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已经用他们自己的环境批判政治经济学视界做出回应。这种视界探讨了自然和经济价值、将自然作为资本处理的后果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Foster，2000;Burkett，2006)。强调“生物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理论和物质联系，和这两种过程对于经济的重要性”(Perkins and Kuiper，2005：108)，还有“边缘化和剥削自然世界以及妇女劳动之间的联系”(Mellor，2005：122)的女性主义者同样如此。最后，制度政治经济学已经着手进行自身的综合，将环境经济学与对公共机构为了增进或者延迟支配自然环境的各种形式采取的措施的正确评价结合起来(PaavolaandAdger, 2005)。

总的说来，环境主义理论通过融合有机生命的自然整体，提升了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整体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将道德视界从人类生命扩展到所有的生命过程，它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对于道德哲学的关注。正如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玛丽·梅乐(MaryMellor，2005：125)坚决主张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必须考虑自然条件、限制和不确定性，因为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之内，而不是超越它。”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依赖世界而生长，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根植于世界，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人类是唯一的道德行动者，因此也是能够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结合理念和实行的唯一生物。

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引发了对环境的关注，认为这些是清洁技术的观念和它们以毒性危害人类健康日益增长的证据之间的互相抵触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高技术发展的象征硅谷含有一些全世界最危险的废物堆。中国的一些地区也是，全世界的废旧电子设备被搜集和倾倒在这里(Grossman, 2006; Pellow and Park, 2002; Smith, Sonnenfeld, andPellow,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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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经济学的局限性，抑或我们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

本章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主要学派的发展，表明该学科一开始就是在激烈的理论争议中得以不断进化，即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建立的古典主义理论和来自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之间。在19世纪后半期，这种斗争发展成为另一种分歧，一方是日益成为正统的经济学，以功利主义原则和一种实证主义方法代替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性；另一方是各种异端理论，包括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对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展开了广泛批判，而新古典主义理论是各种特征的松散集成，本身就包含内部争端。近来，以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的增长为标志的各种观点加入主要异端理论的阵营。

保守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对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展开的广泛批判表明该学科处于动荡状态，如果还不是危机状态(McCloskey，2002；Radziki，2003)。这与经济学为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成功指明了方向形成鲜明对比。本章结尾总结了上述的种种经济学批判，并且阐释了具体的观点差异，有助于详细说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另类观点。

经济学偏爱描述静态模式，一切在均衡中得以解决。其兴趣局限于在一套特定制度关系当中的增量变化。实际的经济实践，就像更加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并没有受到这么简单的局限。均衡只是一种结构；增量变化只是一种形式；一套特定的制度关系只是许多种可能的安排当中的一种。

经济学家没有将许多生产力的重大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纳入考虑，包括公司结构和产权，接触信息、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以及社会背景。它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Rothschild，2002)。就像一位早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在，仍然坚持相信太阳绕着地球旋转，经济学家坚持市场竞争使得考虑权力毫无必要的观点。就像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追随者宁可修改数学也不愿意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经济学家坚持相信垄断和寡头垄断是上好的做法，只需要在数学上稍加调整就可以将其纳入竞争模式。批评家，包括一些业内人士(Davis，2006)，坚持主张不断增长的经济权力集中化已经迫使这种模式走向断点。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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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假定，信息自由流向在市场上登记欲求的顾客。它主张，人类的需求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人类的欲求是个别的，心理的，并且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被消灭，这样所有的需求都可以被当作欲求。根据其批评者，该学科最好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欲求如何被创造的原始理论，最差则提供了一种循环论证，将欲求定义为人们在市场上选购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排斥生产、营销和欲望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些组织了信息流动，将其导向具体方向。经济学家既低估了营销建构欲求的能力，又低估了人类欲望的复杂性。后者要么干脆没有得到解释(欲望就是欲望选择的东西)，要么当欲望得到解释时，被简化为理性选择。根据贝尔(BellandKristol，1981：71)，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论“本身就是对人类行为最狭隘的文化范围的解释，一方面忽略了墨守传统的大块区域，另一方面忽略了道德反思”。这很重要，因为与需求和欲望紧密关联的传统和道德都创造出自身的算法，它在依赖欲求的算法时很不自在，并且常常对之强加的种种约束索性断然拒绝。对于贝尔(1976：223)而言，经济学家认为适用于一切的市场实际上不过是经济活动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它并非适用于一切，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其产品终端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其获得商品的动机是欲求，而不是需求。

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市场视为个人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好几种社会活动场所中的一种。他们将市场从阶级、种族、性别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别中抽离出来，而正是这些给市场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弹性供应低工资劳动、得不到报酬的家务劳动、还有欲望的社会体系一—它将需求和欲求联系起来的形式有利于市场交易。结果，市场的成功，一个市场体系的顺利运行，被视为社会的成功，即使其后果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分别，或者破坏了物理环境(Sayer，2001)。那些反对这些后果的人，其行动被视为出于非理性动机，本身最好由市场规则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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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异端理论存在其他种种分歧，它们一致同意经济学的本质弱点可以被归结为在根本上对社会性理解不足。经济学以下列观点为基础：可以既排除不能以科学方法阐释的事物，又不放弃理解经济学的根本法则。反对主流的另类理论主张，试图脱离理解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和文化实践的种种复杂性来理解经济行为，委实是一种空洞的科学。经济学以横跨时空的、自然化的个人为起点，而政治经济学以社会构建的、投入社会生产过程的个人为起点(Jessop and Sum，2001；Sayer，2001)。

有人将这种本质批判导向更深的层次，用贝尔(Belland Kristol，1981：47)的话来说：“简言之，不但有在经济学理论内部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还有经济学理论本身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理论内部存在危机，是因为经济学依赖一种天真的、简单化的社会理论：社会是个人的总和；人类行为绝大部分是理性的；信息自由地流向每一个人；市场分散权力，显示人类欲求，并且最重要的是，登记真正的社会需求。可是除了这些短处，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更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来自经济学理论的实证主义根源，即信奉唯一值得研究的现实应该是可观察、可测量、可量化的。

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42- )在《经济学修辞》(TheRhetoric ofEconomics，1985)里详尽批判了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传统经济学家训练出身的麦克洛斯基害怕许多经济学家被更适用于宗教体系的一系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求“弄成了残废”。她得出结论说：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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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由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以及其他对定量法的热情组成。在发动圣战捍卫信仰的运动中，这些教义已经僵化成了仪式，现在支撑着许多修女、主教和大教堂。(1985：4)

实证主义的信仰体系包括大量告诫：预测和控制是科学的要点；对一种理论而言，只有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才能证明其真实性；可观察性由客观的、可复制的实验界定；一种理论是错误的，其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实验结果证明它是错误的，等等。此外，实证主义珍视客观性、区别事实与价值，还有数学语言。根据麦克洛斯基，这种制度愚钝了经济学家的头脑，结果他们倾向于厌倦历史，对社会科学家不是彻底不屑一顾，就是一幅居高临下的样子，任意忽略在其学科狭窄范围之外的一切事物(McCloskey，2002)。这位变节的经济学家认为，恋物癖似的崇拜充满规则的方法论和盲目地热爱可观察事实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很多描述和解释的丰富性都丢失了。

应当承认，麦克洛斯基有言浮于意的倾向。更加重要的是，她对通过揭露其本质的哲学缺点来破坏经济学实证主义的兴趣令她忽视了经济学学科和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间的关键联系。传统经济学的成功，不仅是因为经济学家就一系列研究和话语的狭隘规则达成了一致意见。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将经济学正统视为一种修辞体系固然很重要，将其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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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第四章从定义传播并继续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兴起的社会和知识语境开始。第五章和第六章通过利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日益增长的文献，讨论其多种关键轮廓以及我本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十余年的耳濡目染，来描述和分析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通过这种评估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主要横跨马克思主义和制度路径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成果比例大大超出其所得到的组织支持。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尽管采用这种视角的人的数量已经增长，不过人们主要还是作为孤立的个体来进行研究。既然合作研究主要是那些个体之间共同利益的产物，而这些个体普遍面临充其量是不温不火的制度支持，而更多时候是彻底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有研究中心出现。

第一节传播的概念

任何一门学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本质主义这种可以理解的倾向，也就是说，把现实简化为学科的中心要素的倾向。在第二章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时，特别指出为避免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政治经济现象，需要把政治经济学看作理解社会生活的众多方式之一。我们当然感谢对本质主义构成压力的那些学说。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还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它们都具有纯粹的解释力，为那些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政治经济或者只是一种经济逻辑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然而，也有重要的认识论的、理论的以及充分的理由来抵制这种趋势。鉴于此，我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社会分析的一个起点，也就是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进路，而不是将所有路径统统简化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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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但弄清楚传播的含义非常重要，避免传播的本质主义也十分必要。当然，这种面向的压力也很强大，尤其是在当前的知识气氛中。这些压力包括，通过把引导科学发展三百年的分析方法转向大范围的以传播为基础的路径，来重构认识论，而这些路径又是以修辞学和一套在话语规则中显现的标准为中心（Burke，1969a，1969b；Latour，1999；McCloskey，2002；Rorty，1979）。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会话的修辞，如同调查的逻辑一样应该提供科学的标准，尤其是，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理解不是一个人使用揭示实在的语言去揭示现实并对现实做观察和报告的过程，相反，理解发生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交换观察结果、观念以及用并不只是揭示现实、而是有益于建构现实的语言来表达观察结果与观念时。

此外，文化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视围绕诸如文本和话语这样的传播内容的要素做组织化的分析。结果，学者们倾向于将认识论(即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和社会分析简化为传播，尤其是，这意味着把知的行为和知识的对象二者主要或仅仅看作通过阅读文本完成的话语。通过聚焦这种路径如何为揭示除了知识的其他形式之外的科学和经济学的普世主张提供有力工具，对传播和话语的强调开创了一种重要的另类路径。然而，这种权力可能压制技能娴熟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有效地把会话的认识论和话语分析普适化。我们这儿采纳的路径是既承认这个视角的优势也承认制造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的危险，这种本质主义带着传播简约主义的观念。

政治经济学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小心翼翼地提供另类理由。尽管对此有可理解的张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已经追求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即便他们致力于调查媒介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物质组成部分，去中心化的媒介意味着把传播体系看作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的一部分。有几种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目标，例如，从资本主义构成要素为出发点，比如，资本积累，劳动工资等；也可以把媒介置于这些基本要素所设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框架中。根据这种观点，媒介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度与教育、家庭、宗教和其他制度行为的核心平行对应。这些向度中的一种向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向度，因为每一向度在某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所有向度彼此携手建构了资本主义。因此，无论是媒介或是其他制度行为都无法遗世独立。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经济路径把它的主题置于一种广阔的社会总体中，并因此尤其倾向于在传播研究中力图避免本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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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这些警示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意义十分必要。在对如何定义传播作背景研究时首先要注意的是，本质上，从自然科学到各种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每种学术科目都有其自身的传播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定义：一种致力于信息传输，一种强调意义的建构。例如，生物学把传播看作“两个有机体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信息从一个有机体搬运到另一个有机体”（《生物学辞典》，2004；也可参见Breed，1999)，同样，计算机科学把传播看作是信息的搬运(Losse，1999；Walton,2000)。

传输的模式通过香农和维弗(Shannon andWeaver,1949)的经典研究在传播研究中开辟了道路。由于人们留意的方式能够彼此影响，他们开始于无足轻重的通讯观念，但是他们聚焦于传播者或者编码者通过传送器发送讯息或者信号的过程，这种发送过程尽量降低噪音并到达收信者或解码者那里。就像经济学家窄化了政治经济学的要领以便把它塑造为数学科学一样，香农和维弗追求创造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传播科学(他们称其模式为“数学的”)。对于数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这是最大的收益，而对于那些把信息看作不只是噪音与非噪音的二元选择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损失。尽管二进制打开了一道门，通过这道门，工程师以常见的1和0来编码计算机系统，但同时人们得以发现传播的复杂和精微之门也关闭了。这些就使相当广阔的路径范围变得屈指可数了。于是，社会学家把传播看作一个“建立意义的过程”(ScottandMarshall，2005)，社会系统理论家把传播看作“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互动，这被社会和认知规则所决定”(Klüver and Stoica，2005：877)；而市场专家把传播看作“两个或者更多方的交互过程，凭这个交互过程，意义通过符号的有意图使用被交换”（Holom，2006：27)。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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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播观念与普遍观念别无二致，即把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研究的前沿。它开始于这种观念，传播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交换的产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标记或者体现，①广义地说，传播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分析形式的趋势将聚焦于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并进一步分析推动传播渠道形成的社会势力，以及通过这些渠道所传输的讯息的范围。这样的探讨有助于建构关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结构性势力是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再者，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和实践置于资本主义、贸易、国际劳动分工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然而，承认社会过程并不终结于建构传播实践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传播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后果，也不仅仅是描述一种只能由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真诚地加以解释的文化景观。因为传播倾向于实践这种本质主义形式，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忽视了传播以及一些真实的变迁，这种在传播中发生的变革正有助于这种变迁在当今世界发生。因此，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样重要：传播实践(包括传播者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是如何建构一种包括迷思和符号的社会、文化世界的。例如，关于像因特网这样的新媒介的传播不仅仅由从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公司所型塑，也是由在渴望的引导下去建构海市蜃楼或迷思的人们所型塑(比如，创造一个打破空间、时间和政治阻隔的新世界，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Flichy，2007；Mosco，2004)。

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输，也是意义的社会建构。后者包括但不局限于把人们汇聚在一起的那些社会仪式（Hodgetts，Bolam，andStephens，2005)。我们用传播去分享经验但也对比经验，我们用传播去整合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示它们的差异。传播包括会话中的两个人以及高音解说的Super BowI①的播报，包括给母亲打电话以及AT&T网络；传播是观看孩子玩耍，是《纽约时报》发布“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以及福克斯播报它的“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传播还包括会话、印刷、广播、电子传播以及因特网。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者来说，也许重中之重不仅仅是关于在网络中的合作，还是关于等级制中的权力。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这看来接近斯迈思所讲的意思，他指出了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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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即要抵制把政治经济看作是结构、制度和物质行为的领域。而传播占据了文化、意义和主体性。政治经济和传播这二者是从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相互建构出来的。这二者就是交换过程，彼此的交换过程虽不同，但都是由共享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所多重决定的。

第二节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和知识因素

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检视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发展的社会、知识影响因素。检视对一个跨越至少五代产生广阔影响力的领域不止一种方法，其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人不会明确承认其政治经济学路径取向。这种局面在今天备受挑战，因为这个领域不再局限于北美和欧洲少数大学中。正如第六章描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现在无论就其地理分界还是知识地理学来说都是全球的。尽管如此，这样做也是十分有益的：首先探讨那些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广阔的社会驱动力，然后在下面章节讨论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具体的情形时那些对个人产生具体影响的因素。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① 美国橄榄球的锦标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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