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九章将重新检视女性主义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结尾就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的新航程。通常的传播研究在处理媒介内容和受众方面比处理传播劳动方面做了更为彻底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经济学文献为处理这些盲点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检视了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应用(MoscoandWasko，1983)。研究开始处理工作转型，比如，就业的类型，媒介和电子传播工业中劳动的变迁本质。哈特(Hardt，1990)通过谴责新闻史中劳动视角的缺席，把政治经济学视角和编辑部的文化史联系起来，而编辑部往往聚焦于引进新技术来执行工作。这延伸了在传播研究之外耕耘的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先锋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学者检视了编辑室的劳动过程(Zimbalist，1979)。①

与此相关，研究论述了新技术被应用于减少企业中的雇佣，并通过执行电子网页设计以及通过电子新闻收集改变记者的工作来重构编辑们的工作(Russial，1989)。这些研究论述了劳动过程观念的具体运用，即使用传播和信息技术来改变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观念活动(他们对于传播手段有一定控制)并在管理上的受控的技术体系中使权力得到平衡。相似的研究开始处理电影中(Nielsen，1990)、广播中(Wasko，1983)、电子传播中(Mosco and Zureik，1987)以及信息工业中(Kraft and Dubnoff，1986)的劳动过程的转变。

处理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国际化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初见端倪。前者源于使生产合理化的压力，以及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传播中的技术所提供的克服了曾经为商业设置了局限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机会。这些研究开始探索全球劳动市场的形成，这个市场使企业在国际规模上利用差异工资、技能和其他重要特征。这个领域大多数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于硬件(东南亚)以及数据入口(加勒比海地区)商业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低工资和专权统治吸引了公司(Mosco，1989b；Sussman，1984)。传播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增长激发了人们对劳动国际化的兴趣。具体来讲，这牵涉到利用传播手段包括新技术，跨越疆界去铸造工人阶级和工会利益的亲密联系(Waterman，199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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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特做了一个有意义的综述，综述把当前围绕电子新闻生产技术的冲突置于一百多年的斗争的语境中，在这样的语境中，“编辑室，就像工厂的地板，一直是技术革新的实验室，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战场”。然后，他用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去解释对劳动的忽略：在一种流行的有利于新闻业的支配性愿景的历史条件下，新闻的历史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问题和劳动实践问题(这反映了出版者反劳动的态度)(Hardt，199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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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国际化的研究随后滥觞，并且一种真正的劳动立场开始出现，我和麦克尔切尔的合作研究展示了这种滥觞的不同向度(McKercherand Mosco， 2006，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对我们来说，虽然去理解企业权力、新技术以及保守的政府如何改变了劳动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确定劳动对此做了什么。我确认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集中的出现，这种集中把分布于传播工业中不同区域的工会联合为一个巨型的工会，它代表记者、广播员、技术员、电话员以及那些在高科技领域被雇佣的人。两个主要的巨型工会是：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以及它的加拿大同行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Communication 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跨越兼并媒介和信息技术企业的联合工会的发展为更好地面对跨国企业的权力提供了资源。“美国传播工人工会”揭示了这一点，当国家广播公司把其工人开除时，工会为反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执行了一项有效行动。因为工人拒绝接受向兼职劳动转变以及转包而加拿大广播公司相信一个把高报酬执行者和低报酬技师聚集起来的工会将不会持续团结，尤其是由美国工会领导的工会，CBC预料到了团结的快速衰落。通过使用其经济资源和国际网络，“美国传播工人工会”提供了需要延续的支持，工人们不仅展示了他们横跨职业和社会阶级界线的团结，他们还能够把受众招揽到他们这边。七周后，CBC放弃了原主张。另外的案例不是那么成功但已有足够成功的例子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大的工会运动回归的希望，只不过这一次的转变是在传播工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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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劳动策略是工人协会的成立，工人协会出现于处理重要问题的社会运动。戴尔-威日福特(NickDyer-Witheford)在其书—《赛博马克思》(Cyber-Marx)中，用了社会运动立场阐述今日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也请参看Hackett and Carroll，2006)。他尤其痴迷于社会运动如何使用新媒介去反对跨国政治经济。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智力的增长是依靠信息丰富和媒介精通运动(Information-rich andmedia-savvymovements)的，这些运动抵制和展示了现状的替代选择。麦克尔切尔和我在工人中也关注了这一点，这些工人们在信息或知识劳动世界里开展新运动和发展新组织。我们尤其倾注心力于传播工业中的主要分裂的两方面：技术工人比如那些生产像计算机系统新编码这些软件的人，还有就是文化工人主要是那些生产媒介内容的人。技术工人华盛顿联盟或者WashTech已建立一种合同制计算机工人的运动并在微软已取得一些成功，而且在努力处理外包高技术工作到印度和其他国外场所这样的问题时站在最前沿（也请参看Brophy，2006；and Rodino-Colocino，2007)。再者，美国自由作家联盟也从一场运动中快速成长起来，运动的人们是为媒介公司工作的短期的合同工人，他们的工资很低，福利少到几乎没有。

类似这样的组织通过重新思考工会主义，通过把自己的行为与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而重新定义劳工运动的本质。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些组织展示了采纳劳动立场的重要性(也请参看Kumar，2007)。聚焦工人们的自我组织可以捕捉到大范围的行为和问题，这些行为和问题是青睐资本如何剥削工人的传统研究所忽略的。这两种视角都很重要，但现在是该通过描述传播工人的积极机构来重新恢复平衡了，这具有政治含义。因为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决定这些技术和文化工人是否能够团结在一起。更宽泛地说，这不仅仅是关于下一个新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比如，最新的技术小玩意儿)，而是世界上的传播工人是否将会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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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从旧媒介转向新媒介

虽然可以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专门聚焦技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后者在理解传统媒介方面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传统媒介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Ewen，2001，1996）；新闻（Chomsky，1999；Curran, 1979; Herman and Chomsky, 2002; Sparks, 1985), 广播(McChesney，1993)，电视（Kunz，2006)，电影（Guback，1969；Pendakur，1990，2003；Wasko，1982，2003)，音乐(Attali,1985)以及电子传播(Babe，1990；Garnham，1990；Martin，1991；Schiller，1982；Sussman，1984；Winseck，1998)，这些研究也面向当时被看作新媒介的东西。斯迈思(1957)在电视问世时对电视作了讨论，马特拉和西格劳布(1979，1983)讨论了有线电视，我本人讨论了可视图文，而可视文图预示了经过十五年左右因特网将问世(Mosco，1982)。政治经济学绝没把旧媒介弃置一旁，而是后来又转向青睐新媒介，尤其是转向因特网及由因特网所激发的新媒介形式。

一些政治经济学者通过强调旧媒介和新媒介的连续性而做出回应。对他们来说，旧媒介问题持续在新媒介世界中；对另一些人来说，重点却是非连续性或者网络化媒介产生的可能的新联系。仍然有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媒介专家和领袖们鼓吹的那些承诺，而还有一些聚焦于当今媒介引起的新问题。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者如何看待从旧媒介转向新媒介，考虑其中的每一点都是极为有用的。

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重点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体系：把工人、原材料、土地和信息等资源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能够为那些投资于该系统的人赚取利润的商品。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聚焦于作为资源的媒介、信息和受众，图绘了它们被打包成出卖的产品的方式。许多从研究旧媒介转向新媒介的人强调新旧媒介资本主义的连贯性。对他们来说，新媒介通过打开把媒介和受众转化为可售卖的商品的诸种可能性而深化和扩展了早期形式的资本主义中的趋势。结果是，媒介集中、商业主义、富裕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支配，信息富裕和贫乏的分裂以及军国主义的延续和增长（McChesney，2007；Murdock andGolding, 2000, 2004; Schiller, 1999a, 2007a; Sparks, 2007;Wasko，2003)。新媒介可以用丹·席勒的一本书的书名来解释，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但它还是资本主义，并且毫无疑问它是较为重要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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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下，社会和技术变迁确实发生了，因为新技术扩大了市场，全球治理成为必要，但这也为资本主义制造了麻烦。曾经对于电影和录像以及受众来说主要是国家市场，现在却是全球市场，这造成对协调的严重的挑战。在这样的市场，曾经主要是国家体系的政府和政府规范已证明是不充分的。要想确保复杂如因特网地址系统的协调，全球治理体系就是必要的。结果，我们有了一种国际组织的新字母缩写，比如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提供因特网地址。然而，当美国通过控制ICANN试图保护其利益时，这种解决方案制造了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起来反抗，因为他们把这个组织看作不过是美国权力的延伸。尽管如此，在变化、矛盾、敌对和冲突中，深化和扩大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中心趋势仍然持续着。

对于其他政治经济学学者来说，强调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这种趋势的非连续性和背离性。哈特和内格里(Hardt&Negri，2001，2004)，拉扎拉托(Lazzarato，1997)和戴尔-威日福特(1999)始终是政治经济学学者，因为他们关心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彼此建构的权力关系。然而，作为新媒介增长的结果，他们与那些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诸种关系中的连续性的人相比，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些权力关系的。他们自治论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开始于工人阶级的自治)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们的活力和行为所推动。从这种视角来看，焦点需要放在哈特和内格里所称的“大众”的自我行为和自我组织上，这些大众就是被其他批评视角典型地看作是被剥削的绝大多数。此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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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并不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也意味深长地破坏它。
这一切的发生有三个主要方式。

资本主义是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体系的，这些都需要为人们能够做什么设立界限的法律控制。版权、商标以及专利法抑制人们使用他人所有的信息和观念。市场确立产品的价值，包括当代异军突起的信息产品。根据自治主义者的立场，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广泛可获得性使得资本主义很难保留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历史上限制了传播和信息的流动。现在，当技术挑战传统的生产、消费、使用和交换价值时，要想出资本主义何所作为的妙招实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自由下载音乐、录像以及分享数据、音频和视频，复制所有类型的材料，这些便利挑战了资本主义保持和管辖其财产和市场制度的能力，就像普通的土地，曾经被所有人广泛获得直到资本主义使它们成为私有财产，赛博空间也曾经为所有人获得。但为了赚钱，它也需要被转化为财产，微软、谷歌、迪士尼以及其他商业巨鳄的知识产权就是如此(Terranova，2000)。但是，不像旧的意义上的空间(commons)，赛博空间难以设置篱笆，因为它归根结底是非物质资源。

对自治论者来说，资本主义面临第二次挑战。尽管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它提供了管理和控制来自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巨大人群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也为大众所获得并且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对自治论者来说，技术不仅挑战了财产权和市场规则，也使人们恰好在资本主义需要小心翼翼进行全球协调时破坏这种体系。例如，电子社会网络允许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协调以从前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在生产破坏性软件方面驾轻就熟的人的数量海量增长，他们公开地破坏看似安全的程序，为私人财产权、市场和资本主义保持权威的整体能力制造关键问题。

最后，自治主义者的结论是，恰好是为资本主义所需要以执行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的非物质劳动呈现了保持控制和规训的严重问题。资本主义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这种劳动力比起其蓝领前辈来说更不大可能放弃对管理思想和观念的控制。不管是被雇佣为软件开发者还是在呼叫中心就职，知识工人更不可能顺从严格的时间和情感控制。恰好是松绑规则以及为工作场所引入愉悦氛围的尝试导致了更多的对任何规则的质疑，包括那些决定谁可以从劳动中获利的规则。你管得了白领、蓝领的劳动力，可你如何去管理一个“无领”的工场(Ro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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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强调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第三种方式回应新媒介，那就是，对不可避免地与新媒介结伴的狂热采取怀疑论视角。这个视角在历史性的研究中尤其重要，这些研究展示了当旧媒介成为新的时，新媒介中很多被看作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和每一种传播技术相联系的。例如，温瑟克(Winseck and Pike，2007)处理了融合(convergence)的概念，融合在当代关于计算机传播新动向的讨论中是一个流行概念。融合表示使媒介技术更有力量的技术整合(Jenkins，2006)，同时也指大公司利用新媒介而整合。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技术和大的整合了的公司创造融合，融合的发生是为了发生革命性变化。派克和温瑟克怀疑这种观念，即融合对于新媒介是独特的，他们揭示了融合如同电报一样古老，我们加在因特网上的许诺和挑战都被19世纪中叶的技术预料到了(也请参看Standage，1998)。

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保持连续性毫无新意，伴随今日媒介的夸张或者迷思也没有任何新鲜之处。马丁(Martin，1991)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描述了与电话相关的许诺。鉴于电报被期待给世界带来和平，她例证了电话将结束女性的被剥削状态的期待，因为电话将容许女性们掌管家务并充分参与社会。同样的研究已检视了因特网。在弗里奇(Flichy)的书—《因特网想象》(l’internet imaginaire，2007)中，他把因特网不仅看作是工具或者社会力量，还体现了一种神话。他用神话意指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不仅包括可替代现实的乌托邦愿景，还包括关于在一个不断扩散的计算机和传播网络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组织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项研究之所以也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在政治经济学学者中与日俱增的兴趣，那就是通过参与文化，致力于揭示新老媒介之间的连续性。文化，我在本书的第一版呼吁过并为《数字化崇拜》（TheDigitalSublime，2004)所论证。吸引了马丁和其他人的研究，《数字化崇拜》揭示了关于因特网做出的就像电报、电话和电视还是新的时所做出的一样的承诺。世界和平，性别平等，在线教育，种族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曾经被看作是这些曾经新过的东西不可避免的后果。对于相信者来说，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库日韦尔(RaymondKurzweil)的研究表明的，因特网将实现所有这些承诺甚至更多，自然也包括我们所知的死亡的结局。最后，数字技术想象着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我认为那些鼓吹这一点的人正在做贯穿“新”媒介历史的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把技术援引为达到顶峰的机遇或者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经验(包括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以便达到超越语言的乌托邦。过去曾是艺术和文学(顶峰的绘画或者诗歌)以及自然(比如，顶峰的大峡谷)的疆域，顶峰现是通过技术以及日益是通过传播技术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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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连续性及其与文化的联系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回到政治经济学并论证所有这一切如何事关权力研究。首先，那些对研究顶峰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不会充分关注建构顶峰和市场化(不管是售卖最新的电脑、视频游戏或者政治候选人)之间的关系，超越的愿景是有利于巨大的广告市场的；第二，把新媒介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把当下的政治经济学僵化为几近必然和永恒。讯息是简单的和有力的：如果创造一种替代性没有可能，那么，为控制跨国资本而斗争就毫无意义；最后，顶峰可以掩饰日常政治的平庸世界。纽约的世贸中心体现了顶峰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这种资本主义超越了建立在工业时代的旧的政治关系，直至地动山摇的“9·11”，那时所有的历史带着复仇的种子回来了。顶峰的诱惑，使其追随者盲从于恰好潜藏在角落的平庸而糟糕的政治。

政治经济学对新媒介的第四个回应将是，处理那些在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循环中尤其有意义的问题领域。一个人不应该毫不犹豫地称它们是新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实在没有忽略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相反，有些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并且在主要问题中，版权/知识产权、监管以及朝向人称网络经济社会的趋势都是值得评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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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狄更斯(CharlesDickens)时代起，版权都是围绕媒介争论的热点。有趣的是，当他的小说19世纪在全美发行时，他责骂为他的小说付版税是美国的失败。对于今天的媒介学者，包括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版权的争论甚嚣尘上，因为新媒介使复制和分享版权著作日益便捷。贝蒂格(Bettig，1996；也参看Bettig& Hall，2003)讨论过商业如何把版权当作收紧其控制的工具，以及席勒(2007a)和赵月枝(2008)研究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挑战。谁将控制知识产权是今日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中心问题。

电子监管的威胁也一样。正如莱昂(Lyon，2003)和其他人所揭示的，新媒介使政府和公司以一种空前的规模来监控我们的行为成为可能。所谓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加速了监管的扩散，曾经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的行为现在合法化了。政治经济学学者已经论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已经开始论证对此能有何作为(Kissand Mosco，2005)。

最后，正如自治主义者揭示的，新媒介导致质疑传统经济种类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它们的能力。但在自治主义者轨道外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对新媒介对理解经济学所构成的挑战充满忧虑。尤其是，我们应该开始考虑网络经济的出现并需要一种网络经济学来处理这些问题吗？网络经济学论证了在一个电子网络时代商品的价值的转化。尤其是，当他人买了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时，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增加了，特别是当购买行为把人们连接于网络中时(Mansell，2004；Melody，2007)。新媒介是基于手机使用者、因特网使用者、社会网络站点的参与者等组成的网络。有人主张，传统的经济学低估了网络的增值，因为它没有考虑潜在交易数量是以几何级增长的，而潜在交易就是网络产生的增值。对于政治经济学学者来说，问题是它对权力概念有何影响？换句话说，网络经济学是否也是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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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媒介行动主义

实践，或者说研究与行动的统一，是政治经济学路径的根本特征。大多数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既是学者，又是媒介民主、发展传播、独立媒介和普遍接近以及劳动、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行动主义者。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民主传播联合会(Unionfor DemocraticCommunication)，继续团结行动主义者学者和媒介实践者。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Research)为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了全球论坛，包括那些从事公共政策工作的活跃分子，比如，现任主席曼塞尔。赫伯特·席勒和马特拉曾在这里工作，他们致力于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要阵地，政治上积极的学者步其后尘，通过众所周知的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这样的国际项目致力于因特网的民主化。

和这些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政治社会行动最有意义的进展之一是2002年政治经济学学者麦克切斯尼(McChesney，2007)创办了自由出版(FreePress)。该组织是美国引人瞩目的复苏的媒介改革运动的主要阵地，这项改革团结了多种公共利益群体，比如消费者联盟、数字民主中心、媒介接近计划、美国消费者同盟。这些群体已加入独立媒介组织，如，即刻民主(DemocracyNow!)，这是一份由记者古德曼和冈萨雷斯(Amy Goodman，Juan Gonzalez)创办的国家范围的、独立的、日常的新闻项目。自由出版吸引了无数注意力，包括获得知名人物莫耶斯(BillMoyers)，方达(Jane Fonda)以及令人尊敬的牧师杰克逊(JesseJackson)的支持。它还资助了一个媒介改革的年度会议并吸引了数千人参加，包括学者、媒介行动主义者、政治家、工会主义者，而过去这样的会议只可能召集至多几百人。这一点说明了我们目睹着一个围绕媒介改革议题的一场民粹主义的剧变。

媒介改革运动的风起云涌可以归因于以下普遍的观念：在内容多样性的尺度下取消限制媒介所有权以及限制主要的光纤、卫星和其他媒介公司可以向消费者收取的费用的规则，已经威胁到了媒介民主、媒介质量以及对必要服务的普遍接近权的现状。过去五年，美国一百一十万媒介工作中有将近二十万个丢失，具大的失业率揭示了媒介融合是一个巨大的劳动节约项目，它正在侵蚀新闻业的质量以及其独立性的现状。为反对这些趋势，自由出版动员行动主义者，游说政治家，并且利用媒介(包括莫耶斯自己的公共电视秀)去催生另类媒介。这包括结束掌控在少数几个巨型国际公司中的新老媒介的集中，支持内容的多元化以及富有活力的论辩，创造能够保障普遍接近必要的电子传播和因特网服务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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