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同样，由赫伯特·席勒和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领军的年轻一代的政治经济学者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传播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帮助。托马斯·古拜克，作为斯迈思的学生，应用政治经济学于全球电影工业中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主传播的鼓吹的全盛期时进行电影工业的政策研究。威廉姆·梅洛迪(WilliamMelody)是斯迈思的亲密同事，制度政治经济学出身，他长期活跃于为北美新古典经济学所激发的政策批评领域，以及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政策中心工作。他的学生曼塞尔则在法国和英国从事这一工作。尼古拉斯·加纳姆是英国传播工业公会的行动主义者，后来加盟的还有默多克、戈尔丁、罗宾斯(KevinRobins)以及其他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这些人对英国广播和电讯系统的解禁和私有化展开批评。

我们也能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发现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政策应用，比如：安德森（Robin Andersen)、卡拉布雷斯（AndrewCalabrese)、唐宁(John Downing)、甘地(Oscar Gandy)、哈克特(RobertHackett)、赫尔曼(Edward Herman)、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米汉(Eileen Meehan)、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席勒(DanSchiller)、萨斯曼(GeraldSussman)、瓦斯科(JanetWasko)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近年来，以下研究者更是积极地把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政策研究和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贝蒂格(Ronald Bettig)、戴尔-威日福特(Nick Dyer-Witheford)、马泽帕(PatriciaMazepa)、雷迪克(AndrewReddick)、赖德奥特(Vanda Rideout)、赖尔登(EllenRiordan)、斯科特(Ben Scott)、里根·谢德(Leslie Regan Shade)、温瑟克(Dwayne Winseck)以及赵月枝(Yue-ZhiZhao)。麦克切斯尼通过在席卷美国的汹涌澎湃的媒介变革运动中担任领导角色，尤其对美国的行动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研究发展中国家传播议题的政策行动主义者并获得实至名归的声誉的领军学者马特拉，在80年代以后将视角转向欧洲传播政策的动荡。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耕耘的行动主义学者的模型为许多根基在南半球的学者所采纳。比如，爱敏(Alhassan Amin)、班纳吉(IndrajitBannerjee)、切克拉瓦提(Paula Chakravartty)、天万文(Wan-Wen Day)、侯普(WayneHope)、开迈利波尔(Yahya Kamalipour)、开普尔(JyotsnaKapur)、库马尔(Keval Kumar)、冷特(John Lent)、马斯尊尼(GuillermoMastrini)、内恩(Zaharom Nain)、托马斯(Pradip Thomas)、托马斯瑟里(Keyan Tomaselli) 以及亚(Y.Z. Ya'u)等人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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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案例样本，有关其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在后面详述。这里所要把握的要点是：五代左右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引导下，已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干预传播主要政策议题。

除了对正统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展开持续批评，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还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深层关怀。第一代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迎击遍布在正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被置于行为主义范式中。①行为主义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检视其意义可以直接观察并被测量、并且更便于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那些行为去创造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基于道德哲学考量的批评性观念在这里毫无地盘，当然社会实践在此也毫无空间。尽管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议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但首先考虑其与行为主义的关系至为重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抗多学科整合运动的知识背景，反对把物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比如，使用经验观察去建立法则般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要素是可证伪命题，处在完善过程中的额外经验证据不断推翻命题或者假说。本质上说，这种看来服膺于物理科学的科学方法会实现创造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目标(Nagel，1957)①。实证主义路径被用于社会科学后，其调查方法通常被称为行为主义。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研究典范在心理学[巴甫洛夫和斯金纳(Pavlov & Skinner)的情境理论]、社会学[见诸霍曼斯（Homans）的群体行为分析]以及政治科学[见诸科伊(Key）关于公共舆论的研究]中历历在目。行为主义通过几条道路把它的触角伸向传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成果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坎特里尔(Lazarsfeld&Cantril)，他们通过检视媒介讯息产生的行为反应，意图创造一种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科学。这里的要点不是要重述行为传播研究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得到一些研究关注(Buxton，1994；Gitlin，1979；Morrison，1978；Park and Pooley，2008)，而是为了使第一代政治经济学置于其主要学术对手的情境中。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① 这个要点来自我对斯迈思的专访(1991年12月)。他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路径应用于传播学时的紧张关系这种问题迷惑不解。他早在20年代读研究生时，在他的主要知识分野中，就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曾共谋批判行为主义。在他看来，行为主义画地为牢，把研究限于基于经验观察的实证主义方法。政治经济和文化路径开辟了关于意义、辩证法和批判问题的研究。作为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知识对手，这种行为主义的观念也被我对赫伯特·席勒(1992年1月)和詹姆斯·哈洛伦(JamesHalloran，1992年4月)的访谈内容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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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从来不反对经验调查或者收集材料证据，无论量化还是质化方法去推进论证。②相反，政治经济学要和经验主义以及把所有知识行为简化为对可观察行为进行证伪的理论生产这种做法保持距离。其目标是用一种基于理论和被观察的行为间的辩证关系(我称之为相互建构)的广阔分析去代替这种做法。再者，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把大众媒介行为置于政治经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宽泛框架中。政治经济学也论证批判的路径，这种路径根据批判的目的检视那些经验发现，比如，通过建立公共传播体系来推动民主的传播。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经验结论既不是来自暗箱操作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来自一种与理论表述的辩证关系，并且是对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政治利益发言。最后，政治经济学把研究者看作是在调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弃绝成为“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追求解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正如斯迈思详细指出的(1991年12月的访谈)：将政治经济学置于人文解释学路径中，这种路径在人类学中已经充分发展，尤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评判的文化研究的路径中。本质上，正如丹·席勒(DanSchiller，1996)详细描述的那样，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容忍在具体研究中的变数，并和文化路径联盟反对二者均认识到的为行为主义所提出的本质主义解释。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我用“看来”这个词，因为一个广阔的研究群体已经开始质疑：物理科学在经历了其本身就是科学方法的责难后，物理学是科学还有多少可靠性(Haraway，2003；Latour，1999；Sokal, 2008)。

② 斯迈思曾首次对商业电视做过内容分析，来支持公共电视网的建立。这项研究吸引了《时代》杂志的关注，他向福特基金申请了资助并用于对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米老鼠俱乐部”做内容分析(1991年12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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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代政治经济学继续把它们自己和行为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时一度是其亲密战友的文化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和政治经济学反目成仇(Critical 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995)。正如第十章论述的，这两种路径之间的矛盾由于学者们彼此联合与最终欣赏并广泛彼此引用而得到值得关注的缓释(Meehan，2005；Miller，2007；Ross，2004；Wasko，2001）。尽管如此，在这里有所提及也是必要的，因为了解当前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置于转换的语境中，这种转换是从强调与行为主义的差异(至今仍是如此)到其与文化研究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产生过这样几个关注，比如，文化研究对主体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辩解，这一点很像本质主义者；文化研究也把言说、概念和命名行为看得优于一切；文化研究也反对发展联合系列行为的解释框架。追溯行为主义努力书写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元叙述的同时，政治经济学者也关注元叙述，然而，从它公开反对总体性思维诸形式(总体性包含在文化方案中)这一点来看，这又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加纳姆的看法，这种趋势源于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延伸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中。在其发展过程中，加纳姆总结道：

它的浪漫主义情愫如影随形，它渴望逃离人类生活的社会枷锁和物质囿域，它要走出被视为人类本质的异化状态，进入一个身无羁绊、心无牵绊并随心所欲的世界(Garnham，1990a：1-2)。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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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批评不仅仅限于分裂的一个方面。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倾向于拒斥政治经济路径，把其看作是经济学的、总体性的或者仅仅是“过时”的马克思《资本论》论调的衍生物（Critical 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995)。再者，这样的论辩热潮也不仅限于传播和文化研究。任何学科都执迷于二者任何一方提出的理论(Sokal，2008)。①然而，正如第十章揭示的，新世纪与生俱来就证明了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分裂正在减弱(Miller，2004；Mosco，2004；Pratt，2004；Ross, 2004; Wasko, Philips, and Meehan, 2006)。

结论

这一章开始检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它始于把传播定义为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尺度或者标记。在追述这个领域的广阔路径的同时，这个定义也包括了信息的传输和意义的社会建构，在其所有形式中，也包括面对面传播和中介传播从印刷页面到Facebook。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对几种社会和知识挑战的回应。社会挑战包括媒介作为产业的发展，跨国企业尤为突出；也包括政府的发展以及围绕需要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以矫正全球不均等的争议的发展；最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原因是论述这样一个推断一个信息社会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出现于这样的争论：包括主流的经济学及其所支持的政策这样的主导型的知识传统，比如，鼓吹一种为不大会失察的政府所支持的商业媒介体系。这一章通过解释，得出的结论是：行为主义传统实际是一种知识“元叙述”，在早年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正式挑战。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研究构成另一种主要挑战。然而，新世纪却给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一种不说是亲善的至少也可说是亲近的联系。现在，我们转向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章中的头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要考虑历史上语言学转向的这种分析。在承认“语言学转向并不完全是有害的发展”后，社会历史学家帕默(BryanPalmer)总结道：

我所质疑、拒绝和把我自己区别于语言学转向的是：语言学转向物化语言，将其客观化为无中介的话语，把语言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之外所丢失的东西，以及语言学在取代本质结构与构造历史附属物的过程中所丢失的东西(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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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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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几年直到大约1980年，本章从讲述其早期发展史上北美和欧洲的关键人物与观念开始，到论述世界其余部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结束，尤其考察了由那些我们一度称之为第三世界所组成的社会里的情形。不过，自苏联这个曾经是第二世界枢纽的国家解体后，要处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有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形下，简单用发展中世界来指称更为有效。

第一节 北美渊源

对于这个渊源的分析会有很多潜在起点。例如，丹·席勒(1999b)已经对罗伯特·布雷迪(Robert A. Brady，1901-1963)的研究有专著问世，罗伯特·布雷迪是商业权力的早期批评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呼吁媒介民主的人。然而，我们要从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开始，这两位北美人无可争议地在该领域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力。①

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斯迈思。他在这个领域开了第一门课程，他的几个年轻同事和学生继续进行了卓越研究。正如那些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的人一样，斯迈思深受他卷入其中的核心政治问题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对他来说，这些政治与社会问题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斯迈思尤其说明了有三个转折点，使他的政治态度从一个于1928年把选票投给成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转变为一个追求激进的观念和政治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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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这些包括他对国家卫队和罢工的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的观察，他对赤贫的移民农业工人作了访谈，而这个访谈构成了关于农业援助项目的研究生学院的基础，以及他与那些在西班牙国内战争中支持和抗击法西斯力量的人们的接触。②他的结论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个人版首先成长于政治奋斗的实践经历，只是后来才是成长于知识相遇。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迈思被训练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博采各家学说尔后获得许可进入经济学领域。尽管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主义视角正取得一些定论，但由经济状况的恶化所支持的来自制度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成为当时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斯迈思阅读了奈特(M.M. Knight)等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奈特收录了诸如制度学派学者凡勃伦(Veblen)的思想，马克思在美国的翻译者的思想也被他收入经济学文集。再者，斯迈思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提供了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分析的政府报告和档案中，包括政府针对19世纪90年代经济崩溃所举办的广泛的听证会记录，以及有关交通行业的研究，后者构成了他日后博士论文主题的基础。

如果说大萧条促成了斯迈思的思想形成，那么，新政③方案则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斯迈思进入了联邦政府农业部，后来转入劳工部，在此他与政治上进步的公务人员和工会分子结盟，这种联盟强化了他的批评思考。斯迈思对媒介的研究始于他在劳工部的工作，在那里，他的职责之一是跟踪媒介和电讯产业，了解他们的劳动实践与工会活动。他亲自观察到激进分子的支持者和公司工会之间的抗争，这些抗争是为了获得电话巨型公司AT&T以及电报工业西联公司的工人们的支持。这些工作经历使他近距离接触传播工业中劳动过程的变化，比如，广播和电视公司中技能娴熟的接线生开始感到新技术正在使工作不断机械化并使技能不断磨蚀。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这部分利用转写的录音，这些录音是来自对斯迈思(1991年12月)和席勒(1992年1月)的访谈，以及我与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的交往谈话。

② 他对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支持日后把他置于美国政府称之为一个“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中间，这个标签对他50年代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③指罗斯福新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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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思1943年离开了劳工部并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成为首任经济学家，他的工作是跟踪劳动关系并为费用率听证会提供参考建议。他也参与了广播频率分配的最忙的工作阶段，因为此时委员会应广大业界要求颁发无线电波的执照的要求，分配新的调频(FM)频率，这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电视频道分配。斯迈思后来的工作无法磨灭地打上了这样的经验教训的烙印，即动员商业利益去捍卫对广播和电视的私人控制。①

斯迈思1948年离开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在那里施拉姆(WilburSchramm)已创办了传播研究所。该所开办了传播研究第一个博士项目并成为好几个后来在该领域留下痕迹的研究者的交汇地，包括几个从事批评的媒介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如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以及后来的格伯纳(GeorgeGerbner)，短期访问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席勒。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气氛中，并且传播研究对日益强大的大众传媒至为敏感，于是，斯迈思小心翼翼地开设了一门传播经济学的课程，之后才发展出一门主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个阶段他也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支持公共广播的建立的研究，出版了第一部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957)，开始了作为商品的受众的理论研究。②

当美国的政治变得使人压抑时，斯迈思决定返回他的本土一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在那里的女王大学他建立了传播研究的项目。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已经认识了赫伯特·席勒，因此，在他离开后，赫伯特·席勒从经济所进入传播研究所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斯迈思在女王大学用了十年的时间和莱温特(WilliamLivant)进一步发展受众是大众媒介的第一商品的观念。1974年，斯迈思离职，加盟英属哥伦比亚的西门菲沙(SimonFraser)大学，在那里，他和制度政治经济学家梅洛迪(William Melody)共事，将主要精力投入电讯政策(主要是以反对AT&T公司的反托拉斯法案为主)、受众商品论文以及撰写他主要的学术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Road)，这本书辩证地分析了与美国对加拿大经济和媒介的支配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时期，他到处旅游，研究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toreAllende)的普遍联盟(PopularUnity)政府的改革，研究中国、日本、英国和东欧的传播实践与政策。在伊利诺伊，他的主要学生古拜克后来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领军人物。在西门菲沙大学(SimonFraser)，他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影响了许多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家，除了梅洛迪，还有巴贝(Robert Babe)、彭达库、莱斯(William Leiss)、贾力(Sut Jhally)、曼塞尔(RobinMansell)和萨马拉吉瓦(RohanSamaraj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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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鼓吹市场的委员的影响下，联邦电讯委员会投票通过保护最大的商业调幅(AM)广播行业的利益(它们“清晰的频道”的发射台在夜间覆盖半个美国)，来对抗调频和公共广播事业的倡议者的挑战。委员会也指定第一个电视频道分配给商业利益，而大多数商业公司同时也是广播工业的执牛耳者(Mosco，1979)。

② 斯迈思第一次正式表述受众商品论是在1951年，是他在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消费者联盟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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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斯迈思离开西门菲沙到天普大学(TempleUniversity)任职，在那里他与瓦斯科(Janet Wasko)、丹·席勒和我有过短期合作，瓦斯科曾经是古拜克在伊利诺伊时的学生。斯迈思在系列访问学者经历中，继续作研究。最终他返回英属哥伦比亚并于1992年长眠于此。我们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Wasko，Mosco，and Pendakur，1993)，书中见证了他对于全世界四代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影响，他在西门菲沙的研究以及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也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产生了影响，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很多年来给予政治经济学以充分关注，部分原因归功于斯迈思的研究努力。

正如同斯迈思一样，赫伯特·席勒把他的政治态度和知识发展归功为他对美国与全球政治经济转变的体验。赫伯特·席勒与斯迈思相隔半个世代，也就是说他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中学和大学岁月的学习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接着，他到纽约城市大学任教，这座大学给纽约工人阶级提供免费的教育，许多科目都弥漫着高度的政治讨论气氛(Maxwell，2003)。尽管他的兴趣在文学，他还是选择了研究经济学。对他来说，是一个“萧条引导的选择”。比起集中精力于英国文学，这更有可能使他找到一份工作。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这个经济大动乱时代，席勒强烈地感觉到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根本性的错误存在。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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