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和整个70年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风起云涌的批判扩展到大众媒介，并且由于依附理论的兴起而收获了富有意义的理论基础(Beltrán，1976)。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976年，由于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Mexico City of the Instituto Latinamericano deEstudios， ILET)的成立而取得长足进展。该研究所原先是由玛塔(FernandoReyesMatta)、荣卡利奥鲁(Rafael Roncagliolo)、施米克勒(HerbertSchmucler)和波塔莱斯(DiegoPortales)所领导的一群学者组成的，其主要兴趣是跨国商业研究，尤其是媒介公司的影响力研究。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影响力在国际政策争论中最为有力地被感受到，特别是通过索马维亚(JuanSomavia)致力于矫正信息的全球生产和分配的不均衡的研究，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U.N.'s McBride Commission)的成员之一。根据荣卡利奥鲁(1986：79)的研究，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媒介研究议程论述了三个政治经济学家一直面临的中心问题：

1. 在跨国化过程中的文化，以及在文化过程中的传播的地位是什么？

1. 除了表明在跨国层面上将需求同质化之外，消费的跨国化还包含什么含意？

1. 真有一种叫“跨国文化”的东西？还是仅仅是行为类型的跨国化？（请参见Chakravartty和Zhao的最新版本，2008)

这个概念框架将媒介置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中，同时将消费置于普遍的跨国化的过程中。再者，该概念框架把跨国化、国际化和同质化之间的关系置于其研究议题的中心。①除了向拉丁美洲人民论述了媒介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对于一个替代性理论框架的发展，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依赖理论，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及其他人不仅是贡献者也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这个路径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拉丁美洲媒介学者早早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是重要的也是有问题意识的并且是复杂的。同样，跨国的、国际的以及同质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既不是简单化的也不是机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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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惠者。

在其他一些传播研究中心中，在秘鲁首都利马成立的拉丁美洲所(Institute for Latin America，IPAL)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来源格外突出。在其创立者荣卡利奥鲁的指导下，IPAL把政治经济研究带入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对于该路径在当代的发展日益重要起来。IPAL除了研究印刷和电子媒介，尤其关注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使它站在了对现代化理论的新阶段的争议的中心，比如，市场导向的电子传播的建立以及遍及发展中国家的远程信息处理体系的建立。而且IPAL对社会抵制文化以及围绕大众文化和传播组织起来的另类社会实践颇有兴趣。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古巴的鲜明特征，哈瓦那大学的冈萨雷斯马内(EnriqueGonzalez-Manet)是领军人物。冈萨雷斯-马内(1998)在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方面特别活跃，他全面分析了拉丁美洲的媒介体系，为发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社会主义版本的推广做出了努力。

在发展中国家淬炼于实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却是由依附理论的理论性表述所激活(Amin，1976；Baran，1957；Cardoso and Faletto，1979；Dos Santos, 1970； Emmanuel, 1972；Gunder Frank,1969)。尽管关于依附的含义有很多争议，以至于我们在简介这个视角时要小心为妙。但是，少数核心概念似乎还是最被赞同的，包括这些观念：跨国企业基于核心国家并得到他们各自国家的支持，跨国企业通过设立进行资源、生产和劳动的市场交易的条件来对核心之外的国家实施控制。通过控制交换条件和市场结构，跨国资本确立了在其腹地的经济活动的条件。往好的说，后果是依附性的发展；往坏处说，是欠发达的状况的持续。批评家毫不犹豫地指出，依附路径主要关注外部力量如何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设置条件，而很少注意地方力量和包括当地的阶级结构在内的生产关系作出的贡献。

依附路径的另一种版本是将争议的条件转向文化领域，这些学者的兴趣主要在媒介和文化，他们检视了对为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控制的生产、发行和接收循环的依赖。这里的研究不仅是经验地评估现代化理论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发展目标，依附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解释，这种解释把现代化理论家所描述的实践置于跨国权力及其依附的广阔语境中，也包括一个公认的功能性的观察结果：现代化是延续欠发达状态的工具。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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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论享有广泛的影响力以及受到同样广泛的批评。它因为聚焦于跨国企业对发展的影响、忽视国内阶级和权力关系而受诟病。依附理论家以检视这些国家内的买办精英的角色、特殊区域的较为富裕的半边陲国家的影响力作为回应。它们各自都对核心内陆地区价值创造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批评也指出了依附视角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具体说来，批评家指出，依附理论倾向于停留在这样的逻辑上：跨国资本似乎控制了国家，并把政府变成不过是管理积累过程的一种工具。对此的一种回应是，通过纳入一种关于国家的更为行动主义的解读来扩展依附路径，承认在欧盟、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秩序的基础上，发展跨国国家结构的需要，协调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冲突的需要，以及回应社会阶级、运动和利益冲突的需要。再者，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为文化分析、发展中国家持久的评判传播研究兴趣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不过，这种研究旨趣与依附路径提出的总体的经济推动力很难彼此适恰。尤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依附理论可以为从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些空间，尤其是使之检视政治经济的完整循环过程以及检视构成文化接收和建构的过程与抗争(Mattelart，1986)。

尽管如此，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也深层次呼应了那些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思潮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后结构主义拒斥讨论资本循环和政治经济过程与文化实践的关系的价值，坚持认为依附理论的分析错误地从充其量是松散连接的、游离的、地方性的实践中建构社会总体性。后结构主义指出依附理论不过是在制造另一种宏大叙事的努力，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社会和文化实践考验的总体性话语(Tomlinson，1991；Featherstone，1990)。这种攻击加深了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一种全球文化研究的兴起之间的裂痕，这些裂痕有待于新研究去探讨，尤其是出现在西方核心的外围的研究，要面对这些裂痕并努力克服之。其他一些结论，我们在第六章将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趋势。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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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一章描写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持续研究的头几十年的历史。它兴起于对主流研究的缺陷的思考，尤其是对支配性的行为主义范式的关注，以及对那些保护大的媒介公司而不去发展一种更加民主的媒介体系的政策的关注。在欠发达国家，对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形成的具体的政治抗争，在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包含在依附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现代化理论，随后和后结构主义论辩，争论关于在西方核心国家之外理解传播和文化最有用的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是朝向全球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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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论述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的社会和知识因素，第五章接着讨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这一章讨论当代研究的五个趋势。

过去十年左右，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具深远意义的发展是大量文献的产生。当我1996年写作本书的第一版时，用几个章节描绘出这个领域是可能的，在当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状况下，再这么做已经不可能了。要对今日的研究进行清算仅仅一本书的容量是难以承载的，这需要一本类似于百科全书的东西来完成。然而，检视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益向导的当代研究的核心趋势仍然是可能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我自己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观念的第七章到第九章之前，我们要先考察当代研究的五个主要趋势。这些趋势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对历史研究的持久重视和扩展；另类立场的增长一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从对旧媒介的重视转向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关联的行动主义的增长。这些趋势没有哪个是全新的，而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趋势基础上，只不过这些已存在的趋势常常潜藏于主流趋势之下。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包含国际维度。例如，两个奠基人物斯迈思和席勒与马特拉合作帮助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媒介体系。再者，发达的核心国之外的研究是作为对可感知的西方媒介帝国主义的回应而产生的。尽管如此，总体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绝大多数的研究具有民族主义趋势和明显的地区重点。例如，斯迈思大部头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Road)论述了加拿大对美国媒介的依附，并质疑为何加拿大这个民族国家允许这种状况如此长久地持续。从这种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成为对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替代物。同样，对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支配的抵制呼应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线，顺应了民族抵抗的要求。二战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使许多民族都赢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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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聚焦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媒介的抵制，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地区性特征，这种趋势使北美的政治经济研究有别于欧洲，也使北美和欧洲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如同前几章描述的，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倾向于论述传播工业中系统的和特殊的问题，包括媒介权力日益深化的集中以及支持性的国家政府力量的增长。这些趋势有助于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媒介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却威胁了那些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民主和自由。欧洲研究更自觉更理论化，主要关注如何把传播研究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总体中，明确地说，也就是整合进马克思的思想。最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支持了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努力的社会运动。这些研究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反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的国家和地区运用。这些趋势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写本书第一版时，该特征还是足够明显的，因此我完全有信心沿着这些地区的研究重点描绘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但现在由于地区差异明显地消逝，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来自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学者对共同面对的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Calabrese andSparks,2004；Wasko and Murdock，2007)，并且，一个地区正在处理的主题就是另一个地区曾经的突出主题，这种情况已是稀松平常的了(Artz，Macek, and Cloud, 2006; Mansell, 2004)。

北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包括如下研究：数字技术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Schiller，1999a)，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播研究的关系(Artz，Macek，and Cloud，2006)，以及自治论理论应用于利用新媒介开展的社会运动(Dyer-Witheford，1999)。人们也可能发现对媒介问题的具体研究，比如，媒介的商业化，欧洲研究中有关公共媒介的衰落(Mansell，2002；Sparks，2007)。最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继续参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运动。虽如此，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第三世界的知识圈已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增长产生了浓厚兴趣(Chakravartty andZhao，2008；Liu，2006；Review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04)。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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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正在蓬勃地展开，这其中某些纯粹是学者们推动的结果，这在过去二十年是加速发展的。例如，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曼塞尔(RobinMansell)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了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赵月枝为中国媒介和电子传播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她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加拿大，为这几个国家的学者建立了重要的联系。①赵月枝的一个学生—布伊研(A. J. M. Shafiul AlamBhuiyan)从孟加拉国来到加拿大，以后殖民主义主题为视角，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2008)。韩国政治经济学家尹(Dal JongYin)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和丹·席勒合作完成了韩国电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专论。尹一度加盟赵月枝和哈克特(RobertHackett)，在加拿大的西门菲沙大学极具历史感地继续阐述政治经济学视角。

除了跨地区的学者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有着强烈传播政治经济学导向的大学已建立聚焦国际研究的体制化基地。例如，加纳姆帮助威斯敏斯特大学确立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在斯帕克斯(ColinSparks)的领导下，威斯敏斯特大学建立了一个主要的全球研究项目，这一项目尤其强调中东和中国的传播体系研究。同样地，政治经济学者唐宁(JohnDowning)曾经以英国为基地，如今却在领导南伊利诺伊大学全球媒介研究中心的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她的劳动成果之一是系列书的出版，这些书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被翻译成中文并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了重要贡献，这源自她与复旦大学曹晋、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丹·席勒和我之间的合作；另一个成果是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的汇编的两卷本在中国的出版，这是赵月枝和曹晋合编的(Cao andZha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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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为正式的层面上，学术团体在支持全球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于1957年成立，多年来，一直是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的全球性学术团体，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其主力。这一组织在持续发展，并且继续支持具有国际导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其目前的主席曼塞尔(RobinMansell)的率领下并通过政治经济学部首领瓦斯科、默多克和索萨(HelenaSousa)的艰苦工作，IAMCR为世界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真正的家园。为认可年轻学者的研究而设立的赫伯特·席勒和斯迈思奖肯定和激励了那些还在坚持政治经济传统的人们，而这些奠基人物对这个传统的发展起着铺路石的作用。①

学术刊物的普遍增长也助长了全球化过程，但只有个别案例尤其有助于政治经济学。2002年，由美国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卡马利普尔(YahyaKamalipour)创办的《全球媒介刊物》(GlobalMedia Journal, http: //lass. calumet. purdue. edu/cca/gmj/gmj\_about\_us.htm)是一个在线学术刊物，其特色是批判的、尤其是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2008年开始，这个杂志有十一个不同版本，包括非洲语版、阿拉伯语版、澳大利亚版、加拿大版、中国版、印度版、地中海版、巴基斯坦版、波斯语版、波兰版、西班牙版以及土耳其版。除了内容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实践状况，语言的多样性真正保证了全球性特征。②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批判学者和媒介从业者的组织，民主传播协会创办了《民主公报》(TheDemocraticCommuniqué)，该杂志强烈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

人们也许会有充足的理由担忧这些变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多做研究，全球扩张的过程使政治经济学者要说的内容不同了吗？毕竟，从早期开始，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对以下全球事务充满兴趣，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呼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好的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这样的理论路径。主要的差别乃是目前的研究处理全球政治经济及其媒介体系的深刻整合。迄今，研究的焦点是，在不过是生产了依附和欠发达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美国)或者一些国家(美国加欧盟)及它们的企业是如何支配弱小国家及它们尚未成熟的经济的。今天的研究重点是跨国、跨地区、跨越发展鸿沟的企业、国家和阶级的整合（Mosco andSchiller，2001)。在查·克拉瓦蒂和赵月枝(Chakravarrty andZhao，2008)看来，这关涉到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观念在一本包含主要来自非西方的学者的学术贡献的书中得到例证。

第六章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以斯迈思命名的奖项在民主传播协会的例会上以及每年在西门菲沙大学颁发，都是为了向那些为该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学者致敬。

②我对其中三个版本有贡献，包括一篇描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是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合作完成并被伊朗学者翻译成了波斯语(Mosco and Lavi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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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传播工业中的企业在内的公司一度扎根于本国，随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如今，这些公司日益被整合进社会结构中，以致常常难以确认其宗主国。作为所有者、合作者以及与基于主国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合作运行，它们使政治经济学者从谈论多国企业转向论述全世界的跨国经济。这些企业多是发端于西方但成长于其他经济体中，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它们使得许多来自西方支配的标准模式过于简单化。比如，印度，这个在传统上被准确描述为英国和随后是整个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整合进了包括来自北美公司的西方经济体中。像Tata，Infosys，WiPro和ICICI这样的集团在北美深深扎根，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一些人在训练好了其替代者后被解雇，这些人的工作被外包回印度。这些公司也雇佣北美的学生作为实习生并在拉丁美洲操作他们自己的外包投机事业(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政治经济研究也例证了包括民族国家、地区集团、全球治理组织在内的公共权威，也描述了这些权威整合进商业部门，产生出在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混淆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差异的混合物。我们再次申明，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揭示这样一点：巨型公司如何通过驾驭政策和资源分配以有利于大企业来“俘获”一个政府，而是，我们正在见证在政治权威的跨国化中权力的两种形式的彻底整合(Braman，2007)。结果，国内社会阶级分化这个曾经占据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社会阶级分析内容的主题，现在比起跨国阶级分化来说不再重要，这种跨国阶级分化在跨越国家间重构了权力网络，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新富人群与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确，检视媒介精英可能需要从那些在美国掌控巨型公司的人开始，但如果不指向那些在诸多其他国家挟权力而颐使气指的人就逐显不完善并且是彻底不够了。例如，这会包含中国的经理人群体，他们拥有和运作着联想集团，而这个集团曾经是IBM的个人电脑的部门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支配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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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大部分是以进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为目标的，传播工业首当其冲。通过制造全球劳动市场和广泛利用传播技术来进行重构过程，跨国企业获得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弹性，并因此而最大化地从劳动中获利。文化专业的学生花大量时间在图绘文化跨国化的曲线(Lashand Lury，2007；Tomlinson，1999)，这些工作丰富了我们对意义的全球化社会生产的知识。但是，政治经济学者和一些文化专业的学生正在弥补这方面研究的巨大鸿沟：劳动的跨国化不仅生产了当代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也生产了文化。

企业、政府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全球整合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事业。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张力和矛盾，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派，这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中可见一斑，这些社会运动在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团体(如，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WSIS，其目标是把这个过程延伸进传播工业)这些国际机构会议上抗议这种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者不仅检视这些发展，也严肃地开展实践并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承认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跨国化的重要性，也承认创造跨国民主以及世界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第二节 传播史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第一种趋势例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扩展，例如，从民族国家到跨国方向展开。但从时间的角度看，历史研究也有实质性增长。就像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历史的主要特征一样，充分利用这种视角的传播研究也总是对历史格外敏感。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聚焦于政治权力中心和媒介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包括赫伯特·席勒(1981；1992)对一个全球的、严重军事化的电子媒介系统的研究，还有斯迈思(1981)对加拿大横跨出版业、广播电视和电子传播的依附进程的研究。后几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和修订了他们突出的主题，非常强调政府和企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包括美国广播研究(Kellner，1990；Winston，1986)和电子传播研究(McChesney，1993；Mosco，1982；Schiller，1982)以及他们在加拿大的同行对加拿大广播的研究（Raboy，1990）和电子传播历史的研究（Babe，1990；Martin，1991)。丹·席勒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确认了权势在电子传播工业里的发展并且这些工业开始为五斗米折腰的过程。这些权力都是电子传播服务的大型企业使用者，而且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工业权力结构的重要转向。拉柏伊(Raboy)的著作挑战了这个观念，即公共广播必然有利于政治民主，他的著作证明了国家控制公共体系的方式实际上使社区和公民社会群体的声音销声匿迹了。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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