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你可以先肯定它绝无谬误，然后再由它推演出主权；你也可以先施加主权，然后再由此得出它绝无谬误。可无论怎样，你总要确认一种绝对权力，并把它奉为神明。同样，无论你施加主权的手段是通过政府的镇压或哲学家的说理，也无论你把主权归于君王或归于人民，结果总是一样。

——弗朗索瓦·基佐

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描绘了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书中有一位启蒙贵族莱斯多夫伯爵。此君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总算搞清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可在一个核心悖论上，他卡了壳。“有件事我感到难以理解，”他说，“那就是：人们应当彼此相爱，而政府也强力迫使人们这样做，这些早已不新鲜了。可既然如此，这怎么又会突然变成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呢？”①在这位生活在穆齐尔的世界中的慈善家看来，在现代性的中心有一大矛盾。矛盾的一方是各种内在力量一欲望、联想、对社团的热爱；矛盾的另一方则是一个庞大、无处不在的政府，它采用各种强力手段，以施加、确保社会领域的秩序。要解决此矛盾双方之间的张力，或至少进行调和，就必须借助国家主权之力。可尽管如此，这个矛盾还是不断浮现出来，表现为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要么选择自由，要么选择屈服；要么是欲望的解放，要么是它的屈服。莱斯多夫伯爵条理分明地确认出贯穿于欧洲现代性的始终、居于现代主权概念核心之中的矛盾。

① 参见 Robert Musil 的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New York: Knopf,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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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在现代欧洲哲学的不同发展时期中主权概念逐渐凸显出的形象，我们将发现欧洲和现代性并不是统一、和平的建构。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斗争、冲突、危机的特点。在欧洲现代性的构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三个历史时刻。在那三个时刻，现代主权概念的最初形象得到表述。首先，内在性层面的革命性发现；其次，对内在力量的逆动及权威形式的危机：最后，形成现代国家，从而部分、暂时地解决了危机。国家成为主权的承载者，从而超越并调和了内在力量的层面。在这一前进过程中，欧洲现代性本身也变得日益同主权原则无法分离。然而，正如莱斯多夫伯爵所感叹的那样，即使在现代性的巅峰时期，原有的张力仍不断挟全部之力破土而出。

说现代主权是个欧洲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主要是在欧洲同现代性一道协同发展起来的。在构造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这个概念起到了基石的作用。然而，尽管现代主权概念诞生于欧洲，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与欧洲以外世界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欧洲的殖民工程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因此，现代主权概念实际上是作为欧洲以内和欧洲以外的欧洲反动和欧洲支配的概念出现的，它们是同一发展阶段的两个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侧面。这一发展阶段就是：统治欧洲，主宰世界。

具有革命性的内在层面

一切都始于一场革命。在欧洲，在1200一1600年之间，在一片广阔的地域上(其地域如此广阔，以至于当时只有商队和军队才能在其中四处旅行，也只有在后来印刷术出现之后，它才能连成一体)，发生了一些奇异的事。人类开始宣称他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是城市和历史的建造者，是天堂的创造者。他们继承了一种双重意识，一种社会等级观念，以及形而上学的科学思想。但同时，他们又把实验科学思想和关于历史和城市的生成性观念传给后代，他们还将存在确定为知识和行动的内在领域。在这一初始时期，新思想同时在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神学诸领域中诞生，展现出激进的现代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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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性之起源的一个特点是它发源于一个世俗化过程，这个过程拒绝了神圣和超验对世俗事务的权威。这个过程当然十分重要，但在我们看来，它也仅是现代性的原初事件所表现出的一个迹象：肯定此岸世界之权力，发现内在性层面。“每个实体都拥有其独特的本质。”①邓斯·司各脱的这句话完全颠倒了中世纪的存在概念，因为根据中世纪的概念，存在之物是可类比的，因此是二元的、可预测的。一个存在体的一半居于此岸世界之中，而另一半则居于超验的彼岸世界之中。司各脱说这句话时，时代正处在14世纪之初，处在中世纪末期的动乱之中。司各脱告诉他的同辈人，要医治时代的动乱，就必须把人们的思想重新集中到存在的个别性上。这种个别性并非朝生夕灭，或偶然发生的，而是本体所固有的。在远离司各脱所居住的不列颠北部数千英里的意大利，但丁对司各脱进行了呼应，这充分证明了司各脱的言论的力量。“这种个别的存在具有强大力量，”因为它是实现一切可能的智慧力量的驱动力。②就在欧洲现代性诞生之初，人类在自己的世界中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并把这新获得的尊重糅合成对理智和潜力的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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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Johannes Duns Scotus 的 Opus Oxoniense, Book IV, Distinctio XⅧ, Quaestio I,收录于Opera Omnia ,vol.8(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1969)。

②参见Dante Alighieri 的De Monarchia,Louis Bertalot 编(Frankfurt:Friedrichsdorf,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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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众多作者展示了这一全新的内在性本体知识的连贯性、革命性和独创性，我们只需从中选出三位代表性人物。首先是库萨的尼古拉斯。他说：“沉思是智力的运动，它的起点是 quia est,终点是 quid est。既然 quid est 距 quia est 无限遥远，这样一种运动也永远不会走到尽头。这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运动，因为它是智力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运动正是从这一事实上寻得满足，它不会制造疲乏，只会带来轻松和热力。”①我们要引用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说：“如果你把上帝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感知力的存在，首先你必须确保这种知识和这种生命是被理解为完美而无任何缺陷的。设想，这种知识以最完美的方式洞悉一切。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加上一条：这种知识仅凭自身就能洞悉一切，因此，它无需到自身以外去寻找答案，否则它就仍未达完美。”②这样，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就把人类的心灵变为一部神圣的知识机器，而不是遥不可及的，超越一切的上帝。我们要引用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布维勒斯(Bovillus)，他说：“过去，那人在本质上仅是人。可凭借艺术的丰富贡献，他获得了双倍的人性。也就是说，那人成了人中之人。”③凭借艺术和实践的力量，人性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倍增，将自身力量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上。

在上述的现代性的源头中，知识由超验转为内在。最终，人类知识成为行动，成为改变自然的实践。弗兰西斯·培根构想了一个世界，在那里，“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发现通过使用、观察、争论得到重新组织……通过引入对心灵和智力更先进的使用和更完善的技术，来处理最遥远的实在和大自然最隐秘的奥妙，这是一种有益的做法。”①在这一进程中，伽利雷·伽利略更坚称我们人类的知识有可能同神的知识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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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Nicholas of Cusa 的文章“Complementum theologicum”，收录于 Opera, vol. 2(Frank-furt:Minerva,1962)。

②参阅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的专著 Of Being and Unity(Milwaukee: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43)。

③参阅 Carolus Bovillus 的专著Il libro del sapiente,Eugenio Garin 编(Turin:Einaudi,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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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广泛含义上对待“理解”，我要说人类智力对某些事物所能达到的理解是如此完善，具有如此之高的确定性，以至于它几乎可以同自然自身的理解相等同。这些事物中一项是纯数学，其中包括几何和算术。关于它们，自然之所知无限大于人类之所知，因为自然理解它们的一切。然而，就人类智力已知的知识而言，我确信它们在客观性和确定性上并不输于自然之所知。②

在从13世纪绵延到16世纪的一系列哲学发展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是：过去为天堂所垄断的创造力量现在被带回到尘世间来，对内在性层面的丰富内涵的发现由此开始。

同哲学和科学一样，政治学也在这现代性的早期从中世纪超验论那里收回了失地。在三到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历史以排山倒海之势完成了以普遍人性和群体行动重新奠定权威之基础的进程，其间有可怕的悲剧，也有英雄式的征服。举例而言，奥卡姆的威廉宣称：“教会就是虔诚者的群体”③—他的意思是说教会不应凌驾于基督徒群体之上，或超脱其之外，而应内在于群体之中。帕多瓦的马西里奥斯(Marsilius of Pad-ua)也就共和国下了相同的定义：共和国及其法律的权威并非来自什么高高在上的原则，而是来自于它的公民的集体。④一种新的权力理解，连同一种新的解放观念被驱动起来；从但丁和中世纪末期为“可能的智力”所作的辩护，到托马斯·莫尔盛赞自然生命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可解释的力量”，并把劳动确立为政治安排的基础；从新教民主到斯宾诺莎的民主绝对性概念。当我们进入到斯宾诺莎的时代时，内在性的视界和民主的视界已完全重叠到一起。一方面，个体的力量在内在性层面得到实现；同时，这一层面也从历史上、技术上和政治上决定了新人类的真理。正因如此，因为不可能有外部媒介的存在，个体也同时被展现为集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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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 Fancis Bacon 的 Works, James Spalding, Robert Ellis 和 Donald Heath 编(London:Longman and Co., 1857)。

②参阅 Galileo Galilei 的 Opere(Florence:G. Berbèra Editore,1965)。

③参阅William of Ockham 的专著A Short Discourse on the Tyrannical Government, trans.John Kilcull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④参阅 Marsilius of Padua 的专著 Defensor Pac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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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以革命开端，一举推翻了旧秩序。构成现代性的不是孤立的理论，而是同对实践和实在的深刻思考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理论性行动，它们使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之所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具有革命性，正是因为它决定了一种范式，也给民众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作为危机的现代性

现代性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它至少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刚才我们已经界定的，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进程。这个现代性打破了同过去的联系，并宣布内在性为世界和生活的新范式。它发展出作为科学实验的知识和行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把人类的欲望推到历史的中心。从艺人到占星家，从商人到政客，新的生活改造了生存物质，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宗教中。

然而，新兴力量的崛起已导致了一场战争。这样一种狂飙突进，推翻一切的力量怎么可能不激起强烈对抗呢？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怎么可能不决定了反抗革命行为的出现呢？确有一场标准意义上的反革命；它同时在文化上、哲学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发起攻势。既然它已无法把时代扭转回过去，也无法摧毁新生力量，它就寻求压制、支配新生运动的力量。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它被构建起来，以发动反对新生力量的战争，以建立起庞大、无所不及的权力体系，从而可以支配新生力量。在文艺复兴革命时期，这场反革命即已启动。它企图更改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向，把人类的新形象移植到超验的层面，把科学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对化。最重要的是，它反对民众对权力的重新分配。这第二种现代性推出超验以对抗内在，推出秩序以对抗欲望。于是，文艺复兴在战争宗教战争、社会战争、国内战争中拉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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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Spinoza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读到现代性起源中革命一面的最清晰、最合成的形式。参阅Antonio Negri 的 专养 The Savage Anom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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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出独具特色、辉煌璀璨而又一反传统的作品，它也是为实现现代性而进行的战争的战场。紧接着，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全欧洲，它就如又一场旋风，紧随第一场而至，在大众的宗教意识中添加入人文主义文化。由此，这场战争扩大到大众生活中，并同人类历史的最隐秘处结合在一起。阶级斗争横扫过这片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创生期唤起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剥削秩序所具有的创造性，而这一切都按照一定的逻辑路线发展，这条逻辑路线既显示出进步性，也暴露出反动性。这是一场巨人间的争斗，其场面就如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庭教堂穹顶上所画下的壁画一样：它是现代性的创世纪中的悲剧性冲突。

欧洲现代性的革命进入了热月。在争夺霸权，控制现代性范式的斗争中，胜利落入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手中，落入试图中和革命生成力量的秩序力量手中。尽管昔日的一切已不可能恢复，但有一些事还是可能做到的，那就是：重立控制和权威的意识形态，利用大众的焦虑与恐惧，利用他们渴望减小不安定，增加安全感的心理，重新布置超验力量。革命必须被阻止。整个16世纪，无论在哪里，只要那里的革命闪耀出成功的光辉，那里的风景就被人用暗淡的色调遮掩住。和平成了最高的需要可什么样的和平？就在欧洲的腹地，三十年战争以最可怕的方式勾画出这场不可逆转的危机的轮廓，于是即使是最顽强、最智慧的人也只得屈从于热月的必需，屈从于换取和平的悲惨的、令人蒙羞的条件。曾经一度，和平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是伊斯拉谟式的，这种内涵使它成为改变之路。然而在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和平完全丧失了曾经有的内涵。它成了悲惨的生存条件，成了避开死亡的急需。和平的旗帜上写的只有对斗争的疲倦以及对热情的篡夺。热月在胜利中结束，革命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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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热月并未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恒久化。内战也未结束，而是被吸纳入现代性的概念中。危机界定了现代性本身，而危机就源于内在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同试图恢复秩序的超验力量之间一刻也没有间断的冲突。①这一冲突是现代性概念的关键，然而，这一冲突又被有效地遏制住。文化和宗教领域内的革命被迫走入刻板的，甚至是暴虐的遏制结构中。到17世纪，封建制再度统治了欧洲。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是时代逆动的第一个，也是最有说明性的例证，因为在此之前，天主教会在改革、革命和欲望的地震中已经摇摇欲坠。紧随其后，新教教会和政界秩序也开始制造出与革命相逆的秩序，迷信的鬼火燃遍欧洲每一寸土地。然而，在基层，创新的运动仍在继续着解放事业，每当一块地区被封闭，运动负载着不可压抑的经验产生出的欲求和希望，或者转入游击，或者另寻出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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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阿尔多诺，出现了众多否定思想的哲学框架。它们都预见到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终结，并将现代性同危机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著述者所没能看到的是有两种现代性正在发挥作用，而危机正是两种现代性冲突的直接后果。正因如此，他们未能看到现代性自身内部的另类选择，而这种另类选择可以冲破现代形而上学的局限。关于否定思想和危机，请参阅Massimo Cacciari的专著 Krisis:Saggio sulla crisis del pensiero negativo da Nietzsche a Wittgenstein(Milan: Fel-trinelli,1976)。

② 关于欧洲现代性的这些转变历程，请参阅 Ernst Block 的专著 The Principle of Hope(Cam-bridge,Mass. :MIT Press, 1986)。读者也可参阅 Reinhart Koselleck 的专著Critique and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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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欧洲现代性的内部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为一种外部冲突。与文艺复兴思想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欧洲对美洲的发现，和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支配的起始。欧洲发现了它的外界。“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质的突破”，撒米尔·亚明(SamirAmin)写道，“这恰恰是因为欧洲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以它的文明征服世界是个可能的目标……从那一时刻起，而不是在那之前，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凝结成形。”①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倡导了一系列革命性观念—人类平等、个性和集体、合作和群体。这些观念回响过全球，向全球传播着力量和欲望，随着新的土地、新的人民的发现而倍增。可同时，同样的反革命力量在力图控制欧洲的生成性颠覆性力量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把别处人民置于欧洲统治之下的可能与必需。欧洲中心论的出现正是对新诞生的人类平等观的潜在力量的逆动，它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革命。同样，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占了上风；可也同样，它的优势并不具决定性。从一开始，欧洲现代性就是一场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欧洲的霸主地位从来就处在危机中，而这一危机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界定着欧洲现代性的危机本就是一回事。

到了17世纪，现代性作为危机的概念得到强化。在这个世纪之伊始，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接着，它目睹了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可怕内战。可这个世纪最为可怕的一幕发生在德国的三十年内战中。与此同时，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和对当地人民的屠杀和奴役，其惨烈程度一日超过一日。到了17世纪下半叶，绝对君主制似乎彻底封堵住了自由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行路。绝对论企图定格现代性概念，企图使用超验论的新武器来消弥一直界定着现代性的危机。与此同时，在海外，征服逐渐被殖民主义所取代，原先危险重重的掠夺和对黄金、财富的搜刮也日益让位于贸易专营权、稳定的生产形式和非洲奴隶贸易。17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模棱两可，一个既脆弱，又充满巴罗克式富丽堂皇的世纪。从社会最黑暗的深渊总会泛起几片这个世纪试图埋葬的回忆。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阅 Samir Amin 的专著Eurocentrism(New York:MonthlyReview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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