生产和控制之网扩张得越广，在每一个孤立点之上发生的反抗的威力也就越强。仅仅靠集中自身的力量，把它紧缩在蜷曲的身形之中，斗争之蛇直接攻击帝国秩序的最高点。帝国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平面的世界，从任何一点出发，穿过表面，就可抵达帝国的核心。即便各个分散的点的确形成了某种新的斗争圈，这个圈的成形也不会来自斗争的沟通和扩散。相反，它的成形来自各个点的出现，来自各个点所具有的强度。简而言之，一个事实界定了新的阶段，那就是：斗争不再横向连接，而是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核心。

从革命传统的角度出发，或许会有人反驳说，在19和20世纪，革命行动胜利的战术特点就在于它有能力在帝国主义之链上的最弱处轰开一个缺口，这是革命辩证法的基本常识。因此，今天看来前景并不很乐观。的确，今天我们所目睹的蛇形斗争之路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明确的战术。或者，这样一条斗争之路在战术家看来也许根本就不可理解。然而，当人们面临一连串激烈的、直接攻击帝国组织的最高层的颠覆性社会运动时，再坚持过去那种战略和战术间的划界或许已毫无益处。在帝国的结构中已不再有权力的外部，因而也无所谓薄弱环节一如果我们将薄弱环节理解为某个处于权力范围之外，因此权力的结合也较脆弱的地方。①要取得意义，每一次斗争就得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攻击它力量最强大之处。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把某些地域划入优先考虑范围，并非只有在华盛顿、日内瓦、东京发展社会运动才能打击到帝国的心脏。与之恰恰相反，帝国的构造以及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全球化意味着现在从任何一点都可直击帝国的心脏。旧的革命学派对战术的过分关注现今已彻底不适用。对今日之斗争者而言，惟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在帝国内部形成一股生成性的反制力量。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Gilles Deleuze 的文章“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该文收入论文集Negoti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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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难以从斗争自身的角度接受当前形势的新颖性和存于其中的革命潜能。可如果从帝国权力的角度去看，从帝国权力必然会对斗争做出反应这一事实来看，它们就会易于被认识到。纵然斗争之场变得与外界全然难以交流沟通，它也会受到帝国的关注和批判，成为狂热的焦点。②在政府管理机关和部门的教室中，它会成为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它的教训要求使用压制手段。基本教训就是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要继续下去，这种事件就不能再发生。然而，这一类斗争有自己的分量，自己的特定强度。更重要的是，它们内在于帝国权力的程序和发展之中，它们对全球化进行投入，并维系着全球化本身。帝国权力只有轻唤各种斗争的名字，才能把它们转入消极状态，才能把它们塑造成一个神秘化形象。但最重要的是，帝国权力惟有如此才能探明哪条全球化之路行得通，哪条行不通。就这样，帝国的全球化进程对这些事件做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猜测，既把它们视为限制，又把它们看作重新校准帝国仪器的机会。这些民众的爆发直接触及帝国权力的最高层，假如全球化进程没有在被这些事件阻挠的同时又受到其刺激，它就不会存在，或停滞不前。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所谓的“最薄弱环节”理论不仅是第三国际的策略核心，而且被整个反帝国主义传统所采纳。与之相对应，意大利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的 operaismo运动提出所谓“最强大环节”理论。关于这一理论的基本论点，请参阅 Mario Tronti 的专著Operai e capitale(Turin:Einau-di,1966)。

②在从Le Monde Diplomatique到Z Magazine到Covert Action Bulletin 这样的出版物中，人们可以不断找到足够的文献以显示这种信息误导和消声策略。Noam Chomsky在他的众多专著和讲座中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揭露和抗衡这种信息误导。读者可以参阅EdwardHerman和Noam Chomsky 的合荠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Media(NewYork:Pantheon,1998)。海湾战争为帝国对交流的操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参阅W. Lance Bennett 和 David L. Paletz 合编的论文集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以及 Douglas Kellner 的专著 The Persian Gulf TV War(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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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头鹰

奥匈帝国的国徽—一只双头鹰——倒是对当代帝国形式的一个恰当描绘。但是在昔日，那只老鹰的两个头眺望的是两片相对自治、和平共处的领土。可今天，它的两个头相互对视，相互啄咬。

帝国之鹰的第一个头是由生态政治控制机器构造起的司法结构和宪制力量。无论是帝国的司法程序或帝国机器都始终受制于矛盾和危机。秩序和和平—这两个为帝国所推崇的价值—永远也不会实现，可它们会不断被提议。帝国的司法程序经历过这频频爆发的危机，把它们视为自身发展的代价。然而，附加项目总存在着。帝国在不断扩张，并不断施压，要求越来越紧密地遵从复杂、深刻的生态政治领域，这就给帝国机器施加了压力，使它在似乎解决了一项冲突的同时，又为其他项冲突的发生打开门户。帝国机器试图使它们与自身工程取得通约性，可它们依旧出现，仍旧不可通约，新领域的一切成分都在时空中流动，变幻不定。

帝国之鹰的另一个头是由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民众复合，后者已学会如何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上航行。这些主体处在永恒的变动之中，形成繁若星云的个体和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一刻不停地重新设定系统的特性。这种永恒的变动可以发生在地域上，但它也可指混杂之物在形式和程序上的调整。在这个永远变幻不定的领域，“系统”与“非系统运动”根本无法被固定在符合逻辑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之中。①即便新的民众制造出的非系统性成分实际上也是无法与系统通约的全球力量。在帝国系统缔造的秩序之内，每一次爆炸性事件都会震撼整个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偶然性和不可靠性就是我们居住其中的制度框架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其特点就是事件序列的不可预见性。这些事件序列在时间上变得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紧密，因而也越来越难以控制。①随着事件不断加速自身的时间性，帝国也越来越难以对事件时间序列的不可预见性进行干预。各种斗争已展现出与此最相关的一个方面是突然加速。这种加速通常是累加好的，但它也可成为一场大爆炸，展示出固有的本体力量，在无法预见的时刻对帝国的核心平衡给予一记猛击。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见 Giovanni Arrighi, Terence Hopkins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 Antisystemic Move-ments(London; Verso,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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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持续不停地决定着自身系统的构成。同样，在一系列斗争事件之中新的抵抗力量也得以成形。这也正是今日之民众的存在的另一个根本特征：他们存在于帝国之内，同时又反抗帝国。在事件与事件的碰撞之中，在普遍的游牧状态之中，在个人和民族普遍的混合与通婚中，在帝国生态政治机器的技术变形之中，新的抵抗力量和新的主体被生产出来。尽管各种斗争缺乏系统性，新的抵抗力量和主体还是会产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并不仅仅反对帝国体系—它们并不仅仅是否定力量，它们同时还在积极表述、培育、发展它们自己的建设性项目。它们在为了活生生的劳动力的解放、为了创造众如繁星的有力的个体而努力。民众运动有无数面孔，它的建设性一面无疑是帝国的历史建构的积极领域。这不是历史循环论意义上的积极性。相反，它是一种民众的积极性，一种具有对抗性和创新性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的反地域化力量是维系帝国的生产力量；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力量呼唤摧毁帝国，并使这成为必需。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记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局限性，在这里读者应当参阅FélixGuattari的著述，尤其是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完成的著述，如 Chaosmos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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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一步时，我们也得认识到我们的比喻到此时也不再适用了。其实，双头鹰并不是关于帝国和民众关系的一个合适的象征，因为这样一个象征把两者放到了同一层面上，没有认识到两者间的等级性的非连续性，而正是这种非连续性界定着帝国和民众两者间的关系。从一个角度上看，帝国像新型利维坦一样明显凌驾于民众之上，它迫使民众屈从于自己庞大的机器的统治。可换一个角度，把我们的观察点移到社会生产力和创造性之上，也就是说采纳我们之所谓的本体视角，两者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民众才是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生产力量，而帝国仅只是一件用来俘获的工具，远离民众的活力。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帝国是一只死劳动积累的吸血蝙蝠，它只有靠吸食活人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

一旦我们采纳了这一本体立场，我们就可以回到在前面我们讨论过的司法框架问题，并发现存在于由国际公法向新的帝国公法的过渡过程中的缺陷。这个缺陷正是界定着帝国的新权力观。换句话说，在帝国权力观试图摧毁那些曾作为国际公法的参照点而发挥作用的旧价值观念(民族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联合国等等)时，它所遭受的挫折和持续不断的不安定，以及那些所谓的骚动，都表明它存在着本体上的缺失。就在帝国建构超国家力量之时，权力似乎丧失了承载它的地基。更确切地说，它丧失了推动它前进的动力。从一开始，我们就应把帝国环境中的生态统治看成一部空壳机器、一部寄生机器、一部仅供观瞻的机器。

民众的创造动力带给帝国一种新的存在感。或者说，民众的创造运动一直在作为一种另类范式存在于这一过程中。它内在于帝国之中，推动着帝国的构造向前发展，而不是什么由否定带来肯定，或其他类似的辩证路线。它始终在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性力量发挥着作用，推动支配力量走向抽象而空洞的大一统。到那时，它就会将自身表现为一个鲜明的另类。从这一角度说，当构成帝国的力量仅仅表现为存在和生产的缺失，表现为民众构成力量的空洞而抽象的痕迹时，到那时我们就将发现我们分析的真正立足点。那将是一个既是战略意义上的，又是战术意义上的立足点，因为到那时两者已不再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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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言

路易·阿尔杜塞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写过一篇颇不同寻常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阿尔杜塞对马基雅维利作了一番解读，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视《君主论》为一部革命的政治宣言？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尔杜塞首先把《君主论》的特点同政治宣言典范——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做了一番比较，由此将“宣言文形式”界定为一种特定文体。在《君主论》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中，阿尔杜塞发现两者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结构近似。在两部著作中，构成论点的是“彻底具体的工具，它在话语和它的客体与话语和它的主体之间建立起特定关系”。在几位作者笔下，政治话语都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生产关系，都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生产关系本身也正是民众采纳的视角，本身就是自我生成性、集体性的行动。简而言之，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宣言游离于政治科学的传统之外(这种传统的古典形式是对政府形式的分析，当代形式则是管理科学)，将政治界定为群体的运动，将政治的目标界定为主体的自我生产。在这里，我们得到一种唯物主义目的论。

阿尔杜塞接着写道，尽管两者间有着重要的近似，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样也十分重要。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马克思一恩格斯的著作中，决定作品立场的主体(现代无产阶级)和客体(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共存共生的，因此前者的组织发展直接包涵着后者的产生；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主体(群众)和客体(君主和自由国度)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距离。这一距离引导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寻求一套能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民主措施。换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宣言追踪线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而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则提出一项计划、一种空想。阿尔杜塞最终认识到，两部著作都有效地将理论提议引到实践层面，两者都认定现在相对于未来是空荡荡的，而在它空荡荡的空间中，它们建立起主体的内在性行为，由此构筑起存在的新位置。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见 Louis Althusser, “Machiavel et nous", 见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vol. 2, François Matheron 编(Paris: Stock/IMEC,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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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时代，这种形式的宣言将成为适应于具有反叛精神的主体的政治话语方式。然而，对内在性领域的选择能够充分地决定这种宣言的形式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看，后现代状况具有显著的自我矛盾特征，被理解为不间断的生活之流、生产之流、政治之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一切力量都被激发为生产力量；另一方面，同样的力量又受制于全球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日益趋于抽象，从而日益对生活再生产中的工具感视而不见。在后现代时代，“历史的终结”被有效地施加于世人，可同时人类的一切力量又被召唤起以作贡献于劳动力、社会和生活的全球再生产。在这样的框架中，政治(当其被理解为行政和管理时)失去其透明性；通过常规化的制度过程，权力隐蔽，而非揭示和解释界定着权力对社会和生活的控制的特点和关系。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才能再激励起革命政治话语？它如何才能获得新的连贯性，如何才能为最终的宣言注入新的唯物主义目的论？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将主体(民众)和客体(世界解放)融合于后现代性之中？显然，仅仅追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宣言中给予的提示，我们难以做到上述几点，即便我们彻底接受内在性的论点也不行。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创造性主体和解放过程为共生共存，可在冰冷、平静的后现代性中，这种共生共存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从后现代的角度看，马基雅维利的宣言在当代似乎又重新取得了相关性。借用马基雅维利的宣言，以之作一个类比，我们可这样提出问题：分散到各种网络中的生产劳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心？如何才能使大众之精神和肉体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生产构建起共同感和方向感？或者说，对于民众构造这一主体和民主政治工具的构成，当我们付出努力，缩短、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时，我们如何才能发现“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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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类比最终仍有不足。在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君主身上，仍然存在着一种空想状态，拉开了工程同主体之间的距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尽管使用了极具内在性的方法，但仍旧将政治之功能局限于较高的层面，与之相比，任何后现代解放必须实现于此岸世界之中，必须实现在内在性层面之上，决不允许任何世外桃源般乌托邦的存在，哪怕它仅只是一个可能。今天，政治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以表达主体性，这个问题尚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拉近工程中的主体和客体，把他们投放到内在性关系中，这应是一种比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一恩格斯的叙述更深刻的内在性。换而言之，要把他们投放到自我生产的过程之中。

在现代性的晨光中，斯宾诺莎宣告：预言创造出自己的人民。①或许，今天我们应该更新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目的论。或许，我们应同斯宾诺莎一样，认识到预言的欲望也是一种不可压抑的欲望。这种欲望愈是与民众结为一体，它也愈强烈。现在，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种预言功能能否适应我们的政治目的，能否维系后现代革命反抗帝国的潜在政治宣言。不过，某些共同和巧合看来颇令人吃惊。比如说，马基雅维利提出，由下而上构建新社会的工作要求有金钱和武器，并强调我们必须向外部要求它们。对此，斯宾诺莎的回应是：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它们了吗？这些必须拥有的武器难道不是恰恰存在于民众的创造力和预言力之中吗？当我们将自身定位在后现代性的革命欲望之中时，或许我们也应作出同样的回应：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武器”和“金钱”吗？或许，马基雅维利所强调必须拥有的金钱实际上就存在于民众的创造性之中，正掌握在生态政治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直接行动者之手中。那必须拥有的武器或许就存在于民众的潜能之中，也就是存在于民众运用自已手中的生产力量，去破坏、摧毁后现代世界中的寄生性积存的能力之中。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 见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o -Political Treatise, vol. 1 of Chief Works (New York: Dover,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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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政治宣言，以及今日之政治话语应当完成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预言功能，亦即组织起民众的内在性欲望之功能，最终，在这里没有任何空想，也没有任何宿命，新出现的是一种反制力量。其本体基础并不在于什么“为了明天的今天”，而在于民众的实际活动，在于民众的创造、生产和力量一种唯物主义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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