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近些年来，历史研究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比起早期研究有了重要进展。的确，研究的扩展引导一个领军的政治经济学者去呼吁将批判视角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历史，因为后者为媒介改革运动提供了更好的导向，包括那些致力于推动民主传播的人(McChesney，2007)。我们能够理解这个视角，仅仅因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在建构一个更为民主的媒介体系这个领域中的历史研究，是批判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特别的原因还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来自草根历史观的传播权力的检视产生了浓厚兴趣，草根历史观以劳动和社会运动的组织的角色为特征。例如，蒙哥马利(Montgomery，1989)研究了跨越政治地带的媒介改革运动的历史，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2)论述了为建立劳工广播电台的奋斗，温瑟克(Winseck，1993)考察了在高度发达工业社会里，社会劳工参与电子传播政策的过程。并且，我们将看到，这个特殊的兴趣领域在近年来成长不少。然而，我们对保持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联系也是理直气壮的。历史，伴随着这样的承诺：研究社会总体、道德哲学以及实践，因此，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柱之一。没有历史的维度，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好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样，在创造民主的传播中极为活跃的人群主要由强调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学者组成。厚此薄彼会削弱团结，而团结本身为进行社会干预的政治经济学打上了普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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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前的研究继续着从政治经济视角去追求历史分析的趋势。更重要的是，研究已经与较传统的传播研究的历史分析形式分道扬镳了。这种传统的形式倾向于强调个人，比如，像默多克(Rupert Murdock)这样的媒介巨鳄被看作是媒介发展的驱动力。媒介历史就是“大人物”的历史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是愉悦人的，但这种研究如今之乏善可陈如同在赫斯特(William RandolfHearst)时代那样。这样做对理解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Kane)有好处，但却不利于理解媒介。对媒介历史较为深思熟虑的做法曾经是聚焦于技术发展的弧面，以及将传播史与广播或电视等具体媒介的历史相等同。然而，这种路径倾向于具化技术，给技术以自我生命，这与社会和政治势力型塑技术发展的方式不成比例。当历史研究转向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它已倾向于对政策和政治做倒转研究，后者是政府和企业精英们制定的。比起将一个媒介巨人或者一门特殊的技术神化(它们充其量提供了分享着一种普遍的政治倾向的精英人士之间的冲突的洞见)，这种视角更有意义(Hills，2007；Winseck and Pike，2007)。但这种视角通常也忽视了考虑精英圈子外的抵制，尤其是传播历史如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斗争领域。

这种认识描述了今日历史分析的特征，这种历史分析就是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具体说来，他们揭示了今日适宜的媒介体系是深刻抗争的历史结果，不仅关乎决斗的资本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联盟，还包括工会、市民群体、消费者联合、宗教狂热家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公正组织。麦克切斯尼(1993)在分析为控制美国的广播而进行的战斗时，牢固地确立了这一路径的地位。从很早以来，广播既不是超越政治，也不是对少数精英分子有利的政策领域，而是被确认为对民主和诸多社会运动组织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些运动组织使用他们能有的权力去使广播民主化。为达此目的，他们为广播台而战斗，工会、当地社区和各种公共利益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控制这些台。他们为市民接近广播电视而奋斗以反对支配性的企业对广播的控制。他们通过推动对规制的大众控制，为使政策过程民主化而斗争，这些规制可以拿走执照，可以分配波段，并为媒介的公平使用建立规则。本质上，为广播奋斗也就是为民主奋斗。广播不仅是少数先锋的工具，或者是深奥的空中魔力占卜者，它还植根于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战斗中，使美国新政的支持者与支配性的保守势力竞争，这些保守势力通常在美国政治中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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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广播也是丹宁(Denning)所称的“文化前线”的中心工具。“文化前线”是一种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延伸到50年代早期在美国的一场运动，这个运动为试图建立由大企业引导的美国传统权力结构的替代物提供了文化活力。除了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者，这个运动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大萧条中，该运动获得活力，而在50年代衰微。那时，商业开始大规模复苏，包括麦卡锡主义在内的反动运动。今日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撰写传播历史的学者明白无误地或者含含糊糊地讲述媒介在文化前线的角色的具体故事。一些人继续丰富广播的历史，如歌德弗雷德(NathanGodfried，1997)检视了一家芝加哥广播电台的历史，这个广播站为代表这个城市的劳工联盟所建立和掌管，在商业广播的一片汪洋大海中，该台发出劳工的声音，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事业。尤其是许多联盟的成员同时也是商业台的拥趸，这些诸多的联盟为定义一个劳工的另类媒介而奋斗。在面对巨大的广告和商业压力下，芝加哥劳工联盟(CFL，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r)仍能够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保有其独特的特色，既有劳工的立场也提供新闻和娱乐。冯斯-伍尔夫(Elizabeth Fones-Wolf，2006)重返芝加哥劳工联盟，描述了广播在20世纪的美国努力建立一个民主的左派中的广泛角色。她不仅描述了商业台的几种替代方案，也描述了劳工及其同盟在当时一些中心政策的争论中与商业台的政治战斗。这些战斗包括授予和更新广播执照的决议，确定电台所有权的限制的决定，为什么是可接受的内容设立规则，广播多元视角的要求的准确决议(也请参看Fones-Wolfand Fones-Wolf,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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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也处理其他媒介的历史轨迹，尤其是报业。例如，特蕾西(Tracy，2006)撰写了国际打字工人联合会在为控制劳动过程和在报业中新技术的引入的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斗争在1964年发生的异常罢工中达到高潮，致使纽约市的报业关闭了四个月。特蕾西还做了对劳工行动领袖的访谈，记录了劳工在媒介工业中一度有力的声音，而且评估了劳工的优点和缺点，比如，依赖于狭隘的工艺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弱化了他们的声音。我和麦克尔切尔(CatherineMcKercher)的研究延续了这样的观点，叙述了贯穿美国传播史的传播工人中间工艺和阶级之争(也请看Mosco and McKercher，2008)。

正如研究媒介集中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企业能够击败那些为民主传播呼吁的人并迫切要求一种媒介的单一的商业形式的方式之一是，交叉拥有或者购买位于单一社区或者地区的多种媒介。但这种方式也遭到市民联盟和劳工组织的强烈反对(Fones-Wolfand Fones-Wolf,2007)。在旧金山，为了接管由赫斯特集团控制的媒介而开展的斗争为这样一个公司做了最炫目的注脚，这个公司在报纸和广播媒介中，拒绝忍受任何哪怕是轻微背离保守主义立场。

我们也能找到最近的主要例子，这些例子例证了电子传播和计算机工业中的抵制历史。格林(Venus Green，2001)反对大发明家、技师和企业支持者对AT&T历史的传统阅读方法，他检视了该公司历史中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互动。丹·席勒(2007b)叙述了工作场所中的抗争以及政策制定圈子里的斗争，这些斗争挑战了商业为了控制邮政和电话行业的努力。佩洛和帕克(Pellow&Park，2002)用这种分析视角分析了硅谷，讲述了首先是当地人们的抗争，接着是农业工人，现在是做着肮脏的硬件工作的移民女性以及享有特权但经常被剥削的年轻软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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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美国的故事，美国北部边境的政治经济学者也以这种讲述历史的异端形式在这个领域耕耘。即使在拥有类似BBC以及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这样的国家，这些机构为反对普遍的商业化而捍卫公共利益也是老生常谈了。但马泽帕(PatriciaMazepa，2003，2007)在对加拿大媒介历史奠基性的研究中指出，历史是意味深长地更加复杂，不像学术复杂性往往看来无关紧要。马泽帕的研究为我们如何理解公共媒介以及我们可以为公共媒介做些什么提供了不同视角。她利用档案资料，揭示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发展不但是为了抵制横跨美国边境的商业化广播，也是为了抵制关于“公共”的替代性定义，这些替代性定义体现在由移民、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建立的加拿大媒介中，而国家广播公司通常忽视了这些媒介。在加拿大，公共广播最终和白种殖民者媒介，主要是英语版，主要是精英话语的法语版联合，这些版本主要以魁北克为基地。结果，为外在于主流媒介的组织所建立的社区和地区媒介并不被认为是适合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移民的、社会主义的以及劳工的媒介奋起，既反对商业化媒介，也反对国家媒介。国家通常显示出极小的宽容并且非常热切地使用政策权去破坏兴起于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和私人广播公司体制外的媒介。马泽帕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媒介生产和来自底层的抵制的历史，还号召学者，尤其是那些参与制定广播政策的人去质疑公共广播中“公共”一词的含义。最后，其研究把公共的含义扩大到包含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而不只是那些表征一种加拿大白人殖民者的方案。

麦克尔切尔(2002)所写的加拿大新闻史图绘了在劳动过程控制、技术采纳以及新闻形成中爆发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那些拥有出版社的人所制造的，也不是由工作中不断变迁的技术强加的，而是源于罢工和其他劳动行动。一些冲突为工人们和那些希望或需要一个更为不一样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有成功感。但是她的历史研究，就像其他那些政治经济学者在本部分描述的那样，为标准故事提供了真正的替代物，并且这样做时，就把恰好是属于社会行动者及工人自己的机构还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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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抵制的立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已开始强调抵制，而不仅是承认强权是如何支配的这样的重大故事。在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核心的中心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这标志着与一种一开始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特点的趋势分道扬镳：关注媒介集中和内容多样性的被侵蚀(Bagdikian, 1992; Green, 1973; Herman and Chomsky, 2002)。

传播政治经济学曾经特别关注这种趋势：越来越少的企业比从前变得更大，大到控制更多的媒介市场。这种集中发生于媒介中，越少的报业公司控制着越多的报纸市场。这种集中也在跨媒介中发生，因为报业的所有者买广播端口以及其他媒介，这个过程被称为跨所有权集中。这也经常成长为合并(conglomerate concentration)，因为建立在非媒介企业中的跨国企业买下了媒介资产。普通的电子企业购买了NBC网络就是一个好例子。政治经济学者确认了龙头企业，解剖它们的结构以及检视它们对内容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我们现在对谁拥有媒介看得洞若观火。最有分量的企业名单是变化的但最突出的那些是：新闻公司(Fox)，维亚康姆(CBS)，迪士尼(WDC)，通用电气(NBC)，时代华纳(CNN，AOL)以及索尼。加上电子传播和新媒介这个名单会扩大到AT&T，微软，谷歌(McChesney，2007；Schiller，2007；Wasko，2003)。这些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全球市场。政治经济学者也揭示了在美国之外媒介集中的普遍类型。例如，四个公司对加拿大媒介企业有支配性影响，他们以BCE为领头，该公司在电子传播市场上，把最大的广播企业以及最大的国家报纸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下。其他几个公司是：CanWest，Rogers以及在法属魁北克市场拥有最大的影响力的电影公司Quebecor(Wins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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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随着一些文献聚焦于媒介集中(Kunz，2006)，另一些集中于作为结构性力量的媒介资本主义的组合权力(Artz and Kamalipour，2003)，文献中强调的重点也就变了。差别具有重要含义。那些聚焦于媒介集中的文献可能呼吁打破大媒介公司以利于那些将比今日竞争得更激烈的小公司发展。那些把重点放在资本的组合权力的研究对打破媒介巨头不屑一顾，因为对他们而言，无论大还是小，问题与公司数量或者规模关系不大。它们共有的兴趣是利润最大化，这是通过把受众卖给广告商并使用其他方式去创造网络和内容来完成的，而这些网络和内容是为他们的利润服务的。他们所有人可能同意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巴兰和斯威兹(Baran&Sweezy，1966)的研究结论，即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一些研究聚焦于垄断，一些集中于资本。

传播政治经济学最近的研究承认集中的重要性，但主张另辟蹊径。与聚焦于媒介集中或者资本作为中心问题分道扬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毕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检视阶级斗争的长期传统产生了当今的经典研究，比如汤普森(E.P. Thompson)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Class，1963)。这项研究开始于工人阶级，把资本主义不是定义为资本的支配而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接下来的斗争。当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这个立场有具体反映，比如在马特拉和加纳姆的论述中，他们把阶级斗争看作核心点。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加速了人们找寻把资本作为支配力量的立场的替代物。

这种思考的典型之一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它坚持社会科学应该是应用的并且社会需要从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经验来理解，后者是通常的社会科学大多数坚持的。哈特扫克(Hartsock，1999)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的理论认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在哈尔丁(Harding，2003)、哈拉维(Haraway，2003)以及其他人的研究中已经繁荣，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为理解那些广泛分布的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议题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哲学问题，也包括诸如在研究中采纳恰当社会科学技术这样的实际问题。这个视角遭到了来自女性主义研究内外部的指控(Haraway，2003)。但它反对这样的观念，即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为将科学和普遍主义等同于由男性做出的以及关于男性的研究提供了真正的替代选择，也为把女性主义的研究简化为仅仅是记录女性被剥削的研究找到了替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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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立场的思考开始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进入权力和媒介的讨论。把该话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表单上的领军人物是爱尔兰学者盖拉赫尔(Margaret Gallagher，1992，1985，1984，1980)，他对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出普遍批评，并继续图绘性别化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的地形图。这种路径的要素包括，女性在历史上的文化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几乎从印刷出版业以来，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市场已经很强了，但那个市场以显著方式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例如，她记录了19世纪小说中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四重从属性。女性小说家作为工匠是被允许的，只要她们的工作并没有打乱她们的主要看护家庭的职责。再者，女性被归属为在印刷商业中无技能的劳动领域(与童工一起)。更进一步，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被剥削还是侍养了中产阶级的女性的阅读和时不时的写作。最后，小说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建构和诉求女性为浪漫的、柔弱的、主内的、母性的消费者。盖拉赫尔通过分析建立了这一历史论述，即将文化工业中女性的结构性地位，例如除了某些高度可见的位置外女性的过度空缺，与跨文化工业的女性描述联系起来。历史的、社会结构的以及将社会阶级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分析的结合，为重新思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供了重要模式。

除了盖拉赫尔·柔奇(Colleen Roach，1993)对和平运动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政治经济学也做了性别化评估。斯蒂夫(Steeves，1989)开始了“全球性别问题”的议程。她的阐述包括：跨国企业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家长制的工具，广告与编辑和激发了阶级和性别的观念与形象的娱乐内容的关系，以及在媒介生产过程中和媒介组织中女性的到场与缺席。她的结论说明了对社会阶级和性别分化的抵制形式以及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问题与机遇。①对于斯蒂夫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种基于家长制和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路径具有提供一个分析的广阔领域的好处，因为当人们在做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家长制的资本主义时，它容许人们聚焦于具体的基础也不罔顾其余。但这个路径面临任何基于两种因素彼此建构的框架都可能面临的同样挑战，比如，如何刻画他们占据的领域的特征，哪个是形容词，哪个是名词以及如何描写二者互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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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建立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去检视媒介和权力这样的基础上。第一个主要的尝试包含在米汉(EileenMeehan)和赖尔登(EllenRiordan)的文集中，米汉对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延伸了斯迈思关于受众是如何被制造为有利可图的商品的问题。2002年，米汉和赖尔登写出了《性别和金钱》(Sex andMoney)一书，这本书汇集了领头的女性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者处理这些议题的研究。具体说来，该书描写政治经济学的和女性主义的立场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个人的、经验的、制度的和结构的层面上如何对理解资本主义都作出了贡献，比如，巴勒卡(Balka)写的那一章是关于在电子传播工业中女性的工作，始于当她们理解她们所谓的“不可见的日常生活”时，她们活生生的经验。包括：女性如何经验她们工作中的尺度和监管以及她们为获得控制这些尺度和监管做出的努力。巴勒卡对这个过程的描写与工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联系在一起，这个工业是在她所研究的沿大西洋的加拿大区域中，并且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具体地说，就是从公共利益的规范转变为更为强烈的商业模型，这个转变导致公司削减工作，通过高级技术的采纳强加严厉的控制在那些留下来的工人身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性别化对一种经验作了丰富的解读，而这些经验经常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技术变迁和全球宿命的必然后果。类似的章节使米汉和赖尔登呈现了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真正整合的经验观察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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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蒂夫(1987)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对媒介的女性视角提出了批评的评述，她的结论认为自由主义视角倾向于“仅对白人的、异性爱的、中上层的女性说话”。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激进主义视角青睐文本，忽视广泛的社会框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最有希望的，因为它能够关注女性的经济和文化地位之间的联系。比如阶级、性别以及工作和消费的彼此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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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Shade)的《国际传播中女性主义的干预》(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进一步推进女性主义立场。这本书处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处理过的中心问题，但采取了清晰明朗的女性主义出发点。就像许多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这本书描述了权力、技术、劳动和政策，但从性别出发看待它们。于是，比如，媒介工业的全球化紧紧地和女性在媒介和新技术中的就业联系在一起。通过运用女性主义立场，它们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传播研究。诚然，诸如新闻在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流动这样的传统问题确实重要，但是，国际传播也是关于女性发展政策、色情的媒介生产、艾滋病的表征以及结束这些灾难的运动；是关于女性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媒介和高科技劳动中，以及女性针对工作中的剥削而开展的活动。本质来讲，萨拉卡克斯和谢德展示了国际传播不是无视性别，也不会是一个仅仅描写对女性的各种影响的领域。相反，她们以及该书的其他一些作者揭示了女性如何从生产到就业再到政策等方面来建构国际传播的，他们的书通过把所有这些问题看作是女性问题而迈出了重要的步子。

从这两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开始，这方面的文献已有强劲增长。李(Micky Lee)的研究(2006，2007)以及麦克劳林与约翰逊(McLaughlin &Johnson)的研究(2007)，包括其他一些研究在内，在从女性主义立场论述这种政治经济权力方面做了大量清理地基的工作。她们的研究主题从媒介、电子传播到信息技术，从消费到生产以及从家到办公室(也请参看Huws，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第 2章)。也有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有趣研究，这些理论通过检视受众行为如何被看作是保卫或者抵制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表现而跨越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Atkins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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