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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CONOHY OF COHHUNICATION Vincent Mosco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 著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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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1996年出版后,学界普遍高度评价该书开阔的跨学科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归纳,但作者仍然集思广益,再度修订。第二版不仅案例材料得以及时更新,而且全书的理论胸襟和讨论范畴更加深广和透彻,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积累与分析路径,且以此解析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商业化语境中的传播产业、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背后政治经济、科技等权力扮演的角色。
传播学作为外来学科,大陆学界急需引进美国实证主义之外的具有历史脉络和理论阐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经典论著,本书将传播政治经济学放置于具体社会情境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作者始终坚守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的信念,是目前全球传播学界公认的批判传播理论的标志性作品。
曹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美国哈佛燕京学者
《传播政治经济学》问世未久,随即取得当代经典的地位,无论赞成或反对其见解,作者从对话中凸显本书立论的用心与成绩,备受瞩目、肯定与敬佩。新版延续原作的主要架构,另见与时俱进之勤,章节结构更显整饬,材料亦作增删。过去十多年来,互联网与手机从传播体系的周边进驻到了核心、《帝国》出版后重新得到注意的自主马克思主义、传媒改革活动及传播劳动研究的扩展,如同初版的文化研究、经济学以及(主流的)公共政策论述,无不纳入新版的对话行列。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之一的彼得·高丁(PeterGolding)教授当年对本书的赞誉,至今贴切:“莫斯可教授已为本领域的知识史与制度史厘定图谱,英雄行径,成就非凡。”
——冯建三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 英国李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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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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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世纪出版
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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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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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莫斯可(Mosco,V.)著;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SBN978-7-5327-6046-6
I. ①传…Ⅱ. ①莫…②胡…③黄…④姚…Ⅲ.①传播学-政治
经济学 V. ①G206 ② F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2359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2009 by Sage Publicati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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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字:09-2009-181号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森特·莫斯可著 胡春阳 黄红宇 等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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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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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 266,000
2013年6月第1版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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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327-6046-6/G·180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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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
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于1996年问世后,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冯建三翻译的台湾版(1998),一个是胡正荣翻译的大陆版(2001)。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莫斯可于2009年修订出版的第二版的中译本。
该书是多门类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图谱,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激动人心的名字,一次次激越地回响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天空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笛卡儿,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卢卡奇,涂尔干,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森,霍尔,杰弗逊,威利斯,吉登斯……他们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文化批判等视角去理解社会变迁,尤其是理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正是在这样广阔而厚实的知识基础上,莫斯可开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开拓之旅。那些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奠基先锋人物以及当代领军人物对当代最新和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使莫斯可洞烛幽微: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哈洛伦,古拜克,瓦斯科,戈尔丁,默多克,加纳姆,奥斯卡·甘地,米汉,彭达库(ManjunathPendakur),丹·席勒……他们以及莫斯可本人都试图理解,在信息化时代权力是如何在所有媒介中运作的:从报纸到Facebook,媒介权力如何与全球化、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监管交织在一起,以及信息劳工的阶层分化及其在权力运作中的地位,并致力于整合批判理论中的诸多关键对话,以便对信息时代的社会与权力变迁做出更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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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奠立干第二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几年直到1980年,奠基于北美,但如今,研究力量和研究领域扩散到全球。正如莫斯可指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当代有五个发展潮流: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产生的突出社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管以及网络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媒介变革和民王(比如,与政治经济传统相关联的社会行动的增长)。这些主题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朝气蓬勃。
所有政治经济学派别还共享有四个奠基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它们关注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新型社会(比如说,是资本主义或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可被叫做信息资本主义?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否太具革新性而导致其根本上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根本质变乃至分崩离析?同时,它们也热心探究社会的整体体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它们还关注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关注那些应该引导社会改变的努力的道德原则;它们强调社会实践性,也就是说,它们反对传统学院派这样的立场:将研究领域和参与社会分离,将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分离。
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出发点的三个进程。首先,要分析人们的传播行为是怎样变成能够带来利润的产品,以及人们是如何抵制这个过程的;其次,要分析资本是怎样利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来克服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障碍,并由此产生了二律背反:全球化使跨国企业权力延伸的同时,也产生了其宿敌民族王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比如,本·拉登为基地组织所做的,不过是推行或者直接复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业世界中大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采取的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最后,要分析围绕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社会关系是如何得以组织的。因此,该书的结论是:重返阶级权力,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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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干观察信息社会的社会组织及其变迁,莫斯可既不满意正统经济学科或新古典主义的方式,也不满意文化研究或公共选择理论。因为经济学倾向于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弃之不顾,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只对社会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新古典主义则将大部分“政治”从“政治经济”里排除,政府和大公司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全都是该学科最聪明、最机敏的从业者;而公共选择理论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水岭在于“劳动分析”还是“文化分析”,是“结构的”还是“互动论”的方法。因此,莫斯可以为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之间的对话而架设新桥为该书作了结语。基于此,莫斯可对知识领域的团结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良好期待: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对于如何运用传播来实现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创建民主传播系统的运动,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理解,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莫斯可的研究逼迫我们必须直面当下两个切时的话题。
一是,面对当代中国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媒介变革的此情此景,我们如何做传播研究?“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地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第七章第二段)。媒介事业难道不是一度被人们等同为经营或者技术吗?莫斯可提醒人们,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这样,将经济学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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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巧合的是,莫斯可在2009年新版中提到,30年前的197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那个周末,由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云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锋人物,此举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今天,当日本的核泄漏乃至扩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和话题时,改变世界、改变媒介体系难道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吗?
现在,就是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该书的原版序言、中文版序言,第四、五、六章为胡春阳翻译,校译和统稿也由胡春阳进行;第一章由吴冬妮、胡春阳翻译;第二、三、七章为黄红宇博士翻译;第八、九、十章为姚建华博士翻译。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叠床架屋之晦涩,指鹿为马之疏漏,在所难免。但我们都是抱着极为严肃勤恳之态度,无惧尺方之枯燥,任韶华以飘零,勇猛精进。
胡春阳
2011年3月
于香港海滨花园海宁阁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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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非常高兴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版中文版的出版,正是中国给我的修订本赋予了灵感。过去十年,我很荣幸几次访问中国,人们对政治经济学以及如何应用政治经济学去理解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媒介和传播体系的浓厚兴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让我感到惭愧。师生们来听我的讲座,热切地提出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我演讲后,他们簇拥着我,继续谈论着上海、北京、香港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道。当他们带着我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漫游时,他们询问我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新闻业中的劳动过程,媒介的私有和国有以及民主传播的意义。曾经有个学生带着我去旅游,他还随身带着一本写满标签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他希望能够从我这里得到资本论如何应用于解释媒介劳工问题的答案,甚至在他为我介绍一个个旅游景点时,他也没有忘记向我发问。
如此程度的兴趣当然感染了我,但也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整个亚洲大学得到发展。于是,我决定写作1996年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更新版,而1996年版已经有两个中文版本。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出新版必然是一个挑战性任务:在第一版和我开始考虑写作第二版之间,十年转瞬即逝。任何新版都需要大规模的修订和更新,第一版出版一到两年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在新版中反映出来;第二,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些版本之间问世,包括来自亚洲的主要贡献,新版本不得不反映亚洲的贡献。亚洲的一些研究挑战了原版中的关键观念。因此,写新版不光是旧瓶装新酒,还要对旧瓶(旧的结构)本身进行重新思考。然而,每每当我在写作新版这个艰难任务面前热情消退时,我就想起我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些访问,如果新版提供了这个领域的改版地图并考虑了自1996年以来的显著发展,那么,许多学生和教师的思考、研究和写作也许可能从中获得启发。这些回忆推动我按时完成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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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有很多新观念,但也还保留了旧版的精华部分。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与关键特征,在这里概括一下很有必要。政治经济学是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各种权力关系彼此建构着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个定义有实用价值,因为它引起我们对传播产业运作的关注。比如,媒介产品如何从诸如电影工厂等制作者链条流动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购买、下载产品,而其注意力反哺了新的生产过程。但是,就其最为普遍和雄心勃勃的定义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远比标准商业模式要深刻得多。控制特指在一种持续变化的环境中,社会群体成员的内部组织;存在意味着人们如何在同样动态的语境中,生产着为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控制过程广义地讲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些过程包含着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组织;而存在过程主要是经济性的,因为这些过程牵涉到生产和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总体来讲,存在和控制需要置于历史条件的语境中。
因此,政治经济学始终被置于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目标的前沿。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政治经济学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这个社会巨变把主要奠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的、制造业的并最终是工业的社会。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检视资本主义的动态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和其他政治经济组织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为了理解社会变迁,而他认为,这种社会变迁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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