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他们的结论：

描述和解释媒介的商业利益并非是为了建言一个确定性的关系，而是图绘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局限性。文化生产保有一种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来自传统、职业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由主义共识的真实包容性。(1974：226-227)①

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更为清晰明确的理论蓝图，从而把政治经济学路径置于批判理论的宽泛框架中。这表明，对他们而言，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的批判性解读可以为马克思的遗产及其应用于传播研究之间提供一种基本联系。例如，默多克和戈尔丁通过指出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在社会研究所的贡献以及突出阿多诺对于音乐工业的研究，开始做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文化分析的文献综述。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阿多诺坚持文化支配的过程根源于“文化工业”的经济动力，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必要起点。(1979：18)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强调“这只是起点”，并接着批评道，“简单地宣称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基础必然导致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致的文化形式理由并不充分”(1979：18)。②同样，加纳姆在同一年的文章中指出，原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与后阿尔都塞倾向的对照中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默多克为他们论述的奇特方式而喝彩。他相信法兰克福学派承认“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确实被工业化；上层建筑被侵蚀并且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通过瓦解为基础而被打破”。他将这种观点与另外一种替代性的学术立场也就是为文化研究所采纳的立场对比，这种立场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观察“基础向另外一种自治的上层建筑话语转型的过程”（Garnham，1979：130)。尽管如此，像默多克和戈尔丁一样，加纳姆把法兰克福传统的研究议题归结为：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早期著作试图把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置于一种宽泛的理论框架中，看到他们如此小心谨慎颇为有趣。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这种路径清除了“经济主义”。

② 在一次访谈中(1992年4月)，默多克指出了普罗科普(DieterProkop)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术传统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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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立场的弱点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基础或者经济的重要性，而是未充分考虑他们所观察到的经济过程的矛盾本质，由此也就把文化的工业化看作是毫无疑问的且是不可抵挡的趋势。(Garnham，1979：131)

马特拉从立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思想文献出发，并不是那么关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关联。毫无疑问，这种做法部分地源于他所承认的法国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阿尔都塞和巴特(Barthes)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开辟的理论工作—这些理论工作影响了伯明翰的斯图尔特·密尔，却几乎没有在法国的基础媒介研究学院得到教授职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产生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的法国版，这一点也导致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缺乏(Mattelart andMattelart，1992)。尽管如此，就如同马特拉的英国同行，马特拉拒绝把权力看作是单一的，而是超越它直抵基本矛盾，因而，从一开始就把对待意识形态一成不变的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路径弃置一旁。①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他这样解释道：

阿尔杜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具误导性的倾向之一是，其关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装置的运行方式的统一的、垂直的观念，并没有把意识形态装置考虑为从属于阶级矛盾。这种路径最为明确的后果是把被支配阶级对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抵制实践边缘化.并且也忽视了那些意识形态装置的运行的内部失调特性。(Mattelart andSiegelaub.19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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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传播研究植根于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兴趣引导这些作者及他们的同行坚决地采取去媒介中心化的立场。①这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真实的，而且这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分析推向前台，包括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商品化、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斗争、矛盾和反抗运动。去媒介中心化实际上反而提升了媒介研究的高度，这是通过如下做法实现的：把媒介从孤立的、边缘的并主要是非理论的活动领域，转向一个在广阔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对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基础性的领域。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用媒介研究和社会学中的“双重真空”（“doublevacuum”)来明确讨论媒介中心化的缺陷：鉴于这类媒介研究典型地是以一种开列清单的方式来探索社会领域的媒介和阶级，媒介和青年，媒介和女性等，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松散连接的多元主义。因而，社会学理论简单地倾向于忽视媒介。

加纳姆认同传播需要置于广阔的理论框架中的做法，他论述道(1979：202)，把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置于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情境中，“在那种广泛的框架中，以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为辅，这种广泛框架是对一种重要的但却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广泛过程做历史具体性模式的分析”，加纳姆对该领域的大部分兴趣都来自他对围绕着英国的大众媒介和电子传播过程的核心政策的争论的解读和参与。②其兴趣也源自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联系中，后者以为流行文化保留地盘为目标，而这种流行文化与以市场为驱动的把流行和大众消费结盟的企图形成对比，因为它是民主的、具有抵制性的和可替代的(来自1993年11月的访谈)。①同样地，对于马特拉来说，“传播装置运行的方式决定了讯息的交换和精致化，也是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人们的行为提供条件的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机制一致”（19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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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讨论以上这些作者的所有同行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如此，提及西格劳布(SethSiegelaub)十分重要，他与马特拉在几个项目上亲密共事，包括合编两卷本Communicationand Class Struggle以及编辑发行多卷本的参考书目Marxism and the Mass Media。他也初创了国际大众媒介研究中心并掌管出版业International General，这个出版社正是负责出版以上著作以及其他媒介批评的著作。西格劳布的主要政治经济学知识来自他作为政治行动主义者和手工劳动者的实践。

② 这种观念的重要表述见诸于加纳姆在1973年的专著中(1978的修订版)，这本专著对英国的电视工业的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进行了专门论述(Garnham，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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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去中心化的过程将资本、阶级、矛盾、冲突和反抗斗争概念置于前台，对默多克和戈尔丁(1974)来说，对资本的分析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明显开端”。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大众媒介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业的、商业化的组织，它生产和分配商品”（Murdock and Golding，1973：205-206)。加纳姆挑战了他自己所指出的大众媒介是社会成型为相对自治水平的理论化，而赞同把大众媒介看作是“首要的经济实体，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其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具有直接的经济角色，同时通过广告，在商品生产的其他部门中的剩余价值创造中也具有间接的经济角色”。(1979：132)结局并非是相对自治，而是“在具体的各种体制内部以及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商品形式中具有一种紧密的彼此交织的关系”(1979：132)。在默多克看来，马克思对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洞见是，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把一切简化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动力中。马特拉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作是其“最成熟的作品”，并详细描述传播生产模式的具体维度：（1）生产工具(被用作传输信息的机器)；(2)工作方式(具体实践的类型，符码等)；(3)生产关系(所有权关系，传-收关系，劳动分工，组织形式与实践)。

在欧洲政治经济学家眼中，尽管阶级关系的联合是一套复杂而矛盾过程，社会阶级关系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这些关系主要牵涉传播工业企业家和广泛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媒介工业领袖和那些实际生产媒介产品的人的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①，以及接收动力比如，人们如何采纳、重构和抵制那些或紧或松地体现在文化商品中的系列意义。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加纳姆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是流行文化行为的广阔过程的一部分，例如，它是为了民主行动而进行的广泛的知识和流行运动的一个学术派别(来自1993年11月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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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具有权力，但资本稳固的每一个时刻都打上矛盾的烙印。因此，虽然政治经济学者承认资本具有把社会(包括传播)实践吸纳进交换价值的逻辑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拒斥一致论(correspondencetheories)，一致论毫不含糊地把资本的逻辑与文化生产的逻辑联合在一起。加纳姆指出了把这种逻辑的强制性看作是非矛盾的趋势并总结说：

学者在一开始就必须强调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固然资本控制文化生产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商品必然会在其明显的内容中或者在其挪用的模式中，支持支配性的意识形态。(1979：136)

按照加纳姆的说法，这些产品不仅能够具有“深刻的颠覆性”，也必然被看作是在明白无误的资本家和非资本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抗争的产物，也是在这些结构之间和之内的阶级抗争的产物。例如，用艺术或工匠的手法来制作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也可以适合于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还控制着大众再生产和分配；而艺术工匠的生产为资本提供多元性并吸收了资本的大部分风险。尽管如此，这种形式的生产也已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的场所，是捍卫为了使用的用户化的、工艺化的生产而反对单纯为了利润的大众生产。

马特拉通过把矛盾和冲突置于全球语境中而扩展了他的研究。其早期研究对于大量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普遍采纳的观点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对文化帝国主义提出高度精细的视角，除了理解传播权力的模式，这些视角还考虑“第二帝国主义”的复杂形式比如在墨西哥、印度、埃及以及意大利的发展；也考虑这些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多样社会实践比如，体育、旅游等；还探索使生产和接收的矛盾和冲突过程概念化的多种形式，包括大众、流行与民族文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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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默多克和戈尔丁赞同阿多诺关于资本主义对音乐工业的影响的观点，但他们(1979：18)指出他忽视了“那些实际生产‘文化工业’售卖的产品的人的具体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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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政治经济学即将在北美和欧洲发展为一种集体的事业。这一章结束于确认这个基础的另一个支柱，即政治经济学视角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发展。

第三节 走向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之路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打下了基础，包括发达地区，如：澳大利亚(Graham，2000)、新西兰(Hope，2006)以及日本(Morris-Suzuki，1988，2005)。一些研究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被提及，但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发展中国家的诞生。

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奋斗的呼唤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得到发展，这是从亚非拉国家不结盟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国家宣称忠于国家自决，给予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目标和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在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中，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传播和文化如何复兴了对形式上独立的国家的支配权？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矫正国际传播的不平等？

发展中世界的研究与发达世界的同行是分离的，因为它主要是从一系列的社会抗争中淬炼出来的，而这些斗争为不同地区的多种形式所界定，可以被不同地确定为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或者社会主义斗争。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的运动有助于创造一种知识和研究的议题。实际上，那些在革命运动中作为领导人物的人士，如毛泽东、胡志明、卡布拉尔①和格瓦拉，其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这个阶段的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也因为他们明确地承认控制传播手段的重要性而著名，包括控制广播和其他电子手段去为革命提供支持。诸如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65)和巴西的弗莱雷(Paulo Freire，1974)这样遍布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领袖们，就大众媒介和文艺作为革命行动的工具而著书立说。尽管马克思思想和其他批判思想的早期变种对传播、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颇为关注，但他们的著作一开始就与经济倾向相分离。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这些观念出现于1979年文集中，并在1983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扩展。正如马特拉指出的(1979：56)，他的妻子米切尔·马特拉(MichèleMattelart，1977)对大众和流行文化的区分提出了更为清楚的界定，后者不是大众文化的正式替代，而是“一种质上具有差异的实践，此中包含人们的经验，从追求解放的谋划中，人们成为文化体验的积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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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世界的研究萃取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热战”，它从两个相关方向同时起步。首先，它淬炼为一种对现代化路径的批判，认为现代化路径是前殖民势力对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政治与军事成功而展开的主要回应；其次，发展中世界的研究提出一系列视角，令人耳熟能详的是依附理论，此理论建构了理解政治经济的全球转型的独特框架。所谓发展主义或者现代化理论路径也是淬炼于斗争中的。对于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他们感受到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庆功，因为共产主义以及被西方看作是其表现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解放的运动正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拦路虎。为了克服障碍，赢得对“第三世界”战争的胜利，比如，为了击退共产主义和安抚发展中世界，西方社会的全球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运动空前甚嚣尘上。

发展主义作为一种领导性的知识灵感，整合了以顶尖大学和研究中心为基础的精英学术团体，去确定如何安全地捍卫为资本主义包围的发展中世界。由于发展主义的核心观念隶属于一种正在凋敝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有助于磨砺发展中世界以及发达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学者们的知识锋芒，于是，现代化理论很容易被看作资本主义霸权的简单辩护而烟消云散。但那也许是错误的，现代化视角的使用毫无疑问是捍卫美国是一种相当不同的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力量是帮助其疆域之外的民族国家包括那些在战争中为它所征服的国家，加入现代世界中。然而，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可以作为传播理论包含一套老练的工具，这套工具是针对变迁的军事、政治和知识条件以便建构一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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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milcar Cabral，刚果独立运动领导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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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脱胎于美国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其西方盟友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西方面临遍及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剧变，只有美国处于掌管这些发展并把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带入正在变化的战后的资本主义分层等级中的有利地位。诸多现代化理论是古典社会学模式的副产品，尤其清楚的是来自腾尼斯(Tönnies)的著作，这使传统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乡村区别于都市，礼俗社会区别于礼法社会(Mattelart andMattelart，1992：171-172)。这种观念的问题是，它暗示了现代化的支持者都是单纯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试图运用简化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学来做研究，这些学者如勒纳(Lerner)、普罗(Pool)以及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他们不仅读腾尼斯的著作，也从其世纪转折的观念来理解“现代”的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型的。

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正在兴起的国际结构的等级中。重构的一个因素是“民族建构”，这是一个创造精英的过程，这些精英可以有效地以民族主义取代由苏联和结束大战不久的中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民族身份认同的旗帜下，这些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会联合其余的必要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去抵御革命的挑战，抵御社会主义的挑战，后者扬言超越民族的差异、组织广泛的被排斥的阶级和阶层来反对日益增长的跨国商业和日益军事化的美国政府。尽管美国不断地努力去推动“民族建构”，但还是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此目标，其国内压力也不允许它再次在欠发达国家推行一个二战后如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不堪重负的援助项目。①伴随着军事与经济攻势，美国还利用那些传播和知识工具，也就是其媒介和信息工业已经在战前开始磨刀霍霍并从战争的冲突中赚得盆满钵满。②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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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正如萨马拉吉瓦(Samarajiva，1985)和其他人(Mattelart andMattelart，1992；Sussman and Lent，1991)指出的，传播策略意味着用心理战的方法，用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拉斯维尔(HaroldLaswell)的话来说，在和苏联的对抗中“搞清楚真正的同盟和敌人”。勒纳(Daniel Lerner)的书《心理战》（Sykewar，1949)一书成为他后来在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传统社会的消逝》(ThePassing of TraditionalSociety，1958)的原型。后者用了广泛的访谈，去图绘支持或者阻碍现代化的系列态度与价值观(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可以以多种方式加以理解)，但特别是支持那些其目标是建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国际力量。接着，特别是在施拉姆(Schramm，1964)的著作中，现代化理论家直接转向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工具的大众媒介。事实上，媒介发展的水平成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的主要指示器之一。直接遵循这个前提，罗杰斯(Rogers，1971)开始检视革新与社会变迁的普遍倾向，包括现代传播手段的导入。这点是至关紧要的，因为改善对媒介技术和媒介讯息的普遍接收条件对于实现发展的广阔目标是生死攸关的，这些目标包括改变大家族结构的社会需要、创造市场经济的经济需要以及建立一个国家的和地域化的领导者的支持阶层的政治需要；图绘创新扩散的曲线是另一种刻画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追寻包括大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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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项目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严肃关注，即使如总统肯尼迪对拉丁美洲进步联盟(AllianceforProgress)提出议案，但实际的美元援助与其政治修辞相去甚远。指出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即尽管马歇尔计划包含一个真实的经济承诺，但这种承诺最为重要之处在于，很好理解的是美国商业急于赢得未受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威胁的欧洲市场。

② 战时知识行为和美国发展策略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问世(Samarajiva，1985；Sussman andLent，1991)。但传播策略不仅淬炼于反对敌人的行动中，实际上，在调查和知识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大踏步进展是依赖于最为真实的“被俘获的受众”以及其军事力量来执行的，而这些“被俘获的受众”曾几何时已经列阵在美国历史上了(参见Stouffer，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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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机遇目标。

由现代化理论激发出灵感的传播研究项目非常具有影响力，这些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的大量信息，并且有助于形成大学传播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就拿拉丁美洲来说，麦卡娜尼(McAnany，1986：29)总结道，第一代或者两代本土传播研究学者都受到美国功能主义传统的熏陶，这也就是现代化所出之门。在资源缺乏的地区，这意味着大多数学校、杂志和教科书都是美国政府的援助所资助或者组织，并且由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所掌管。尽管如此，无论对这些层面的影响力有多大，现代化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真实经济条件时几乎无能为力。现代化的理想和实际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填在鸿沟中的是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一些批评家通过解剖现代化理论磨砺了他们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技能。拉丁美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无可争议地是发展主义蓝图的最重要的目标。自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对美国而言，与处在贫穷和社会剧变中的国家分享半球的一般问题复杂化了。

作为现代化规划带给拉丁美洲的“特殊待遇”的部分结果是，批判研究在相对较早的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比如，智利的马特拉的研究，巴西的弗莱雷，委内瑞拉的帕斯夸利(Pasquali，1967)，阿根廷的贝隆(Veron，1967)。①这些都是首批检视媒介发展规划的后果的人。在他们对文化、大众文化、新闻和电视的研究中，他们展示了西方媒介公司是如何成为现代化规划的主要受益者的。对拉丁美洲的人们来说，这些规划既是金钱的浪费也是加深发达国家中的贫富分化以及对西方富裕国家依赖倾向的工具。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帕斯夸利和贝降的研究在北美并不那么著名。前者利用其存在主义哲学的知识背景，批判现代化理论家的机械表述，他论争说，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对传播根本不感兴趣，不过是利用信息和技术作为在拉丁美洲建设一个大众社会的手段。贝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和巴特结构主义著作的影响，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批评意识形态，包括西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装置。对拉丁美洲文化研究兴起的综述，请参看A. O'Connor(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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