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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从军的经历以及退役后在为驻德美国军政府工作的经历都对他产生了实质影响。后者的经历尤为重要，因为它给予席勒直接观察一国的政治经济被压缩为一个非常短暂时期的强制性的转变的机会。对于知识影响，席勒强调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对该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以及大萧条成因的分析。对他而言，这些细致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关于商业力量如何运作的具体的、系统的证据。

大战、经济需要以及他自己关于学术选择的彷徨耽搁了席勒学术生涯的展开。①在他于1960年在纽约大学以战后救助努力的政治经济学为题而获得博士学位前，他有十年时间在做废寝忘食的会议讲师。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和商业研究局(Bureau of Economicand BusinessResearch)做访问学者期间，其研究兴趣从资源分配最终转向作为自然资源的广播频率的研究。虽然这期间，他隶属于伊利诺伊的经济和商业研究局，席勒的研究还是吸引了传播研究所的注意，在该所他遇到了斯迈思并于后者离开该所返回女王大学后接过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andAmericanEmpire)一书于1969年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也遭到了来自伊利诺伊保守派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些保守派并不欣赏该书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反对他对越战的反对态度。这些因素外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的一个替代性方案的吸引力，他于1970年离开了伊利诺伊，而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已经在圣地亚哥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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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他被责难“对商业有着敌意”，哥伦比亚大学还是于1941年授予席勒硕士学位。但他对这个精英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并无好感：

这里给我一个启示，因为我终于意识到研究生学习过程对我来说是彻头彻尾地不充分的。当时的教科书不过是糟糕的保守主义的调和物，是以脱水过的抽离于现实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更不用说这些调和物所表达出来的理论(有多糟糕)(来自作者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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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地亚哥，席勒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为定义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了力量，并对世界上的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席勒的著作一直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他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 Managers，1973)通过论述信息与文化产业日益增长的集中和跨国化，以及主要范例公司，比如盖诺普调查公司，《读者文摘》以及《国家地理》的广阔的政治与文化力量，展开了对信息社会观念的首次持续批评。①接着，他的著作《传播与文化支配》(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论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对智利阿连德(Salvatore Allende)政府努力建立替代性传播体制的直接观察。席勒和努登斯特伦(KaarleNordenstreng)合编的《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一书论述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的核心问题。②

在接下来的两本书《天晓得》（WhoKnows)和《信息和危机经济》中(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席勒回到信息控制这样的主题。这些主题检视了信息和传播体系对于跨国资本的普遍运行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第二本书中，他论述了这些体系在克服继续困扰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文化，公司》（Culture，Inc.）一书中，席勒重访文化工业的主题，并通过论述学术科目的趋势，尤其是对转向文化研究的关注而与先前的研究分道扬镳。席勒致力于文化，因为他知道文化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通过检视在城市街道、公园、户外广告、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的文化，评估了文化对于社区的重要性。对他而言，那些地方展示了“社区的经济生活不能与其符号内容分离”，并且“言说、舞蹈、戏剧、音乐以及视觉和造型艺术从远古时代以来就是人类经验的生死攸关、必不可少的特征”(Schiller，1989：31)。他对文化持一种批判的视角，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从经济基础引申而出的上层建筑，文化不但不可避免地与物质内容纠缠在一起，而且文化是一种物质。他对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关注是基于一种担忧，他担忧学术界贬低文化，而这种贬低是通过把文化抽离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彼此建构中所发挥的最为重要的作用的领域。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这本书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同年出版，后者设置了关于“信息社会”的议程，比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LaborandMonopolyCapital)一书早一年出版。《劳动和垄断资本》现在是“信息劳动”研究的经典文本。在广受欢迎的《现代心理学》杂志的一项民意测试的摘录中，席勒特别引人注目，杂志的编辑们给了一个席勒认为是“煽动性”的标题：“民意调查是为现状而工作的妓女”。

②这本书也非常著名，因为它是由Ablex出版公司出版、由Melvin Voigt编辑的第一本传播专著，该书呈现了90年代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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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与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二世、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作完成的《希望和愚顽》(Hope and Folly，1989)(该书例证了建立信息新秩序的呼招的衰亡)以及与努登斯特伦第二次合作完成的论文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National Sovereignty，1993)两书中，席勒回到他对国际传播变革的日久弥坚的旨趣。他也与莫拉那(Hamid Mowlana)和格伯纳(GeorgeGerbner)合作，在一本由国际媒介研究学者写就的论文集中，提出了思考海湾战争的全球视角。①

席勒最后的两本书把研究精力转向美国及其日益深化的麻烦。在《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Inequality，1996)一书中，他描写了接近传播的日益增长的鸿沟，预言了很快成为热门话题的“数字分裂”。但与那些把鸿沟仅仅看作是为人们提供技术而已的人们不一样，席勒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资源产生了鸿沟的美国正在进行的社会阶层和族群分裂的征候。最后，在席勒于2000年辞世时还在继续写作的《生活在第一国》(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一书中，他就扎根于世界帝国中心的作为批判学者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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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望与愚顽》例证了由美国为主导的保守势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大获全胜。该书原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理出版，在此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了由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支持者所提出的诸多关注。但是，等到该书完成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此希望通过让美国和英国重返该组织而变革自身，以至于它拒绝出版该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但是一份免责申明指出，该书的内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毫不相关。根据Nordenstreng(1993：253)的说法，这不是联合国“反知识分子迫害”的第一案。早在1973年，它就把DallasSmythe排除在为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研究项目而设立的专家小组名单外。这是在他撰写了两篇批评主流的国际传播政策以及醉心于新传播技术的文章后发生的。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出版的文集中，拒绝刊载原本委托席勒撰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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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行动主义学者的楷模。除了以多种主要语言出版发行的大量研究贡献外，他在诸多地方的、国家的与国际组织面前发表了关于文化和信息议题的演说。他在遍及发展中世界、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组织以及第一世界面前发表演讲的非凡的记录揭示了他这样的信念：反对全球媒介工业并产生一个商业文化的替代方案是必要的。而在第一世界中，由泰格(Tiger)写作并出现在独立媒介上的经典文章“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中，他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席勒的研究是世界信息新秩序观念的主要灵感之一。他是国际媒介与传播协会的领军人物之一，尽管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另类学院的想法被新保守主义所摧毁，席勒还是在那里对许多学生以及他自己和后几代的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

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中期，当欧洲的研究展开时，北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还基于席勒和斯迈思的研究。直到斯迈思的学生古拜克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任职并吸引在那个时代受政治与社会剧变影响的学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美的政治经济学才出现一个极具意义的向上转型的成熟时代。

单单一次会议并不足以产生一个领域。然而，如果在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有一个关键事件的话，那一定是1979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把斯迈思和希勒的学生以及那些了解他们的研究并对发展政治经济学路径充满兴趣的人们召集在一起。作为电影工业的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古拜克和他的几个弟子在此领域占有领导地位，这些弟子包括研究电影的瓦斯科，研究受众的米汉(EileenMeehan)，研究技术的斯莱克(JenniferSlack)，以及研究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菲杰斯(FredFejes)。以讨论批判的传播为主题，这次会议聚集了众多后来继续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实质贡献的人们。除了这些人，也包括斯迈思自己及随他而来的他在西门菲沙大学的研究生彭达克(研究电影和印度媒介)，还有甘地(OscarGandy，研究技术和种族)，马尔文(CarolynMarvin，研究技术史)，海特(TimothyHaight，研究传播社会运动与政策)以及那时是乔治敦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我自己(研究社会学与政策)。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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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意义深远。一是，第一次聚集了包括斯迈思及其学生古拜克与彭达库，还有古拜克的学生们在内的三代政治经济学者；二是，此次会议表明政治经济学学者网络的形成迈开了主要的一步，也表明政治经济学路径那时至少在北美主要局限于斯迈思和席勒的研究的状况向前迈进了主要一步；三是此次会议表明该领域正开始吸引一批女性进入这个曾被男性主宰的路径，甘地的出席意味着该领域并不限于白种人。最后，此次会议是朝向民主传播联盟的形成的主要一步，该组织将近30年里都最好地代表了北美政治经济学和行动主义的传播研究路径。

在大约同一时期，其他几位学者开始在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展开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埃文(StuartEwen)对广告的研究，丹·席勒对新闻史的研究，萨斯曼(Gerald Sussman)对亚洲媒介和政治传播的研究以及麦卡娜尼(EmileMcAnany)对拉丁美洲媒介和发展传播的研究都是代表性的例子。

第二节 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描写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出现不如描述北美那么容易，因为在描述北美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如斯迈思和席勒这样的关键人物。然而，从早期人物英国的哈洛伦(JamesHalloran)和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开始讨论是有益的，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国际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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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伦在英国传播研究发展中是领军人物。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他主持的莱斯特(Leicester)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中，戈尔丁和默多克的研究成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议题设置作出了贡献。此外，哈洛伦在担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的主席的近二十年里对世界传播研究的发展产生 了影响（Hamelink and Linné，1992；Hamelink andNordenstreng，2007)，尽管长期担任国际专业协会这个最接近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袖，哈洛伦并没有首肯这个路径，而是选择了把其研究及其中心的研究置于批判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来自1992年4月的访谈)。他指出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不良少年问题的关注以及评估电视影响的兴趣。尽管他承认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他的主要的学术和研究项目的兴趣聚焦于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路径(Centerfor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4：8)。哈洛伦把这种路径区别于传播研究的主流先锋，这些先锋的实证研究路径把数据收集置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之先(Halloran，1981：23)。

在哈洛伦作为主任的任期内，该中心坚持出版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其中几个学者，尤其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正如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所认同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了社会学的或者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对待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研究范围依然很广阔，但是，重点却是强调年轻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问题，包括对少数民族的传播需要和社会学关注。事实上，默多克看到该中心获得很少的资助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比如哈里斯(PhilipHarris)对于新闻通讯社的研究，哈特曼(Peter Hartmann)对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研究以及默多克对广告工业的研究都结合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几种研究路径，并且，所有这些研究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以及政策研究实际构成了1984年以来该中心的所有报告(来自1992年4月与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的访谈；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Research，1991)。尽管人们把政治经济学与该中心联系在一起，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出版物几乎全部在该中心的赞助之外。确定了这一点后，戈尔丁总结道，在近似由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这种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叫做政治经济学的“莱斯特学派”，甚至比不上由布卢姆勒(JayBlumler)和麦奎尔(Dennis McQuail)在利兹(Leeds)领导下的政治传播学派(School ofPoliticalCommunication)。那些看来是一种制度化的研究项目，遵循一种遍及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模式，实际上是一群个人努力的成果，默多克、戈尔丁以及埃利奥特(PhilipElliott)和不时加入的其他人努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Golding，Murdock，and Schlesinger，1986)。他们共同钟情于批判的社会研究，而不是给予政治经济学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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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伦并非同辈欧洲传播学者中唯一支持(如果不直接说是塑造)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学者，例如，普罗科普(DieterProkop)对媒介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把传播工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连接起来(1983；1974；1973)。恩曾斯伯格(Enzensberger)的文章—“一种媒介理论的构成”（参见Enzensberger，1974)提出，通过发展一种着重强调阶级关系、冲突以及媒介矛盾而又颠覆性的本质的媒介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空白范畴”之一，该文是这方面的早期努力之一。这里的要点是，尽管我们能够识别出如果不是如斯迈思也是席勒这样的同时代的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但他们对后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对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那么证据确凿。从这个视角进行的持续研究开始于随后的那一代传播学者。

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多年以来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以及在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政治争论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着力于对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技术乌托邦的问题作批判(1968)。他因对全球传播尤其是努力矫正不均衡并因此使大众媒介民主化而闻名于世(Traber and Nordenstreng，1992；Nordenstreng，1984)。他的研究素养深厚扎实，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致力于使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诞生的不屈不挠的政治行动主义，并在被称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中，努力把这个新秩序延伸到因特网和其他新媒介中(MansellandNordenstreng，2006；Nordenstreng and Padovani，2005)。努登斯特伦尤其擅长于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行动主义者召集在一起。当今世界只有极少地区未曾受到他的组织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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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登斯特伦(1993，1979)和席勒合编了国际传播的主要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显示了强烈的政治经济影响。然而，他与斯迈思和席勒不同，我们不能轻易确认他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路径。这并非因为他缺乏对政治经济学者的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的兴趣，他曾使用显然是席勒和斯迈思的交叉的学术框架做了研究(Nordenstreng，2004)。然而，尽管显然分享了适切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价值观和评价，但他并没有对大众媒介和传播的经济维度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比之于哈洛伦选择批判的社会学作为关注的焦点，努登斯特伦则聚焦于传播的批判政治学，尤其是在国际和道德宣言中，这为他长期致力于政策研究和干预提供了基石。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影响了包括政治经济学者在内的众多传播学者和行动主义者。然而，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那么直接，因为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方面并没有持续的研究兴趣，加上他选择了聚焦明白无误的政治议题，他对媒介商业和文化与传播的商业化少有发言权。

斯迈思和席勒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型方面产生影响的该领域开展了研究项目。哈洛伦和努登斯特伦为针对欧洲的研究和世界其余部分的研究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这是通过哈洛伦为IAMCR工作以及努登斯特伦在大量国际议题中的研究来做到的。然而，一种政治经济学路径在欧洲的持续发展出现在1974年和1982年之间，一系列具有理论色彩和项目特征的文章对于把这个领域放在欧洲的知识地图中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核心的研究包括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的“为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For a Political Economyof MassCommunications”)以及他们的(1979)“资本主义、传播和阶级关系”（“Capitalism，Communication，andClass Relations”)，加纳姆(1979)的“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作贡献”(“Contributionto aPolitical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以及马特拉为他和西格劳布(SethSiegelaub)二人合编的两书《传播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ism, Imperialism,1979），《传播和阶级斗争：解放与社会主义》（Communication andClassStruggle：liberation，socialism，1983)写的像书一样长的导言。这些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建立了项目位置，而这一点深远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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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后，他通过把这种知识训练背景运用于理解文化生活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在苏塞克斯(Sussex)大学撰写了在精英艺术市场中纽约的兴起与巴黎的衰落的论文。他对流行的青年文化产生的兴趣把他带到莱斯特，在那里的二十年中，他在文化和传播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工作，90年代中期，他离开莱斯特和戈尔丁重新合作，那时，戈尔丁在莱斯特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后已来到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就职。尽管戈尔丁对传播研究的社会政策维度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兴趣，但其知识训练也是社会学。加纳姆来到传播研究领域是以电影研究为背景，他创办了《媒介、文化和社会》（Media，Cultureand Society)的期刊，并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度过了其学术生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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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除了这些研究，其他一些人致力于整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由传播实践提出的特殊问题(delaHaye，1980；Hund and Kirchoff-Hund，1985；Prokop，1983)。提到政治经济学团体在意大利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包括切萨雷奥(Giovanni Cesareo)，格兰迪(Roberto Grandi)和里凯里（GiuseppiRicheri)，这些人的著作影响了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在西班牙，一个包括马德里学者布斯塔门特(EnriqueBustamente)的团体发行了期刊Telos，这份期刊刊载传播和新技术议题的政治经济和政策分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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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比利时的马特拉在鲁汶(Louvain)大学得到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索邦神学院②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从1962年开始，他是智利大学的教授，直到1973年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在民主改革的平台上被选举出来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其在拉丁美洲度过的岁月中，马特拉受到该领域的影响并为该领域的研究课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也就使他有机会与斯迈思和席勒联系，当时，后两者正在该领域研究美国媒介的影响(参见Schiller，1976)。他也承认由社会学家莫兰(EdgarMorin)发展出的法国“文化工业”路径对他的影响。离开智利后，他一直是巴黎大学的教授。

尽管在一些方面有差异，这些学者的早期研究对以下做法都有着明白无误的共同兴趣：批评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其进行不同解读，并由此来理解传播、大众媒介和文化实践。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年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操练，因为这项研究开始描绘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地图，在英国文献中，无人曾经涉足这个领域。③他们以英国媒介作为个案，见识了在出版业、报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唱片行业中的工作结盟与所有权集中的过程。除了提出已被接受的媒介所有权集中趋势整合和多样化经营，他们也呈现出那个时代的一种新发展—英国媒介的国际化。最后，他们评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广泛含意，包括在娱乐与信息方面选择的局限性。尽管他们对大众媒介的商业力量进行了早期的系统分析，但是他们也通过把他们自己置于开放性的情形中，小心地限制

第五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加纳姆强调了影响其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和脱胎于霍加特、利维斯(Leavis)、汤普森(Thompson)和威廉斯(Williams)的研究的社会史，这带领他进入文化工业的领域，在该领域，他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纪录片电影，包括一个与威廉斯合作研究的电视节目；二是他卷入了英国电视发展和BBC角色的争论中。

②Sorbonne，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

③ 他们指出(1973：205)：媒介，不像教育研究，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经检视”，并引用1973年的一个文集《权力在英国》（Urry andWakeford，1973)，这个文集不仅缺乏媒介这一章，而且在索引中未包括关于媒介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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